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佛教史
  任继愈《中国佛教史》·二、禅宗和日本文化
 

二、禅宗和日本文化

  在中日文化交流史中,隋唐至宋元明对日本的影响最大。隋唐文化对日本奈良和平安文化,宋元明文化对鎌仓、室町乃至江户时期的文化都发生过直接的多方面影响。在宋元明文化输入日本的过程中,中日禅僧起了媒介和桥梁的作用。

  中国宋代不少僧人提倡三教合一,契嵩(1007—1072)写《辅教篇》推崇儒家孝道,主张佛儒并重,说“曰佛,曰儒,曰百家,心则一,其迹则异”。此后大慧宗杲等人也提倡儒佛一致论。不少中国禅僧对儒学有很深造诣,他们东渡日本,在传禅之余也讲儒学。日本入宋求法者也受到这种影响,除学禅受法外也学儒学。

  最早把宋学传入日本的是京都泉涌寺的俊芿。建久十年(1199)入宋学天台、禅和律,建历元年(1211)回国,除带回大量佛典外,还带回大量儒书。此后,日禅僧圆尔辨圆从宋带回朱熹注的《大学》、《孟子》及《中庸或问》、《五先生语录》(周敦颐、程颢、程颐、张载、朱熹的语录)等。他曾应诏给龟山天皇讲“三教微旨”和“禅要”,为后嵯峨上皇及文武官员讲《宗镜录》,并为掘河源太师写《三教要略》。他还为幕府执权北条时赖讲《大明录》。《大明录》是宋未居士圭堂编的,引禅宗语录80余种,从禅宗的立场系统论述儒释道三教一致的思想。辨圆对日本朝廷、武士及禅宗界重视儒学及三教一致思想,影响很大。

  中国入日本传禅的僧中,兰溪道隆和一山一宁对传播宋学最有影响。兰溪在上堂传授禅法时常借用儒学《四书》中的思想进行发挥,现存《大觉禅师语录》中有的地方讲“天下大事非刚大之气不足以当之”,“世间之法既能明彻,则出世间之法,无二无异”(卷上):有的地方对周敦颐《通书》中的“圣希天,贤希圣,士希贤”的观点进行发挥,说:“盖载发育,无出于天地,圣人以天地为本,故曰圣希天;行三纲五常,辅国弘化,贤者以圣德为心,故曰贤希圣;正身诚意,去佞绝妄,英士蹈贤人之踪,故曰士希贤……”(卷中)通过对僧侣参禅者说禅,把宋儒的哲学杂揉到佛法之中。一宁在传禅之余还就“儒道百家、稗官小说、乡谈俚语”(《行记》)等方面回答僧俗信徒的谘询。后来著名的汉学僧人虎关师鍊、雪村友梅曾从他受学。

  在日本文化史上所谓“五山”禅僧的贡献很大。“五山十刹”是在全国禅寺中选出五个规定为最高位的寺院,在它们之下再置十所禅院。据说这种制度是仿照南宋的做法。鎌仓末年在嫌仓开始设立建长寺、圆觉寺等为五山,此后又扩大到京都,把南禅、建仁、东福诸寺也列于五山之中。但“五山”未必是五寺。到室町幕府足利义满时才正式制定“五山十刹”之制。至德三年(1386)规定把京都的南禅寺置于五山之上,以京都的天龙、相国、建仁、东福、万寿五寺和鎌仓的建长、圆觉、寿福、净智、净妙五寺共同作为全国的五山。所谓“十刹”,是地位仅次于五山的十座寺院,虽有建置,但变动次数很多,到15世纪末已达46座。在五山之上设“僧录”一职,负责任免五山十刹及著名禅寺的住持及有关诉讼裁判、接受寺田、缴纳税金等事务,后来还为幕府起草政治外交的文书。所谓“五山禅僧”泛指在五山十刹及在它们影响下一切官寺中的禅僧,一般不把临济宗中的“反主流派”的“应灯关派”和曹洞宗包括在内。

  祖元的佛光派禅系在高峰显日之后出了梦窗疏石(1275—1351)非常有名。他受到室町幕府的开创者足利尊的皈依,并为“七朝帝师”而受到朝野尊重。他劝幕府建天龙寺,为解决资金问题,派贸易船入元经商,以其利金充造寺之用。著有《语录》、《西山夜话》、《梦中问答》、《和歌集》等。弟子有无极志玄、春屋妙葩、龙湫周泽、义堂周信、绝海中津等,是五山禅僧中的重要人物。春屋妙葩(1311—1388)首任僧录,以京都相国寺为中心,在全国盛倡临济禅风,著有诗文集《云门一曲》及《语录》等。他主持出版了多种佛书和外典著作,对五山文学的发展促进很大。从他开始,陆续出版了许多书籍,后世称为“五山版”,其中有《五灯会元》、《禅林僧宝传》、《百丈清规》、《圆悟心要》、《黄龙子世录》等等。所印《辅教篇》十分流行。

