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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我的初恋,大错特错?








  我把所有的钥匙和帐本交给方后,长长舒了口气。4年来我起早贪黑在猪号改造社会和改造自己,到头来落得跟老陈同样的下场。而老陈是我当年想与之一试锋芒的人,多么具有讽刺意味!好在所有的恩恩怨怨终于告一段落。
  我于是去了拖拉机队十班报到。老隋是班长,李和周是师傅,香和我是助手。
  老隋是参加过抗美援朝的老兵,和我心目中的英雄还真有些距离。他40岁光景,个头矮小,身材瘦削,干活时总一副兴味索然的样子。我后来听说他在机务队以嗜睡闻名,只要手一碰到操纵杆,他立刻就打瞌睡。助手叫醒他,他便索兴把拖拉机交给他们,自己在地头躺下呼呼大睡上几个小时。
  李和周都曾当过隋的助手,现在他们成了师傅。他俩对香和我都很好。李对我们的拖拉机了如指掌,他远比隋要精通业务。如果我们有问题解决不了,总是第一个去找他,有时他只要听我们把问题讲完,就分析出症结所在。和他在一起干活是件有意思的事。他心灵手巧,从他那儿我学到了很多东西。但有时我也感到拘束,因为他百般小心,自己的事他守口如瓶,别人的事也讳莫如深。当然这都可以理解,他虽和我们一般年纪,却不是知青,而是困难时期从四川来的盲流。人们还说他的父亲是地主。
  我们的另一个师傅周,则是北京来的知青。1968年他还演过肖继业,当时我们选中他是因为他热情肯干,和戏里的主人公肖继业一般无二。这出戏演过之后,城里来的年轻人唱歌跳舞的热情已成强弩之末,谁也无心再排演第二出戏了。大家各忙各的,我在猪场干活于得晨昏颠倒,周开拖拉机春种秋收,大家逐渐相忘于江湖。
  现在我们忽然得以朝夕相处,有很多时间交谈。整个夏天,我们干的活就是在大豆和玉米地里中耕。漫长的白昼,亮丽的太阳,中耕机白色的帆布雨檐下,凉风习习。我们的拖拉机在大豆和玉米的幼苗中穿行,闪亮的犁铧翻起层层黑土,将野草埋进地里。我们镇日像是航行在广袤的绿色海洋上,船尾卷出千堆波涌。
  那段日子,我对周充满好奇。我想知道为什么别人说他父亲有严重的历史问题。但这个问题实在太敏感,提出来肯定尴尬。同时我想周也是听了我的日记的,不知他作何感想。当然他对日记这件事三缄其口。我们只好聊别的。
  我记不太清楚那年夏天我都对他说了些什么,零零落落,我讲的不外乎二姨、瑞士和机关大院这类事。他也对我讲了他家的情况:一家六口,父亲在起重机厂工作,母亲是家庭妇女,他是家中老大,三个妹妹还年幼,上小学和中学。
  闲聊中,我还了解到他离开北京前家境相当不好。六口人挤在一间不大的屋子里,屋子是他父亲的单位50年代分的,那时只有周一个孩子,而且他还小,所以不显得太拥挤。后来,其他孩子相继出世,房间越来越逼厌。他们又在屋子的南头搭了一间简易房。简易房占满了院子的地,还挡住了大房间的阳光,但他们总算又多得了几分空间。邻居们也都这么做。他们的简易房白天是厨房,晚上就成了周的卧室,他在这间小棚里一直住到离开北京。
  周的父亲是四级工,每月挣54元,当然这不足以养活六口之家。他家里的人必须到邻近的工厂揽点活儿来:晚上他们全家常在一起糊火柴盒。中国的火柴盒由匣子和小盒子组成,周一家人得分工合作,有人糊匣,有人糊盒,等两者都吹干了,才能将小盒子套到匣子里。每一步都是手工操作的,如此折腾才做成一只火柴盒。
  后来我到北京探亲时去他家拜访,坚持要试一试糊火柴盒。整整一个晚上我们5个人紧赶慢赶,才做了200来只,工厂每11只付8分钱,也就是说,整个晚上我们才挣了不到两毛钱。做到后来,我越来越心浮气燥,心想要我于这种活儿糊口,我宁愿饿死!周却说有火柴盒糊就不错了,工厂并不保证供这份活给他们,其他工人家庭也一样困难,愿意干这活儿的人多着呢。
