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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饥馑之年








  1959年,天灾人祸席卷大地,大跃进不了了之。然而也有很多人把大跃进看作是这场灾祸的诱因。且不论孰因孰果,到了是年末,粮食突然严重短缺,猪肉、鸡、鱼、糖、点心、干果鲜果、罐头食品、菜蔬……,一句话,凡是可吃的东西,全都从货架上消失了。很快食物开始凭五花八门的票券供应,粮票、油票、肉票、鸡蛋票、豆制品票。糖票、烟票、布票、棉花票,凡此种种,不一而足。每一票证对城市居民的生活来说都是不可或缺的。
  这些票券使整个社会发生了变化,钱不再是万能的了,我的曾祖父要是地下有知,准得气得再死一回。如今是没有票证,即便有大把大把的钱,照样什么都买不到。那么票又从何而来?是从人们的城市户口来的。一时间,派出所颁发的这张小小的白纸片儿,突然变作了无价之宝,城里人没有它简直没法生存。而农民却什么票也领不到,他们种了粮食除了养活自己,还必须向政府交售公粮。
  全国各地的票券还不一样,河北省的粮票到了北京就不能用。这一制度的实施使得人口流动越来越难,从大城市往小城市调还相对容易,要想从农村和小城市调往大城市,特别是调进北京和上海,简直难于上青天。这样一来,小老百姓就只好“安土重迁”,而各级政府官员则有了比以前更大的权力。
  在所谓的“三年自然灾害”期间,什么权力,什么自由,大家一时且顾它不上,怎样才能填饱肚子,成了人们最关心的问题。饥荒的年头,大伙儿的胃突然变作了无底洞。吃得越多,饿得越厉害。饥肠辘辘,共产主义的美梦也搁浅了。
  有粮票在手,北京的成年人一个月能平价买上约莫30斤粮食,儿童的定量因年龄而异。除粮食之外,每人每月还能摊上小半斤肉、几只鸡蛋、4两油和若干豆制品,这些定量大多还得看供应的情况。
  有些时候某些鱼和猪下水不凭票,到货就卖。这种消息在大院里通常传得比野火蔓延还快,邻居朋友奔走相告,人们抓起竹篮,一路小跑,马上店里店外就排起了几百人的长龙,长龙慢慢儿蠕动。二姨和我先轮流排,待得转了几个圈子,过了两三个小时,快到柜台时,我们俩便都加入进来老老实实排着,这样我们便能买双份儿。
  排队我倒不在乎,即使是烈日炎炎,或是寒风刺骨,我最恨的是眼看就要排到二姨和我了,东西却卖完了。这时后边的人们都会懊丧得大呼小叫:“哎呀,怎么没啦!”他们会一个个走上前来,亲眼看到一只只筐子里的确空空如也,这才悻悻然离去。好在这种失望有个铺垫,食物快要卖完时,营业员往往会发出通告,让顾客有思想准备。这种场合,我会远远站在柜台外,估量一下剩下的货物,数一数排在前面的人头,只要有一丝希望,都会坚持到底。这时大家的眼睛都睁得大大的,决不让人插队。一有人动这个念头,我就嚷嚷:“自觉点儿,不许加塞儿!”没人会责备我不礼貌,我也觉得这么做没什么不对。
  那时,我家已经不在大食堂搭伙了。食品供应这么紧张,在家二姨精打细算,自己做要好得多。其他人大概也这么想,往日熙熙攘攘的大食堂如今门可罗雀。邻居和朋友在大院里见面,常常交换关于饭馆儿的信息,哪家店炒菜的油水足些,哪家店的饭蒸得干些,吃了可以更耐饿。
  “去莫斯科餐厅!他们卖高价蛋糕,不用收粮票!”
  “上紫竹院活鱼餐厅!这几天那儿有活鱼!”
  “清真馆更好,他们的牛羊肉给得多!”
  “颐和园那儿有家小吃店卖人造咖啡,喝着跟真的一样,尝尝怎么样!”
