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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朋友及其它








  就在我沉溺于对张黑黑的回忆中不能自拔的那段日子里,凉水泉有10来个知青离开了北大荒,一去不复返了。他们无一例外都是北京的高于子弟。“7只大苍蝇”飞走后,有一段时间,他们宿舍就剩下文一个人,他利用这个独居的机会斗胆学起了算命。我颇怀疑他究竟对这玩艺儿有几分诚心,但随着时间推移,他居然赢得小小名气。白天晚上都有问卦的人,有些甚至打外村远道而来,搞得他没时间读自己心爱的书,连休息的时间都搭上了。他虽时有抱怨,但看得出他端的热衷于向别人讲述他们的命运。
  几乎所有没希望通过上学或参军回城的知青都来找过他。他们只关心同一个大问题:我这辈子还有没有可能回城?如果有可能,什么时候?什么办法?但这个问题颇难启齿。文知道大家的心思,他也是个回不了城的知青。
  我听说他有好几套算命的路数。有时他用《易经》里的八卦图,有时他只要来人在纸上当场画几样东西,如小河、蛇、癞蛤蟆、树、鸟等等。他还问一些古里古怪的问题。
  “你喜欢秋天的月亮还是冬天的太阳?”
  “你喜欢你家围着砖墙、木栅栏,还是什么都没有?”
  “你想要一把什么样的锁?金锁?银锁?铁锁?”
  他的问题困人而异。我很好奇,不知他会问我什么问题。但我出现在他面前时,他一个问题都没问,也没摆什么八卦图。他只是直愣愣地看了我好一会儿,我感到他并不在看我,他在用他的天目探寻我内心深不可测的秘密。然后他才开了那张著名的铁嘴,一板一眼地说:
  “你是个劳碌命,得一辈子孜孜不倦地工作。你爱的人,不能跟他结婚;跟你结婚的人,你并不真爱他。他倒不坏,聪明,也本分。你会和他生一个儿子,然后离婚。你这一生不能依靠任何人,全得依靠自己。你最终会回北京,还会去很远的地方,你会见很多世面。冒险、成就。孤独、焦虑,这些都在你的命里。总的来说,你的命不坏。你的晚年身体很好。”
  我笑了笑,出于对他的礼貌。心里却不以为然:这都哪儿跟哪儿呀?什么丈夫、儿子、见世面、晚年,真让我暗中笑痛肚子。文,你根本不知我的命。我自己知道!我不会有什么好运,因为我不配。像我这号人,又傻又傲,懦弱虚荣,病态荒诞,一钱不值。我这一辈子,于己无益,于人倒可能有害。我还是早点儿把它了断算了。等着瞧。巴,你会吓一大跳,我敢保证。
  其实那天我并不是特地找文算命的,我的朋友方想算她的命,但又和文不熟,她知道我和文是同校同学,就把我一同拽了去。
  方和我同龄,上海人。“文革”前她也在拔尖儿的上海中学读书,但她的父母不是干部,只是普通职员,并无权势。方从1969年就来猪场干活,开始时她不怎么说话,谁也不多注意她。那时袁和我过从甚密,袁走后,我渐渐发现方不但聪明,还很热心,是个可信赖的朋友,我们这才交往得多了起来。现在轮到她坐在文的面前。
  文叫她洗一副牌,“你得诚心做,否则结果不准。你一直洗,洗到自己觉得满意为止,然后把牌给我看。”
  方洗了又洗,我看得出她很紧张。最后她洗完了,文把牌翻出来,开始解说。他先是讲方的父母和家庭,然后又讲她的童年和个性,至于她的命运,我记不清他的确切用词,他说的似乎并不很乐观。她也得一生勤劳地工作。每个人都得努力工作,他这么说真是万无一失!她将来干的活儿既辛苦,又乏味,而她似乎没有太多选择。她25岁那年会嫁给一个嫉妒心很强的男人。虽然她不会爱这个人,但为了他们的儿子,她会一直做他的妻子。她命里会很孤独。将来她会失去最好的朋友。现在他讲得有点儿眉目了,但老话有言,“瞎猫还碰上死耗子呢”,就算说对了,也是蒙的。这之后,她会越发没人倾诉衷情。虽然最终她也会回上海,但更多的苦恼等着她……文的铁嘴不停地说着,我真想叫他即刻闭嘴!