  虎关师鍊(1278—1346)前后从一山一宁及东山湛照学禅,善写汉诗汉文,除用汉文写了日本最完整的一部佛教史书《元亨释书》30卷外,又写了《济北集》20卷。此书前6卷为诗稿,7卷以下为文稿,11卷是诗话,最后2卷是论述宋学,对《大明录》及朱熹、司马光的观点作了批评。继其学的有中岩圆月,他写有《东海一沤集》、《一沤余滴》、《中正子》、《文明轩杂谈》等,被认为是当时朱子学的泰斗。师的另一弟子雪村友梅所著《岷峨集》也颇有名。

  义堂周信(1325—1388)对汉学很有造诣,认为孔孟之书属“人天教”,可作为“助道”的参考,从这个意义讲“儒书即释书也”。因此他钻研儒学,写有《空华日工集》及《空华集》。他的同学绝海中津的诗文集《蕉坚稿》也是五山文学的代表著。到室町中期以后,出了一些从事汉籍注释的禅僧。瑞溪周凤(1392—1473)精于苏拭的诗,收集诸说撰《脞说》25卷、《补遗》1卷。又写有《善邻国宝记》、《卧云日件录》、《刻楮集》等。《善邻国宝记》是日中、日朝往来的外交文书集,其中也对幕府外交政策提出自己的见解。此后以抄释著称的有桃源瑞仙(1431—1489)。他好读儒释之书,抄《史记》、《周易》、苏轼诗文等,著有《史记抄》、《百衲襖》(抄《周易》)、《蕉雨余滴》等。此外,桂林德昌撰《史学提要抄》。天龙寺的策彦周良(1501—1579)曾作为遣明正史两次入明考察贸易,写有《谦齐杂稿》、《谦齐诗稿》、《南游集》,又写入明游记《初渡集》、《再渡集》,是研究室町时期中日交通和中国当时佛教情况的宝贵资料。

  在宋学,特别是程朱理学方面,五山禅僧在传播和研究方面做出重要贡献。东福寺的岐阳方秀(1361—1424)对朱熹新注《四书》加以“和训”,即在汉字旁用日文假名译出大意,使不懂汉文的人可以大体读懂。他还著有《不二遗稿》。门下惟肖得岩、云章一庆等弟子比较有名。得岩为幕府掌外交文书,一庆以讲学著称,曾讲《百丈清规》,想整肃禅林,弟子笔录为《百丈清规桃源抄》(或作《云桃抄》),对程朱学说多有介绍。桂庵玄树(1427—1508)曾在建仁寺、东福寺学《四书》新注,应仁元年(1467)随遣明使入明,在苏杭之间留学7年,精《尚书》,回国后到萨摩藩(今鹿儿岛),受到该藩领主岛津氏的厚遇,为他建寺请他讲学。桂庵在此讲授宋学,并刻板印行新注《大学章句》,此为日本刊行朱熹新注之始。他把方秀的和训方法加以改进,授与门人,后人称为“桂庵和尚家法和点”。各地前来听玄树讲学的学人很多,据说明朝有人赞叹:“萨都新兴仲尼之道,移东鲁之风。”他著有《岛阴渔唱》、《岛阴杂著》、《南游集》等。五山禅僧对宋学的宣传和研究,为江户时代儒学摆脱佛教而独立奠定了基础。江户时代朱子学的开创者藤原惺窝出身于相国寺,林罗山出身建仁寺,山崎阇斋出身妙心寺。

  由于中日禅僧的往来,水墨画也开始盛行。在禅宗内部,师傅传法于弟子时往往授以自己的“顶相”(肖像)作为印可的证明,上面还提上赞辞。日僧辨圆、绍明、道元等人都从中国带回先师的顶相。禅宗崇尚自然,也推动了以山水自然为内容的水墨画的盛行,禅僧中的默庵、可翁是早期的水墨画家。东福寺的兆殿司(吉山明兆,卒于1431)以画佛画人物著称。周文不仅善画。而且精干雕刻,他的清雅的笔法对后世画坛影响很大。最著名的画僧是雪舟等杨(1420—1506),曾入明跟李在、长有声学画法,所绘《山水长卷》、《秋冬山水图》、《天桥立图》等十分有名,对后世狩野派、云谷派、长谷川派很有影响。此外,禅宗对日本的书法、雕刻、造园艺术以及花道、茶道、能乐、俳句等也有很大影响。

  室町时期,禅宗名僧受到幂府和各地大名领主的重用,常参与军政外交机要。他们或作为幕府的使者斡旋于幕府与各地大名之间,或作为国使出使中国和朝鲜。外交文书由禅僧起草。从公元1401年到1547年的近150年之间,与明的正式十多次外交,几乎全派禅僧担任使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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