  听了这话,我一时语塞。突然我想起小时候,到了夏天,母亲每天都给我5分钱买冰棍儿。我也觉得理所当然,就这么点小钱。我的同学都有零花钱买冰棍儿。现在我才意识到这是多么奢侈的事,对周家来说,5分钱意味着糊63只火柴盒,一瓶一毛五的汽水差不多等于糊200只火柴盒。周和我虽然同住北京,我们却生活在两个截然不同的世界里。
  也许周听了我的童年故事后,对我也一肚子怜悯。又或者他心地好,并不单止乐于帮助我一个人。到天气转凉时,我们得一天两班、一班12小时日夜翻地,赶在地上冻之前将它犁一遍,为的是不误来年的春耕播种。这样我们得在地头吃饭,有时送过来的饭不够吃,周总是让香和我先吃饱。有时变天,我们没带足衣服,他会把外衣脱下来技在我们身上。他有几分幽默,看见我们精疲力尽,他会编出几句笑话,逗我们开心。轮到上夜班,他往往在子夜时分把我们打发回去,自己一个人干到天亮。
  我实在愿意与周一起干活,连里100多男青年,谁也比不上他挺拔秀逸,光彩照人。自他扮演肖继业后,他削瘦了几分,越发于练。24岁的年纪,他怎么看怎么舒服,即使穿着臃肿的黑卡其工装。那时,拖拉机手被人叫做油耗子,周也是一只油耗子。但他就是与众不同。他比普通人略高,浓密的黑发也比别人略长,他的眉毛黑而直,皱着眉头看人时,眼睛还透着几分笑。我的眼睛总难从他身上移开,当然那是在没有他人在场的时候。我们目光一相遇,我的心跳就加快。
  很快到了11月。一个下午,周和我派工派到了一片刚收割完的玉米地,干下去风变得冰凉刺骨,冻雨噼噼啪啪打在车窗上。地里一片泥泞,玉米的秆和根常常把我们的犁给塞住。每当这时,周二话不说,抓起一根铁棍和他油腻腻的棉衣就往车下跳,他得把泥团从犁中间撬下来。而他交给我的任务则是坐在驾驶室里升降和转动犁耙。不一会儿,他的棉衣就全湿透了,裤子和鞋子也像从水里捞出来似的。看着他嘴唇变色,牙齿打颤,我几次吵着要下去替他。他只是不依,说他是师傅,我得听话。“再说,两只落水的油耗子并不比一只强。”他说这话的时候露出一排整齐洁白的牙齿冲我一笑,我们继续耕地。但到了第二天,他病倒了。
  老隋说周发了高烧,三天三夜还不退。那几天,我满脑子全是周的病情。不知他的病有多严重,担心他不能得到合适的药物。过去几年,老陈教给我大量的医药知识,中医和西医我都粗通原理。村里老乡的孩子病了,他们的父母常带着孩子来让我瞧,而不去看赤脚医生。我那时居然就敢给他们拿药,有时甚至给孩子打抗生素。现在想想实在后怕,幸亏没出什么乱子,要是有人一针下去过敏而死了怎么办?话又说回来,不给他们打针,他们也有可能病死,谁说得准?
  周生病的时候,我很想去看他,给他带点药。但我不敢去他们宿舍,他们10个男生住一间屋,我怕飞短流长。那时连里流言蜚语纷纷扬扬,像乍起的一天风雪。
  到1972年,北大荒的领导总算开了窍,意识到留住知青最有效的方法是让他们恋爱、结婚、生孩子。这样一来,他们再想返城真是难上加难。于是一夜之间,红灯变成了绿灯。领导对知青谈恋爱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一些知青便乘势结起对来。当然也有不为所动的。
  这时我们中的大部分人已经20好几了,自身的发育已经成熟,传统与社会家庭也都给我们压力:男大当婚,女大当嫁。凉水泉村里,捕风捉影的消息一日三传,男女绊闻总是人们津津乐道的话题。当事人无一例外坚决否认有此等事,有些人是由于不好意思,有些则说的是大实话。个中真假旁人永远也别想闹清。
  就在我坐在那儿痴心挂念着周,希望下一餐饭能在大食堂碰到他的时候,我的3个好朋友,方、丽雅和宋出现在我面前。她们要我坦白我是不是爱上谁了,我尴尬之极。听着听着我才觉出她们说的是我和文的关系,显然有人制造了另一段待月西厢的故事。
  我暗暗叫声惭愧,舒了口气:“决无此事!我们不过是一般的朋友罢了,绝不是你们说的那种朋友!”
