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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我何所得?我何所失?








  刚迈进家门,母亲就冲出来迎接我。她的脸仍是又黄又肿,此刻却洋溢着快乐,写满了关爱。我觉得她就像童话里的母亲,一下看见自己在森林里迷途三天的小女儿回到家中。看到母亲这样,我很感动,一下释然了。父亲随后告诉我他们那头的故事。
  父亲说他开始完全没有注意到我那封短信的弦外之音,他平时在家中还算比母亲更善解人意呢,但这次他却疏忽了,只把这当成一般的信,径自回复,用的是惯常的那种令我痛恨的官腔。而母亲却感到不安。她不断地在琢磨我写的那几行字,不久她就恍然大悟,意识到我遇到了麻烦,很大很大的麻烦。
  她对父亲说:“听着!小瑞一定碰到了麻烦。你知道她那个倔性子,以前她从未抱怨过北大荒,总说她过得很好。这孩子特别好强,若非山穷水尽,她不会向我们开这个口的。她真的需要我们帮助!她一定是走投无路了,这封信是她最后的一线希望!”
  父亲一听之下,觉得大有道理,不由得也着急起来。他们于是马上行动,电报都是出自母亲之手,父亲只是代母亲跑腿。当他第三次去邮局,所有的员工都停下手中的活,从柜台后走出来拉住父亲的手,向他表示对母亲的哀悼。父亲猝不及防,万分尴尬。
  这时父母的干校搬到冀县县城一年多了,在这么个小县城里,人们彼此稔熟,而且平时多是母亲去邮局给3个孩子寄信寄包裹,邮局的工作人员都认识她。这之后,她再也不敢上邮局了。她说她可不想吓着那些好心的工作人员,免得他们以为大白天撞到鬼了。
  虽然我和父亲都觉得母亲的第三封电报写得太过分,我还是大为感动。母亲!谁能想得到在我一生中最关键的时刻,她反而是唯一理解我的人呢?这令我感到过去我对她有欠公允。我一直把她看作父亲的应声虫,我们两人从来不曾将心比心地好好交谈过。我错看了她,但得出这个结论使我无比欣慰。
  这么说事情既没我想象得那么槽,也没我想象得那么好。父母把我召回来仅仅是出于他们对我的担心,他们对怎么把我的户口从北大荒调进城完全一筹莫展。
  “先不去想户口的事吧!”父亲说,“只要你母亲和我有一日吃的,就饿不着你。你目前最大的问题不是户口,而是你的年龄!你已经22岁了,连初中都没念完,时间一天天过去,如果你再不赶快学点儿东西,你一辈子就完了!”
  “幸好,”他接着说,“这段时间我们正闲着,又不能走。我们也不像其他人没事就做家具、养鸡什么的。从现在起,干脆我们来教你英语。两个教授对一个学生,你听说过这个比例吗?如果你集中精力学,把你教出来是十拿九稳的。”
  母亲和我对他的理论将信将疑,但我们也都支持这个计划,因为似乎别无它路可走。于是在接下去的两年半时间里,我按一个很严格的作息时间生活:清晨6点即起,跑步半小时,背单词1小时,吃过早餐,跟父亲上3小时的语法及课文,下午跟母亲做3小时的练习及对话,晚上或写大字或跟着听美国之音播放的英语九百句,这档节目在那个小地方居然并未受到干扰。
  我最喜欢的活动还不是这些,而是黄昏时的漫步。晚饭后,我们常沿着冀州古城的残垣断壁慢慢散步,这些城墙可以追溯到2000多年以前的三国时期。当时冀州是北方军阀袁绍据守的重镇,城墙高且厚,护城河宽且深。要塞纵然固若金汤,袁绍还是被曹操打败,吐血而亡。此后,城墙失修记塌,护城河也被填平了。现在城墙的两面种了冬麦,因持续干旱之故,冬麦长得又矮又细,只有尺把高。
  父母发现这古城墙是个谈话的绝妙场所。在家他们不敢随便说话,门窗紧闭仍不能放心,生怕隔墙有耳。邻居中的一些人“文革”伊始就成了父母的死敌,这些人擅长刺探情报,投书告密,堪称世界级谍报人员。
  我的父母亦是不弱,居然想出了城墙这一高招儿。在这片人迹罕至的土城墙上,他们可以任意高谈阔论,即使偶尔有人走过,他们在城墙上也能早早看见。我一到那儿,就把这几年郁积在心头的想法统统倒了出来。
  “你们不知道!知识青年上山下乡不但劳民伤财,而且制造了一场前所未有的人间悲剧!不过我倒因祸得福,的的确确学了点东西,长了点儿见识,只不过这并不是领导所期望的。比如说,我同意毛主席说的阶级斗争在社会主义条件下依然存在,但这不是地主和贫农或资本家和工人之间的斗争,而是官僚和平民百姓之间的斗争。从上到下的干部都专横跋扈,滥用职权,不管是腐败透顶的,还是尚不太腐败的。而且一向封锁消息,制造谎言,其结果我们变成了白痴,变成了跳梁小丑。现在我看到了真相,开始觉醒,我失去了信心!这些年来,诚实正直、有能力、有才干、敢于承担责任的人一批批被清洗,在历次内部斗争中稳坐钓鱼船的都是些八面玲拢的平庸之辈。结果现在的干部只知道讨好上级,溜须拍马,老百姓的甘苦他们哪里会放在心上!这些人全是伪君子!……”
  “住口!”母亲气急败坏地吼道,“你的想法极其危险,怎么像一个反革命分子在说话?”
