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佛教史
  任继愈《中国佛教史》·二、缅甸上座部佛教的昌盛
 

二、缅甸上座部佛教的昌盛

  1044年,阿奴律陀的蒲甘王朝统一缅甸。据缅甸《琉璃宫史》记载,他听从来自孟人国家直通上座阿罗汉的劝告,决定废止泛滥成灾的阿利教,恢复和发展上座部佛教。他遣使向直通国王摩奴哈迎请三藏佛典和舍利,遭到拒绝,遂发兵破城,俘获包括国王、工匠等在内的僧俗3万人,用32头象驮30部三藏和佛舍利回蒲甘。以后,他以搜集三藏和舍利名义,继续四处征战,成为缅人建立统一国家的重要措施。阿奴律陀将得来的30部三藏由孟文译成缅文,又派人去斯里兰卡求回锡兰三藏,由阿罗汉作了校读。为供奉佛舍利,他还决定兴建瑞寿宫宝塔。塔的结构为实心,周围有37个地方纳特(精灵)环绕,形成佛教与土著信仰结合的典范。他未能完成此项工程就死了。

  阿奴律陀时期,缅甸佛教与斯里兰卡开始结下不解之缘。1067年,阿奴律陀应维阁耶巴护王一世的请求,向楞伽岛派去了满载物资的船只,支持驱逐注辇人的斗争。此后又派遣佛教传戒使团,帮助斯里兰卡重建上座部僧伽。这个使团在楞伽岛搜集并抄写了大量散佚的佛经,在1077—1084年间先后送回蒲甘。其中重要的巴利文经典都译成缅文。11世纪,在蒲甘建立的波睹丹耶寺,有壁画数百幅,保留至今,上面即有巴利文佛经及孟语注解,说明“纯正的”上座部佛教此时已经在缅甸扎下根来。

  江喜陀时代(1084—1113),壮丽的瑞寿宫塔终于完成了,塔下供藏着维阁耶巴护一世赠送的佛牙舍利。江喜陀还在国内广建塔寺,其中最有名的是阿难陀塔。他本人崇尚盂人文化,信奉佛教,但他的加冕典礼却是按婆罗门仪式举行的,说明蒲甘王朝及其周围印度教的影响依然很大。在他立的众多石碑中,有一块铭文说,佛陀曾经预言江喜陀将于世尊入灭时建造室利差罗城(卑谬),并且将于1084年在蒲甘为王,在更遥远的未来复为佛陀。从得楞孟人的碑铭中可以知道,他还是第一个在印度菩提伽耶修造寺庙的缅甸王。另一块铭文记载,某位注辇王子曾到过缅甸,并在江喜陀的劝说下放弃印度教,皈依佛法。江喜陀对缅甸佛教史的主要贡献是继续搜集巴利文藏经并加以整理。他为了收藏和研究这些经典,建筑藏经楼,他的一个儿子出家后率领一批僧人在这里探究学问。

  江喜陀的继承人阿隆悉都(1113—1167在位),也是虔诚的佛教徒。尽管他的治下叛乱迭起,依然广建塔寺,其中冰瑜寺完全可以同阿难陀寺相媲美。传说阿隆悉都还是缅甸佛教文学的创作者,他在瑞姑寺的巴利文铭刻中留有一首诗歌,表达他乐于帮助一切人超越生死轮回的愿望。

  在那罗波帝悉都时期(1173—1210),发生了缅甸佛教史上的一件大事。地位相当于国师的乌多罗耆婆,于1180年率领一批门徒前往锡兰,其中他的弟子车波多在这里呆了十年之久,并在大寺受具足戒,参加了锡兰僧团。此后车波多带着弟子重回缅甸,即以大寺戒法为正统,否认其他缅甸僧人的合法性,拒绝与他们一道举行法事。那罗波帝悉都王支持车波多等人的作法,同意他们在缅甸弘扬大寺戒法和仪式。

  缅甸佛教由此分为前宗和后宗。后宗便是自居正统的僧伽罗僧团,也称大寺派。前宗则指源于直通孟人一系的承传系统,尽管它也来源于南传上座部。

  缅甸佛教最终统一在大寺派之下。大寺派进行了改革,使佛教深入到了民众生活。在它的刺激下,前往斯里兰卡求法求戒的僧侣络绎不断,同时影响缅甸境外的泰族、老挝及柬埔寨,意义深远。到了下一个历史时代,当伊斯兰教赢得马来亚和印尼人民的信仰时,佛教仍然保持着它在东南亚其他国家的统治地位,原因之一,在于大寺派具有广泛的群众性。相对而言,马来群岛诸国,不论湿婆及毗斯奴的印度教,或梵语系统的小乘及大乘佛教,大致都限于宫廷范围,主要功能是神化王权贵族,缺乏人民的深层信仰。

  到13世纪的最后20年,在元帝国的攻击下,蒲甘王朝崩溃。此后国内动乱,持续了200年,最后出现以阿瓦和勃固为中心的两个国家。

  15世纪下缅甸的孟人国家勃固,继续奉行佛教。信修浮女王(1453—1472在位)以大量黄金涂饰瑞寿宫塔,并为它增建了附属僧院,成为今缅甸文化的象征。女王还向斯里兰卡派出求法教团,再次激起国内的佛教热情。这一运动的中心在迦耶尼寺,该寺得名于锡兰的佛教圣地迦尼耶河。被派往楞伽岛求法的僧人,在迦尼耶河的木筏上受戒,回国后形成了缅甸的另一大派罗曼那派。

  信修女王的女婿达摩悉提(1472—1492在位)原来也是迦耶尼寺的僧人,被佛教徒视作理想的法王。1475年,他遣使臣率22位上座长老前往锡兰,按大寺法受戒,并研习经典。