  “你别听他的,方,他算的命全是瞎扯!他算我的命就没一点儿准。”我们一走出门,我就感到有义务安慰方几句。
  方一言不发。后来她对算命这件事避而不谈,但她有好几天明显地若有所思,我想她是大把文的话当真了。在这点上,她倒有不少同伴,村里的许多人都将文奉若神明。算命这件事到底也给文惹了麻烦,他被记了一大过,载人了档案。批评他的材料在整个兵团公布,杀鸡儆猴。
  问题出在哈尔滨来的知青老乙身上。文给他算命说他得到35岁那年才能娶上媳妇,这媳妇不是黄花闺女,而是一寡妇。我们听后只觉得好玩,哈哈大笑也就过去了,老乙却把它放在心上。之后,有人听见他自言自语:“我该怎么办,35岁娶一寡妇?”这样一来,他成了村里的笑柄,有人给他起了个外号,叫他“老三十五”。老三十五后来回家探亲,家人带他去看病,医生认为他精神上有点问题。但他没能像他家人希望的那样办病退,而是把文给连累上了。
  这下文该汲取教训了!有时他对所谓命运信之过于执著,一点也不照顾别人的感情承受能力。但在我看来,对文的惩罚有失公道:毕竟他没有主动于这营生,算命的人都是自己找上门去,央他求他,他无法回绝,这才干的。他为别人算命,没得一文钱的好处。
  再说了,难道这个地区的知青因为他的话全都一下变得迷信起来?文相信人的命因缘前定,其他人相信他的话,我相信奶奶的故事,我还相信冥冥中苍天有眼,善有善报,恶有恶报。也许我们真被农民改造过来了,但为什么中国的农民这么迷信呢?
  过去我把这归咎于农民的文化程度低,加上统治阶级施行愚民政策。现在我看得深一层:农民迷信是因为他们对许多事无能为力。他们不停地遭遇天灾人祸,但仍心怀憧憬,为他们自己和子孙后代。他们生活得越艰辛,对将来的憧憬就越痴迷。他们信天信命,信因果,信来生,因为这辈子他们几乎不再有机会来改变自己的命运了。在这样的环境下,每个人早早晚晚都会变得迷信起来,不管他有多聪明,受到多么高深的教育。如果我不是自己成了农民,我永远也不可能了解这一层。
  知青现在都变成了农民,我们拿的是农业户口,回城希望渺茫。但我们又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农民,因为我们中的许多人都不愿放弃,甘心接受命运的安排。一天晚上,方和我一起在猪场干活,接生猪崽。我们边等边聊,突然,方迎着我的目光说:
  “瑞,你知道我想什么?我来告诉你我的真实想法:我希望中国和苏联打起来!打成第三次世界大战更好!原子弹、氢弹,要炸就炸。我们也许都一块儿炸死,我不在乎是否炸得粉身碎骨。如果我大难不死,我也许可以回上海,荣归故里。”
  “我懂你的意思。”我点点头,心里有些诧异。方给我的印象是一个文静而谨慎的女子,极懂得自我克制,言行合情合理,万没想到从她口中蹦出这番壮怀激烈的言辞。同时我深为感动,她对我说这番话得对我寄予多大的信任!说到第三次世界大战,叔叔不就为此被打成现行反革命的么?方要是对一个不合适的人说这些话,她准会惹祸上身。
  短短一段对话成为我们俩终身友谊的肇端。万马齐暗的年代,几句话可以包含非常丰富的意味。我立刻看到方和我精神上同为一宗:我们立志来到北大荒,现在梦想成了泡影,但我们还被迫留在这里。在村里,我们所能做的事就是干活、吃饭、睡觉。年复一年,我们种庄稼、养猪。创造出来的剩余价值,如有的话,也被“劳心者”消耗殆尽。这样的生活了无意义,令人难忍。方盼望打第三次世界大战,我则驱赶不走自杀的念头。