  我真的住了口。早就料到我的父母会暴跳如雷,他们毕竟是多年的党员。我也不是故意刺激他们,我只想让他们知道我在农村接受了什么样的再教育。
  父亲倒还沉得住气。他眼中掠过一丝微笑?恐怕是我的幻觉。但几天后,父亲和我单独在城墙上散步,他对我说那天我说的话,他一多半都有同感。甚至早在1949年以前,解放区的干部已经开始滥用职权了,党内斗争向来残酷无情。种种问题如果那时还只是潜伏在体内的癌细胞,现在则早已四处扩散了。
  他给我讲了件事,似乎想证实这点。说的是他自己的初恋。后来我一直在想,如果事情的结局不是这样,就会有另一个人取代我的位置生活在世界上,她或他会长得什么样?父亲会不会更喜欢这个孩子呢?
  1942年,父亲是辅仁大学的学生,他迷恋一位女同学,爱她爱得神魂颠倒。起先父亲怎么也不肯透露这位女子的姓名,但后来我还是知道了。(在这我姑且把她称作丁香,当然这非其本名。)
  他们的爱情一开始就受到祖父的反对,他认为女孩家不够有钱(虽然她的父亲还是一位银行的经理)。这对恋人却压根儿没把老头放在眼里,他们不久先后离开北京,几个月后他们又在晋察冀抗日根据地会了面。
  在那儿他们进入华北联大成了同学,并在此时订了婚,领导和同学都祝贺他们。就在婚期临近时,父亲却调去了延安,丁香则被派回北京做地下工作。之后这一对恋人失去了联系。3年中,父亲无从得知他未婚妻的生死。因为个人生活必须服从党和革命事业的需要,父亲也无话可说。
  终于到了1946年,父亲有机会作为共产党的和谈代表返回北京。在那儿他见到一位老朋友,说起她参加过一场婚礼,新娘的举止颇为怪异,她一会儿笑,一会儿哭,整个婚礼反复折腾,弄得客人都不知所措,只好中途纷纷告辞。这位朋友觉得新娘大概精神有点问题。
  说着说着,父亲发觉她说的这位怪异的新娘不是别人,正是他的未婚妻丁香。他心中充满了痛苦,一脑子全是问题。几天时间里,他茶饭无思,夜难成寐。最后他决定去见她,当面问个明白。
  他们真的见了面。丁香告诉父亲,她嫁的人是一位地下党的负责人。始而她是他的助手,继而她受委派照顾他的生活,终而她被迫说服了,同意与他结婚。领导一再强调这是革命工作的需要和党组织的希望,作为党员,她应该把”党的事业置于私人情感之上云云。但婚后她发现不管如何尝试,她仍没法爱她的丈夫,这位丈夫年纪比她大很多,文化水平也不高。她婚后一直郁郁不乐,她丈夫也被她搅得心绪不宁,看出丁香对父亲始终不曾忘怀。最后丁香要父亲原谅她,他确实也这么做了。此后,他再也没见过她,虽然他们生活在同一城市,他也有她的住址。
  “原来你早就知道这些领导是多么虚伪,多么自私!你早在40年代就有了切身体会,居然成天对我说党永远是正确的,我必须事事听党的话!这是为什么?为什么你不把实话告诉我?却让我独自在暗中摸索,四处碰壁,心虚胆寒,铸成无可挽回的大错!”