  我尽一切可能解释文和我仅仅是同学,彼此借借书,有时也说说话。但我们谈论的事从不涉及个人问题。不管我说得有多真诚,我的朋友们仍向我射来狐疑的眼光。
  如果连我的知心朋友都不相信我的辩白,那我还怎么说服村里其他人?这里的人认为婚姻必须门当户对。他们看来,文和我是天生的一双。各自的父母都是教授,我们以前又都是一零一中的学生,等等。但我觉得两个人的背景太相似了,反而容易滋生厌倦。相对无言,看到的不就是镜子里的自己?这倒不是我自有的想法,而是从一本俄国小说中批发来的。
  如果我要找男朋友,我愿意找一个与我性格经历完全不同的人。当然我现在根本不想找男朋友,因为我不想陷于这个圈套:结婚生子,扎根边疆,荒度余生。所以连这个“如果”都不成立。
  尽管我想得明白,晚上我还是鬼使神差地去了老隋家。我和他妻子江闲扯了很长时间,让她的4个孩子在我身上爬来爬去,最后人家快睡了,我才鼓足勇气,嗫嚅地开口问江有没有可能给周带些药。听罢这个请求,她眯缝着双眼朝我意味深长地一笑,似乎看穿了我的秘密,弄得我很不好意思,最后她说:
  “好吧,香也托我捎药给周,我当然可以把你的也捎上。你们俩对师傅可真关心,嗯?”
  我把药放下,脚底抹油地逃走了。暗地里我在想周会吃谁的药呢。他痊愈后,答案很清楚:他故意冷落我,和香说说笑笑,一副很开心的样子。
  到了这时,地已完全冻住。6台拖拉机都回到村里检修,昼短夜长,机库外冰天雪地,夜班也不用上了。我抓紧机会向李学拖拉机的有关知识。学的时候,周的一举一动悉数在我的眼中耳中,虽然我没在看他,也没在听他,但我眼前晃动的尽是他的身影,满耳听到的无非是他的声音。有一个念头越来越难以抗拒:我也许应该跟周解释一下,关于文和我的传言是毫无根据的。两个星期以后,我对周作了表白。
  从那一刻起,周和我就须臾不可分了。我是说我们的心紧紧联在了一起,而在现实中我们几乎没机会两人独处。白天,众目睽睽之下,我们最多在瞬间交换一个眼神。我们不敢多说话,手当然更不敢碰。晚上,我们也一无去处,大食堂自然是不能呆的,宿舍里一切活动都让别人尽收眼底。其它地方,比如我们的拖拉机驾驶楼或机库,又没有取暖。零下三四十度,在对方手臂里不消叨分钟就冻得浑身发抖,得马上跑回宿舍拥抱火墙。
  我回到宿舍,痴痴念念还是想着和周在一起的情形。我开始为他打一双毛线袜。本想为他打件毛衣,怎奈我没钱买这么多的毛线。在这之前,我的手从未碰过针线,也不会使用缝纫机,这一切都是在老隋家向江学的。我为周补衣服时,江在旁边看着我,善解人意的样子。我常被她看得脸红,但我还是很感激她。
  周则亲手为我做了一把镰刀,用又轻又结实的黄杨木做柄,这是当地能找到的最好木材。他从木匠那儿借来了工具,先在木头上划线,设计好长度和弯度,再锯出形状,修整打磨细部,使柄端手握之处的弧度正合我手的大小。刀刃是请方圆几十里有名的铁匠师傅打的,周去打这把刀,来回花了整整一天时间。
  后来我用这把镰刀在雪中割大豆,感觉与过去我使的镰刀真有天壤之别。恐怕只有连续割过八九个小时大豆,了解这样不断重复、永无休止的弯腰收割会给人的手臂和肩背带来何种痛楚的人,才能懂得为什么我会深受感动并如此珍爱周的礼物。
