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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叔叔是个纸老虎








  我们1956年从瑞士回国,奶奶终于圆了她的心梦:一家人骨肉团聚,三代同堂。此时,我的曾祖父和祖父都已去世,奶奶成了一家之主。
  虽然我不曾见奶奶读过《老子》,她的治家之道倒是深得个中三昧。老子主张圣人处无为之事,行不言之教。也就是说让世间万物自由自在,率性发展,各得其所,各安天命。于是天下太平,皆大欢喜。
  偏偏姥姥家就有着许多规矩。饭桌上,我拿筷子的姿势总是不对,手肘不可撑着桌子,一边吃饭一边说话不礼貌,连筷子碗碟也不能碰出声响。吃饭时我自始至终得端着饭碗,水或饮料是不能和食物一起上桌的,汤则必须吃完饭才开始喝。
  这些清规戒律使我对姥姥家的饭桌敬而远之。虽说姥姥做的南方莱大人都赞不绝口,我一小孩,对吃什么并不在乎。不是说自由最可贵么?
  奶奶家最自由了。我乐意的话,爬石上树、搭梯打枣都不成问题。那年国庆节的晚上,小牛、小强和我还获准爬上奶奶住的大瓦房的房脊,看天安门的焰火。
  后院的老槐树,枝桠横逸。那天晚上挂住了几顶被西南风吹来的小降落伞,每一顶都有方巾大,还带了个哨子。对我来说,这真是天上掉下来的礼物。我激动万分,焰火放完了还不肯从房顶下来,希望有更多的降落伞飘来。父母对我颇有温色,奶奶则一笑置之,说多呆一会不碍事。
  在奶奶的家中我实实在在地感受着一种从未有过的畅快。以前我总是形单影只,现在我可以跟小牛、小强和邻居家的小孩玩儿。那条街上家家的大门白天永远敞着,孩子们随时都能东家西家地串门儿。在这种环境里,我的心里很踏实,不像在瑞士,老莫名其妙地怕这怕那。
  偶尔我父母也会对我发脾气,他们觉得我太野了。遇到这种场合,大家庭中总会有人出面为我说情。奶奶是我最大的靠山,她一出面,狂风暴雨无须多久就化为和风细雨,然后乌云四散,我的周围重又洒满阳光。
  奶奶年事虽高,思想却开化。比如说,她从不像别的老太太那么重男轻女。我反倒觉得她对我比对男孩们更疼爱。回想起来,这大概是旗人独有的传统,女孩在家中受到优待,因为将来(其实是过去)每个女孩都有人宫的机会,若蒙皇上宠幸,或可成为妃子皇后,那可是件光宗耀祖的事。又或者,奶奶念我是个女儿家,接她的经验,中国的女子讨生活不容易,将来的日子里,有的是飞短流长、明枪暗箭在等待着我。
  在奶奶家的其他人也都过得不错。大人们不论男女,全都参加了工作。新社会,受过良好教育身体又没有病的年轻人不工作是件丢人的事。坐吃家底的人被看作寄生虫,尽管有钱,仍遭社会唾弃。时代不同了。
  星期一到星期六的早晨,婶婶总是轻手轻脚第一个起床。她在北京东郊一家纺织厂上班,路上乘车足足得花一小时,她6点半就得出门。