  “因为我不想让你倒霉。大名鼎鼎的书画家郑板桥说什么来着?‘难得糊涂’,这话在今天仍然是至理名言。另外,当然了,我自己也不想因为你而倒霉,如果我对你说我早就对这场革命不再抱有幻想,尽管我们怀着良好愿望,作出了不懈的努力和巨大的牺牲,到头来我们只成就了一所坚如磐石的大型监狱。如果我在60年代当你还是个激进的红卫兵时对你说这些话,你会作何反应?你难道不会举报揭发我?如果你不这么做,你内心又会怎样?我不愿让你生活在心灵的重重矛盾中!”
  他说得对,我不得不承认这点。1967年,他即便没有对我说这些,我的思绪已经混乱不堪。他若真的和盘托出,我难免不变成另一个张黑黑。其实我和父亲在1973年谈的这番感想,我们都不敢在母亲的面前流露。母亲属于50年代的人,对他们这代人而言,国民党腐败到了极点,而共产党是中国的救星。他们中的大多数是所谓的“三门干部”,从家门到校门到政府部门。由于他们的地位特殊,视野局限,他们对中国的严峻现实了解得不很透彻。又或者他们在反右和“文革”中吓破了胆,所以他们不但服从权威,而且不自觉地在心理上认同权威。他们和我们之间有着明显的代沟。
  父亲和我之间反而找不到这种代沟,我们说话百无禁忌。有时我们的话题涉及个人感情生活,一次父亲甚至对我说和母亲结婚是他犯的一个大错,把我听得目瞪口呆。他说他求婚后不久就意识到他的个性与母亲极不相合。但他还是完了婚,一方面是觉得不应毁约,另一方面乃是由于绝望,觉得他再也不可能找到他的梦中情人。婚后他郁郁寡欢,曾想过离婚,但看在孩子的分上,打消了这个念头。当然也是看在母亲的分上,他知道她还爱他,她不会愿意离婚的。在中国,离婚对女人的伤害比男人来得大。
  虽然听后吃惊不小,我知道父亲说得都是实话。我也能看出他和母亲性格上的巨大反差。父亲这段表白使我回忆起孩提时期他们的风风雨雨,有一晚睡到半夜,我突然被隔壁房间的吼叫声吵醒:
  “这日子我过不下去了!我们离婚吧!”
  “好!离婚!离婚!离就离,我也不想过了!”
  原来我是父亲多年前所犯错误的产物,后来我又成了他没有爱情的婚姻的一道枷锁。怪不得那些年他常常对我发火,用戒尺打我的手心,说我是坏女孩……13年后他终于向我道了歉,我也原谅了他。我的童年毕竟不算太糟,尽管父母的婚姻有问题,他们对孩子还都付出了爱心。此外我有亲爱的老二姨照拂!家中风起云涌时,她永远是我的避风港。奶奶也是。我还奢求什么?
  我从北大荒回来后,发现父亲好像变了一个人。我们的关系也随之变了,过去5年里,我长大成人,父亲看到了这点,他开始把我当成年人对待,平等相处,我们成了好朋友。这种父女关系在中国是不多见的。我很喜欢我们晚上在残垣断壁旁散步谈心,看夕阳西下,我在心灵深处对他的孤独感受得一清二楚。看得出他也很脆弱。从前,我被他的权威唬住了。
  而这段时间,我和母亲的关系尽管已经有了一个崭新的开端,却仍时时陷入僵局。为此我烦恼不已,现在我对母亲爱我这点毫无疑问,她不是我想象中那狠毒的后妈,相反,她已尽其所能帮我走向成功之路。那为什么我们会吵架吵得这么频繁这么凶?说来也都是为些鸡毛蒜皮的事,如发音发不准啦,用错了一个介词啦,菜做得太咸啦,我买的鸡价钱太贵啦,诸如此类,什么小事都能成为导火索。母亲是一桶炸药,我则是一枚地雷,我们俩谁都控制不住自己的火爆性子。
  几年来我一直想弄个明白。我知道自己为什么烦躁,但我搞不懂母亲为什么也烦躁。不过有一点,她身体很差:更年期,高血压,骨质疏松,失眠,种种症状不一而足。母亲倒从不呻吟,她忍得住病痛,我们也不清楚她到底得了几种病。冀县没有一所像样的医院,只有一个卫生所。两三排砖房,空荡荡的几间屋子。看不到试验室,X光仪器或任何其它现代设备。
