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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北京一零一中学








  小学五年级对我来真是柳暗花明又一村。11岁那年,某天我睁开眼睛,突然有一种前所未有的惊喜:曾是滞重混浊有如泥浆似的思维忽地变得清朗起来,像一道小溪在山间流淌。金色阳光跃然其上,紫月清辉蕴含其中,五彩星、七彩虹缭绕四周。这是个美妙绝伦的时刻。我像睡美人般醒来。按二姨的说法,是我的心“开了窍”。中国人相信智由心生,情与智就像孪生姐妹,都是在心中孕育而成的。
  从那以后,数学成了我最喜爱的学科,成绩几乎保持满分,所有的题目都迎刃而解,我直纳闷过去怎么会觉得数学这么难。至于语文,尽管汉字写起来还是会出错,但眼下写字已不那么重要,重要的是做作文,而作文靠的是一个人的思路和品味。
  意识到这点后,我的语文老师便也开始对我刮目相看。他常在全班50个同学面前抑扬顿挫地朗读我的文章,还时不时加几句激赏的评语。每逢这种时候,我心跳加剧,满脸绊红,低着头,敛住笑,耳朵却如天线般竖起,一个音符接着一个音符地接收那美妙的韵乐。
  我到底不笨,在春风得意的自信中,我踏入了12岁的少女时代。我身高日增,胸部隆起,初潮降临。在过去,这意味着我已到了论婚嫁的年龄。也许好几个媒人已经登门拜访过我父母,在背后议论我的终身大事。
  再不然就是早在我出生前,父亲已为我“指腹为婚”了。几杯浊酒下肚,一时兴起,他便会对老朋友说:“我们两家不论谁生姑娘,谁生小子,日后都让他们结为夫妻,我生女孩是你家媳妇,我生男孩是你家女婿。”这种朋友间的诺言比契约还管用,倘使日后有一方背信弃义,他便有辱祖先,为众人所不齿。
  幸亏我生在新中国,到了12岁时,既不必做针线来准备嫁妆,也毋须祈祷上天赐我以良人,我自有另外的目标:在即将来临的入学统一考试中夺魁,考上一所尖子学校。当时北京市有二百多所中学,其中四所收分最高:城里的第四中和师大女附中,西郊的一零一中学和清华附中。西郊的两所中学离我家都不算远,但我们班的同学和他们的家长都把眼睛盯在一零一中学上。
  听人说,一零一中不但在北京数一数二,乃至全国都颇有名气。学校的老师是从几千名中学教师里遴选出来的,他们教学经验丰富,工作极端负责。学校的设施也是一流的。至于学生,他们不限于西郊,而是全北京的学习尖子,八成的学生是住校生。
  如果一个人能考上一零一,他的前途无疑一片光明,三年初中足以使二流三流中学的学生望尘莫及,这样又可以在接下去的高中入学考试中稳操胜券。再过三年,大学之门将为你洞开。这么说是有依据的:历年来一零一中学百分之九十几的学生考上大学,许多人考上了全国最有名的几所大学,如清华,北大,哈军工等等;而在二流学校,升学率仅为百分之二十;到了三流学校,不少学生干脆不参加高考了。
  小学六年级时,满耳朵听到的都是这同一种论调,我周围的人,包括我的父母、同学的家长、小学校长、老师和所有的邻居都这么说。渐渐地我也觉得即将到来的升中学考试于我生死攸关,我一生的命运都由它决定。如果我考不上一零一中,我便完了,上不了大学,前途无望。一切让人艳羡的职业,如科学家、医生、工程师、教授、外交官等等,全都与我无缘,我只配卖卖杂货、扫扫大街。补补臭鞋。这叫自作自受,怨不得旁人。从此我的脸上便刻了羞耻二字,一辈子都洗刷不掉。
  这种预期给我造成很大压力。随着夏日的迫近,懒散而颇为自负的我也开始刻苦用功了。每天早上天蒙蒙亮,不用人叫,我就跳下床,草草吃几口二姨做的烙饼,便来到校园背书。通常我6点半到的时候,大部分同学已经到了。每人都有一方自己的风水宝地,我喜欢在秋千上闭着眼睛大声背诵。我们的琅琅读书声汇成一条大河,在清凉的晨风中淌得很远很远。一个半小时后,火热的骄阳普照大地,校园铃声响起,8点钟正式上课。