  婶婶一走,院里又安静下来,父亲、母亲和叔叔都还没醒。他们是夜猫子,清晨睡得正香。挂钟敲了7下,他们才老大不情愿地离开热被窝。然后我就听见他们从脸盆架上取下铜盆,到厨房打水洗脸。之后就是哗哗的刷牙声,呼噜噜往院子地上喷水。再后来,他们会说太迟了,来不及吃早点了,旋即风也似地冲出门去。
  这段时间我醒着,躺着,外面的动静声声人耳。奶奶的房子一间间只用木板隔开,顶蓬更是纸糊的。北京的老房子大抵这般建造,大概意谓同一屋檐下,家庭成员之间不应有不可告人的秘密。砖墙是用来隔开外人耳目的。
  老人和小孩不用赶时间,起得迟,吃早餐也迟。我们有一整天的空闲玩耍、讲故事,那时还没人听说过有件东西叫“电视”,所以我们也不感到有什么缺憾。没有电视我们已经够开心够忙乎的了。
  树上蝉儿在嘶鸣,我们便把猴皮筋用火烧化抹在长竹竿的一头去粘它们;墙脚有蟋蟀在叫,我们又赶去用水灌人它们藏身的砖缝里,将其一一逮住。第二进院子里有两只大瓦缸,金鱼在睡莲间悠游穿梭。屋檐下燕子筑巢哺养它们的儿女。有时我们从槐树上采下槐花,吮吸花蜜;有时我们拿一把杨树的叶茎,玩拔河比赛。
  也有的时候我们会在奶奶的箱子里寻宝。我们翻到的宝贝有:一枚发亮的桃仁,上面雕了一棵树和五个孩子,奶奶说这叫“五子登科”;一枚银匙,匙柄上刻了一嘟噜梅花;一枚玉坠,碧绿晶莹,状如葫芦;还有珊瑚珠子;墨旋;骨牌;绢花发卡;绣花手绢;长满钢锈的古钱;……许多小玩艺儿都有一段故事。奶奶讲述这些故事时,时间在不觉中逝去。夕照中大人们一个个下班回家了。
  晚上6点半,一家人围桌团团而坐,端上来的饭菜热气腾腾,鲜美可口。菜肴放在饭桌中间,大家用筷子随意往自己的碗里挟,没人硬让谁吃什么,还说这样东西吃了对人有好处,也没人禁止谁在饭桌上说话。既然一大家子好容易坐在一起,很自然他们会谈及白天的见闻。即使有人开怀大笑,也不会有失体统,笑一笑,十年少嘛。若人回来晚了——姑姑在医院脱不开身或婶婶误了一趟车——也不要紧,会给她们留起足量的饭菜,这样的晚餐每个人吃得都很香甜。
  晚饭后,叔叔有时会带小牛、小强和我去就近的东安市场逛一圈。当时的东安市场内各类私营小店星罗棋布。叔叔偶尔也会解囊,给我们买上点小玩艺儿:泥娃娃啦,面具啦,玻璃做的小动物啦,瓷塔啦……花不了几个钱,我们却能爱不释手地玩上好一阵子。
  不然我们则会缠着叔叔请他表演武术。叔叔兴致上来,就去打开一口红漆大木箱,从里面掏出他的行头:一把闪亮的钝剑,一对木制的匕首,一杆红缨枪,一面画着笑面虎的盾牌。然后他便摆开阵势,满院子转着,跟无形的敌人打斗起来。只见他窜高伏低,拳脚并用,还高声呐喊,一会儿像是躲过对方一刀,一会儿却又狠狠追杀。我看得大气不敢出,心生敬畏,直把他当作故事里听到的武林高手。待我长大后,才知道叔叔的招数全是花拳绣腿,他是个京戏迷,这套武打动作是他从舞台上学来在家里逗我们小孩子玩的,实战中根本不管用。
  炎热的夏夜,叔叔的观众包括所有在奶奶家院子里纳凉的男女老少,大人们人手一把大葵扇,既驱汗又驱蚊。婶婶是唯一不出来纳凉的,她喜欢呆在屋里自己做衣服。那时她新买了一架缝纫机,晚饭一结束,缝纫机便像蜜蜂似地嗡嗡响起。夜深了,我随着它安稳的节奏入睡,就像以前无数人曾在吱吱呀呀的纺车声中沉入甜蜜的梦乡一样。