  这就是周和我彼此表达爱情的方式:毛袜和镰刀。没有红玫瑰,没有小夜曲。我亦没有怨艾,和这个地区许多真正的农家青年比起来,我们算颇为幸运的。按本地习俗,婚前男方家庭要给女方家庭许多彩礼,这一风俗60年代中止过一阵,到了70年代又流行起来。彩礼包括至少2000元钱,这在当时可不是个小数目。邻村就有一位男青年为此发了疯。
  我从花儿那里听来这件事。(花儿秋天从牛棚里放了出来。)有个小伙子爱上了同村的一个女孩子,但男方家很穷,满足不了女方家中索要的彩礼金额。女方家也曾给他宽限,要他筹足这个数目。他千方百计,东挪西借,几乎愁白了头发,眼看期限又到了,怎么都还缺一点。于是对方把女儿嫁给了付得起彩礼的人家。小伙子心痛欲绝,不久就精神失常了。我听了这件事非常难过,当时我正与周陷入爱河,我能体会那位小伙子的感受,也在为那位女孩子叫屈。
  与这样的悲剧相比,周和我没有这方面的烦恼,但我们的关系从一开始亦困难重重。比如他父亲的历史问题,如果说从前还能回避,现在则不得不放上桌面。70年代,一个人的家庭出身举足轻重,它关系到这个人一生的命运。
  周对我说他的父亲在1949年前是国民党的一个下级军官。他最初在一所普通学校学的无线电技术,毕业不久正值日军人侵,于是他从军抗日,一心想把日本人赶出家园。我不由想到他的初衷亦正是我父亲的初衷,所不同的是我父亲投的是共产党,他父亲投的是国民党。
  周说,在抗战中他父亲的无线电台驻扎在云贵一带,在那里他爱上了一位异族姑娘。她是白族人,为了爱嫁给了汉人,从此背井离乡,跟着丈夫走南闯北。战争还在继续,条件很艰苦,但她用勤劳、节俭和充满爱心的双手把小家安排得尽可能舒适温馨。婚后一年,他们有了一个聪明伶俐的男孩。但这孩子5岁时被手中的爆竹炸伤后不治。孩子的死使母亲悲伤不已,也就在这时,周降临人世。
  后来我从周的口中得知他父亲其实在1949年有过一次参军入党的机会,那时解放军中无线电技术人员严重短缺,北京和平解放后,政府曾动员他父亲参军,并答应给他与过去相当的级别,他父亲拒绝了。我听到这里大吃一惊,忍不住说:
  “你父亲可真反动!”
  周顿时脸色苍白,他定睛看着我,嘴张了张想要说什么,最终还是什么都没说。然后他别过头去,不再置一辞。很长一段难堪的沉默之后,他向我解释说如果他父亲接受了这份工作,就得去和南方的国民党部队打仗,他父亲觉得自己实在难以面对。为此他付出了惨重的代价,丢了职业、社会地位、钱财。朋友……
  “否则他现在也是革命干部了,”好一会周发出一声微叹。他认为他父亲走错了路吗?他为此而恨他么?我倒恨起他父亲来。过去21年受到的教育告诉我,所有的国民党都是恶棍,杀他们也不为过。更重要的是他这么做对周太不公平。就因为他走错一步,周从出生起身世就如此悲凉。真是一着不慎,后患无穷。
  但这一切当真都是他的错么?多年以后,我对周的父亲改变了看法。他拒绝那份工作是出于义气,他宁愿放弃荣华富贵也不肯去屠戮昨日共事的伙伴。也许他不知这么做后果有多严重,还以为像他那样的人走到哪儿都能凭技术吃饭。他过于天真了,1949年后,无线电通讯这么要害的部门,怎么可能雇用他这样有严重历史问题的人呢?他若用电台联系台湾特务,搞谍报工作怎么办?所以50年代他曾远去内蒙想找一份技术性工作,都没能如愿,悻悻然回到老家北京后,死了心,做了一名工人,出卖体力。
