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佛教史
  任继愈《中国佛教史》·二、印度及其南北邻国佛教变化大势
 

二、印度及其南北邻国佛教变化大势

  正当阿拉伯的哈里发国家向东胜利进军的时候,在隋代统一基础上强大起来的唐王朝,也越过帕米尔向西扩张。从7世纪30年代到8世纪中期的100多年,唐的势力远达里海东岸和阿姆河、锡尔河流域,并在与阿富汗接壤的波斯境内设置都督府。大约同时,在青海到咸海的广大地带,来自阿尔泰山的突厥,由漠北南下的回纥,从喜马拉雅山脉兴起的吐蕃,也都参与了同东西两大帝国的争雄。犬牙交错,时战时和的复杂形势,促进了东西南北多民族的大范围的流动和大面积的接触,加上源自古印度的传统影响,使这一地带的文化和宗教的面貌,也发生了重大变化。

  8世纪初,新罗僧人慧超发自中国南海,经海路进入天竺,自中印向南印,转西印而抵北印,继续北上阿富汗、伊朗,迄于河中地区(阿姆河与锡尔河之间),然后折回阿富汗,逾帕米尔回到龟兹(727年)。记载他这次旅行的《慧超往五天竺国传》(已经残缺),大体勾画出了当时这一大区域的宗教形势:从拂临国(在地中海沿岸)、大食国到波斯国,均“事天不识佛法”;建在阿姆河和锡尔河流域的安、康、曹、史、米、石诸国,“总事火祆,不识佛法”;跋贺那(苏联中亚之费尔干那)与葱岭的识慝(帕米尔的锡克南)诸国,也无佛法。但是,以犍陀罗为中心,印度河上游的乌苌国、喀布尔河北岸的滥波国,以及以迦湿弥罗为中心,处于克什米尔及其附近的大小勃律国和胡蜜国(阿富汗东北之瓦汉),佛教依然盛行,且有短期复兴的模样。

  拿几个重要国家作个比较看:7世纪上半叶,玄奘到达犍陀罗,那里的僧寺十余所,全已荒废,塔多颓坏,“天祠”百数,异道杂居;约90年后,慧超来时,突厥占有其地,王室敬信三宝,王室及首领等竞相立寺,其信仰也由法显时代的“多学小乘”,改成了“专行大乘”;8世纪下半叶,唐僧悟空在城内还巡礼了突厥王子和皇后所造诸寺。地处印度河上游和斯瓦特地区的乌苌国,法显时代有500伽兰,皆小乘学;玄奘来游,改信大乘,伽兰增至1400,但多荒芜,僧众18000;慧超到时,“僧稍多于俗人”,显然也有新发展。相对而言,迦湿弥罗的佛教比较稳定,玄奘所见,有伽兰百余所,僧5千余人,慧超来时,伽兰增至300余所,包括突厥王室新建的部分,大小乘俱行。这里一直是说一切有部的大本营,所以悟空记为“皆萨婆多学”;不过这也许仅是律学方面的情况。

  佛教在这些地区的复兴和发展,与突厥贵族归依佛教和迦湿弥罗的强大直接有关。地处今喀布尔以南的漕矩吒国,玄奘时即有伽兰百所,僧徒万余人,均习大乘;慧超时突厥统治者继续敬信三宝,行大乘法;罽宾之西谢飓国,其突厥王亦“极敬三宝”,行大乘法。处于今巴基斯坦旁遮普地方的磔迦国,玄奘原记作“少信佛法,多事天神”,到慧超时记:“王及首领百姓大敬信三宝”,“足寺足僧,大小乘俱行”。同磔迦国西境接壤的新头故罗国(即造《顺正理论》的众贤的故国),其佛教状况也与磔迦相同。这两个国家也都是突厥统治。这个时期正是阿拉伯人向木尔坦行进的时候,慧超说,新头故罗国已有半国为大食所侵,就是反映这一局势的。不过,由于突厥、迦湿弥罗和唐朝、吐蕃的势力依然强大,大食的东进明显受阻,而上述诸国,全是支持佛教信仰的。从大食完全占领的吐火罗(葱岭以西,阿姆河以南)看,初期对佛教也还是宽容的,国王、首领及百姓依然“甚敬三宝,足寺足僧,行小乘法”。但稍久一些就有变化,玄奘见到的波刺斯国(即波斯),尚有伽兰2、3,僧数百,学一切有部,到慧超时,被大食所吞,国俗已是杀生事天,不识佛法。

  总之,原先在月氏和康居地区盛行的佛教,到8世纪初,已被源自波斯的火祆教挤出河中地区,唯有康国残留了一寺一僧,表示这里曾经是佛教的重要基地;波斯佛教和火祆教又被事天教(伊斯兰教)驱出了国境;印度河上游和喀布尔河流域,在6、7世纪被印度教压得衰退了的佛教,在新统治者的支持下,到8世纪又有了短暂的复兴,大乘佛教不断壮大,取代了小乘学派。这个高潮一过,紧随东方诸国的内乱和衰弱,大食相继占领了这些地区,佛教也逐步消失。就是说,佛教向西、向北的传播道路彻底被阻,原有的大片活动地区不得不退出,向东向南另觅发展方向。