  自杀,想来不会太难,我敢肯定下得了手。真希望有一把奶奶故事里的短剑:饮碧。我会一剑刺进胸膛,看鲜血飞溅,像一把打开的腥红色的扇子。我渴望以此形式一死!可是这把剑在一口古井的井底,我最不愿意就是跳井!邻近村里有个知青就跳了井。还有一个人去年冬天把自己炸成了碎片,谁也不知道他究竟怎么干的,黎明时分他去挖排水壕沟的炸药,结果出了这样的事。大冬天挖沟本来就是一个馊主意,土冻得比石头还硬。
  我还有其它什么选择?仰毒?猪场药箱唯一一把钥匙倒是在我手里。滴滴涕,敌敌畏,这些药的任何一种,只要有足够的剂量,都能送我上西天。要不就采用最传统的死法:上吊。猪号的房子真是专为上吊者而造的,有这么多的横梁,每根都又长又结实,一,二,三,四,五”……从头到尾整整48根,挑一根我喜欢的,用细一点的绳子。夜里没人会来,有大把时间慢慢死。
  我听见平原上的狼嗥,想走出去看它们一眼,可它们跑走了。这儿的老鼠带有一种神秘的病毒,叫做虎林热,我们团有几个知青就得了这病,死了。我看见这种背上有三道黑纹的老鼠也不躲开,但这病偏不愿亲近我。
  团里有几个知青在扑灭山火时献身。他们不顾风助火势,顶风救火。就在被火吞噬的时候,他们高呼“毛主席万岁”,护着胸前的毛主席像章,这样他们成了革命烈士。
  成为革命烈士这个念头已不能再打动我。相反,我常常动点儿反革命的脑筋。凉水泉离国境线乌苏里江不远,走几个小时就可以到那儿。
  半夜跳进江中,轻轻游向对岸,也许今晚我福星高照?再见,我的祖国!“工人阶级无祖国,”谁说这话来着?马克思还是列宁?赶快!边境哨兵不知何时就会巡逻过来。狗拼命叫,突然一道电光划破长空,子弹像雨点飞来。我被击中了。“回来!”“回来!”“不!我决不回头!”一人做事一人当,不能连累家人。我带着背上的伤奋力向前游,一直游到江底……
  想到这儿我忽然记起,江的对岸是苏联。我的白日梦仍是肥皂泡,跳出油锅又落入火堆。就算我渺如尘芥,也不愿意死成这样。
  我品咂着各种自杀方式,渐渐回忆起了我在听奶奶的故事时感到的那种锥心的悔恨。在那个形势下,我别无选择,城池沦陷,若不想落入敌手,受尽凌辱而死,惟有自刎。但眼下,何苦匆匆?真想死,哪个晚上、哪种方式都是现成的,在这个世界上,我本是无名,J、卒,生死不在他人眼里,又何必非死在今天不可?拖到明天再说。过去我太冲动,欠思量,一错再错,形如覆水,我不能再犯致命的错误。
  来北大荒就是个致命的错误。如果砍了我的一只手,让我回北京重头来过,我也干。当时我就这么想,我的三个知心朋友,方、丽雅和老宋,也都愿做这笔交易。
  我和丽雅成为朋友是因为方的缘故,她俩在上海读中学时就是亲密朋友。丽雅与方不同,她出身于资本家家庭,1949年前家道富裕。丽雅从不说起她的父母,我想他们一定像丽雅那样,很高傲。在我所有的朋友中,丽雅是最有天分的。她会弹钢琴、画画、写诗,而且她长得非常漂亮,月牙眼,亮晶晶的,红润的双腮有两个深深的酒窝。她在人前总是笑,人后才流露其它的情感。我也喜欢这样,在众人面前谈笑风生,不让别人看见我的眼泪。