  除了他父亲的问题,我们亦难在前途问题上达成共识。我的意见很简单,最好的解决办法是我们俩双双自杀,割脉,服毒,迎着暴风雪走出村去,冻死在荒原上,种种死法不一而足。我可不是一时冲动,而是经过深思熟虑的。
  此时的周和我韶华正盛,我们的爱纯洁而热切,远离铜臭和俗趣,赏心悦目,这近完美。自此往后,我们只会走下坡路。尤其在这么个缺乏正义,满目残忍、狡诈、人们互不信任的世界中,经过三四十年的艰苦劳作和贫贱夫妻百事哀的生活,到头来我们会有一个什么样的结局呢?凡人难免一死,也许到我们肉体死亡时,我们的爱情早就被糟蹋得不成样子了。
  周听了我的高论,思索良久,最后摇摇头说:“不行,我不能自杀。我死了,我妈会活不下去的。我不能伤她的心,要她的命。”
  闻罢此言,我着实有些失望。但我也不能怪他,我知道自己的念头大违常理,周不像我,他是个脚踏实地的人。也许这就是为什么我的三位女朋友听我坦白之后,异口同声地叫了起来:
  “你们两人根本不是同一类人!”
  “你们的性格完全不般配!”
  “你的选择大错特错!”
  我明白周和我是两路人,我喜欢他就因为他是他,我是我!我在优越舒适的环境中长大,他却备尝贫困和歧视。人情冷暖,世态炎凉,他却依然坦坦荡荡。我的良心上有那么多污点,理应受到天谴;他什么坏事都没做过,生活却对他如此不公。仅仅因为他摊上了那么一位父亲,不论他本人有多优秀,不论他作出了怎样的努力,还是被打入另册,横遭白眼。永远没有机会,永远没有前途,甚至得不到他人的同情。他感到愤怒么?我愤怒!
  尽管我对周父亲的历史问题很头疼,但我还是喜欢周,也许我爱上周是因为我想象他的身上会有一股子叛逆精神。但我真想找到这股叛逆精神时,又不见其蛛丝马迹。我们相爱后,周一心希望能结婚成家。我倒是想和他结婚,但我一点都不想在北大荒成家。我试图向周解释,他感到难以理解。
  “看看这里的贫下中农,这种日子他们能过,我们为什么就不能?大家都是人,两只眼睛一只鼻子,你没听当地的老乡说,一个人没有享不了的福,也没有受不了的罪么?”
  眼看这话说服不了我,他又换了种办法,援引毛主席语录和报上的社论,说知识青年就应该扎根农村。这话真把我惹恼了,我定睛凝神望着他,弄不清他说这话是出于真心,还是想用宣传来迫我上钩。若是前者,他是个头脑简单的顺民,若是后者,他是个卑鄙无耻的伪君子。
  他不是伪君子,我不觉得他像这类人。那么难道他真地相信报上宣传的那一套?也许他只是现实一点罢了。在他看来,领导已经发话,说决不让我们回城,那么我们只好考虑怎么在这里安家。干嘛为了一些不实际的念头而跟自己过不去呢?
  不管怎么说,我的朋友真是旁观者清:他和我纯粹是两种人。我后脑长着反骨,他则是个顺民,服从领导,崇拜权威,连谎言都真诚地相信。他逆来顺受,剥削压迫之下仍能心平气和。尊严?也许没有尊严他也可以活,我可做不到!无人格,不自由,毋宁死!