  作为释迦牟尼创教活动的主要舞台,中印度的佛教从5世纪初即已现出衰败现象,到玄奘、义净巡礼时,进一步集中到了几个地区和几个大寺院,而大范围的则是持续的衰败。其中摩揭陀佛教最发达,法显来时,首府巴连弗邑有大小乘僧众6、7百人;玄奘记有伽兰50余听,僧徒万余人,多习大乘。这里有著名的那烂陀寺,僧数千。师子国王为其国旅印僧众建摩诃菩提伽兰(大觉寺),有僧近千人,所习为大乘上座部学。义净还记,大觉寺西有迦毕试国寺,异常富有,是小乘学者聚居处,北方来僧,多住此寺。大觉寺东北两驿许,有屈禄迦寺,是南方屈禄迦国王造,南印诸僧多住于此。10世纪下半叶,宋僧继业行至摩揭提(陀),还记有迦湿弥罗寺和汉寺。“汉寺”是义净之后专为中国来僧建造的,所以继业说“僧徒往来如归”。在新王舍城中,还有一隶属汉寺的兰若。另有“支那西寺”,即古汉寺,似乎也已修复。从这些记载看,摩揭陀也是国际游僧的集中居留地,以中国、斯里兰卡和迦湿弥罗的来僧最多。

  曾作为诸国争夺重点的曲女城,在法显时还只有小乘二寺,到玄奘时,急剧扩展成为寺有百余所、僧徒万余人、大小乘兼习的佛教大镇。这当然与戒日王的支持有关。但到继业来游时值热衷宗教的波罗王朝晚期,曲女城已成了“塔庙甚多”,“全无僧尼”了。另外一些佛教活动地区,如吠舍离国,玄奘时伽兰数百,“多已圮坏,存者三五”,僧徒稀少,及至慧超再来,连巷罗园寺也已荒废无僧,佛教几乎绝迹。中天竺诸国佛教处在这种逐步衰败之中,是普遍的。造成这种大波动的原因,固然与战争频繁、政治和文化中心时有变动有关,但更重要的是印度教,特别是崇拜大自在天的“涂灰外道”(即湿婆教)急速兴起,大大冲击了佛教的扩展,以至威胁着佛教的继续存在。就以摩揭陀说,玄奘记有佛寺50所,天祠亦有数十个。那烂陀寺住有“正邪”万余人,佛徒只占4千。戒日王时的曲女城,是佛教最发达时期,佛徒引以为骄傲,但也难与外道平分秋色,佛寺百余所,而天祠有200多。至于佛教在其它地方,例如婆罗痆斯国,伽兰30余所,僧众3千余人,抽象看为数不少,然而天祠百余所,湿婆教徒万余人,是佛教的三倍。舍卫城(室罗伐悉底国)在法显时,佛教已经败落,但圣迹祇园精舍周围尚有18伽兰,唯有一处无僧居住。玄奘时有伽兰数百,多半圮坏,僧徒寡少。相反,“天祠百所,外道甚多”。

  佛教退到几个主要国家和主要寺院,既是印度教在广大群众中不断扩大影响的结果,也是佛教越来越多地失去群众基础的重要动因。

  据玄奘说,五印境内有两个学术发达的国家,除摩揭陀外,就是西南的摩腊婆国。摩腊婆约在纳巴德河北马尔瓦一带,玄奘列其为南印度。当时有伽兰数百所(或百数),僧徒2万余,属小乘正量部。但民众同样是“邪正杂信”,有“天祠数百,异道寔众,多是涂灰之侣”。曾经支持佛教大发展的案达罗国,玄奘去时有寺20余所,天祠30余所;恭建那补罗国(贝尔高姆)有伽兰百余所,天祠数百。秣罗矩吒国(马拉巴尔一带),寺院存者既少,僧徒亦寡,而天祠则有数百,异道实多。

  玄奘列出东印五国,除乌荼国(奥里萨地区)外,几乎全是外道的势力范围,迦摩缕波国有天祠数百,外道数万,恭御陀国有天祠百余,外道万余人,都是完全不信佛法的。西印度有十五个国家,信度国(巴基斯坦信德之苏库尔),是小乘正量部力量最强的地区,伽兰数百,僧众万余。但这里也是阿拉伯最早攻占的地区,所以佛教兴旺的时间并没有维持多久。在印度河下游的阿点婆翅罗国(巴基斯坦之海德拉巴)和河口以北的臂多势罗国(卡拉奇)同信度的佛教情况几乎完全相同。余下的所有国家,全是外道,特别是涂灰外道占绝对优势。