  母亲身体不好,心情也不好。她比父亲更要强,雄心勃勃,总想与人一比高下。过去,父亲的光荣历史和她自己的党员身分,加上受了高等教育,工作勤奋,她在别人眼里生活得很成功。特别是60年代,我考人了一零一中学,小炼在小学成绩也好,其他做家长的都羡慕她。却说眼下我们的家庭,一落千丈,父母陷在干校,3个孩子前途未卜,一个都没能参军,也上不了大学,甚至连在工厂做一份工的机会都没有。如果说我的弟弟们还年轻,我肯定已经令母亲大失所望了。她也同样令我大失所望,70年代那会儿,父母有义务帮孩子走后门,找一份好工作。母亲又焦虑又觉得没面子,父亲对这一切却无动于衷,他不在乎别人在背后如何议论我们。
  我和母亲一样焦虑,一样觉得没面子。一零一中的好学生,那是7年前的往事了,现在我学习时常常心不在焉,尽管我极想证明自己不但不差,还远比有机会上大学的那些人学得好。
  在所有使我心猿意马的事情中,最难堪的恐怕要数我对周的思念了。我也知道,中国的现状一日不变,我们的爱情便一日无望,我们不可能结婚,不可能生活在一起。我应该死了这份心。但每念及此,阵阵痛楚就传遍全身,令我泪如泉涌,夜难交睫。
  晚上我总是梦见他。那些梦七彩俱全,洋溢着欢乐。无怪乎人们说梦是反的。在紫罗兰色的天幕下,一地金灿灿的百合花极目望不到头。周和我手拉手,跑呀笑呀,气都接不上,但还不肯停下来。起风了,我们像是插了翅膀,翱翔在天空。大地离我们越来越远,亿万颗星星在我们身边旋转闪烁。月亮是那么圆,发出柔和的光,我快活得发晕……
  梦醒时,四周一片漆黑,我孤枕独眠,周的爱抚和温存消失在千里之外。我身边是个空洞的冰冷的世界,他周围的世界更要冷上百倍。虽然他在信中只字不提面临的煎熬,我又怎么可能感觉不到?他所受的煎熬都是由我一手造成的。
  户口是我终日为之烦恼的另一块心病,没有户口,我走到哪儿都是一个黑人(非法居民),不能进工厂,不能上大学,衣食住行全都困难重重。有时我简直怀疑学了英语有鬼用,我的户口丢在了北大荒。
  干校的其他子弟大概也这么想,尼克松访华及中国在联合国恢复席位后,有20多个年轻人回来跟着他们的父母学外语,但几个月后只有两个人还在坚持,其他都不了了之。两个人中我是其一,另一个男生在家庭大学坚持了4年,英语学得炉火纯青。
  母亲也为我的户口发愁,她比父亲实际。开始我们两人设法说服父亲,让他活动活动,把我的户口弄回来。但每次我们开口提这件事,父亲就直皱眉,他边摇头边说他对如何去活动没半点主意。此外,他还会说,国家的形势一定得变,不变就要亡国,过不了多久,一个人就得凭他的真才实学吃饭,找工作要靠一技之长。他的话像是天方夜谭,我们都不敢太拿它当真。
  母亲和我渐渐不再求他了,我们觉得这事恐怕只能靠我们自己。但我们也完全不知从何着手,只有一点是毫无疑问的,那就是首先必须找关系开后门。我们得找到一个肯帮我们的人,这个人有心不够,还得有权。我们开始四下打探,这中间还得提防着邻居破译我们的计划,坏了我们的好事。
  几个月下来,终于有了一丝线索。姑姑提到她有个同事是这地方的人,他父亲是个退休的县长。不过这老人既非共产党,又非国民党,乃是所谓的“民主人士”。起先听来希望并不大,但母亲说不妨一试,死马当作活马医。于是她买了礼物,乘上公共汽车,直奔老人家中。
  夜幕降临,母亲回来了,精疲力尽,却喜上眉梢。她一屁股坐在椅子上,揉着发胀的腿,说我们踏破铁鞋,这下算是找对了人,老人几乎认识当地政府的所有官员,有些是工作关系,有些则是私交。亲朋戚友,老上级,旧下属,没有他不熟的。这种“地头蛇”,强龙都压不过。
  地头蛇?后来我拜访了老人,他其实慈眉善目,他帮我们完全不是为那点儿礼物,实在是出于同情。但其他那些在我回城文件上盖章的大小官员就不那么好说话了,即便有老人出面,母亲还得不断地送礼求情。她的健康出现问题时,便由我出马,她在幕后当顾间。
  就这样,我上了两年的家庭大学,倒同时学了两个专业。英语是其一,如何跟官员打交道是其二。等到我把所需文件盖满了章,一切打点停当,我已然是一个娴熟的后门专家了。
