中国佛教史
  任继愈《中国佛教史》·二、在英国
 

二、在英国

  英国对佛教的研究与它在东方的殖民主义统治是分不开的,它的理论出发点则是基督教中心说。1788年,英国皇家亚洲学会成立,殖民地当局扶植对巴利文和梵文的研究。1824年,英国传教士克拉夫出版了《巴利语文法和语言》,1875年,英国驻锡兰总督秘书正·c·奇尔德斯完成了《巴利语辞典》,由此开展了对巴利语佛典的研究。1881年,李斯·戴维斯建立了巴利圣典学会,出版了校订过的巴利文原典与部分英译、法译、德译等多种译本,这个学会的会刊刊载有关佛学的研究论文。这个时期出版了相当一批有关巴利文佛教和语言的学术论著,形成研究上座系的学派。

  英国驻尼泊尔公使霍格森在当地搜集了近400部梵文佛典,开始了欧洲人对梵文佛典的译介和研究。此后,丹尼尔·莱特和法国人希尔万·列维,也在尼泊尔搜集了另一批经典,继续为欧洲提供研究对象。同一时期,马克斯。缪勒通过南条文雄和高楠顺次郎,转向日本搜集佛教经典,由他刊行的《东方圣书》和《逸书集》,收有《阿弥陀经》、《般若心经》、《法华经》、《佛所行赞》、《法集名数经》等梵本或英译本。这些梵文经典的问世,又提高了学者对大乘佛教的兴趣。《梵英辞典》编撰人、梵语专家威廉姆斯出版了《佛教》一书。自1891年鲍尔斯在库车发现了桦树皮抄本佛经以后的几十年,西方一些学者以探险家身份在中亚和中国新疆,掀起了掠劫文物的高潮,其中英国人斯坦因劫夺最富。他们的考察报告和展示的文献,也刺激了英国对大乘佛教的研究。

  对于中国佛教文献,西方学者最注意的是古代僧人西行的游记。1884年,S·比尔出版了《大唐西域记》的英译本,再版时又增收入《法显传》和惠生的《使西域记》,1888年,又翻译出版了《慈恩法师传》。英国学者对这些珍贵材料进行了艰苦的研究,成果之一是托玛斯·沃特斯在本世纪初发表的《大唐西域记考证》。19世纪末来华的传教士约瑟夫·埃德金斯(1823—1905),曾长期活动于京津沪地区,也考察了中国的宗教状况,所著《中国宗教状况》(1859年)、《中国的宗教》(1877)、《中国的佛教》、《北传佛教中的涅槃》(1881)、《中国佛教介绍》(1885)等,向英语国家传播中国佛教的信息,尽管他是站在基督教徒立场说话的。此外有关中国佛教研究的还有E·J·艾特尔的《佛教三讲》(1871)和《沸教》(1871),劳维斯·霍得斯的《佛教与中国佛教》(1924),S·比尔的《佛教三藏》和《中国的佛教文献》(1882)等。

  英国对于印度佛教古迹,也进行了深入的考察和研究。首先是詹姆斯·普林塞普解读了阿育王法敕的碑铭,并于1837年在孟加拉皇家亚洲协会学报上发表了这一成果。据此引发了亚历山大·坎宁汉和文森特·史密斯等人对于阿育王与佛教关系的研究。坎宁汉在山奇、菩提伽那等佛教遗址发掘中也作了相当大的努力。此外,英国学者对阿施陀佛教石窟艺术也进行了研究。

