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佛教史
  任继愈《中国佛教史》·四、五代十国佛教
 

四、五代十国佛教

  五代十国(907—960)历时只有半个世纪多一点,但对中国历史的发展,影响相当深远。来自西北的各部族,完全控制了河西广大疆域,直逼灵州、秦州,发自东北的契丹,寒光铁骑,出入于河北境内。以两京为中心的中原地区,不断进行改朝换代的战争,前后建起梁、唐、晋、汉、周五代政权,而势力只能向南推到淮河流域。江淮以南,也是群雄竞起,割土立国,先后出现十个小朝廷。大一统的中华帝国,再一次陷入分裂和混战的局面。

  北方五代,大都是军阀当权,他们迷信长枪大剑和金钱万能,不得已时,还有出卖国土、做儿皇帝的一途;对于国家治理,经济和文化建设,不知为何物。南方诸国相对稳定 ,地方经济得到新的开发,文化中心随之南移。全国南北的经济文化格局,开始了重大的调整,也影响了佛教的发展。 

1.五代王朝的佛教政策和周世宗限佛

  北国不停息的战乱,造成赋役沉重,掠杀连年,既给佛教设施以严重破坏,也驱使更多的丁壮和人口流入僧侣阶层。从政治上说,佛教对统治者是无害的,从急需兵源和财力上说,佛教却是暴敛和强征的重大碍障。因此,北方诸朝对佛教普遍采取限制赏赐名僧和度僧人数的政策。

  梁龙德元年(921),祠部员外郎李枢上言:“请禁天下私度僧尼,及不许妄求师号、紫衣。如愿出家受戒者,皆须赴阙比试艺业施行,愿归俗者,一听自便。”诏曰:“两都左右街赐紫衣及师号僧,委功德使具名闻奏。今后有阙,方得奏荐,仍须道行精至,夏腊高深,方得补填。每遇明圣节,两街各许官坛度七人。诸道如要度僧,亦仰就京官坛,仍令祠部给牒。今后只两街置僧录,道录、僧正并废。”

  这是后梁君臣对佛教的基本态度,也是整个五代王朝时佛教的基本态度。唐庄宗同光二年(924),“敕并无名额小院舍”。明宗天成元年(926)敕,此后不得辄造寺院,衷私剃度。晋高祖天福二年(937)亦敕,今后违章私度者,“并请重行决断发遣,归本乡里收管色役;其元招引师主及保人等,先具勘责违犯条流愆罪,亦请痛行决断。”至后汉乾祐二年(949)。司勳员外郎李钦明上疏,更请沙汰僧尼;国子司业樊伦上疏,请禁僧尼剃度。

  君臣上下的这种三令五申,说明统治者有过不止一次的决心,但实际效果,可能适得其反。史载,有胡僧自于阗来,唐“庄宗率皇后及诸子迎拜之;僧游五台山,遣中使供顿,所至倾动城邑”。“庄宗自好吟唱,虽行营军中,亦携法师谈赞,时或嘲挫”。唐末帝也对佛教“颇宗奉”。晋高祖更多次赐寺院名额及僧尼紫衣师号。出令者就是毁令者,这是有令不行的重要原因;而只禁“此后”,实则承认全部现状,往往使国家政令变成儿戏。在中原地区彻底限制佛教扩张的,是周世宗

  公元951年,郭威建国周,从称帝之日便着手进行改革,包括对佛教的切实控制。广顺三年(953),柴荣以开封尹兼功德使封晋王,功德使管理僧道,执掌出家、度牒、试经等事项。同年诏废都城开封无名额僧尼寺院58所。翌年,柴荣继位,是为周世宗。他在坚决击退北汉刘崇和契丹联合进攻的同时,推行改革,整顿国务,对佛教则采取大规模压缩和坚定限制的方针。显德二年(955)诏令禁止私度僧尼,违者重惩;严禁“奴婢、奸人、细作、恶逆徒党、山林亡命、未获贼徒、负罪潜窜人等”出家;废除所有无敕额寺院,并不许再建任何寺院、兰若;鼓励僧尼还俗。其中对革除佛教旧弊的规定尤其精采:“僧尼俗士,自前多有舍身、烧臂、炼指、钉截手足、带铃挂灯、诸般毁坏身体、戏弄道具、符禁左道、妄称变现、还魂坐化、圣水圣灯妖幻之类,皆是聚众眩惑施俗,今后一切禁止。”

  准确地说,周世宗是整顿佛教,而不是毁灭佛教。上述措施的结果是,“所存寺院凡2694所,废30336所,僧尼系籍者61200人。”从另一方面看,其存废寺院总数比会昌毁佛时的44600所要少一万余所,但唐武宗令行全国,周世宗只能实施于中原一地,可见唐末五代以来,中原的佛教不仅没有削弱,反而在继续发展。周世宗以前的限佛法令,全是废话。

  柴荣是五代中最有作为的君主。当权以后,“区区五、六年间,取秦陇,平淮右,复三关,威武之声震慑夷夏。而方内延儒学文章之士,改制度,修《通礼》,定《正乐》,议《刑统》。其制作之法皆可施于后世。”他正是从儒家的政治理想和宗法伦理角度,废除淫祠,整饬佛教教团的。当然,经济也是一个重要因素。赵匡胤开宝二年(969)巡访正定龙兴寺时说:“朕忆得先皇显德年中,世宗纳近臣之议,以为奄有封略,不过千里,所调租庸不丰,边备校贯屡空,于军实算口莫济于时,囚于是诏天下毁铜像铸以为钱。”