  其实这样说对周是有失厚道的。这种种想法都是气话,我知道在他看来,北大荒的生活不赖,他的童年比这更为艰辛。至少目前他能自己养活自己,每个月还能寄10元钱回北京补贴家用。对这种状况他颇为知足,而我却感到不能忍受。
  仔细想想,也许在中国本来就有两类人:绝大多数人在正常情况下都服从权威,安分守己,因为生存对他们说来乃诸事之根本。只有一肝部分人,这些人吃穿不愁,受过良好的教育,他们有条件东想西想,挑战权威,不受势力束缚。我父亲曾是这一类人,我或许能属于这一族群?要我脱胎换骨,从此逆来顺受,我实在做不到,我知道这种犟脾气只会给自己添更多的麻烦。
  入乡随俗。为什么我不能像周希望的那样过农民的生活?我也不懒,能吃苦耐劳,但我一看到老隋夫妇和他们4个孩子,气就短了。如果周和我在这里安了家,我们一定步他们的后尘。江的今天就是我的明天,周在14年后则会成为另一个老隋。这些念头让我心寒。
  其实我很感激老隋夫妇,他们待我们真没话说。那个冬天,看到周和我没地方可去,他们几乎隔天晚上就请我们上他们家吃晚饭,这样晚饭后我们可以坐下来聊天。当然这种场合是不能说悄悄话的。周和隋坐在炕的一头,江和我在另一头。4个孩子在我们之间爬来爬去,翻上翻下。但至少我们可以眉目传情,而老隋夫妇则在一旁有意无意地看着我们微笑。
  是不是我们让他们回忆起14年前的一些情景呢?我听说江当时是村里最漂亮最活泼的闺女,好几个小伙子都爱慕着她,最后她嫁了老隋。没收彩礼,也没靠媒人,全是她和他自己的主张。所以他们挺平等,至少结婚那会儿是这样。两人都是国营单位的职工,又都年轻勤俭。
  到了饥荒的年月,江丢了铁饭碗,成了“臭家属”老隋却还能在上班时间打打瞌睡。后来我看出,他嗜睡不是因为懒惰或脸皮厚,而是因为有4个小孩,生活又桔据,在家得干很多活儿:打水,劈柴,打草,垛草,种自留地,喂猪,起猪圈,出炕灰,秋收过后去田里始大豆,捡土豆,架栅子,盖苞米楼等等。
  老隋被家务缠身,累得半死,他有时也拿江出气,骂她,指责她跟别的男人有染。这些周和我都看在眼里。有人还说他打老婆,我们没看见。但倒霉的事躲是躲不过的,第二年春,老隋查出得了喉癌,后续治疗在100多公里外的密山市进行。长途跋涉,加上生理反应,他苦不堪言。即使享受公费医疗,单是来回的旅费就很可观,使这个小家庭不久就债台高筑。
  当老隋在医院为求生而苦斗时,周和我竭尽所能帮助江,她快被生活重压拖垮了。现在她得一人管4个孩子的吃喝拉撒,还得下地干活,不然她根本没有收入。其实她自己也带着病拼命干,她有风湿性关节炎,还有妇科病,腰肌劳损,但家属没有医疗保险,她连病假都不能请,逞论看医生和买药了。
  她在地里刚干完活,接着就得做饭、洗碗、洗衣。补鞋,没完没了,常常顾不上梳头洗脸。看江和其他家属这等狼狈,我仿佛看到了将来的自己。知识青年?只要我们是女人,保不准哪天国家也会让我们退职,像江和其他“臭家属”一样。这样的前景使我胆战心惊,我死也不想跳进这么个泥潭!所以我真开不了口对周说我要嫁给他。到北大荒已铸成大错,在这个节骨眼上,我千万不能一错再错,否则我的命运就一了百了,再没人能帮我救我了。
  与此同时,看着周难受的样子,我的心隐隐作痛。我做了他的女朋友,给他的只有烦恼。他已经掉了好几斤肉,往日的幽默也难觅踪影,即使勉强挤出一个笑容,可眼里全写着深深的忧伤。我看他的眼神,真想大哭一场。
  因为他父亲的历史问题和他自己童年的经历,周比我要内向和敏感得多。他也许早听到了村里人的闲言碎语。开始时大家都不信我俩会相爱,而后他们似乎不太喜欢这个事实。他们背地里说周是于连,斯汤达的名著《红与黑》中的主角。
  这太不公平!周根本不是于连,他清楚我的家道中落,我的父母既没权又没钱,有的只是没完没了的麻烦:老革命是麻烦,知识分子也是麻烦。周是在我坦言相告这一切之后才成为我的男朋友的。他知道的事,别人不知道,他懒得解释,反正说了也没人信。现在,大家等着看好戏,看我怎么把他甩掉。
  为什么这些人会有如此邪恶的念头?周又没得罪他们中任何人。也许对他们来说,周生而属于社会底层,他应该明白他的地位,莫作非分之想。按此推想,我一旦嫁给了周,我也应该知道我的地位。我不再是老干部的女儿,而是国民党军官的媳妇,我的孩子是国民党军官的孙子。
  初恋使我大开眼界。遍地陷阱,漫天网罗,口蜜腹剑,笑里藏刀。晚上,我一遍遍读曹雪芹的《红楼梦》,对林妹妹和宝玉的爱情产生了共鸣。我开始理解为什么他们要哭、要病、要疯、要死。他们是以心相许的一对,只求厮守在一起度过此生。但在那样的社会,那样的家庭,他们空怀其想,万般无奈。他们做的每件事,都与本愿相违;说的每句话,都刺痛着对方的心。传统和权术,虚伪和嫉妒,情人的血泪斑斑,这就是古往今来的中国!情势比人强,有志者事难成。纵然有铄金的热望,到头来只能是抱恨终天。真叫人欲爱不能!欲生不能!