  自19世纪末,佛教在英国开始被引入社会生活实际,诗人阿诺尔德的《亚洲之光》(1880)和卡洛斯所著《佛陀的福音》(1897)起了推动作用。著名的佛教神智学会在伦敦也展开了活动。布拉沃茨基夫人所著《密教》与《沉默的声音》两书,对英国宗教思想有相当影响;神智学会还用英语出版了其它一些介绍佛教人物和典籍的小册子。据认为,神智主义在维多利亚朝时期,使英国人对科学与宗教的信条发生了松动,因为它要求以佛教伦理为准则,把道德观念建立在理性主义的科学基础上,他们的活动在英国产生了反响。1890年,阿兰·贝纳(?—1932)拜读了《亚洲之光》而皈依佛教,并开始研读佛经。1898年,他漂洋过海,向斯里兰卡求法,后又去缅甸组织赴英传法使团,1902年,落发为僧,法名阿难陀弥勒。他在仰光建立了国际佛教协会,发行《佛教》刊物,1907年为欢迎缅甸来的传法使团,在伦敦成立了大不列颠爱尔兰佛教协会,由李斯·戴维斯担任会长。翌年,阿难陀弥勒带领一批佛教徒回到伦敦传法,他们身着僧衣,严守过午不食、手不捉金钱等戒律,半年后重回缅甸。此外,1906年,在海德公园一角,佛教徒杰克逊·培恩经常讲道,并筹建了英国佛教协会,即爱尔兰佛教协会前身,出版季刊《佛教评论》和发行宣教品。

  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阿难陀弥勒曾回到伦敦,力图复兴沉寂已久的佛教协会活动,但成果不大。1922年协会解散,《佛教评论》停刊,次年,出版了他的《雅利安智慧》。与此同时,缅甸曼德勒佛教协会及克里斯马斯·汉弗莱等,也在伦敦传教,并组织了“伦敦佛教徒联盟”。1924年,伦敦神智学会又组织了佛教部会,汉弗莱任会长。1926年,这个部会的马奇创立了《英国佛教》月刊,1943年后改名《中道》,延续至今。

  1925年锡兰大菩提会达磨波罗来伦敦传法,成立了大菩提会伦敦分会,出版《英国佛教徒》,后改称《法轮》,出到1935年。1928年,大菩提会在伦敦兴建了英国的第一座寺庙。同年,斯里兰卡向伦敦分会派遣了3位传法比丘,其中2人到剑桥求学,取得博士学位。此后,分会一直同僧伽罗佛教保持密切联系。此前,即1926年,佛教部会与神智学的主张发生冲突,遂退出神智学会而独立,1928年创刊《何谓 佛教》。

  在30年代,这两个佛教团体积极展开活动。1936年,在伦敦召开了世界信仰会议,铃木大拙、马拉拉塞克拉和拉达克里希南等会聚一堂,介绍了东方宗教。第二次世界大战影响了这两个组织的活动,但仍有铃木大拙用英文写的禅论著作流行。1943年佛教协会在伦敦大英博物馆附近建立本部,出版《中道》刊物,还发行铃木大拙的著作。1945年,中国、日本、泰国、缅甸、斯里兰卡的僧人聚会伦敦,达成了世界佛教徒协议,以伦敦佛教协会名义发表了《佛教十二原则》,以16种文字流行。它的基本精神为1950年在仰光成立的世界佛教徒联谊会采用。

  1948年,A·兰特夫人在伦敦建立佛教精舍协会,出版《西方佛教》,1954年精舍建成,一直由斯里兰卡僧人住持传法。到50年代,在曼彻斯特、伯明翰、牛津、剑桥、布莱顿、爱丁堡都有佛教团体成立。英国佛教协会本部设有一个藏书颇丰的图书馆,一座佛教寺院。本部会址经常举行讲演、布道活动。

  由于近代大英帝国对西藏的特殊关心,一些英国学者对藏传佛教也颇多研究。除斯坦因等人以外,黎吉生在1962年和1968年分别出版了《西藏简史》和《西藏文化史》,站在殖民主义立场描述西藏地方与中央政府的关系,对西方歪曲地认识西藏历史与文化有很大影响。斯尔内格罗夫(1920——),伦敦大学藏文教授,英国西藏研究所所长,著有《佛教的喜马拉雅山》、《喜金刚坦特罗》、《西藏文化史》、《佛像》等。从70年代开始,藏传佛教也在英国有所传播,包括空仁波且喇嘛建立的桑那林西藏中心,土登益希和素巴仁波且主持的文殊室利研究所等,都是以瑜伽禅法吸引英国以至西欧信徒。

  据说,1970年联合王国共有佛教徒8万人,到1980年增至12万人以上,藏传佛教信徒约占一半,有12个佛教中心和45个教团组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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