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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老猴子精








  说到梦,谁能不想起那梦蝶的庄周?彩蝶翩然,舞蹈春风,游戏花丛,饮浆吸露,憩息于绿叶之下,其乐也融融。俄然醒来,依旧是庄生,身着青衫,头戴方巾,冥坐书斋,神游北海,玄想天地万物之本性,自问“不知周之梦为胡蝶与,胡蝶之梦为周与?”
  我回头打量自己走过的人生路,亦不免时时陷入迷茫。记忆中的景象历历如新,却是连贯不起。昨日的我,何者为真,何者是幻?
  50年代,日内瓦湖畔有个黑眼睛黑头发的中国女孩。她是父母的掌上明珠,忠心耿耿的保姆寸步不离跟随其后。一袭粉红色的纱裙,白色皮鞋,漂亮的发夹,矜持而又不乏友善,令游客啧啧赞叹,一个个将她摄人镜头。
  1966年她是一名叱咤风云的红卫兵,跳上火车,南下千里去广州传播文化革命的火种。她曾当面批评省委第一书记是资本主义的保护伞,眼见豆大的汗珠从这位高级干部的脑门上渗出、滚落,心中暗自好笑。她和战友们一纸通令,如飓风席卷,全市几千家私营小店顿时关门。
  70年代初她又变作养猪姑娘,面色黝黑,筋骨强壮,头发焦黄像晚秋的干草,十指粗糙有如挫刀。她孔武有力,一肩能扛二百斤的麻袋。说话高声大嗓,最爱就是和着生蒜吃狗肉,连于数杯烈酒而面不改色。虽然衣服和鞋子又脏又臭,她干的活儿却干净利索,而她也弓似为荣。
  到了90年代,她在美国一所大学任教,并取得了终身职位。她的爱好是听古典音乐,写作和到世界各地旅行。在美国人眼里,她是地道的中国人;而在中国朋友看来,她又西化得可以。有人甚至怀疑她是个女权主义者,盖因她过分独立。离婚之后,她并不急于再嫁,而是自己抚养儿子,广交朋友,生活一样过得有滋有味,许多人觉得实在难以置信。
  以上这几张肖像画的可能是同一个人么?这个人难道是我么?这些图画中,哪些是本真的我,哪些是粉墨登场的我呢?有时我简直怀疑自己的记忆。然而我清楚记得,早在少年时代就分明感到,我这个人天生矛盾重重,将来肯定不会一帆风顺。
  我于1950年12月1日在北京出生。父亲40年代就离开辅仁大学跑到晋察冀去参加革命;母亲在4D年代末毕业于燕京大学,那时她对毛泽东领导的革命也是满腔热情。像很多知识分子一样,她相信只有共产党才能救中国,实现男女平等,让劳动人民当家作主,发展经济,控制通货膨胀,解决知识分子的失业问题。因为这个党的干部都那么廉洁奉公,朝气蓬勃,跟腐败、专制的国民党真有天渊之别。
  我小的时候,大人总爱说我们这一代最幸运,因为我们生在新社会,长在红旗下。到了我身上,情形却有些不同。我的确生在新中国,但刚一岁,父母就把我带去了瑞士。我也是长在红旗下,却不是革命的五星红旗,而是红底白十字的瑞士国旗。这也许是我日后颠颠倒倒,命运多舛的滥觞。
  在瑞士我们住过伯尔尼和日内瓦,均为恬静舒适之地。那时家里有4口人:父亲、母亲、二姨和我。星期一到星期六我很少见到父母,他们都在中国领馆忙于工作。一清早他们就匆匆离开,到了晚上,未完的工作、会议、宴请使他们一样难以脱身。等他们到家,我早睡熟了。星期天,母亲会睡到中午,而父亲更要睡到下午两点左右。那些年,只有亲爱的老二姨从早到晚陪伴着我。
  后来我才知道二姨并不是我家亲戚,而是我的保姆。我出生前不久奶奶把她请了来。从我出生的第5天,也就是我从医院回家的当日,母亲就把我交给她了。此后日日夜夜,都是二姨给我喂奶、洗澡,把我抱在怀里轻摇,我在她呢喃的曲调中入睡。我儿时的记忆充满二姨的音容笑貌。母亲生下我不到一个月即飞回瑞士继续工作了。至于父亲,等到他回国述职第一次见到我时,我已快满一岁了。后来父亲给我在北京过了周岁生日,就把我和二姨都带去了瑞士。
  甫至新家,父亲便说:“现在新中国人人平等,今后咱们在一块儿生活,就是一家人,让我们的小瑞叫您二姨吧。”
  就这样,我学会了叫二姨。对我说来,二姨两个字真比父母加起来还亲。而二姨也把我当成她自己的女儿,5年、10年过去了,渐渐地我居然真的取代了她自己亲生女儿在她心目中的地位。不知道我的父母什么时候才发觉我和二姨之间竟变得如此难舍难分;也不知道他们发觉后作何感想:他们献身革命,多年来勤于职守,到头来却让一位保姆赢得了他们唯一爱女的心。