  一如书中的女主人公,到了1973年夏天,我发现自己已经山穷水尽,除非说谎,无论说什么别的,都会伤周的心,唤不回他的欢颜。于是一天晚上,我对他说:
  “周,我不能和你结婚,我们相爱就是一个错误!你应该和香结婚,我知道她想嫁给你。”
  “不!我一点也不爱她!我爱的是你!你怎么能对我说这种话?”
  我哽住了,眼泪涌了出来。一开了头,就再也止不住,只觉得天地间除了愁苦充盈,再无它物。悲怆竟无边无涯!我的心沉到了苦海的海底。中文里有“伤心”二字,我这下才算是尝到了伤心的滋味。我的心在淌血,一阵阵疼痛难忍。周过来劝我,他根本劝不住,后来他便只能搂着我,和我一起哭。我们强忍了这么久,苦涩的眼泪泡着心,现在这泪水终于决堤而下,任什么也挡不住。在此之前,我从未有哭成这样的时候,此后也再没试过。至于周,这是我唯一的一次见他流泪。
  那天晚上,我反复问自己:
  ——你爱他么?
  ——当然爱!
  ——如果你不打算和他结婚,就不应该爱他。
  ——但我做不到,他也做不到。我们就这么彼此相爱。
  ——那么为什么你不能和他结婚?毕竟这是新中国,没有包办婚姻,不像书中的恋人,你们可以生死厮守,共度余年。也就是说,只要你改变主意,说声行,你还是能给他带来快乐,而不是痛苦。
  ——这可能么?我是说如果我非常不幸福,我能使他幸福么?
  ——谁知道,也许能呢。
  ——好。巴,既然我愿意和他一起死,我想也许我能够和他一起生。牺牲我自己,成全他的梦。说到底,我也不能叫牺牲,我反正是没有出头之日了。何况我们真的相爱。为什么我们的爱这么辛酸,这么艰难,爱不是如糖似蜜的么……
  脑子来来回回转着这些念头,我决定给我父母写封信,信里没有一句口号和大话,我单刀直入对他们说,我想永远离开这个地方,问他们能不能帮我。如果不能,或者不愿,也罢,我告诉他们我和周正在谈恋爱,我打算嫁给他,我们就在这儿过一辈子。
  信只这么三言两语,直截了当,我根本没打算费笔墨去解释。他们或者能理解,或者不能理解,我倒想看看我的命运究竟如何。发出这封信差不多像是玩俄罗斯轮盘赌,我扣下了扳机,单等一声轰鸣。
  11天后,传来了响声,是父亲回的信。他说他和我母亲对我信中所言感到意外,他认为,我扎根农村的决定是对的,知识青年应该……至于我的婚姻,他说他和母亲尊重我的选择,但似乎我不必这么匆忙,我才22岁,还可以等上一两年。
  这就是说他们还是不理解。我早就料到了!我从一开始就知道会有这个结局,只是不愿意认命罢了。现在我是彻底没戏了。
  起初我并没有对周说我给父母写信这件事,现在是如实道来的时候了。我本想当天晚上就跟他讲,但到了晚上,我突然不舒服,完全没胃口,一整天粒米未沾。干完活回来,我倒在炕上,实在懒得动弹。我想那就拖到明天再跟他说吧。反正余生既定,也不在乎早一天晚一天了。
  第二天,我还没来得及找机会对周说我准备嫁给他,忽然来了一封电报。是父亲打来的,电文寥寥五个字:母重病,速回。
  我从严的手中拿到这份电报。严作为指导员,每人的电报总是他第一个拆来看。我问他能不能请几天假,也轮到我体探亲假了,可他说不行。团里刚发了通知,麦收开始,除非知青的父母病危,否则一律不准请假。