  7月中,关键时刻终于来临,我豁出去背水一战,不成功,便成仁。接下来是一个月坐卧不安的等待,有时我信心十足,陶醉于远大前程的憧憬之中,突然一阵阴影掠过,我的心会哆嗦一下,似乎从云间跌落深渊。晚上我睡不踏实,白天也免不了情绪低落,这种心境真可谓十五只吊桶打水——七上八下。
  我父母貌似镇静,其实比我还焦急。终于有一天来了一封信,是录取通知书!多么不可思议,这么重要的文件原来是这么小,这么不起眼。然而我一生的命运就维系在这张纸片上。母亲急切地撕开信封时我几乎透不过气来,“北京一零一中学!”母亲兴奋得流出了眼泪。此刻,压在我心头的千钧巨石顿时化作了千枚彩蝶,在屋里欢快地起舞,飞向高远明媚的蓝天。当我回过神来,才发觉我已经走在去同学家的路上。
  那天我看到了几多幸福的笑脸,也目睹了不少苦涩的眼泪。有百分之十左右的学生考上了一零一,这也算差强人意了。校长笑逐颜开,我们要感谢的老师反过来感谢我们,因为我们为母校争了光。
  好消息传开后,邻居们纷纷来祝贺。不少家长趁机将我听到的那套理论灌输给他们将要在下一年参加统考的孩子。二姨又倒茶又端点心,脸上洋溢着开心的微笑。晚上,二姨拿出一个漂亮的铅笔盒,那是她早买好了藏起来的,这会儿给我一个惊喜。第二天,父母带我出去吃饭,父亲还奖励了我一套盼望已久的一百二十回《水浒》。此后的整个暑假,我又成了家中众人瞩目的明星,父母和二姨都引我为荣,炼黯然失色,退居下风。太可惜了。但他又能如何?他得等5年才有机会和我比试,我倒要看看他能不能考进一零一。
  9月1日,我去新学校报到。入学时我们得到一枚校徽,白底红字,锃亮锃亮的,从此我走到哪儿都戴着它。校徽总是招来不同人的或赞许、或羡慕的目光,这些目光颇让我受用。
  不久我便发现一零一中与我过去就读的小学极为相似,大部分学生来自革命干部家庭,其余学生的父母也多是科学家、教授、作家和艺术家,因为中科院和几所著名的院校就在附近。有些学生的家长甚至大名鼎鼎。就我所知,这些人的子女都是高分考人一零一的,60年代初,走后门还不大时兴。虽则是公平竞争,班上50个学生中只有两个女孩来自工人家庭,另有一个男孩来自附近的农村。那个男孩姓靳,有一年多我和他同桌。慢慢地和他熟了,不能算好朋友,至少比别的同学了解得多一点。他在班上似乎没有很好的朋友。
  不知是因为他比我们稍大还是其它什么原因,他有点儿像羊群中的骆驼。他的衣服是家里做的,不是在商店里买的,样子自然不会时髦,还打着补丁。有些高干子弟也穿打补丁的衣服,那是故意显示自己家多么艰苦朴素,这两种补丁味道就是不一样。我还听说他家经济困难,付不起5元钱的学费。每年他都要申请免缴学费。
  除开这些,靳很聪明,脾气也好。有时我们俩觉得课上得没意思,就在桌子底下偷看闲书。我们一目十行,比着看谁读得快,课间休息时才讨论书里的内容。做这种事还得防着老师的突然提问,得保证问到我们头上时我们都能回答得上来,这给我们带来冒险的刺激和不小的乐趣。因为我们的座位靠后,老师从来没有发现我们。
  却说到了初二,有一天,靳告诉我他要退学了。他说他父亲身体不好,家里需要他下地干活挣工分,也许他是家中老大。我没问。我有点儿茫然,也有点儿难过,不知该对他说什么。靳才15岁,一零一中可不是随随便便可以进的。他在地里又能干什么!他家需要帮手,人民公社为什么不管?为什么非得让他辍学呢?但靳说这事他爸爸已经决定,明天起他就不来上课了。第二天他果然没来上学,也没给我或其他同学留下地址,从此便断了联系。
  班上其余的学生照旧上课。一零一中的课程与外校无异,但是随着时间推移,我渐渐悟出了一零一中到底是与众不同。这种不同看不见,摸不着,然而却无处不有,弥漫在空气中,每天我们呼吸着它。它融入了我们的血脉,浸透我们的潜意识。要说明这一点,也许我得先从我们的校名谈起。
