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佛教史
  任继愈《中国佛教史》·一、中南半岛佛教
 

一、中南半岛佛教

1.安南与林邑佛教

  自隋入唐,交州名称废止。唐调露元年(679),于今越南河内置安南部护府,史称安南。

  隋唐以来,交州依然是中国佛教与海外佛教交往的要冲。据《大唐西域求法高僧传》记,益州明远,南游诃陵、师子而至印度,即以交趾为附舶的出发点。益州会宁于诃陵将译出之《涅槃经后分》寄往交州,676年,再由交州都督遣使送往京都。凡经海路向南、向西去的僧侣,大都以此地为中转站。唐代在这里传教的僧人也不少,洛阳昙润,善咒术,闲玄理,路经交趾,“缁素钦风”。原康居人僧伽跋摩,唐高宗时奉敕至交州采药,适逢当地灾荒,人物饥饿,乃每日设法营办饮食,救济孤苦,涕泣外流,时称“常啼菩萨”,大有三阶教的作风。

  出自安南本地的名僧见于中国史籍的也不少,其中经海路求法者,有与唐僧昙润同游的运期,善昆仑音,颇知梵语,《涅槃经后分》就是由他送往中土的。窥冲是明远弟子,二人曾同时泛海经师子国至印度王舍城,其他如慧琰、木叉提婆(解脱天)、智行、大乘灯等,也都是冒险远游者。此外,还有一些应唐帝之请,入京讲经,与内地文士给交而知名的佛徒,如杨巨源作诗送别的奉定法师,贾岛作诗送别的惟鉴法师和黄知新居士等。沈佺期在安南时,谒九真山净居寺无碍上人,开首谓“大士生天竺,分身化日南”(越南清化以北)。来安南弘化的印度僧人中,也有精通汉学,并知名于内地士大夫的僧人。

  隋唐时期的交州安南佛教,实是内地佛教的一个侧面,但又具本地固有的特色,这主要表现在禅宗的发展上。据传,天竺毗尼多流支,汉名灭喜(?—594),574年游学长安,适逢周武灭佛,遂避难邺城,得受禅宗三祖僧璨心印;然后南下广州,居于制止寺,译出《象头精舍经》和《业报差别经》;580年抵达交土,驻锡北宁(在河山平省境内)法云寺,创“灭喜派禅宗”。此派影响越南极大,直至李朝太宗李佛玛还写诗赞颂。

  灭喜派第一代弟子法贤(560—626),曾四处传法,发展极快,前后在峰山(山西)、爱州(清化)、州(义安)、长州(宁平)兴建佛寺,其在慈山建造的众善寺,有弟子300余人。第四代清辩(?—686),居天德府华林(北宁东岸)建阳寺,专以《金刚经》传禅。此后,代有名师闻世。至第十代法顺,在黎朝建国中起过重要作用,被封为国师。《大南禅苑传灯录》说他“博学工读,负王佐之才,明当世之务。少出家,师龙树扶持禅师。既得法,出语必合符谶。当黎朝(980—1009)创业之始,运筹定策,预有力焉。”所著《菩萨仟悔文》最为著名。

  在400多年中,灭喜派的禅思想有很多变化。后人传说,灭喜本人也讲究“不立文字,不依言语,以心为印”。他形容的“心”:“圆同太虚,无欠无余”,属真如佛性说。清辩随法灯习《金刚经》,当是受唐室着重提倡此经的影响有关。及至法顺倡导菩萨忏悔,用符谶参与政治,使禅宗具有了新的特色。这一系禅法,也被称作“禅宗前派”。

  9世纪上半叶,无言通(?—826),在安南创立第二大禅派。无言通原籍广州,俗姓郑,于婺州(浙江金华)双林寺出家,后从百丈怀海学禅,唐元和十五年(820)来到安南,住锡北宁仙游县建初寺,收徒传禅,史称无言通禅派。他弘扬内地关于“心、佛、众生三无差别”思想,实行“面壁观禅”的达磨观法,所以又称“观壁派”。他强调“西天此土,此土西天”,以为心性“清净本然”,成佛不必心外别求,与《坛经》的观点大同。

  无言通的传法弟子是感诚(?—860),将建初寺经营成无言通禅派的重要基地。其第四代吴真流(930—1011),原有志于儒学,后入佛门,丁朝先皇帝尊之为匡越大师,历仕丁、黎、李三朝,担任僧统。这一系禅法,也叫“禅宗后派”。直到李朝统一,禅宗始终在安南佛教中占据统治地位。这与唐末五代以来内地佛教发展的总趋向是一致的。