  伴同印度教在五印范围持久地扩展,佛教逐步向几个文化大国和主要寺庙退缩,由此造成了两个关系重大的后果:一是佛教的经院化,一是佛教的密教化。经院化把佛教的理论阵地全部限制在寺院之内,特别是那烂陀寺,除在逻辑方面有些新贡献外,只能作些细琐的注释和无关宏旨的争论,这就扼杀了佛教的理论生命。密教化似乎为佛教重新夺回群众,开辟了一条新路,但也因此而越来越失去它的固有本色,反而成了信徒离开它投向印度教的桥梁。佛教在自己本土,不但受到日渐南下的伊斯兰教的威胁,它自身的内在结构,也危机重重。它的新出路是越过自己的国境,从南北两路持续地向东流传,造成一股历史大势。到7世纪和8世纪,中国的隋唐和吐蕃,密切结合本地的传统文化和土蕃信仰,形成了两个新的佛教传播中心,即汉传佛教和藏传佛教。大约与此同时,以斯里兰卡为基地的南传佛教,也有新的变化,与汉传佛教一起,影响着海上丝绸之路上的诸国。

  据玄奘所闻,僧伽罗国有伽兰数百所,僧徒2万余人,“遵行大乘上座部法”。大寺派依然是斥大乘,习小教;无畏山寺则学兼二乘。总的看,斯里兰卡的佛教依然兴盛。

  公元4世纪,师子国王尸迷法拔摩(约352—379年在位)曾请笈多王朝的三谟陀罗崛多王(约330—375年在位)帮助在摩揭陀佛成道的菩提树附近建立“摩诃菩提僧伽兰”,专门安置自楞伽岛来此巡礼的僧侣。玄奘到时,此寺有僧近千人,亦习大乘上座部法。公元7世纪前后,大乘上座部当是斯里兰卡佛教特有的派别。作为佛牙舍利产地的印度羯陵迦国,有伽兰10余所,僧500人;坎贝湾东岸的跋禄羯呫婆国有寺10余所,僧300人;卡提阿瓦半岛及其东岸马希河一带的苏刺侘国,有寺50余所,僧3千人,也都属于大乘上座部。它们都是沿海国家,受斯里兰卡佛教的反影响是很方便的。

  所谓大乘上座部,当是接受大乘思想的小乘上座系统,无畏山寺派是最显著的代表。但这“大乘”的内涵,日前还未弄清。从汉文文献看,佛牙供养和密教兴旺是7、8两个世纪楞伽岛上两大突出现象,这与修禅持戒维持佛教早期思想的上座部传统,严格说来,是格格不入的。斯里兰卡的佛牙供养,名振东方。据义净记,仅7世纪中后期,唐僧前往瞻礼佛牙的就有大乘灯、义朗、无行、僧哲等8、9人,其中僧明远曾潜入阁内,密取佛牙。另有高丽玄游,随师僧哲在这里出家,并定居岛上。佛牙对岛外佛徒有如此强烈的吸引力,是斯里兰卡佛教变向发展的一个重要侧面。

  在唐代传播密教的开元三大师,有两个人与斯里兰卡有关。其中金刚智(671—741年)于南印修学《金刚顶瑜伽》等密典,来唐之前,两次往楞伽城,住无畏王寺,顶礼佛牙,涉楞伽山顶,瞻仰佛迹,曾被师子国王室哩室罗延入宫中供养。室哩室罗王可能就是阿迦菩提四世,他接受密教信仰,崇奉的也属金刚乘系统,中心在南传上座部大本营的大寺。另一个人是金刚智的弟子不空(705—774年),本身就是师子国人,随师入唐。开元二十九年(741年)被遣送回国,受到师子国王尸逻迷迦的“殊常”礼接,迎住佛牙寺,“重学秘密总持,三密护身,五部契印,曼陀罗法,三十七尊,瑜伽护摩,备皆精练”,经8年,奉王命献方物至唐,天宝五年(746)抵京。据此可见,斯里兰卡的密教到8世纪中已相当发达,它的几个主要寺院,都是密教的基地。在古首都考古发现,13块铜板上镌刻的全是密教陀罗尼。密教沿海向东传播,斯里兰卡成为最重要的口岸。直到晚唐时期,还有师子国来唐僧人译出《吒呮罗天女法经》。

  10到11世纪之际,北宋再次打通了海上交通,与斯里兰卡的往来也有所恢复,师子国沙门先后来中国的有佛护、觉喜、觅得罗、妙德等,带来的有梵经、佛舍利、菩提树和画像等。但一般认为,由于密教的盛行,冲击上座系统的传承,致使戒律败坏,佛教衰微。传说到公元1072年,维阇耶巴护一世(1055—1113年)再次打败注辇人,企图着手整顿佛教时,国内竟然已无5个受过具足戒的僧侣来主持剃度仪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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