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佛教史
  任继愈《中国佛教史》·四、斯里兰卡佛教
 

四、斯里兰卡佛教

  斯里兰卡佛教在大乘思潮的不断冲击下,促使无畏山寺内部发生了分化。公元4世纪初,哥塔巴耶王即位(309年)后,一个叫乌西利那帝沙的长老率领300僧人离开了无畏山寺,到南山寺另辟据点。其中的萨伽利(意译为“海”)长老,后来主持了大军王(334—362年在位)赐予的祇陀林寺,倡导大乘中观派主张,被称作祇陀林寺派。这是斯里兰卡佛教史上的第二次分裂,由此形成了与大寺派和无畏山寺派三足鼎立的局面。

  佛教大乘思潮并不都受到国王们的欢迎。据《大史》记,哥塔巴耶王就曾对无畏山寺的方广部采取严厉的制裁,将该部60名僧人驱逐到南天竺的注辇(朱罗)国。此后诸王对大乘佛教也多半实行限制政策,到12世纪,正式取缔了祇陀林寺派。当然,这并不意味着大乘思想对斯里兰卡佛教没有深广的影响,就在大军王统治期,斯里兰卡的史籍提到了第一尊大乘菩萨像的出现。汉译《六度集经》中的菩萨行故事,在南传三藏中也有保存。

  继承大军王位的是室利·弥伽婆拉(362—409年在位),从印度羯陵伽国(哥达瓦里河以北,孟加拉湾沿岸)迎来了佛牙和部分舍利,并由国王亲自安置在宫中,无畏山寺的长老主持了盛大的奉祀典礼。这是斯里兰卡佛教史上的大事,也是文化史上有意义的事件。此后每年一度,都要将佛牙从王宫迎往无畏山寺供养。佛牙成了斯里兰卡的国宝,佛牙出行成了举国欢庆的节日。据说,以后在楞伽岛上只有真正拥有佛牙的人,才能够成为国主。如今,佛牙保存在康提的佛牙寺中,被视作文化传统的一种象征。

  公元410年,法显抵达师子国。时国王笃信佛法,净修梵行,佛教大为兴旺;城内四衡道头都有“说法堂”,每月三次铺施高座,道俗四众皆集听法。共有僧众5、6万人,由国王于城内供养者约5、6千人。无畏山寺有僧5千人;寺东40里,有支提精舍,可有2千僧;城南有摩诃毗可罗精舍(大寺),有3千僧住。王为众僧每造新寺,乃选好上牛一双,令其自耕四边,然后割给民户和田宅,书以铁券。众寺建有僧库,多储珍宝、无价摩尼,王者为之生贪。

  法显目睹了每年8月佛齿出行的壮观场面。出行的前10天,饰王者骑象击鼓,演唱菩萨为众生苦行成佛的种种故事,道路两边作菩萨500身以来的种种变现,然后佛齿出中道而行,随路供养到无畏山寺佛堂。道俗云集,烧香燃灯,种种法事,昼夜不息,满90日始还归城内。

  如果说无畏山寺是法事的中心,而支提寺则有大德达摩瞿谛,大寺亦有高德沙门,并为国人和王者所宗仰。法显在这里两年,更求得《弥沙塞律》、《长阿含》、《杂阿含》和《杂藏》等。据此可见当时的斯里兰卡尚非上座部一系的世界,化地部就相当流行。到法显的时代,师子国已成为南方佛教的重要圣地。

  公元412年,其国律师僧伽跋尼在东晋庐山传律,译出《弥沙塞律抄》一卷。429和433年,先后两批师子国尼众共19人来到宋都,在转道师子国来华的求那跋摩的主持下,为宋境尼众3百余人重新次第受戒。为供养师子国尼众而建造的寺院名铁萨罗寺。铁萨罗是她们的领袖。488年,师子国觉音所注忧波离集的律藏,即《善见律毗婆沙》传来南齐,由僧伽跋陀罗在广州译出。其中载有“众圣点记”,是确定佛灭时代的重要依据。与肠宾南北相望,师子国也是向外传播戒律的一大基地。

  撰写《善见律毗婆沙》的觉音(亦译佛音),是南传佛教史上最重要的学者,5世纪生于印度菩提伽耶的一个婆罗门家庭,随勒婆陀大德顶受佛法,后遵师嘱去斯里兰卡。他将僧伽罗文的三藏佛典译成巴利文,并对当时的许多佛教著作作了注疏。

  他的代表作是《清净道论》(无汉译本),据说就是在优波底沙所著《解脱道论》基础上扩大而成的。后者在梁代(515年)被译成汉文。《清净道论》用戒、定、慧三学组织佛教全部学说和实践,确立了南传佛教独具特色的禅法体系:持戒是修禅的前提和保证,修定在于对治贪瞋痴等诸种烦恼,和观想思维早期的佛教教义,由此证得佛教真理,达到所谓无相、无愿、空“三解脱门”,此即谓之“慧”,“三解脱门”是大乘系统中的重要部分,不过《清净道论》更发挥了小乘佛教对于禅心理和禅过程的细腻分析,相当烦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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