  在我眼中,婶婶是当时北京最漂亮的女人。她身材苗条,穿着入时,鹅蛋脸没一丝皱纹,眼里总是漾着笑。时至今日,她孩童般甜甜的微笑仍在我的记忆中栩栩如生,但在现实中,自从1957年叔叔被打成右派起,婶婶的笑容就永远消失了。
  那一年,几十万学者和干部被打成右派。运动伊始,党号召人民给各级领导提出意见,帮助他们发现和改正错误,然而时日无多,政治风向很快变了,那些听党的话站出来提意见的人成了阶级敌人,他们善意的批评顿时变作“恶毒攻击”的铁证。可笑的是叔叔连批评领导这件事都没做,他被戴上右派帽子全因他不会做人。
  “文革”中间,姑姑看我已经懂事,才关起门来悄悄告诉我这件事的原委。反右前,叔叔在中国民航做会计,他的几个上司利用职权,带家人乘飞机去外地度假,让叔叔报销差旅费。叔叔不给报,说这有悻于领导自己制定的规章制度。
  这一来可得罪人了。几个领导自己掏钱不算,还丢了面子,因为叔叔在大庭广众中拒绝他们。有道是“君子报仇,十年不晚”,这帮家伙从此对叔叔怀恨在心,而叔叔对此却毫无防范。他当时问心无愧地回家,晚上照常呼呼大睡,第二天就把这件事忘了个干净。
  反右运动终于让这些领导得到了报复的机会。他们大权在握,定一份本单位的右派名单真可谓易如反掌。叔叔就这样不明不白地被扣上右派帽子,尽管他一句右派言论都没有。根据当时的理论,既然叔叔是资本家出身,那他必然天生就有反党反社会主义制度的情绪,意识到也罢,意识不到也罢。
  谁也不敢对这一理论说半个“不”字,人人自危,知道领导手里还有不少右派帽子等着出送。整个运动过程中,叔叔始终没有一点机会为自己辩护,更谈不上找地方申诉,控告那几个领导的行径。就这样,虽然我儿时见叔叔舞刀弄枪,觉得他英勇善战,不曾想他在50年代第一轮政治斗争中就一败涂地,20余年不得翻身。
  父亲和姑姑则比较幸运。父亲是老革命,政治经验颇多。在晋察冀,他就听到不少关于1942年延安整风运动的小道消息,所以到了反右运动中父亲小心谨慎,三思而后言。姑姑则性格内敛,秉承了奶奶与人为善的脾性,不见圭角,在单位里人缘很好。
  当年我对叔叔政治上的麻烦一无所知,只知道不久他就走了,踪影全无,母亲说叔叔是去一个盐场“劳动改造”。劳动改造是什么意思,我也不懂。但叔叔走后,再没人带我们去东安市场逛店,也没人为我们表演武术了,于是长夜变得有些无聊,而奶奶家的院子也寂寞了许多。
  我的外祖母和奶奶一样难过,因为舅舅也成了右派。他是被一个好朋友出卖的,当时他有三位知己,他曾在这三个人面前说学院领导专派家庭成分好的学生出国,而从不考虑他们的学习成绩,这么做难免让人不服。反右一来,这话不知怎么就传到领导耳朵里去了,这可是对党不满的证据。接下来他就有幸成了中国最年轻的右派,那年他才19岁。
  22年后,有一次我忍不住好奇心,问他是否心中有数究竟是哪个朋友出卖了他。他一脸漠然,说他不知道,也不想知道。反正现在他平反了,“向前看吧,纠缠过去的事有什么意思?对谁都没好处!”