  下一个周末,父亲就会带小炼和我去其中的一处打牙祭,二姨和母亲总说她们得留在家里看小弟弟,不和我们一起去。那些年,餐馆的莱价贵得惊人,食品质量则每况愈下。一碟没两片肉的炒菜从前最多卖1块钱,现在卖10元,人们还跟不要钱似的抢着买。父亲一向把钱财看得很轻,他的钱来得容易去得快。有了钱给孩子们买点吃的,增加点营养,总比在银行里放着要来得强些,在这个指导思想下,父母在瑞士存下的四五千元很快就告罄。到了60年代他们连个银行存折也没有了,每逢月末,父母还得向二姨借上10块20块的应应急,几天后发了薪就把钱还上,可是下个月底又得再借。
  那三年,身体吃了大亏的是母亲,她总是心甘情愿默默省下食物给我们。母亲属牛,她常说:“我是一头老牛,身体壮,吃点儿草就能从早到晚地干活儿,你们别为我担心。”现在想来,母亲真的很爱我们,可惜她生前我却一直没有意识到。
  有时我兀自琢磨为什么母亲从不像二姨或别人的妈妈那样搂我抱我,亲我吻我,叫我的小名儿,她甚至羞于对我们说任何表达温情的话。也许她是职业女性,国家干部,这么做会使她感到尴尬?又或者她的儿时别有一段情怀形成她日后刚硬的性格?1960年,母亲生了第三个孩子,产妇比普通人多了一些鸡蛋和鱼肉配额。母亲不顾自己还在哺乳期,硬是不声不响地将这些食物全部推到了我们的碗中。几个月后,母亲由于营养严重不足,全身水肿,血压升至二百多,脸色由昔日的红润变得蜡黄。用手指在她额头上压一压,陷下去的坑半天都弹不回。见到她的每个人,特别是父亲和二姨,都吓一跳,觉得她的健康大成问题,于是母亲被重点照顾。但她的血压一直居高不下,喝海宝、打鸡血都无济于事。她的体质从此再也没有复元。
  父母为襁褓中的小弟弟取名跃,这个名字今天听来着实具有讽刺的意味。但在60年代,许多城里人不了解大跃进和饥荒之间的联系,了解实情的人又不敢说话,各级地方干部谎报成绩。农民因忙于修水库或大炼钢铁,很多地方稻谷烂在田里。不科学的深耕密植破坏了土质。少数几个敢于直言、为民请命的,如彭德怀将军,得罪了毛泽东,不免被罢黜。
  结果在60年代北京市民只能相信报纸的宣传:饥荒是因为天灾,再加上苏修的背信弃义,逼我们还债,但困难是暂时的,有党的领导和全国人民的共同努力,再大的困难也能克服。报上又说:这么严重的自然灾害,我们都没饿死一个人,如果这种情形发生在旧社会,还不得饿殍遍野?这本身就已经是一个伟大的胜利……
  北京居民的定量比别处高些,这些话哄哄北京人还听不出多大的破绽。至于这个机关,在西北有工作站,那里的士兵可以开车出去打黄羊,然后用大卡车直接拉回北京在院里分给干部。即便如此,我翻开相册,仍惊讶地看到自己1960年前后一下子变得很瘦,我说“惊讶”,是因为我没有印象当时感到过饥饿。除了母亲的自我牺牲,父亲也“勒紧裤带”。作为高干,父亲享受每月多两斤肉的特权,是谓“肉干部”;而母亲作为普通干部,每月只得两斤大豆,是谓“豆儿干部”。父亲的“肉”,有如母亲的“豆儿”,最后都进了小炼和我的肚子。
  如果说在困难时期父母唯一的办法就是花钱,那么二姨,一个旧社会过来的穷寡妇,则远比他们足智多谋。好几回,我跟二姨去历险,我们在黄昏时分偷偷潜出大院,手提包里藏着米袋,到当地农民那里买黑市米。
  我们来到村里,天色已晚,二姨轻轻敲一扇门,有人从里打开,我们便快步溜进院子,一声招呼都不打,也没人发问。人得里院,农民便拿出一袋米给二姨看,二姨将手伸向袋底,抓出一把,摊在掌心细细看过,挑出毛病,然后双方压低嗓门讨价还价。几个会合,价钱谈妥,一手交钱,一手交货。最后农民还会从他的园里给我们弄上些黄瓜扁豆以示友好,希望我们下次再去光顾。
  大人们忙于交易,没人留心到我。这种方式买东西我以前从来没见过,平日见到的国营商店都是明码标价,而这里则是“漫天要价,落地还钱”,而且二姨对农民的米挑出越多的毛病,他们倒似乎越开心。有时二姨会说:“拉倒吧,你开的价儿这么离谱,我不买了!不买了!”而对方也就作些让步,于是成交。争归争,不伤和气,也谈不上什么交情,完完全全是一桩生意。
  我们回家的路上,米袋沉甸甸的。二姨背大袋,我背小袋,得走好长的一段路。尽管我浑身透湿,却不敢放慢脚步。二姨见状,便说真高兴看我长大,成了她的好帮手。走着走着,她又叮咛不让我把刚才看到的事告诉任何人。她的话使我感到责任重大:我当然不会告发她,给她惹麻烦,她是为我们全家着想,甘愿冒这个险。我已经10岁了,这些事儿岂有不懂之理?
