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佛教史
  任继愈《中国佛教史》·二、辽金佛教
 

二、辽金佛教

1.辽代佛教

  兴起于辽河流域的契丹人,在耶津阿保机率领下,于916年建起了统一的大契丹国,947年,改国为大辽,建都于今内蒙古巴林左旗南,称作“皇都”(后改名“上京”)。

  983年,恢复旧国号,1066年再称大辽国。其领域曾东起黑龙江口和日本海,西至阿尔泰山,北自克鲁伦河,南抵雁门关和河北霸县一带。1125年被金所灭,前后9帝210年。契丹族的佛教,是随着契丹贵族逐鹿中原,与汉民族接触日益紧密而传入的。

  天复二年(900),阿保机破河北、河东九郡,徙汉民于潢河之南的龙化州(今内蒙古翁牛特旗西),在辽地建起第一座寺庙开教寺。契丹国建立后,加强了对汉文化的吸收和移植。918年,“诏建孔子庙、佛寺、道观”。927年,阿保机渤海国(黑龙江宁安县西)后,“乃制契丹文字三千余言”。因于所居大部落置寺,名曰天雄寺,安置由渤海国迁来的僧人。

  936年,耶律德光取得燕云十六州,改幽州为燕京(北京西南),走上封建化道路,佛教进一步受到重视,会同五年(942),“闻皇太后不豫,上驰入侍汤药必尝。仍告太祖庙,幸菩萨堂,饭僧五万人”。说明佛教上京已有相当大的发展。

  圣宗耶律隆绪在位,辽进入全盛时代。汉文化实际上已成为辽统治层的文化,隆绪于释、道二教皆洞其旨。统和二年(984),为其亡父忌日,诏诸道京镇遣官,行香饭僧。统和四年,诏上京开龙建佛事一月,饭僧万人。据《辽史》记载,圣宗时期曾数次禁私度、滥度僧尼,乃至沙汰僧尼。这表明,当时辽境内佛教的急剧发展,已到了国家难于控制的程度。此后,兴宗耶律宗真更受具足戒,“儒书备览,优通治要之精,释典咸穷,雅尚性宗之妙”。同时大量兴建寺塔,举行佛事供养,给僧侣极高的社会政治地位,“僧有正拜三公、三师兼政事令者,凡20人,以致贵戚望族化之,多舍男女为僧尼”。到道宗耶律洪基,辽代佛教达于鼎盛。据载,他曾一岁饭僧36万,一日祝发3千,他还鼓励僧人搜集、注释佛典,自己也研习佛教教义,尤擅华严教旨。

  辽代王室贵族以巨额布施支持佛教的发展,直接影响平民对佛事的投资,由此形成的寺院经济和社团组织,迥异于江南。秦越大长公主舍燕京私宅建大吴天寺,施田百顷,民户百家。兰陵郡夫人施中京(内蒙古宁城西)静安寺土地3千顷,民户50家,另有牛马钱谷若干。像懿德皇后一次施寺13万贯,也不算稀罕。此外,寺院领袖往往发动当地信徒组织所谓“千人邑社”,多方募集捐助,储备于寺。随着兴办的佛事不同,“社邑”的名称也不一样,如舍利邑、经寺邑、弥陀邑、兜率邑、太子诞邑、供灯塔邑等。这种寺院经济主要依赖外部扶植,一时显得十分强大,但由于缺乏自力更生能力,极易受到破坏。社邑的组织,加速了佛教信仰在民间的传播,除了与宋一样的净土信仰以外,还流行炽盛光如来和药师如来信仰。传说观音菩萨被尊为契丹族的保护神。民间喜用佛奴为小名,如观音奴、文殊奴等。

  辽代佛教诸派中以华严宗和密宗为最发达,五台山是这两个宗派的研习重镇,代表著作有上京开龙寺鲜演的《华严经谈玄决择》和五台山金河寺道硕的《显密圆通成佛心要集》。《决择》一书,表达了对当时禅、教互相排斥现象的不满,而以澄观、宗密两家的思想为指针,提倡禅、教融合。道硕的著作则进一步提倡显密统一,他说:“原夫如来一代教诲,虽文言浩瀚,理趣渊冲,而显之与密统尽无遗。显谓诸乘经津论是也,密谓诸部陀罗尼是也……九流共仰,七众同遵;法无是非之言,人析修证之路。”

  在显密统一中,对《释摩诃衍论》的研习最引人注目。中京报恩传教寺法悟为此论作《赞玄疏》等3种;燕京归日寺守 臻著《通赞钞》等8种,志福撰《通玄钞》等3卷。《释摩诃衍论》题为龙树著,筏提摩多译,实际上是对《大乘起信论》思想的密咒化,或者说,是力图把密教重建到《起信论》的哲学体系上,这与传统上以印度的瑜伽或中观为理论指导的密教有所不同。密宗的另一代表人物是燕京圆福寺的觉苑,他曾师事印度的摩尼三藏,注释《大日经》,实际上发挥的是一行的思想。因此,从整个义学看,辽代佛教更接近唐代佛教