  周世宗采取的佛教对策和振兴儒家的设想,对宋代确立新的统治思想无疑是有影响的。 

2.吴越佛教

  唐末五代,随着文化逐步向南转移,佛教也受到南方各国帝王们的保护和支持,继续广泛而又稳定地传播。禅宗五家中除临济宗创立于北方,其余四家都在南方,面临济宗的后继者,不久也渡江南下,标志着佛教中心也在往南迁徙。

  南方十国的佛教,以吴越、闽、南唐诸国为代表。

  后梁太祖开平元年(907),钱镠被封吴越王,此后历五世72年,至宋太宗太平兴国三年(978),钱弘俶归顺北宋吴越境内未受战乱之扰。吴越诸王以杭州为中心,大力提倡佛教,使这一地区逐渐成为佛教的一大中心。

  吴越武肃王钱镠,青年时代信奉道教,后转而并奉佛、道,晚年则深信佛教。据载,钱锣的奉佛与禅僧洪諲的活动有关:“初,諲有先见之明。武肃王家居石鉴山,及就戍应募为军,諲一见握手,屏左右而谓之日,好自爱,他日贵极,当与佛法为主。后累立战功,为杭牧,故奏署諲师号。见必拜跪,擅施丰厚,异于常数。终时执丧礼,念微时之言矣。”为了收罗才学异人,他吸引各地高僧来杭州,“僧侣者,通于术数,居两浙,大为钱镠所礼,谓之国师。”同时广建寺塔,“倍于九国”。

  文穆王钱元瓘继承钱镠的佛教政策,予高僧以优礼,他专为禅僧道您创建龙册寺,“学侣奔凑,由是吴越盛于玄学。”

  吴越诸王中奉佛最热忱的是忠懿王钱俶。据传,当周世宗整饬佛教时,他曾制8万4千铜塔,中间封藏《宝箧印陀罗尼经》刻印卷子,颁发境内。又以杭州为中心,兴建大型寺院数百,招揽当时全国的佛教精英,其中突出的有德韶、义寂、延寿等。德韶是法眼宗创立者文益的法嗣,当钱俶早年刺台州时,便已“延请问道”;嗣王位后,“遣使迎之,申弟子之礼”,尊为国师。义寂是天台宗著名僧侣,曾被钱俶召至金门建讲,“问智者教义”,钱俶又特为他在天台山建螺溪道场。延寿是德韶法嗣,也深受钱俶优礼。北宋建隆元年(960),钱俶重建灵隐寺,请延寿住持,次年又接住永明寺

  吴越佛教对以后佛教影响最大的是关于三教合一的提倡。钱俶在为延寿《宗镜录》所写的序文中说:“详天域中之教者三。正君臣、亲父子、厚人伦,儒,吾之师也。寂兮寥兮。视听无得,自微妙升虚无,以止乎乘风驭景,君得之则善建不拔,人得之则延贶无穷,道,儒之师也。四谛十二因缘,三明八解脱,时习不忘,日修以得,一登果地,永达真常,释,道之宗也。唯此三教,并自心修。”就是说,儒、释、道三教各有特色,都是修心的必要课目。钱俶的这一说法,协调了有唐以来三教互争长短高低的纠葛,对开创宋代的三教合一说有重要意义。延寿的《宗镜录》保存了大量唐代各宗的思想资料,评述了他们的教义,体现了作者以“心”为宗,调和禅教二家的愿望,受到钱俶的特别重视。

  为了寻找国内散佚殆尽的天台宗论疏,义寂奏请向各处搜求,钱俶乃遣使往高丽、日本等国。其后高丽僧谛观携带大量天台诸部论疏来华,使天台宗在宋初时呈现“中兴”之象。相对于北方诸国佛教重戒律和经义而言,以杭州为中心的禅宗和以天台山为中心的天台宗相融合,构成吴越佛教的基本特点,在南方诸国中也有普遍意义。

  吴越对东南经济的开发是有贡献的。在这个政权统治下,社会比较安定,生产得到发展,佛教的寺院经济也繁荣起来。钱镠晚年,招致台州禅僧师彦。师彦经“累召,方肯来仪”,最后以“寺仓常满”为由辞去。事实上,居留于“仓常满”寺院的禅师多起来,中唐以后南方禅师多隐遁山林的状况,至此有了新的变化,其中部分又回到了都城闹市。

  南方热衷奉佛的政权还有闽。闽以福州为国都,对福建的开发和中外海上交通的开辟,作用良多,经济和文化也都有相当的发展。太祖王审知待禅僧义存以师礼,“凡斋僧构刹,必请问焉。为之增宇设像铸钟以严其山,优施以充其众”。义存居闽讲法40余年间,“四方之僧争趋法席者不可胜算 矣,冬夏不减一千五百”。使福州地区成为禅宗活动的重要基地。义存弟子也多得闽王礼遇,如师备在闽说法30年,闽帅王公待以师礼,奏赐紫衣、师号。王审知子王延钧也奉佛,曾于后唐天成三年(928)“度民二万为僧,由是闽中多僧”

  南唐君臣更是酷好佛教,常为史家所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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