  一零一这个数字是校长王一之特意挑的,王校长年届70,向来备受学生爱戴。(其它学校可没这个特权,它们的校名是市教育局按次序排的。)王校长选这个数字,我听说,是为了让学生永远不满足于已经取得的成绩,即使我们得了100分,也不能固步自封,还得向更高的目标努力。这就是一零一的由来。
  学校的老师常对我们说,这所学校不是培养一般学生的,它要把最可靠、最无畏、最优秀的青年培养成为国家的栋梁之才,科学家、工程师、外交家和艺术家。“你们本来就是出类拔萃的,但我们还要逼你们百尺竿头更进一步。把你们培养成尖子中的尖子。”这类勖勉使我们自恃才高,不可一世。我记得当时有三类人最为我们所不屑。
  第一类是外地人,常遭我们的讥讽,他们操一口滑稽而难懂的地方话,衣着打扮、言谈举止都显得土里土气。他们的想法尤其单纯幼稚,对于中国政治舞台上发生的大小事件一无所知,不像我们这所学校里的学生,总能从高干子弟那儿听来很多的小道消息。
  第二类属“小市民”,虽然他们生长在北京,但他们的家庭毫无背景,父母既非干部,又非知识分子。这类人小鸡肚肠,鄙俗,胆小,自私,油滑,奸诈,最爱搬弄是非。他们就知道要小心眼儿,争点蝇头小利,有时还白忙乎,什么都捞不着。他们从早到晚鸡毛蒜皮,什么中国的命运、人类的前途,他们根本就不关心。
  第三类是我们的同龄人,那些考不上四所尖子学校的学生。他们显然是竞争中的落败者,与我们差之毫厘,失之千里,不须说了。即使另外三所重点中学的学生也没有我们幸运:也许学习上他们尚可与我们一争高下,但我们学校的光荣历史可以上溯到解放战争时期,那些学校岂有此殊荣?况且一零一中还和那么多的名人有关联。
  我们的校长王一之是张太雷的遗孀,张太雷是赫赫的革命先烈,他在1927年发起著名的广州起义并在起义中牺牲。王校长本人早在1922年就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她的入党介绍人是国家主席刘少奇。1957年周恩来总理亲临一零一中视察。毛主席的儿子毛岸英上学时一零一中尚未成立,但毛的侄子毛远新却在我校上了整整6年学,后来“文革”期间毛远新与“四人帮”联手,弄得身败名裂,但在60年代初我们却为有他这样的校友而着实得意了一阵。我们学校的校歌是郭沫若作的词,当时郭是中国科学院的院长,大名鼎鼎的诗人。这张名人录还可以接着往下开很长,这一切无不使我们感到极为自豪。
  在我日间醒着的时候,我深为自己能人一零一中而庆幸。但在睡梦中,我却常为同一个梦所苦恼:一开始,我无忧无虑地飞跑在一条宽阔的大路上,四面鲜花似锦,绿草如茵。我踏出一步,就在我的脚离地的瞬间,突然失去了重力,整个人离开了地面,飘浮起来,飘到有两人多高。我怕极了,全身绷紧,幸好此时我上升的势头减缓,有一两秒钟我悬在半空,然后开始下坠。
  我的脚才刚一踏到地,反弹的力再度把我送上天空。这次我升至一棵大树树梢之上,像一只断了线的风筝吊在那里。我的心快要从嘴里跳出来了,想大叫救命,却发不出半点声音,极目处人影鬼影都不见一个。我死死盯住地面,像中了邪。这个高度足以令我丧胆。
  上升的速度又一次减缓,我落回地面。下落时我瞪大眼睛,拼命搜索,想在地上找一件可以抓得住的东西:一块石头,一茎植物,一眼鼠洞,任是什么都行,偏偏什么也找不到。我第三次被不可抗拒的反作用力托起,越飞越高,树木从眼前消失,蓝色的地平线半隐在薄暮中。我心知这次摔下去,准得粉身碎骨。惊醒后,很长一段时间我心怦怦狂跳,不可抑制。