  辽代佛教另一重要事件,是《契丹藏》的雕印成功。它始雕于兴宗(1031—1055),终于道宗(1055—1101),前后经三十余年,是继宋初《开宝藏》以后又一部完整的佛教大藏经。道宗以后,此藏的印本曾数度传入高丽。 

2.金代佛教

  1115年,阿骨打率女真完颜部于今黑龙江阿城县建立大金国。1125年,与宋联合灭辽;再过一年,攻占汴京,俘徽、钦二帝,灭北宋。其领域曾北自外兴安岭,南至淮河,西邻蒙古,东抵海岸。1235年,被蒙古与南宋联合消灭。前后9代,历时120年。

  女真族受渤海国和高丽国影响,在开国之前已有佛教流传,攻古辽、宋领地以后,全面吸收汉文化,其中包括佛教阿骨打为厚葬开国元勋宗雄,建佛寺一所。金太宗完颜最进一步将佛教引进王室,他曾迎旗檀像于燕京悯忠寺,每年设法会饭僧,并常于内廷供奉佛像。又曾为著名僧侣善祥、海慧等建造寺庙、佛塔。到熙宗完颜亶,加快了汉化的速度,提倡尊孔读经。他于上京立孔庙,亲往拜祭,又封孔子后裔孔瑶为衍圣公。与此同时,优礼名僧海慧、悟銤等。

  1153年,海陵完颜亮迁都燕京,志在灭宋,既轻视儒学,也限制佛教佛教曾一度遭受打击。到世宗完颜雍,金代进入全盛期,重又尊孔崇儒,保护佛教。从1162年到1184年,先后诏在燕京建大庆寿寺,赐钱2万缗,沃田20顷;在东京辽阳府建清安禅寺,度僧500;于仰山建栖隐寺,赐田,度僧万人。世宗即位之初,曾因军费缺乏,出售度牒、紫衣、师号、寺额,也刺激了佛教的发展。但世宗更重视儒家伦理,对佛教很注意管理,严禁民间私建寺庙。章宗完颜璟基本上继承了世宗的政策。1193年,诏请万松行秀到内廷说法,帝亲迎礼,开悟感慨,奉锦绮大僧伽衣。内宫贵戚罗拜拱跪,各施珍爱,建普度会。自1197年起,因财政困难,恢复出售度牒等办法,同时规定严禁私度,对在籍僧尼三年一试;僧尼必须拜父母、行丧礼。

  与辽代相比,金代的佛教政策受宋王朝影响更深,思想上也更多地与宋地佛教接近,主流也是禅宗。《大金国志》说:“浮图之教,虽贵威望族,多舍男女为僧尼,惟禅多而律少。”当禅宗临济宗势力南移时,曹洞宗在北方站住了脚跟。受章宗礼遇的万松行秀(1166—1216)就是其中最主要的禅师。据《五灯严统》本传,行秀“于孔老庄周百家之学,无不会通,恒业华严”,“儒释兼备,宗说精通,辩才无碍”。他兼有三教学问,常劝当时重臣耶律楚材以佛法治心,以儒治国,显然是宋代佛教主张的三教融合论的翻版。他的世家弟子李屏山(1185—1231),初宗儒学,为章宗时进士,后与禅僧交游,所著《鸣道集说》,反驳理学家的排佛论,提倡三教一致,以助师说,在当时影响很大。

  耶律楚材(1190—1244),自称“湛然居士”,出身辽皇室,致仕于金,后成为元初著名政治家。他曾从行秀参禅3年,亦倡三教一致。他说:“三圣真元本自同,随时应物立宗风。道儒表里明坟典,佛祖权宜透色空。”又说:“穷理尽性莫尚佛乘,济世安民无如孔教。用我则行宣尼之常道,舍我则乐释氏之真如。”。他的三教合一思想与行秀、李屏山是一致的,但立足点有所不同。行秀认为,佛法不仅可治心,也可以治国,具“正心、修身、家肥、国治”的全部功效。李屏山要求“会三圣人理性蕴奥之妙,要终指归佛祖而已”,都是站在佛教立场上立论。耶律楚材则始终从儒家立场说话,正如《湛然居士文集后序》的作者所评论的:“观居士之所为,迹释而心儒,名释而实儒,言释而行儒,术释而治儒。彼其所挟持者,盖有道矣。”

  金统治时期,又有一部重要刻本《大藏经》问世,这就是1933年在山西赵城县广胜寺发现的《赵城藏》。该藏发起人是比丘尼崔法珍,地点在山西解州天宁寺,大约于熙宗皇统九年(1149)开刻,至世宗大定十三年(1173)完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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