  既如此,我别无他法,只得星夜又给我父母写了一封信。结果他们并不需要,3天后,我的信显然还没到他们手中,又一封电报飞来,还是父亲的名义,不过电文改成:母病危,速回。
  这下严说领导会研究一下我的请求,在中国人人都知道,研究一下可能需要几天、几个月、甚至几年。我无计可施,只能耐心等待,不知父母出的是什么招儿。母亲真的病了么?不能排除这种可能,更大的可能则是他们想出了帮助我的办法。
  我又喜又怕,心里直恨父亲为什么不在电报里给我一点暗示。当然我不怪他,那些年,谁不知道电报是“公开的秘密”。
  又过了两天,我再去找严,这次他说领导批准了我的探亲假。听到这个消息,我大喜过望。正在这时,又一份电报接踵而来,我注意到严的脸色突然一变,过了一会,他把电报递给我,仍是出自父亲之手,这次赫然写着:母亡,速回。
  很快村里人人都听说了我的不幸,个个都来安慰我,这使我大窘。我不知自己是否应当受到此类同情,也不知该哭还是该笑。当然我不能笑,但我也哭不出来。若事实是我欺骗了这些好心人,我会感到难过;若事实是我没有欺骗他们,我会更加难过。最好是避开众人,赶紧走。于是我紧着打点行装,方、丽雅和老宋一起帮我的忙。
  当晚周送我到最近的火车站,那也在十几公里外。我们得穿过大片沼泽,风刮得正紧,草甸子上的高茅草伏倒又挣扎着站起,远处传来狼嗥。新月在云山中出没,我们周围的世界因此也忽明忽暗。
  风萧萧兮易水寒,
  壮士一去兮不复还!
  5年过去了。那梦想当英雄的女孩已不复存在,而一个和她同名同姓的女青年正从战场上落荒而逃,这场征战如今在她看来败局已定,并已完全失去了意义。梦想幻灭,她的内心一片空虚。明晚后晚的月亮在异地他乡是为她熠熠生辉呢,还是为她黯然失色?她和她的恋人什么时候才能再共婢娟?
  火车开动前,周跟我说我应该尽力说服父母,让他们想办法调我回城。不过这事说起来容易,办起来难,所以他会在这儿等我3年。如果这段时间我办不成,随时都可以回来,他会娶我。即使这里的领导把我批得狗血喷头,他不在乎。火车开动的瞬间,他把一张10元钱的票子塞在我手里,嘱我多多保重。说罢他转身离去,又一个十几公里的沼泽在等着他一步步往回走,这次他是孤身一人。
  我零零丁丁坐在黑黢黢空荡荡的车厢里,望着窗外一轮远月飞度关山。我寻味着在北大荒度过的这5年光阴,从门岁到22岁,这是我一生中的青春岁月,最美好的时光。我洒下了成吨的汗水,流过了成桶的眼泪,感到受了欺骗,我为之而愤怒。但同时我又有说不出的惭愧:我就这样开小差溜了号,跳离了一条正在下沉的大船,把朋友和恋人统统抛在身后。还有那些善待我的老乡,我也一并背弃了他们。
  我死的那天,如果灵魂还在,我大概也会有同样的感觉:一丝不挂来,两手空空去,一生的挚爱和投入全都成为身后之物。爱情、友谊、雄心、愧疚、怨恨,种种情愫都化作过眼烟云。此生已休矣,来世未可知。我失去的无法估量,而前途又是一个巨大的问号。唯有这一刻,我敞开了一个自由的灵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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