  所以丽雅和我不必用语言表达彼此感受,我们心有灵犀,我可以轻易地透过她的假面看出她的志向、她的孤高、她的自卑和积在心中的悔意,我看她就像看我自己。在我们之间,言辞是多余的,只会给感情的交流带来妨碍。我和丽雅见面时,我们只说些无关紧要的琐碎事儿,但我常常想别人为什么觉察不到隐藏在丽雅满面春风背后的辛酸。她来北大荒的故事不是什么秘密,村里的每个人都耳熟能详。
  1968年秋天,上海第一次送知青到北大荒。北疆的生活激发了丽雅和方的无穷想象,她们双双报了名。几天后,方接到了批准的通知,而丽雅没通过政审:她的父母是资本家,到边疆工作政治上不够可靠。
  得知这个消息,丽雅搬出了父母家,还给他们写了一封信,声称和他们划清界线。但这还不行,后来她又写了大字报公开谴责她的家庭,到了这个分上还是没得到批准。方和其他人离开上海的那天,丽雅到火车站送他们。她溜上火车,把自己关在厕所里,呆了四日三夜,车到虎林站时,她走了出来,呈上一份血书,发誓扎根北大荒。领导被感动了,终于让她留了下来。
  4年过去了,丽雅前途渺茫。其他知青的父母都疼爱自己的孩子,想方设法把孩子弄回城,而丽雅和家庭断绝了关系,她离开上海前的举动令她父母大失颜面,现在她又怎么能出尔反尔,回过头去求他们呢?再说,即使他们愿意帮忙,也苦于力不从心。
  结果,丽雅在凉水泉呆了整整10年。她是1979年和最后一批知青一起返沪的。后来她老觉得腰酸背疼,不知道患上了癌症。再后来她动了几次手术,吃了很多苦头,终在1993年永远离开了人世。对她来说,去北大荒名副其实地犯了一个致命的错误。
  另外一个朋友老宋面临不同的难题。她那年已经26岁,是我们村里年纪最大的知青,比方、丽雅和我都大4岁。村民背后开始叫她老姑娘。她在北京的父母对她的终身大事愁得要死,但老宋对我们说,她绝不在北大荒嫁人。老姑娘就老姑娘,她不在乎。
  事实上,方、丽雅、老宋和我,我们四人在一起发过誓,只要人还在北大荒,就决不言婚嫁。我还清楚记得我们说这番话时的情景:那是8月末一个晴朗的下午,早些时候一阵暴雨洗刷了大地,整个天空一尘不染。我们四人手拉手走出村,路边野花成行,收割过的麦地绿茵茵的,一望无际。南风乍起,温暖而湿润,抚摸着我们的脸颊,吹乱了我们的短发,我们一路走到小南山。
  在路上我们畅谈未来,扬言不结婚,4个人终身做最好的朋友。只要不结婚,我们就可以每两年享受24天的探亲假,其余的时间我们拼命攒钱,制定计划,盼望下一轮休假。一年又一年,到我们再也走不动了,我们就说好一齐去见上帝。
  正说着,一道彩虹梦幻般地出现在我们面前。这是个好兆头!飞越天际的七色桥,你要把我们引向何方?即使我们时运多艰,你是不是在告诉我们,有些欢乐还是可以享受得到的?想想:如果我们还能活40年,那么就有20次的探亲假,总共有480天哩。差不多一年半时间我可以活得像个人样,即使剩下的日子得累死累活,也不算太坏。不管怎么说,这儿有彩虹,有我最贴心的朋友。这种生活也许值得过下去,谁知道?
  小南山就在眼前,它使我想起几个月前一位军官对我们训的一番话。他咬牙切齿地说:“你们知青做梦都想离开北大荒,偏不让你们走!只要你们活一天,就是三连的人,你们死了,也是小南山的鬼!你们别想再回城,记着我的话吧!”他的话在我们的伤口上又撒了一把盐。他对我们似有一种无名之恨,为什么?想到这些话,我决定不能让他的预言在我身上应验。我不能这就自杀了,因为我不想做小南山的鬼!