  安南以南是林邑,属占人国家,2世纪末在今越南中南地区建立占婆国,深受印汉两种文化的影响。《隋书》记其习俗:“人皆奉佛,文字同于天竺”。据考证,此“奉佛”,当与信仰婆罗门教相混杂,约4世纪后半期在位的跋陀罗跋摩王,即崇奉湿婆教。隋仁寿(601—604)末年,隋大将军刘方出兵击败新即位的商菩跋摩(即梵志),攻陷林邑首都陀罗补罗,“所获佛经合564夹,1350余部,并昆仑书多梨树叶”,所谓“昆仑书”,是一种古马来文。后交由彦悰编叙目录,“分为七例,所谓经、律、赞、论、方、字、杂书”,相当于汉文2200余卷,由此可见7世纪林邑的佛教和文化已有相当的发展。《旧唐书》亦载:“俗有文字,尤信佛法,人多出家”。义净也将临邑列为“极尊三宝”的“东裔”国家之一。

  义净另记,东裔诸国所奉佛教,乃是小乘有部、正量、大众和上座等“四部杂行”。但至少在因陀罗二世(854—893在位)时代,即已在今眉山东南建有大乘佛寺。此外湿婆教依然流行,特别是与土著信仰混合为一的人面林伽,象征着湿婆与国王的结合,更受崇拜。 

2.真腊佛教

  公元7世纪,真腊依然以流行佛教著称。隋大业十二年(616),遣使来隋。其时“城东有神名婆多利,祭用人肉。其王年别杀人,以夜祀祷。……多奉佛法,尤信道士”。《旧唐书》亦云:“国尚佛道及天神;天神为大,佛道次之。”唐玄奘把伊赏那补罗国(真腊首府,在今柬埔寨磅同市以北)作为知名当时的佛教国家记传。中印僧人那提(福生)三藏,经执师子和南海诸国于656年到长安,颇不得志。真腊国合国宗师假途远请,即于同年再来真腊。那提通晓大小乘,亦精《四围陀》,从他在长安译的《八曼茶罗》、《礼佛法》等看,更善于密法。由此亦见真腊佛教的一斑。7世纪下半叶,唐僧义朗到郎迦戌,经过这里,义净仍称它为扶南。但及至义净撰写《南海寄归内法传》,谓:“跋南国,旧云扶南,先是裸国,人多事天,后乃佛法盛流。恶王今并除灭,迥无僧众,外道杂居”。这大概是在唐贞观年间真腊灭扶南以后的事情。

  8世纪末,在爪哇夏连特拉王朝作质子的阇耶跋摩回国,将首都迁往荔枝山附近,并统一了水、陆真腊,为后来的吴哥高棉王国打下了良好的基础。阇耶跋摩二世宣称自己信奉婆罗门教的诃里诃拉伸,即湿婆与毗湿奴的混合物,王官中供奉的则是湿婆教的林伽。可见在真腊统一后的相当时期,他的王朝是不支持佛教的。但是,由于在这个地区的下层民众中始终盛行原始宗教,婆罗门教与佛教诸神的界限也不清楚,甚至同本民族的英雄崇拜混在一起,所以佛教并没有因为国王的态度而完全绝迹。

  9世纪后半期,因陀罗一世在位,开始营造著名的古都吴哥城。此时,佛教婆罗门教业已同时并行。他的儿子那索跋摩继位,迁都吴哥,公然声明自己是信仰佛教的,尽管他并不排斥其它宗教。这时的吴哥王朝已经征服了中南半岛大部,佛教势力有很大的增长。以后的吴哥诸王,或奉佛,或信湿婆,但都允许异己存在,以至形成柬埔寨特有的婆罗门教与佛教相混合的色彩。苏利耶跋摩一世在11世纪初登基,宣称他是佛教的信奉者,但同期的碑铭说明,当时依然是婆罗教与佛教大小乘并行。 

3. 骠国佛教

  今缅甸东北部掸邦高原一带,曾有掸国,公元1世纪,即与汉王朝有使者往来,成为联结罗马(大秦)与洛阳的重要枢纽。这条中国同西方交通线的开辟,可能要早于经交趾的那条路线。永宁元年(120),掸国王遣使“献乐及幻人”,这位幻者自称“海西人”,即大秦人。

  公元初,在今缅甸卑谬建立的骠人国家,在7世纪已将领域推到了东邻陆真腊,西近东天竺,东北接南诏,西南濒大海。在卑谬发现的巴利文佛典残片说明,这里至迟在5世纪已经有了上座部佛教。据《庸书》记述,当时骠国有属国18,镇城9,部落298。国城周160里,有12门,“四隅作浮图,相传为舍利佛城。城内有寺百余区,堂宇皆错以金银,涂以月彩,地以紫矿,覆以锦罽。其俗好生恶杀。男女七岁落发,止寺舍,依桑门;至二十不悟佛理,乃复长发为居人”。寺院具有教育青少年的职能。佛教成为全民信仰。

  唐贞元(785—805)中,骠王遣其弟入唐,献乐凡10曲,乐工35人,“乐曲皆演释氏经论之词意”。义净在《南海寄归内法传》中称卑谬为室利察罗国,也以“极尊三宝”著名。