  当然也不能说我不爱父母;我爱他们。不过这种爱是理性的爱,跟我和二姨血脉相连、魂魄相依的关系完全不同。我和二姨之间有一种神秘的感应,假如一人在千里万里之外横遭不测,另一个人立刻会觉察一种不祥之兆,变得心神不定,恶梦缠身。这种预感难以言表,但在1978年果然应验。而我母亲1976年猝死,我却并无预感,直到第二天父亲拍电报来,才得知这一噩耗。
  1957年,我回到北京上小学,才发现我对二姨的依恋不是个别现象。我就读的西苑小学中有不少高干子弟也都跟我差不多,他们对保姆、阿姨,对奶奶。姥姥的感情远胜过父母。有时做父母的受不了,就把保姆赶出家门。也有些为了孩子把老太太留下。这些人后来不少得益匪浅:“文革”中父母受牵连的,孩子却让好心的保姆带回家中当自己的亲生儿女一样抚养长大。
  二姨对我的宠爱使她盲目,对我的一切缺点视而不见,总觉得天底下谁家的孩子,也比不上她的小瑞。我弟弟小炼当然也挺棒,但说来说去,最聪明最漂亮心肠最好的是我,永远是我。我的一切所为,无一不使二姨容光焕发地为我骄傲。据她说,我记事特早。可这些早年的记忆都是一幕幕孤立的情景,悬浮在我的脑海中,像散落的岛屿,其间联系被忘泉之水淹没,待我提及,便有二姨和父母为我补充并解释事情的来龙去脉。
  在凉水泉,最常在我眼前闪现的是我们在伯尔尼的公寓。晨光透过大扇的玻璃门窗长驱直入,我一睁眼就感到暖洋洋的温馨。见我醒来,二姨脸上绽开温和的微笑,眼角漾出层层细密的鱼尾纹。我知道她一会儿就会去附近的法国面包房买我爱吃的“小老鼠面包”了。
  她出门那短短几分钟是我一天中最兴奋的时刻,我想方设法找地方藏起来,藏在衣柜里、阳台上或哪扇门后,等着二姨回家把我找出来。剩下的时间就没有什么好玩的了,我虽有整整一屋子的玩具:洋娃娃、布猴子、八音盒、小房子、大皮球、绕着房间跑的小火车……,但问题是没人跟我一起玩。
  有5年时间我是家中唯一的孩子。倒是有邻居,但我父母从不和他们来往。是外事纪律不允许,还是当地居民害怕赤化,不得而知,总之我童年几乎没有朋友。于是,孤独的种子早早在我心里生了根,日后那幼苗破土而出,长势凶猛,任我怎样奋力锄砍仍枝繁叶茂,终成参天大树。多少年,我曾为此烦恼、自责。直至不惑之年,方知此树为我命中所有,不可去除。我不妨在此绿荫下逍遥自得,修身养性,远离尘世的去来纷争,忘却那错综复杂的人情恩怨。
  其实撇开孤独不论,我的童年不可谓不快乐。父母和二姨都爱我,我也爱他们,特别是二姨。那时二姨已年近半百,鬓边有几缕银丝夹杂在满头黑发之中。每天早晨我都在一边瞧她梳头、抹头油,她的头油带着一股淡淡的甜香。抹完头油她便开始盘头,发髻用卡子固定住,再套上一个细细的小网,看着真是又典雅,又古朴。二姨说,自打她出嫁,她就梳这样的发式,已经梳了快30年了。
  二姨的穿着也很传统。在我记忆中,似乎总是一袭棉布旗袍,有时银灰色有时深蓝色,因她亲手剪裁,极其合体。在瑞士5年,她对欧洲的时装无动于衷,唯一的洋服是件短裘皮大衣,这也还是我父母送给她的礼物。
  像大多数旧式女子一样,二姨没上过一天学。她来我家时,连自己的名字都不会写。可是她却有一肚子故事,讲也讲不完。有些故事是她听戏剧听来的,也有些是她奶奶、姥姥那一代传下来的。我从二姨的这些故事中得知远隔重洋的中国是我们祖辈居住的地方:那儿农民和他们的老牛亲如一家;书生们要进京赶考,考中了状元可以招驸马;皇帝出行要用黄土铺路;一般人家逢年过节都要祭拜祖宗;孝子贤孙有苍天保佑,做了坏事要遭报应。
  我百听不厌的是老猴子精的故事,至今我仍记得真切,二姨怎样绘声绘色讲这个故事:
  “从前呀,大山里住着一只老猴子精,山下的村子里住着娘儿俩:一个漂亮的小姑娘和她的妈妈。有一天,老猴子精在村里见了这个小姑娘,看上了她。这老猴子精呼啦啦起了一阵狂风,一时间刮得到处飞沙走石,天昏地暗。村里人眼睛都睁不开,这会儿功夫,老猴子精卷起小姑娘,腾云驾雾,回到大山它那又黑又深的猴窝。
  “老猴子精想要小姑娘嫁给它,小姑娘不答应,说那可不成。老猴子精生气了,他把小姑娘关在山洞里,不让她出来。
  “一天早上,老猴子精出去采野果了。小姑娘的妈妈找到了山洞里头,她是跟着老猴子精的黑风一路追了来的。娘儿俩见面,抱头痛哭一场。做娘的然后教女儿等老猴子精回来后如此这般,教完她就躲了起来。
  “不一会儿老猴子精驾着云回来了。它一走进洞来,就四下闻了又闻,说:‘怎地有生人味儿?可别让我逮着,不然我非扒皮吃了他!