  老宋和我的友情却是在非常情况下一夜之间发生的。有一天已经半夜了,我一个人在猪号干活,宋跑来找我。我吃了一惊,因为过去我们几乎没有说过话,虽然我们都是北京来的,她家在远郊的门头沟。这会儿她走得气喘吁吁,一进门就大声冲我说:
  “嘿!杨瑞!你的日记真棒!我特喜欢!每句话都是从我心窝掏出来的!我说不出来,你帮我说出来了!你表达得好极了!真没话说!”
  我瞠目结舌地看着她。
  “什么什么?我的日记?你在说什么呀?”
  这下轮到宋迷惑不解了。
  “你到这会儿还不知道这件事吗?告诉你吧,村里至少有50个人已经看了你的日记,其他人明后天也会看到的。”
  “这怎么可能?日记在我枕头下面。我昨晚还见来着。”“我说,你这么这么天真?严指导员那儿也有一份你的日记。就在刚才,他还在动员知青批判你。明天要开大会,你最好先做点儿思想准备。”
  后来我才知道,老宋也是严要动员的人之一,所以她在头天就听严读了我的日记。我想她大概受毒不浅,于是才跑来通风报信,告诉我一切她所知道的消息。
  我怎么也没想到高,一个跟我同院长大,小学和中学都是同学的女孩子,会乘我在猪场干活时偷看了我的日记。看了也罢,她还把我给告了。于是严也看了我的日记,他看完后,还叫高抄了一部分下来。今天召开班排干部会,把我的日记读给这些人听。这些人大都也是知青,老宋是其中之一。老宋说,严读完我的日记后,全场静默良久,很多人若有所思。老宋说她本人被我的日记搅得整个下午都心神不定,到了晚上怎么也睡不着。过了半夜,她一骨碌从床上跳下,跑到猪号来找我。
  听了她的话,我不免东想西想起来。我当然有所警惕,知道自己又惹下麻烦了。同时我极为感激老宋,患难见真情,我真高兴又寻到一个知己。接着我开始气恼,恨自已被人愚弄。看这些人在我背后,在我浑然不觉的情况下,都干了些什么勾当,哪天他们在背后把我脖子抹了,我还一点都摸不着头脑呢!
  我更憎恨高的行为。她不但未经我同意偷看我的日记,还为了讨好领导把我给卖了!她怎么这么卑劣?背后捅我一刀。为什么?就我所知,我从来没有得罪过她。严指导员也够可恶的,他怎么能鼓励知青做这号事!还动员大家批判我!他应该批判高才对!教训她一下什么是做人应有的诚实和礼貌。现在倒好,他就因我这本该死的日记判我有罪,我连申辩的权力都没有,只能老实认错儿反省。一切都颠倒了。公理何在!是非何在!
  老宋走后,我又把整件事想了一遍,还是不明白高为什么对我这样。我的日记中没什么真扯得上反动的思想。而且一开始是一个革命英雄的日记,到后来我觉得呆在这儿没前途,希望能离开,如此而已。更何况这些话我也并未直说,全是用的隐喻。我其实只把当时聚集在我脑子里一连串的左道旁门和不吐不快的想法,选了百分之十最不具危险性的放在了日记里。
  唯一的解释是高想在她上大学的道路上搬掉我这块绊脚石。她知道我在这儿的贫农中间小有威望。如果真是这样的话,我应该可怜她,而不是恨她。她比我还傻,她于嘛不和袁过不去?她才是赵的心腹党员们的红人儿。至于村里的贫下中农,难道她看不出连他们也是泥菩萨过河,自身难保?