  现在我面临最后一道关卡。我得回到凉水泉,将户口从严的手中拿出来。我超假不归,严曾多次威胁说要好好惩办我。但我这会儿对付他,已是成竹在胸。以前我对严这类人是又恨又怕,现在我却用知识武装了头脑。知识就是力量,我的知识可归纳为以下几个要素:
  对付有权柄的官员,你必须耐心,察言观色。说话进退留有余地,动之以情。最关键的是记住这些官员也是人,而不是神。他们看上去也许咄咄逼人,但他们都有自己的软弱之处。你得因人而异:对君子只需据理陈情,吁请他们高抬贵手。但这还得辅以关系,即使是正派的官员,也不愿得罪上级和同事。对小人则需动用“大炮”和“手榴弹”,他们才会缴械投降。70年代,送给官员最普通的礼物便是烟和酒。人们把烟戏称为“大炮”,把瓶酒叫作“手榴弹”。
  于是我带了最精良的“武器”上路了:中华牌香烟和茅台酒。这还是一个亲戚帮忙给弄来的,他新近从秦城监狱放了出来,虽然还未官复原职,已经享有一定优待了,包括在北京那些特别的商店里购买商品。
  我到得村里,决定先把严当小人来进攻一番。否则他会打官腔,摆架子,给我上纲上线,这就可能把事情搞糟,前功尽弃。要一步到位,我得把中华牌香烟送给他,这个牌子在中国是响当当的。事实上,抽中华牌在当时是身分的一种标志,只有少数高级官员才有机会抽上这种烟。我几乎可以肯定严以前从来没有碰过中华牌,且看他如何抵挡这一诱惑!他拿了这烟可以在别人面前摆谱,如果需要,他也可以转手当礼物去办他自己的事情。
  天擦黑,我敲开严家的门。几句寒暄之后,我拿出两条大中华,放在炕上说:“这是我从家带来的一点儿心意,请别见外。”我脸上挂着笑容,把烟向他面前一推。
  他在瞬间犹豫了一下,我看得出来。随即他便恢复了村里一把手的威严:
  “你这是干什么?我不能收。拿回去!”
  我当然不能就拿回去,但我也不能强迫他收下。一时间,场面变得尴尬起来。我只得转身给孩子们发一些糖果,这没关系。
  然而这当口外面却传来敲门声,又有几个知青上门来了。我不由得一阵紧张,像是把手伸到别人口袋里的小偷被逮了个正着,浑身冒汗,满脸通红,脑子一片空白。
  知青进屋后坐了下来,严笑着和他们打招呼,好像什么事都不曾发生过一样,我也只得陪着笑脸同他们打招呼。再偷眼望望炕上的香烟,那是我最糟的一场恶梦,嚯,它们不见了!严用被子把它们盖了个密不透风。谢天谢地,我得救了!过了一小会儿,我站起来和他们说再见,这回笑得很轻松。这之后,一切问题迎刃而解,严不但同意给我转户口,连两年前探亲假的路费都给我报了销。我大喜过望,终于把事情办成了。等我回去,我的户口就会迁人河北省的省会石家庄,现在我父母都刚刚调到那里工作。下一步我们再想办法打回老家去,不管大炮还是手榴弹,能用上什么用什么。加上父亲的关系,母亲的指点,我自己的努力,以及现在得心应手的一套理论和实践,我想大大小小、上上下下的官员都不在话下。我心中自有一把万能钥匙,不论走到哪儿,我都能找到后门,打开它,昂昂然登堂人室,在中国这个社会里如鱼得水,无往而不利。
  这时我忽然想到了袁,我最看不起的人。现在我又比她好到哪儿去呢?瞧瞧我自己!为了达到目的,我什么卑劣的事不愿千?哭也好,笑也好,天真或坦诚,愤怒或喜悦,什么表情做不出?甜言蜜语,送礼行贿。如果我有先见之明,料到日后我会变得这般俗不可耐,我何必当初不走袁那一步,直接回北京呢?当我为学到这可恨的逢场作戏的“知识”而暗暗得意的时候,知不知道自己失去了什么?我失去了我的纯真,失去了二姨教给我的志气。我放弃了道德原则,放弃了做人的尊严。我变得面目全非。一旦走到了这一步,想回头都不容易。如果说这是我为了在这个世界上进取必须付出的代价,也许真有些不值得。然而如果社会就是一口大染缸,谁又能披一身白纱从里面走出来呢?