  后为这批学成归来的僧人在京城西郊另辟清净地界,专为国内青年比丘授戒传法。这是罗曼那派的正式出现,势力逐渐强大,一直传播到今日的泰国、柬埔寨和斯里兰卡。达摩悉提王还派使者前往印度,求得菩提伽耶菩提树的分枝,描绘伽耶寺的图样,回国后建造寺塔僧院。当时的佛教共有六派,分属于柬埔寨和锡兰系统。达摩悉提要求他们一律按大寺制度,在他指定的上座苏伐那索跋纳主持下重新受戒,统一起来,由一个上座部僧团指导。从15到16世纪,是勃固佛教最繁荣的时期。

  从18世纪开始,缅甸佛教僧团就僧服穿着是全衣还是袒肩的问题,展开了争论。“袒肩派”和“全衣派”都声称自己的行仪符合正统戒律,先后争论了75年,直到孟云王(佛陀波耶,1781—1819在位)宣布全衣派合法才告结束。但直至今日仍有袒肩的僧人,说明袒肩派并未因此而消失。

  1871年,曼同王(1853—1878在位)在曼德勒召开了南传佛教史上第五次结集,有2400名比丘参加,由三位博学的上座轮流主持。这次结集考订对校了以巴利文为主的各种文本的南传藏经,并将结集的三藏镌刻在729块石碑上,立于曼德勒的拘他陀寺,四周环绕45座佛塔。刻石5年方成,至今犹存。

  在13世纪蒙古入侵之前,缅甸的佛教文化得自最初的孟人国家。到了东吁王朝(1531—1752),政治和文化的领导权才完全转到缅人手中。整个雍籍牙时代(1752—1885),缅甸所有的君主都扶持佛教,既使佛教深入民众,也促进了学僧对经典的研究,特别是对《摩奴法典》及阿毗达磨的研究。孟云王在位时,吴貌东上座从印度迎来大批梵文经典,在一些婆罗门协助下,展开了对星象、医学和文法的研究,并将许多经典译成缅文。

  从蒲甘王朝开始,历朝君主大都从事佛塔佛像的兴造活动,同时拨给大量土地和劳力维修塔寺,供养僧众。孟云王时代,王太子进攻阿腊干地区,迎取那里的大牟尼佛像送回曼德勒;又拨250名战俘给供养这一佛像的寺庙。这种耗费民力民财的佛教活动,在缅甸也史不绝书。

  缅甸佛教有自己的本色,这就是与传统的纳特崇拜和祖先崇拜的结合。缅甸人历来相信大地、虚空、森林、山谷、家宅、村寨等都有精灵司理,均须按一定仪式进行祭祀。曼同王曾明令取消这种不符佛说的淫祀,但效果极微。相反,有些祭祀往往转变成了佛教节日。最有代表性的是作为“水祭”的泼水节。这原是为祭祀一切纳特之主“塔伽王”(塔伽即蛇,或印度神话中的因陀罗大神)的,反映人们对于司雨者的敬畏和崇拜,尔后就成了盛大的佛教节日。

  佛教与缅甸人生活的密切关系表现在许多民俗习惯上。男孩长到7、8岁,都要到寺庙中过一段出家生活,时间一般在“夏安居”的雨季三个月。届时举行出家仪式,男孩效法佛释迦和达摩悉提王故事,身着王子打扮,在家人的簇拥下进入佛寺。习俗认为,男孩出家对己对家都有功德,社会上则认为是有教养的表现。

  在家的佛徒,必须接受比丘关于三皈五戒的教诲,再请僧人念诵巴利文的护咒经。佛徒追荐先祖,要请僧众在家供养,饭后僧众唱颂佛偈,与此同时,施主将一杯水滴入一个容器中,为故去的先祖默默祈福,称作“滴水咒愿”。佛徒还特别重视种种定期的佛教行事,例如每月有4天持斋的布萨日,夏安居结束有灯节,纪念世尊诞生成道寂灭有卫塞迦日,还有祭祀佛塔等等。其中大的行事也是节日,常常伴有舞蹈、演戏等活动。

  16世纪以来,缅甸也先后经受了葡萄牙、荷兰和英国殖民主义的武装侵略,随之基督教传教士于1689年进入缅甸,1885年,最终沦为英国殖民地。佛教成了反对外来侵略,抵制外来宗教势力的重要力量。20世纪初,民族主义在东方觉醒,缅甸僧人积极地投入政治斗争,1906年创立了佛教青年会,倡导民族觉悟和人民团结,其中的一些激进分子还加入了政治团体,甚至组织政党。1930年以后,佛教青年会改组为“缅甸人民联合会”,由著名的爱国比丘吴欧德马和吴沙威领导。吴欧德马曾到过印度,受到甘地不合作运动的启发,于1923年起领导缅甸反英统治的宣传和组织活动。他与吴沙威多次被捕入狱。吴沙威绝食死后,激起了缅甸人更大的抗英风暴。1938年缅甸全国罢工,反抗殖民政府,17名死难者中有7位比丘。1948年缅甸独立后,政府实行佛教社会主义政策,直到60年代初,对佛教复兴运动给予政治和经济的支持,包括创办弘法学院和国际高级佛教研究院等。1954—1956年,由国家出面,举行了南传佛教的第六次结集,有7个国家、2500比丘参加。1961年8月,缅甸议会通过第三次宪法修正案,宣布佛教为缅甸联邦的国教。1962年8月以后,国家宣布宗教信仰自由,取消佛教的国教地位,同时采取一系列限制僧侣干预政治的措施。

  今日缅甸的佛教僧团经过多次分合,主要有三派:善法派、瑞琴派和门派。全国佛寺约2万所,佛徒占总人口的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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