  仅仅几个月前,虎林县弄出一起“特大反革命事件”,一夜之间,这个地区几乎家家户户都搜查了一遍,天知道多少贫下中农受了牵连。单在我们村,就有十好几个人被捕,我的朋友花儿和她母亲季大娘都不幸卷入其中。她们的罪行是用针刺毛主席的脸和身体。而她们自己却对此一无所知。那时毛主席像铺天盖地,报纸上天天都登。村里人用旧报纸糊墙,而女人们又爱在墙纸上临时插一插针。谁一不小心把针插错了位置,便大祸临头,贫下中农立马也成了反革命,得拉去关几个月的牛棚。
  花儿关起来后,偶尔我会在远处看到她,我们谁也不敢和对方讲话。她见了我,总是眼圈红红的。真可怜!这孩子已是三分像人、七分象鬼了。她蓬头垢面,衣冠不整,长了一身虱子。对“犯人”的惩罚是:在拘留期间,不让他们洗澡,不让他们梳头。
  现在看来轮到我了,牛棚、审讯、虱子……我当然担心啦,无产阶级专政可不是随便闹着玩儿的,3岁孩子都晓得。但这次不知怎的我绝没有上次笔误被赵抓住小辫子那么惊惶失措。
  姓严的!我倒要看看你能把我怎么样?判我个反革命,把我送上刑场?那又如何?倒省了我在自杀的问题上伤脑筋。“死猪不怕开水烫”,此言不虚。再说,你也不见得真能把我逼上绝路,没你想象得那么简单。我会跟你周旋到底,玩玩刺犯和黄鼠狼的游戏。即使走到山穷水尽,我也不过就这条性命。但你就不同了,我会叫你这个生全村第一把交椅的人丢尽面子。姓高的,我也得叫你自食其果,从此在众人面前抬不起头来。不能那么便宜了她。鱼死网破,咱们走着瞧。
  严能猜出我的心思么?或者他担心我的日记会在知青心中引起巨大共鸣,就像老宋的感觉一样?我无从得知,但有一点,批判我的群众大会往后推了。他又酝酿了一轮,还是没能如期举行。到了最后差不多一个月过去了,他把我叫到他家,说因为我思想有严重问题,不适宜再做养猪场的班长。现在领导决定,由方来接替我的位置,我去拖拉机队干活。他又说在未来日子里,我必须更认真地向贫下中农学习,改造自己云云。
  原来不过尔尔!闹了半天他只是把我撸下了原已对我毫无意义的位置。多年后回头再看这件事,端的是因祸得福,盖因那些天我突然发现有人欲置我于死地,我便本能地奋起自卫。镇日预料我的对手下一步要出什么招儿,走哪步棋,倒把自杀这件事远远抛到脑后去了。我不想在“敌人”面前示弱,更不想让他们说我畏罪自杀。那时因为我感到自己蒙受冤枉,这在一定程度上冲淡了我对于在“文革”初期冤枉他人而受到的良心的重责。别人跟自己过不去,总比自己跟自己过不去要好过些,不过最好别让他们置我于死地。
  这件事的确给我造成了伤害。它摧毁了我的自信,使我神经紧张,这是显而易见的。打这以后,我在日记本里一个字都不敢写了,我的日记在老宋夜访的那天划上了句号:1972年4月30日。在这以后,不论什么不速之客叫我的名字,我都会突然头皮发麻,总觉得最坏的事情就要降临。我常常提防着突如其来的灾难和打击,再也不想被暗处的冷箭射中。这样一来我少不了失眠,少不了做恶梦。
  除了日记,信件也是定罪的依据,如果落入一个想整你的人之手。我每收到一封信,读完后马上小心翼翼把它烧了。这也是我父母再三关照的。当时我不觉得有什么可笑,现在想来真令人啼笑皆非。父母的来信每一个字都无懈可击地浸透了革命的词语,用放大镜也找不出任何暇拈,而信的结尾无一例外写上豆大的一行:读完此信,务必立即烧毁。切切!
  我在屋门外的走道里烧信,往往并不孤单。其他知青也戒心重重,做这档子事儿实繁有徒。这种场合,彼此心照不宣,只当别人并不存在。每个人都面壁而作,专心对着一小堆火,一张纸一张纸往火里送。烧完后还得用火钳搅一下,确保每一页信都被焚尸灭迹。这一情景使我经常联想到我们是在坟墓上烧纸钱:阴沉的脸,鬼火跳跃,纸灰像黑色的蝴蝶随着旋风飞舞。是谁死了呢?为什么要祭他们?我了无头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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