  我很不解那些年为什么会频频遭遇这种梦境,古语云:“日有所思,夜有所梦”,而我却记不得白天有过类似的经历。那么是否只好将之归结于当时我心中隐隐感到的不安?我的周围是一群志向高远的青年,在新中国他们每个人都是鹏程万里,而我呢?虽然在学习上我仍名列前茅,但政治上我却对自己少有信心。回想起来,有三件事令我尤为自惭形秽,这就是雷锋叔叔、劳动课和忆苦会。
  雷锋叔叔在60年代初是全国人民学习的光辉榜样,伟大的普通一兵,他爱党爱毛主席胜过爱被旧社会夺走生命的亲生父母,时时处处毫不利己,专门利人,对同志春天般温暖。他生活异常俭朴,部队发的一点儿很少的津贴被他一分一分积攒下来,匿名捐给遭了水灾的人家,一捐就是几百元。类似的好事不胜枚举。雷锋还写过一本光辉的革命日记,如果把他当作一百分的话,我永远也达不到一百零一,和他相比,我八十九十都做不到。一事当前,下意识地我总是先为自己打算,然后才有可能顾及他人。此外,如果我说话不欺心,我怎能保证我爱党爱领袖胜过爱二姨和父母?于是我不免对雷锋叔叔暗暗怀恨,他那么完美无缺,使我无法不辜负老校长对我们的殷切期望。
  除了学雷锋,一零一中还有一门必修课,叫“劳动课”,每个星期整整一下午。上这门课的目的,据说是培养我们的无产阶级思想感情。因为全体工人农民都热爱劳动,只有地主资本家才好逸恶劳。我不敢怀疑这种理论,但这门课却使人觉得无聊之极。整个下午,我们将煤渣从校园的前操场抬到后操场,几星期后,也许又将这堆煤渣再折腾回来。这叫什么事儿!干完活后,整个人灰头土脸,别提有多不舒服。劳动课的那个下午长得漫无尽头,等下课时,我已是精疲力尽。结果连晚上也搭了进去,看不了书,干不了其它事。到头来这门课教给我的只是对体力劳动心生反感,进而怀疑自己。我总想知道我的同学们是否真像他们表现出来的那样热爱这门课。但这种问题,我不便问他们,他们也不便问我。
  在校园里劳动不算,每个学期我们还必须下工厂或农村去劳动两周。开始时我很是兴奋了一阵:过去我从没机会接触工农大众,现在我可以生活在他们中间,同吃同住同劳动,跟他们谈心交朋友。多有意思!但事实证明我在一厢情愿。
  每次我们下工厂或农村,总被安排住在会议室或小学校,白天还是跟本班学生一起干些基层单位硬为我们找来的杂活儿,晚上谁也不准离开住处四处闲逛。其实老师大可不必担心,我们还能闲逛到哪里去?在当地连一个朋友也没有,谁会邀请我们去作客?晚上的时间真是闷极了。
  到了后来,一听说要去工厂农村我就反胃,觉得这种活动劳民伤财,有百弊而无一利。从学生方面来说,我们得中断学习,离开家,天天睡在潮湿的地上,听凭蚊子跳蚤大肆吸血,临时伙房的饭菜难以下咽,无处洗澡,厕所也臭气熏天。而在接待我们的基层单位方面,我们帮不上他们的忙不说,还让他们花费大量人力物力。有时他们只好让本地的小学停课,让出教室给我们住,又得小心保证我们的安全。我们对当地人简直是个大包袱,但下边谁敢抱怨?接待我们是政治任务,必须不折不扣完成。
  到了1964年,突然间全国大讲阶级斗争。毛主席发出指示,各级领导紧紧跟上,大作宣传。一零一中在政治运动中从来都不甘后人,于是便请来了旧社会苦大仇深的老工人老贫农给学生做大报告,以激发我们的阶级觉悟。在此期间我们听到了许多悲惨的故事,有些还给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
  我记得听一位老贫农讲述他家如何在荒年卖掉他了年幼的妹妹:小妹妹才6岁,出奇的聪明伶俐,她知道父母要把她卖给人贩子了,就流着眼泪苦苦哀求:“爹,娘,你们不要卖我呀!以后我再也不说肚子饿了!我把所有的饭都给哥吃,我什么也不吃。求求你们了,可怜可怜我吧……”她的父母听了这番话也伤心欲绝,但实在没办法,一家人都在挨饿,家中一贫如洗,不得不把自己的女儿拿去换了几个银元。后来小女孩又被转手,不知是被逼为娼,还是做了大户人家的丫鬟侍妾。或许她根本没能活下来。她被人贩子拉走时含泪的乞求几十年来一直回响在哥哥的耳边。