  话虽不错,我却禁不住总想把这类事弄个水落石出。大人们越把一些式瞒着我们,我就越要没完没了地刨根问底。
  反右给中国的知识分子留下一个大的教训。20世纪以来,这些人反帝反封建,反饥饿反内战,一直敢说敢为,宁折不弯。但经过反右运动,人们学会了夹着尾巴做人,看上头的眼色行事,即使在朋友和家人面前也三缄其口。
  老辈们有句成语:病从口入,祸从口出。人们突然发现此话乃至理名言,隐含着世故的智慧。出言不当或误信小人,自己往日的大小言论都会成为定时炸弹,不知何时一声巨响,全部理想、幸福、事业、家庭顷刻间便灰飞烟灭。
  是否为了这原因,反右之后,姑姑的朋友周末不怎么来串门了?即便有朋友来,也开始感到游廊里说话不自在,他们更愿意把茶搬到屋里喝。姑姑性本文静,在运动前也不露山水。运动之后,她更是沉默寡言,除了埋头工作,就是侍弄她的花草。渐渐地,年青小伙子不再踏足她的领地,她也不怎么在乎。她越来越不爱交际,常一个人静静呆在家里。
  再往后,我们就搬出来另住了。父亲对奶奶说他单位分了房,离他和我母亲上班的地方很近。这是实话,但也未必不是另有难言之隐:反右之后,政治气氛一天天紧张,父母都是共产党员,而奶奶是剥削阶级,叔叔眼下又划了右派,能不划清界线?再住在奶奶家显然不合适。孔子有言:“人无远虑,必有近忧。”我的父母都是明白人,而奶奶断文识字,天天看报,只怕对此更是心知肚明,故她既不点穿,也不挽留,只说冬天来了,住得离单位近的确方便。这就是我奶奶的作派,她从不使人难堪。
  搬出来以后,到了周末父亲仍带我们回奶奶家。但奶奶心满意足的好心情却已一去不复返,平日里她既想念我们,又牵挂叔叔,年复一年,叔叔那边的消息越来越糟。
  叔叔初到劳改盐场时,一天到晚拼命干活,好象他不是个文弱书生,倒是一辈子扛活的。他以为这样便能使领导相信他已改造好,可以早日回到北京和家人团聚。但那些年,右派是很难给人留下什么好印象,更不用说感动管制劳改犯的干部了。4年过去了,叔叔的不懈努力换来的只是些渺茫的希望。
  转眼到了1962年,一个早晨,全国报纸的头版突然都登了国民党准备反攻大陆的消息。社论竟然警告人们:要准备第三次世界大战爆发,因为一旦共产党和国民党开战,苏联和美国必将插手,原子战争一触即发。一时间,疏散城市人口,部队和民兵都进入战备状态。
  战云密布的气氛使叔叔忐忑不安,他恍恍惚惚,脑子里尽是出现抗战期间人川路上耳闻目睹的那些恐怖场景:炸弹呼啸着从天而降,烈火腾空,卷噬着一户户人家,来不及走避的被活活烧死;侥幸逃离火海的,也不免在突如其来的枪雨中丧命。伤者被掳去钱物,死者被剥去衣裳。女人被强暴,孩子被遗弃道旁……
  万一打起仗来,远在北京的老母妻儿可怎么办?叔叔不敢再往下想,数夜辗转难眠。噬心的忧虑使他忘记了自己的处境,提笔给婶婶写了一封信,商量战争爆发后的对策。
  婶婶永远不会读到这封信,它被劳改队的政工干部扣下拆看了。1954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中明文规定公民的私人通信权受到法律保护,这些政工干部似乎从来没听说过有这回事,或者,在他们看来叔叔已不是公民,因为他是个右派。这封信成了叔叔盼望国民党反攻大陆的证据。他们于是得出结论:叔叔是个暗藏的现行反革命分子。
  叔叔听到他的罪状,啼笑皆非。他想为自己辩白说他最怕的就是打仗,避之唯恐不速,岂有希望国民党反攻之理。现在他戴了右派和反革命两顶帽子,又有谁会信他说的话呢?
  “他准是在说假话!他当然希望国民党打回来啦!他在睡梦中都惦记着失去的天堂。醒着的时候,他更是阴谋犯罪:给大饭堂下毒,在人挤人的百货商店放炸弹,纵火焚烧医院,……反革命分子都是杀人不眨眼的恶魔,什么都做得出来!”60年代初中国人就这么看反革命分子,叔叔真是百口莫辩,跳进黄河也洗不清。