  我想父母对此也心知肚明,但为了面上的原因,他们还是得对二姨表明立场,指出买黑市米是非法的。作为党员、国家干部,他们不赞成这类行为。
  “我一不是党员二不是干部,”二姨申辩,“觉悟不高,也不怕犯错误,反正我不能眼看小瑞和小炼吃不饱。再说了,现在机关好多人家都从农民那儿买米,领导不也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么?”
  这倒是实话,我父母此后也不再提这事儿了。我们的定量一到快用完,二姨和我便又在天黑时溜出去找农民。父母只是每月多给二姨些钱,对钱的去向则不加闻问。二姨也不报帐,彼此心照不宣。
  有时二姨会起个大早,挎上竹篮出门,我知道她是去大石桥买回鸡腿。60年代大院周围环绕着大片大片的水田和荷塘,无数青蛙在这些池塘里安家。早春时节,我最爱看小蝌蚪在清澈的溪流中穿梭。一连几天它们都一个模样,突然有一个早上它们的身上长出四条小腿,皮肤也由黑而绿,变作了可爱的小青蛙,蹦蹦跳跳,一个猛子扎进水里游开去,一路狐狐唱着歌。
  星光夏夜,青蛙们在水田这个如沸如羹的露天剧场大显身手。清凉的微风裹着稻香和荷香,将蛙鸣送出很远很远。整个世界似乎都在侧耳倾听,月亮也从柳树梢后渐渐探出头来,小草挂了感怀的泪珠。夜复一夜,我就在这既嘈杂又平和的催眠曲中入睡。
  如果说1958年北京的鸟儿绝了踪迹,那么饥荒岁月青蛙也跟着遇了大劫。农民的孩子每个晚上都带了钓竿捕捉这些小歌手。日出前,它们从竹编的囚牢中被拎出来活活剥去皮,在溪中冲洗一下,然后用竹签串起。顾客陆续登门,很多是像二姨那样的老太太。五只一串的田鸡约卖两元,相当北京一个熟练工人一天的工资。
  买卖有利可图,露天剧院日渐空旷。夜间,零星的几声蛙鸣令人感怀此地昔日的繁华。不过坦白地说,那几年一见到二姨提落着一包滴血的荷叶回来,我的兴奋远远盖过了怜恤。桌上到底有一盘美味佳肴了,那可是肉类!吃的时候,我不但大嚼其肉,连小骨头都不放过。
  困难时期,二姨除了四处发掘购买食物的途径,还自己动手养鸡、种自留地。这使她变得忙碌不堪,连读书识字也让了位。有父亲和我做帮手,二姨在大院内开了两块荒地,加起来不到半亩,周围竖起栅栏,与邻家的神圣领土秋毫无犯。接着我们便讨论地里该种点什么。二姨决定种上玉米,因为玉米产量高,且无病害。玉米抽芽后,她又在垅间点下豆子,以期最大限度利用土地。豆子也长起来,二姨更是闲不住,每天施肥灌溉,兼看青防盗。
  离我们地块不远是一排用残砖破瓦和油毛毡搭成的鸡舍,其中有一小间是我们的。看守这些能飞会跑的家禽比看庄稼又要难上一层。有天一只名叫风头的芦花母鸡不见了,二姨和我满大院寻找,“咕咕哒,咕咕哒,”二姨直喊得声嘶力竭,就是听不到半点儿回应。
  二姨很是惴惴不安。搜索了3个小时,两人无功而返,累得精疲力尽。二姨刚坐下不到10分钟,又跳起来冲了出去。这次她孤军作战,挨家挨户的自留地都看了一遍,连别人的鸡舍也偷眼瞧了一轮。天黑下来,二姨两手空空,悻悻然回到家,沮丧得就像丢了个孩子。
  二姨的母鸡确实有点儿像她的孩子。小鸡是她从农民手中买来的,刚孵出的鸡小得连雌雄都辨不清楚,饥年灾月的,养大一只鸡有多不容易!二姨和我常常在大院里左寻右觅,挖些可以吃的野菜,带回家洗净、剁碎、煮烂,小心翼翼地拌上些许玉米面给它们吃。二姨还常挖了蚯蚓来喂它们。饶是这样,也只有四只母鸡长大。二姨分别给它们起了好听的名字。这四只母鸡还算争气,为二姨忠心耿耿地下蛋。现在有一只突然失了踪,八成已经炖在别人的锅里,就等端上桌被那些家伙美美地品尝。念及此,二姨义愤已极,茶饭不思,整个晚上都咬牙切齿地咒骂偷鸡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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