  半个月过去了,我即将永远告别凉水泉。不期然而然,我的心头掠过一种莫名的留恋。我会一连数小时四处漫步,试图把这儿的一草一木刻在记忆中。朋友们则没这么好的心境,他们讨厌这鬼地方。老宋一如既往,坚决不谈朋友。丽雅爱上了一个上海小伙子,他们相爱了好几年,直到他上大学才分手。
  方有时和我一起散步。她征求我的意见,要不要和上海郊区崇明县的一个农民结婚。这是她父母的主意,籍此调回上海。但崇明毕竟不是上海,方又不愿和一个全然陌生的人一起生活,我们左右盘算,究竟是留在这儿还是嫁陌生人,两害相权取其轻。最后我认为她既然声称不再会爱上这儿的任何人,莫若横下心来选择后者赌一赌。她果然这么做了。
  方的户口于是转到了崇明,后来她进纺织厂当了工人。80年代她给我来信,说她这辈子陷于这样的婚姻,做这么一份工作,再无其它奢望,唯一的想头就是将来儿子会有出息,过得好些。我读了信,不由责备自己为最好的朋友出了个馊主意,谁料得到3年之后所有的知青都能返城呢?方也许能在上海找一份更好的工作,嫁一个心爱的人。
  我的男朋友周对我的一去不复返又能说什么?他说他为我高兴,也许是真心的,也许不是。怎么说都已经无所谓,我们彼此的爱与不爱也无所谓。俗话说“情势比人强”,我们所处的情势决定了我们的爱情只能是当地人说的“谎花儿”,鲜艳一时,不久就被风雨无情地吹落,结不出一点儿果实。
  其实凉水泉大部分知青的爱情故事都以分手告终。1979年,大批的知青返城,上山下乡运动土崩瓦解。恋人们挥泪道别,劳燕分飞。即使是同一城市来的知青最后也分道扬镳。有些人进了大学,其他的做了工人、营业员,或干脆在家待业。在农村,我们大家都是知青,一般命运,回到城里,便高低立现。
  周在我离开凉水泉后一年后和香结了婚。知青回城潮涌来时,他们留了下来。这使我最终相信周是真心认为知识青年应该扎根农村。在他告诉我香对我们的联系不能释怀之后,我们不再通信,我渐渐失去了他的消息。
  离开凉水泉之前,看到江和老隋我总是心戚戚然。他们对我和周的关系知根知底,过去他们为了撮合我们,费了不少心机,到头来还是帮了周的倒忙。因为他们的生活和不幸擦亮了我的眼睛,我又怎么能对他们说这些话?而这个家庭的艰辛今我十分难过,老隋的病没有治好,医院也无能为力了,只能让他出院呆在家里。我去看他时,他似乎认了命,而最担心的是他的4个孩子。有一次他问我:“我死了以后,江要改嫁,孩子们怎么办?”我又能拿什么话来安慰他呢?
  花儿和她父母为我饯行。开始时大家有说有笑,可是到了说再见时,花儿的眼泪哗地就下来了。她痛哭了很久,似有满肚子怨愤要宣泄。我默默无言,任何劝解都显得虚伪。我走了,她还得在这里呆下去,呆一辈子。她的才华终被湮没,心梦难圆。过去我把这些梦想灌输给她,这也同样是我的梦想,我想和她一起流泪,但又怕这成了鳄鱼的眼泪。
  在中国,人就这么不平等。城市居民剥削着农民,剥夺了他们几乎所有的机会。便是这样,城里人对农民也没有丝毫感激!城市居民有一种与生俱来的优越感,对他们享受的种种特权视而不见,其实这些特权都是户口制度赋予他们的。他们却真的打心眼儿里相信他们睁眼来到这世上,就比农民高。我们这一代也许是唯一能打破这种偏见的一代,因为我们自己也曾身为农民。但最近几年,我看到即便我们这代也已把亲身经历抛诸脑后,他们一样把城市犯罪增加、空间变小等问题一股脑儿怪在农民头上。我只希望自己永远不要忘了在凉水泉我是什么人,不要忘了当时我心中所感到的不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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