  生活的逻辑就这么荒谬,叔叔为了顾家念家,反倒落了个无家可归。当这个可怕的消息传到北京,婶婶关着房门哭了一夜,第二天她出来时却一脸平静,直奔法院申请离婚。因为这是革命行动,法院很快就同意了,并把两个孩子判了给她。婶婶这么做完全是她自己的意思,没人给她施加任何压力,但谁都知道,她如果不和反革命丈夫离婚,她和孩子这一辈子都抬不起头。那时她对叔叔有朝一日还能平反已经彻底绝望了。
  然而到了1980年,叔叔居然就平了反,清清白白回到北京。他的档案记载的正式结论说1957年的右派是错判,1962年的反革命分子罪名也不成立。一句错判,轻描淡写,可惜党却花了22年时间才得出这个结论,试问人的一生又能有几个22年?叔叔回到北京后,又和婶婶复了婚。其实那些年中,婶婶从来不曾离开过奶奶家。她不但没有改嫁,还一力带大了两个孩子。如果这事发生在旧社会,人们大概会为她造一座贞洁牌坊,街坊邻里都会为她感到面上有光。现在立牌坊当然谈不到了,但认识叔叔和婶婶的人还是为他们的复婚高兴。
  传统上说,中国人一向喜欢大团圆的结局。悲剧总是不大对我们的胃口。所以我愿意这样来结束叔叔婶婶的故事,他们22年历尽艰辛,坚贞不渝,终于苦尽甘来,二人重结连理。小牛和小强跑出来迎接父亲。他们含泪告诉老人这些年他们如何把他的爱深藏心底,终于等到骨肉团聚这一天,一切都像是在梦中。叔叔伸出颤巍巍的手抚摸着婶婶早生的华发,心中涌起爱怜与感激之情。婶婶把叔叔的手紧紧攥住,无声抽泣,涌出的是幸福的泪水。她看到59岁的叔叔满头霜雪,额头的皱纹像刀刻的一样,不用说这些年叔叔经历了多少苦楚,她的心同样泛起疼爱的涟漪。自此,他们相亲相爱,白头偕老。这结局连石人听了也会感动得泪流成河。
  可惜神话归神话。现实生活中,叔叔和婶婶复婚后并不那么和谐。也许是长时间的分离已经无法唤起婶婶对叔叔的爱?在这个归来的老人身上婶婶丝毫看不到她记忆中年轻的叔叔的影子。他是个陌生人,甚至比陌生人还不如!这些年他给她带来多少屈辱!她无法化解,无法宽恕。
  另一方面,我怀疑叔叔心中究竟还存留着多少对婶婶的温情,也许他跟她复婚只是个权宜之计,而实际上他对婶婶怨艾难消,终究她在他最困难的时候弃他而去,无异往他伤口上撒盐,使他的处境雪上加霜。20多年间盐场劳改的蹉跎岁月使他倍尝人情冷暖、世态炎凉,叔叔对婶婶的爱很可能早在那时就已经彻底绝灭。
  他们复婚后争吵不断。丈夫和妻子一个比一个暴躁,两人都像蓄势待发的火山,每时每刻都有岩浆喷薄的危险。孩子们呢,他们其实都已长大。小牛的性子牛一般倔强,这些年他一直拒绝跟父亲划清界线,为此单位里屡屡找他的茬儿,批他,差一点连他也被打成了反革命,但他对父亲仍忠心耿耿。其实他对父亲的爱只是一种反抗行为。他是否真正了解他的父亲,并将他视为一个有七情六欲的活生生的人呢?
  小强则对父亲充满怨怼。也许他当时太年幼,记不得叔叔曾带我们去逛街和为我们表演武术时我们的惊喜,他所记得的全是他父亲的过失:他小时候受别人欺负,父亲从没在身边保护过他。稍大一点,学校又不让他入团、当红卫兵,因为他是反革命分子的儿子,婶婶的离婚于事无补,小强仍被同学叫成狗崽子。再往后,到了找工作的年龄,他不但没有一个可以帮忙“开后门”的好爸爸,而且父亲的政治问题使他什么好单位都进不了。
  他爱父亲如何爱得起来?小强认为老头糊涂一时,害得他半生困顿。即使后来他明白了父亲的无辜,而已发现父亲是爱他的,这认识为时已晚,他的积怨根深蒂固,感情无法听从理智。芝麻绿豆的小事都会让这父子俩暴跳如雷,然后家中分成两派,唇枪舌战,旧伤未去又添新痕。奶奶没能活到80年代目睹这一场面,也算幸事。
  我不由怀疑起破镜重圆这种说法,美满的重逢怎能用此意向来隐喻?镜子既已破碎,拼凑起来,裂痕仍在,玻璃的边缘锋利如刀,碰一小下都会鲜血淋漓。话虽如此,叔叔和婶婶的二度姻缘仍在维持之中,有朝一日也许他们敌意耗尽,便会冰释前嫌,一家人重新生活在和睦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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