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佛教史
  任继愈《中国佛教史》·五、唯识诸经
 

五、唯识诸经

  提倡“心造诸法”的大乘唯识学,早在《华严经》中已初见端倪,继之出现《解深密经》、《楞伽经》、《密严经》等,将这一学说深入发挥,为形成全部佛教中最庞大的哲学体系,提供了经典依据。大乘瑜伽行派及其所著诸论,也都是以这些经典为基础的。此外,属于这类的经典还有《如来出现功德庄严经》、《大乘阿毗达磨经》,原本皆佚。后一经典的主要内容,在有关的汉文译籍中有所保存。

  《解深密经》系唐玄奘译;此前,5世纪的求那跋陀罗和6世纪的真谛,分别译出过此经的一部分;6世纪初的菩提流支则全译作《深密解脱经》。《楞伽经》有三个译本,即求那跋陀罗在443年译的《楞伽阿跋多宝经》、513年菩提流支译的《入楞伽经》和8世纪初实又难陀译的《大乘入楞伽经》。《大乘密严经》出现较晚,到7世纪地婆河罗和8世纪不空有两个同名译本问世。它们的组织结构和论议的侧重点不都相同,但在建造唯识学的埋论体系,提倡用此体系指导大乘佛教的实践方面,却是共同的。

  首先是确立“唯识无境”的基本命题。据它们考察,不同的人对同一境界(对象)的认识往往有很大差别,同一个人对同一对象的认识,前后也有差别。这说明“识”并不受“境”的制约,倒是境依识而变化。还有些认识现象,例如梦境、幻境和其它谬误的认识,或者并无实境可循,或者与实境不符,更可以证明,不是“境”引生“识”,而是“识”创造“境”。“识”的想象力和创造力几乎是无法估量的,禅定能够开拓无限多的,在现实世界并不存在的境界,也是“唯识无境”的最好证明。假若确有实境客观存在,所有人的认识就都应该符合真理才是,但事实上,一般人的认识往往谬误多于真理,甚或完全颠倒。唯识学对认识的这种主体性方面作了很多发掘工作,是对思维科学的一种贡献,它批评那种镜面式的直线反映的认识论,也是正确的,但以此作为否定客观物质存在的理由,却是无力的,不充足的。与建立“唯识无境”的命题相关,唯识学同时构画了“识”造“境”和识“境”的具体过程,对认识主体作了细腻的微观推测。佛教传统上把认识机能和活动分为“六识”,所谓跟耳鼻舌身意,唯识诸经增添了阿赖耶识和末那识,扩大为八识。这个变化意义很大。原来的“六识”,是指与受、想、行等其它心理和思维活动并列的一类精神活动,相当于感觉、知觉、表象、概念、推理等纯认识论的领域,所以定义为“了别”。“八识”则包括了所有精神现象,诸如经验、记忆、意志、情感、道德、美感、价值观念等,也被列进诸识之内。这样,使认识主体大大丰满起来。

  “阿赖耶识”定义为“所知依”。“所知”指一切认识对象,“依”谓“依止”、“依持”,意谓阿赖耶识是三界六道、凡圣众生及一切万物赖以存在和变化的根本依据,是人生与世界的最高本体。它的性质表现在“三相”上:“因相”,指明它是现实物质现象和精神现象得以发生的永恒起作用的原因;“果相”,表示它是无始以来诸种经验习惯的积累结果;这种既作为人生和世界的本原,又作为人生历劫经验的沉积的统一,就构成阿赖耶识的第三相“自相”,亦即其本质规定。此中,作为经验、积累的存在叫做“习气”,当这种习气被储存起来,能够成为派生同类事物的原因时,叫做“种子”。“习气”和“种子”主要有三种,所谓“言说”(概念)、“我见”(性质)和“有分”(善恶行为)。“习气”来自“熏习”,即思想行为对认识主体的熏陶:“种子”萌发事物名曰“现行,即袭沿既有的观念和习惯去把握和创造与之相应的周围环境和生活方式。

  唯识学用语拙朴、晦涩,若用现代语言表达,其实并不难懂:人的经历在自己的精神世界必然留下痕迹,全部经验则作为表象概念和习性保存起来;由此形成为观念的、情感的和习惯的意识之流,支持人的生活,支配人的再认识和再行动。因此,阿赖耶识就是人的记忆系统和信息系统,人的包括潜意识在内的总体意识,即通常所说的世界观,思想和行为的精神主体。唯识学家对于这一识体的存在,有过很多论证,主要理由是前六识各司其责,“互不相通”,“意识”不能视“色”,“眼”不能听“声”,缺乏一个把全部精神活动联系起来的有机体。前六识需要直面对象(前五识),或自觉对象(第六识),才能发生,否则,就不会发生,例如熟睡、休克等,就是前六识处于不活动的状态,故曰“易动坏”。事实上,意识之流并未停息,人生仍在继续。这种能将保特意识前后连续和精神各部机能统一的有机体,就是阿赖耶识。不过,唯识学家还说,这一统一的连续的精神主体,不但贯彻人的一生,而且也是轮回的主体,即始终不死的魂灵,尽管在理论上他们坚决反对所谓“我见”。

  “末那识”的内涵是“恒审思量”,它的主要职能是执持阿赖耶识为“我”,有自我意识的含义,但广义地说,一切“无明”

  颠倒认识,也都发源于此识,所以也称“染污识”。

  这样,唯识经典就把人的认识分为阿赖耶、末那,加上前六识,共三大类;人的全部认识活动,本质上又只是在第人与前七识之间进行的:前七识熏习第八识,形成所谓“种子”;第八种子识现行,支配着前七识的活动。所谓人及其周围世界,或是作为种子,或是作为现行,或是作为认识建立的对象,或者作为名相概念,都被纳入这八识的因果循环圈内。大乘修习者的目的,就是要充分把握诸法唯识性的真理,用清净法转换第八识中的污染成分,直到把污染的阿赖耶转变成为清净阿赖耶,是谓“转依”。这样,唯识学家就明确地提出了世界观的根本转变,才是成佛的唯一途径。

  将唯识理论与宗教实践进一步密切结合起来的是“三自性”说,由此构成了唯识学家分析“法相”的骨干内容。

  唯识诸经认为,认识对象在性质上很不相同,大体可分三类,即“遍计所执性”、“依他起性”和“圆成实性”。此中“依他起”性,指对象生起必须依因托缘的条件性,也就是佛教传统所讲的“缘起”性质。但此处讲的“因”,实指阿赖耶识“种子”,所谓“缘”,则指“识”所变现的“所缘”和体现识自身—维运动的特点“等无间”等,所以“依他起”的“他”,也就是“识”。假若能够在“依他起”上如此认识唯识所起,唯有识性,叫做“圆成实性”,也就是真理性认识。反之,把“依他起性”的对象当作客观的实在,叫做“遍计所执性”,被认为是虚妄颠倒的认识。这“三自性”分别表达了唯识学家对于现象、真象和假象的看法,由此形成他们确定谬误与真理的标准,并以此批判般若中观派的怀疑论思想,认为他们在否定“遍计所执性”上是正确的,但进一步否定对象的“唯识性”,那就错了。唯识诸经就是要创立一个用“唯识性”取代用“空性”解释一切的宗教哲学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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