  另一位老贫农和他的寡母相依为命。有一年冬天,母亲得了重病,儿子没钱为她延医买药,母亲奄奄一息,儿子只能眼睁睁地看着母亲受罪。一大母亲从昏迷中醒来,喃喃道:“要是在临死前能喝上一口热糊糊该有多好……”当儿子的听到这里,奔到地主家求他们施舍一碗玉米面粥,但地主们都是铁石心肠,任他下跪磕头,仍不为所动。于是儿子只能在村里挨家乞讨,村民们都很穷,他很久才讨到一点儿吃的东西。等他跑回家时,母亲早就咽了气。她空着肚子,一个人死在冰冰冷的房间,儿子一辈子都不能原谅自己的不孝。
  这种悲剧故事不厌其多。其中有一个曾给我惹下不小的麻烦。讲故事的老工人在旧社会是黄包车夫,有一次他病得厉害,而家无隔夜粮,不去干活,妻儿老小就没饭吃。老工人看看家人,只得咬咬牙下床去拉车。有人叫车了,是一位去戏院看戏的阔小姐。戏院很远,老车夫想快点儿跑,但他一会儿便上气不接下气,脚像踩在棉花堆上。汗水湿透了衣衫,他不但不感到热,还一个劲儿打颤。当他费尽全力把车拉到戏院门口时,戏已开场,阔小姐很生气,她根本不听老车夫的解释,一个子儿也不给就扬长而去。老车夫没有一丝力气再去和她争辩,一头倒在冰凉的人行道上欲哭无泪。他很晚才两手空空回到家,家里冷灶无烟,孩子们失望极了,一家人抱头痛哭……
  听到这里,我大为动情:“那阔小姐怎能这么残忍?没有一点人心!”如果换了我,决不会这样待人。我会像奶奶那么仁慈慷慨,把钱包里所有的钱都掏出来给这个不幸的车夫,再给他雇一辆暖和的出租车送他回家,想想他的孩子如果见到父亲带回家可口的食物、崭新的衣裳,他们会高兴成什么样!他的妻子也会容光焕发,一下子年轻10岁!第二天,他家会有一位不速之客,是全城医术最好的大夫。大夫告诉他,有人已经付了钱,请他来这儿出诊。车夫的病很快就治好了,当然为他延医付费的不是别人,正是我……
  以后类似的忆苦会还在接二连三地开,我总是一边听一边胡思乱想。有时我任思绪悄然远遁,取代了报告者未完的故事,编造出了一个个我更加中意的新版本。我对这种神游八极的白日梦感觉美妙,可惜好景不长。有天我惊醒过来:故事中,我一直把自己想作是乐善好施的阔小姐,怎么我从未把自己跟工人农民来加以认同?
  这一发现使我吃惊不小,我意识到自己的阶级立场大成问题。在阶级斗争中,最重要的就是一个人的立场,而我却在不知不觉中站到了剥削阶级一边!幸好及时醒悟,悬崖勒马,否则后果不堪设想。以后我可得好好管住自己的想象力,别让它再出格了!
  后来我便将这一插曲渐渐淡忘。就在我对自己稍有一点信心时,一零一中又开展了一场新的运动,叫“暴露第三层思想”。何谓第三层思想,我们的政治老师如是说:
  “第一层思想你可以毫不犹豫地告诉老师同学;而第二层思想你只会关起门来向最知心的朋友透点儿口风;至于第三层思想,它仅仅在你脑海中闪过。很多时候你根本意识不到,然而你一旦抓住它,仔细剖析,你会大吃一惊。你不会向任何人承认你曾经有过这样肮脏、这样反动的想法!”
  政治老师接着说:“这第三层思想最危险。像癌细胞潜伏在你的体内,如果你不声不响把它掩盖起来,遇到合适的气候这种思想便会发展,会迅速蔓延,会害了你,毁了你!”听到这里,我不禁起了一身鸡皮疙瘩。老师话锋一转,语气又温柔起来:
  “对第三层思想,你怎么办?比方说,如果你发现身上有个肿瘤,你得告诉医生,让他给你治疗,开刀也好,吃药也好,只有医生是专家,最能给你对症下药。好了,我现在要你们认真找一找你们的第三层思想,把它写下来,下星期将报告交给我。”
  他的话在我心中掀起一场风暴,我想到自己对劳动课的反感,想到我在忆苦会上编的那些故事,我知道我有“第三层思想”!我该怎么办?要不要写下来交给政治老师,还是装作没那回事?我若隐瞒它们,是不是对党不忠实?但如果老老实实,竹筒倒豆子,不免授人以柄,我怎能傻到这步田地?
