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佛教史
  任继愈《中国佛教史》·一、高丽王朝中后期佛教概况
 

一、高丽王朝中后期佛教概况

  与前期相比,中后期历代国玉更加崇奉佛教。他们当中有不少人受菩萨戒,经常读经拜佛。常请禅僧说禅,设百座法会请僧讲经,举办各种修忏法会,或求雨,或祈福消灾,或求国泰民安,公元10世纪末至11世纪初,北方契丹3次入侵,11至12世纪之交,女真入侵,13世纪,蒙古前后6次入侵。

  在这种情况下,笃信佛教的国王一再到寺院设供,举办法会,甚至发愿和实施雕印《大藏经》,祈求佛菩萨和善神的佑助,击退外敌,国王滥建寺院,度良民为僧,向寺院施舍大量土地财物,对国家财政构成严重危胁。忠宣王五年(1313)让位于忠肃王,自为“上王”,每天饭2千僧,点2千灯,5日可饭僧1万,点灯1万,称之为“万僧会”。浪费之大由此可见。

  由于佛教势力急剧膨胀,僧侣在政治上的影响也增大。

  仁宗(1123—1146在位)宠信的僧人妙清,权势很大,最后谋反,遭到朝臣杀害。恭愍王(1352—1374在位)宠信僧人遍照(辛旽),让他参与国政,权力倾朝,“百官诣门议事”,后以“谋逆”罪被朝臣处死。此外,在明宗(1171年)和高宗时(1217年)都发生僧人武装暴乱事件,人数成百上千,被杀的很多。

  关于高丽中后期社会上流行的佛教宗派,史书上有所谓“五教二宗”的说法。但具体所指,有不同的见解。常见的说法说:“五教”包括戒律宗、法相宗、法性宗(三论宗)、圆融宗(华严宗)、天台宗;“二宗”指禅寂宗(禅宗)以及新成立的曹溪宗(也属禅宗系统)。但在一般书中,“五教二宗”往往是整个佛教界的代称,如元宗二年(1261)“设五教法席于内殿”,十四年(1273)“幸贤圣寺,集五教两宗僧徒”,恭愍王十九年(1370)“设工夫选,大会两宗五教袖子”等等。“五教”简称“教”,指禅宗以外的以佛教经论为依据的宗派,“二宗”简称“宗”,指“教外别传”的禅宗。

  为选拔高级僧人指导传教和管理僧尼事务,从高丽初期就开始设置僧侣考试制度,至宣宗时(1084—1094)制度已达完备。一般称此为“僧科”。僧科仿进士科举制,每3年一选,试以佛教经、论。到高丽末年以至李朝时期,禅宗僧则试以《景德传灯录》及高丽慧湛的《禅门拈颂集》;教宗僧则试以《华严经》及《十地经论》。通过僧科考试,僧人可得到不同的阶位。禅宗的法阶有大选、大德、大师、重大师、三重大师、禅师、大禅师;教宗的法阶有大选、大德、大师、重大师、三重大师、首座、僧统。全国最高的僧官是“王师”和“国师”。王师与国师必须从上述禅宗的禅师、大禅师和教宗的首座和僧统中任命。

  高丽的僧尼管理制度是仿照唐宋而建立的。新罗时期已设僧官,高丽王朝继承并有发展,设左右街僧录司统摄僧众,主管一切佛教事务及宾馆威仪的事情。僧录司设僧维、僧正、副僧录、都僧录,统摄两街僧录的是左右两街僧统。

  高丽末年,随着儒学的兴起,佛教的干政和日趋腐败,逐渐引起排佛之风。高丽忠烈王时(1275—1308)置国学,派人入元画回孔子和72弟子像供奉,购祭器及儒家经书,建大成殿和学宫,培养儒生。此后儒学渐兴,恭憨王十六年(1367)命郑梦周等为学官,增置生员,授朱亮《四书集注》,“程朱性理之学始兴”。郑梦周被推为“东方理学之祖”,令土庶仿朱子家礼,立家庙,奉祖先之把,致力发展儒学。辛昌(废王)时(1388)典法判官赵仁沃上疏指出佛教“固非所以治天下国家之道”,批评“近世以来,诸寺僧徒不顾其师寡欲之教,土田之租、奴婢之佣,不以供沸僧而以自富其身;出入寡妇之家,污染风俗:贿赂权势之门,希求巨利,其于清净绝俗之教何?”建议收土地于官府,对僧徒严加管理。恭让王二年(1390)儒者郑梦周上奏说儒者之道“至理存焉,尧舜之道亦不外此”,而佛教教人“辞亲戚,绝男女,独坐岩穴,草衣木食,观空寂灭为宗”,不是“平常之道”。此后,大司宪成石璘等人又上疏,批评佛教”无父无君”,“以毁纲常”,师其法必国灭绝祀。直到高丽灭亡前夕,大臣和儒者郑道传等多人连续上疏批评佛教妄谈祸福,劳民伤财,危害国家,应当革除。这些排佛之论,是李朝兴儒排佛的先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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