  9世纪初,南诏附唐,势力大增,逐步向外扩展。832年,攻掠骠国,骠国由是瓦解,缅人取得了这一地区的统治权。849年,他们在蒲甘建起新的王朝。当时的缅人流行原始宗教,十分昌炽。他们相信,一切自然物都有精灵统治,这类精灵被称作“纳特”,主要的纳特就有37个。纳特崇拜成为缅人伪主要宗教,佛世尊被视作是至高无上的纳特,佛教完全被溶化到了土著信仰中。因此,当11世纪蒲甘名王阿奴律陀大力扶植南传上座部佛教时,此前的信仰被斥为邪教。

  当8世纪天竺、唐、吐蕃等王朝密教盛行的时候,蒲甘和室利察罗也受到影响。特别是左道密教,提倡大乐为解脱,影响尤深,缅甸称之为阿利教。阿利僧享受信徒米饭、牛肉和酒等各种供奉,甚至拥有初夜权。蒲甘的难陀曼耶寺和巴耶通沙寺窟内的壁画,绘有男女合抱的神像。他们崇奉蛇,相信念咒可以除罪降福。蒲甘郊外的阿利僧寺院塔马提,最盛时有僧30人,弟子8万。 

4.暹罗佛教

  暹罗是泰国的古称。据佛统和蓬迪出土的文物考证,一般认为,公元初在暹罗中部已经有佛教信仰存在。其中在佛统发现有以鹿为底座法轮,象征佛在鹿野苑说法:另有佛陀足迹的图案和刻有“诸法从缘生”的巴利文铭文,这都是佛偶像尚未受到崇拜时的佛教情况。有学者从艺术风格上推断,认为它们当属印度笈多王朝时期的产物。在蓬迪,发现有数座佛寺遗址,并有青铜或石雕的佛像,显然,这是更晚一些时候的文物。

  约在公元前5世纪,孟人在下缅甸直通一带和湄南河下游建立国家。其中东孟人的国家名堕罗钵底,国都在今曼谷以西30里的那空佛统,考古发现最早的碑铭为6世纪;其后首府迁往富华里,那里的碑铭最早为8世纪。7世纪的玄奘和义净,均把此国作为知名度很高的佛教国家来记述。与义净同时的爱州(今越南清化)僧大乘灯就是在这里出家,后随唐使郯绪回到长安,从玄奘修学。在那空佛统发现的帕梅尼寺遗址,其平面结构与缅甸蒲甘阿烂陀寺一样,而后者是缅甸王江喜陀(1084—1113在位)在听取了印度前来避难的8名僧人对奥里萨乌陀祇利山的阿烂陀寺洞窟的描述后建立的,因此,帕梅尼寺属印度风格。在乌通和库巴也有佛寺遗址,有的布局则是斯里兰卡样式,支柱基础是大象,并有僧人聚会的大堂。属于堕罗钵底王朝时代的雕塑也很多,青铜或石刻的雕像,都以孟人为原型,艺术风格有属阿摩罗瓦提的,笈多王朝和后笈多王朝的,也有波罗王朝的。堕罗钵底王朝在11世纪被吴哥王朝征服,此后,高棉人信奉的印度教也在这里传播开来。

  据中国史籍记载,6世纪以后,泰属马来半岛诸国的佛教已相当发达。其中盘盘国(在万仑和斜仔一带)在南朝梁大通年间(529—534)多次遣使送来舍利、画塔、菩提树叶等,《旧唐书》卷197记其“人皆学婆罗门书,甚敬佛法”。《隋书》卷82记,赤土国(在佛头廊和宋卡一带)“其俗敬佛,尤重婆罗门”,其王姓瞿昙氏,所居僧祇城,有门三重,“每门图画飞仙、仙人、菩萨之像……又饰四妇人,容饰如佛塔边金刚力士之状,夹门而立”。王父“则释王位出家为道”。《梁书》巷54记,狼牙修国(在北大年吉打一带)于梁天监十四年(518)遣使携国书通好,书中有言;“离淫怒痴,哀愍众生……慈心深广,律仪清净,正法化治,供养三宝”。

  至义净撰《大唐西域求法高僧传》时,这里成了中国佛软与斯里兰卡、印度佛教密切联结的重要枢纽。益州义朗律师等三人,发自长安,越江汉至乌雷(广西钦州湾犀牛脚)附商舶,“越舸扶南,缀缆朗迦戍(即狼牙修),蒙朗迦戍国王待以上宾之礼”。洛阳义辉、荆州通陵也都经过这里。玄奘和义净也将郎牙修视作“极尊三宝”的国家。

  由于暹罗佛教的来源不一,信仰颇杂。有小乘上座部,也有大乘系统,观音崇拜最为流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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