  我平生第一次陷入痛苦的“思想斗争”。那时我才14岁,而我所受的教育又使我坚信老师总是对的。我父母会有偏见,会犯错误,但老师不会。特别是我们的政治老师,在我们眼里,他几乎是党的化身。我还听同学说他简直神了,可以看穿别人脑子里在想什么。这有点匪夷所思,但我的同学们也都不笨,他们居然得出这样的结论!
  说不定他早已把我看穿,知道我的灵魂深处藏着那么多危险的想法?而现在他只是在考验我老实不老实,如果我隐瞒,将来大家都会知道我是个胆小鬼,撒谎,而且思想反动!
  这样的前景使我不寒而栗,但我还没傻到甘愿出卖自己。周末到了,晚上我翻来覆去睡不着,最后迷迷糊糊做了个梦。时间似乎倒流了,我又回到童年,一个八九岁的小姑娘。艳阳高照,我在一个美丽的公园里,周围的一切都使我感到陌生。这是什么地方?我怎么会在这儿?是来春游的吗?那么老师和其他同学呢?突然我想起我们正在玩捉迷藏,同学们都躲起来了。我应该藏在哪里呢?我登时好生着急。
  慌乱之中,我四下打量着:花丛太低,小树大细。我看到远处有一个亭子,等我一头冲进去,才发现它是用竹子搭的,纤细的栏杆什么都藏不住。而且亭子建在光秃秃的山顶上,公园里任何地方都能看到它。眼睛,一双双眼睛射出的光像又尖又长的钉子,直刺过来,在我身体上扎出无数透明的窟窿。时间紧迫,我得赶快再找一个藏身之所。
  绝望中我再次环顾四周,这次我兴奋地发现山脚下有个小茅屋。奇怪,早先居然没注意。我奔过去,很快躲了起来,茅屋里黑乎乎的,我松了口气,庆幸自己终于又安全了,那一刻我才看到我的双脚正踩在一堆大粪上。
  我恶心得醒了过来,再也无法入睡,脑子里想着刚才的梦,这个梦显然不是什么好兆头。过去我常听别人说梦能预示人的运气,比方说,梦到水能发财,梦到火则会成功。也有不祥的预兆,梦到鞋子要倒霉,梦到掉牙齿,家里就有人会死。大粪在梦中出现,这个人一准儿会遇到极大的麻烦。这个该死的梦弄得我比过去更加神经兮兮。
  即使我这么六神无主,我也从未想到要向父母讨个主意。我知道他们若听我说起梦,准会笑我无知,若我再把事情当真,他们会为我的愚不可及而脸红。那会儿我和父母的积怨虽已冰释了几年,但我仍对他们怀有戒心,若对他们流露我的真实想法,焉知他们不会以此为证据,又得出结论说我不及小炼?就这样,我一直把烦恼埋藏在心底。政治老师说得对,第三层思想,是谁也不会告诉的。
  交稿的最后期限到了,晚上,我拿了纸和笔,呆坐了很长时间。12点钟敲过之后,我草草写了几件不痛不痒的小事,第二天,我看都没再看就把思想报告交了上去。我一直在等政治老师把我叫到他办公室去谈话,我等着他揭露我的罪行……有好几天,我的右眼皮不住地跳,这是又一不祥之兆,中国人不是常说“左眼跳财,右眼跳灾”么?
  然而时间一天天过去,政治老师没来找我的麻烦,眼皮也渐渐不跳了。我的心悬在嗓子眼好一阵,也慢慢回落到原位。我终于长长出了口气,甚至有些自鸣得意起来。毕竟政治老师是人,不是神,我这就把他骗过了,保住了自己的面子。但是且莫高兴得太早,还有他说的癌细胞呢?我的心又是一沉。也许我隐瞒了第三层思想,已经给癌细胞创造了滋生的条件,有朝一日我会被它活活吞噬。那时我可不能怪别人不来拯救自己,是我在自作自受。
  直到今天我还没弄明白这个深挖第三层思想的运动是怎么搞起来的,我问了不少同时期其他学校的学生,他们并无此番经历。因而我怀疑这是我们政治老师的杰作。若非他对工作如此尽心竭力,我怎会年方十四,便做得这番恶梦?有道是“君子报仇,十年不晚”,而我只等了两年多就报了这份仇,出了这口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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