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佛教史
  任继愈《中国佛教史》·三、大涅槃经类
 

三、大涅槃经类

  现存《大般涅槃经》40卷,昙无谶译于421年的北凉。此前,法显译出《大般泥槃经》6卷,相当谶译的前5品10卷,被称为《大般涅槃经》的“前分,其余称作“后分”。至唐会宁等,又译有《大般涅槃经后分》2卷,义净认为,这是从《阿笈摩经》中抄出来的,思想与《大般涅槃经》不同。

  前分《涅槃》的原本,最早是法显得自天竺华氏城;智猛也在那里的“大智婆罗门”罗阅家得到过同样的本子。华氏城大乘佛教的发展形势,是产生前分《涅槃》的直接根源。《涅槃》后分原本的来路不明,一说是某“胡道人”从敦煌送到姑臧译场的;一说是昙无谶回于阗寻得的。总之,“后分”不是天竺的产物,而是反映我国西北地区的佛教情况。

  《大般涅槃经》的总体精神,是纠正小乘视涅槃为死亡的悲观论调和《般若》中观以涅槃为虚妄的虚无主义态度。它不同意“如来唯修诸法本性空寂”,而要确立诸佛如来最真实的“有”。这个真有的具体规定,就是与世间人生“无常、苦、无我、不净”相对立的“常乐我净”,亦名“涅槃四德”。“常”指寿命无限,“乐”指幸福无忧,“我”指绝对自由,“净”指情操高洁。这种理想的人生和理想的王国,只要坚持修习大乘佛教,一定能够达到。这样,《大般涅槃经》就一扫佛教中的怀疑主义和绝望观念,给身受现实苦难的人们提供了一个可以憧憬的,最美满、最完善的世界,尽管只是一种美好的幻想。

  “涅槃四德”的提出,使佛教的神学体系更加完善;在哲学理论上,则是对一切有部思想的进一步发展。《大般涅槃经》认为,“物”是“无常”而“性”是“常”,“事”可变而“理”不 变,“实”是“假”而“名”是“真”。因此,在因缘制约、变化万端的现象世界之外,还存在一个由“性”、“理”、“名”等构成的真实世界,即由概念范畴组成的逻辑体系,这个体系就是形成“常乐我净”这一理想王国的认识论基础。

  《大般涅槃经》另有一个影响巨大的命题是:“一切众生悉有佛性”。“佛性”为众生先天固有,无一例外,它是众生所以能够接受佛教,最终成佛的内在根据。但什么是“佛性”?它的解释则相当散杂,从“五阴”、“十二因缘”,直到“涅槃四德”,都可以说成“佛性”,当然,由什么“三归”、“佛智”,以及因果关系上,也可以判定许多佛性。这样,佛性的规定性,就成为此后佛教诸多争论的问题之一。

  “众生悉有佛性”与“众生悉能成佛”,是两个不同的命题。前分《涅槃》肯定了前者,却否定了后者,认为众生中有一种“一阐提”,虽有佛性却无力开发,甚至因罪垢所缠,永远不得出离。《大般涅槃经》中,“一阐提”特指外道婆罗门和反对大乘佛教的人。前分由此主张,护法国王对这样的“一阐提”可以鞭挞整治,甚至夺其生命,以迫令他们遵修善法。《涅槃》“后分”则完全改变了这种主张。它从众生悉有“佛性”,未来必定“见性”推出,一切众生也“定当得果”,即一切众生皆可成佛。显然,“前分”充满了排斥异教的情绪,而“后分”则取宽容异教的态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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