  “小姑娘开口道:‘别胡说,今儿是我妈来看咱们来了。你不是眼睛红红的老爱流泪吗?我妈她可是有个秘方,专治你的烂眼呢!
  “老猴子精一听,心里这个高兴!它的两只眼睛多少年了,一直又红又烂,总也治不好。于是它急忙间小姑娘:‘你妈呢?她在哪儿?快叫她出来?我不吃她,我让她给我看病!
  “听到这儿,小姑娘的妈妈就走出来了。她一路来时采了不少树胶,现在放进一口大镬里熬得黏黏稠稠的,然后把胶涂在长长的裹脚布上。她叫老猴子精坐好,两只眼睛都闭牢,上药时可不能睁眼。好啦,她用布把老猴子精的眼睛一圈一圈缠个严严实实。
  “‘你得就这么闭着眼,三天三夜一动也不许动,要是你不听话,你的眼睛就别指望治好啦!’说完后,娘儿俩手拉手赶紧逃出了山洞,平平安安回到村里。三天后,老猴子精想睁眼了,它哪里还睁得开?树胶早干透了,跟布呀毛呀粘在一起,粘得紧紧的!老猴子精用手撕,怎么也撕不开,它的眼睛彻底没治了。从此,小姑娘和她妈妈在一起高高兴兴生活了很久很久。”
  我喜欢听这个故事。每次听起来,二姨的声音总让我感到危险降临,吓得大气不敢出。我觉得自己就是那个小姑娘,被老猴子精一阵狂风活活攫了去。但我知道我没事儿,二姨在身边呢!她用两只手臂把我搂住,我相信二姨爱我一如小姑娘的妈妈爱自己的女儿,二姨也是智勇双全的人物,比小姑娘的妈妈毫不逊色。将来不论遇到什么神通广大的妖魔鬼怪,二姨也能把我给救出来。
  儿时岁月留痕的另一景是伯尔尼郊外的人行道。春雨绵绵时节,路面上蚯蚓爬出爬进,我不敢伸脚往下踩。遇到这种情况,父亲就让我坐在他的肩膀上,我真喜欢这种感觉!父亲当年三十才出头,高高瘦瘦,衣着考究,我很为他自豪。他大步流星,轻快地走在人行道上,三下两下便超过其他行人,还不时地将我左右晃动,我挺怕,死命搂住他的脖子。
  我怕的东西,除了蚯蚓,还有很多。大人们在家冲厕所都得事先发出警报免我受惊,二姨更是得看清楚我不在厨房才敢将菜下到热油中炒。小公园里的滑梯我是无论如何不敢上到顶的,对秋千也退避三舍;翘翘板还能尝试,但也只能很慢很慢地升起,且决不能让我的脚离地太远。唯一令我感到安全的地方要算房前草坪上的沙坑了,我每天做的沙糕比对面马路法国面包房出炉的还要多。
  雪霁的冬日,母亲有时会带我去屋后一个小斜坡玩雪撬。我穿一件小巧的白色毛皮短袄,母亲则穿墨绿色的羊绒长大衣,新下的雪松松软软,地上留下母亲和我一大一小两行脚印。我们经过一棵树,红透了的苹果还挂在枝头,树叶却落光了。玲珑的小鸟啄着这些果实在玩儿,母亲向鸟儿打一唿哨,鸟儿竞也喳喳作答。我们这就走到了斜坡,雪橇开始滑动,凉风扑面,我紧闭双唇,敛住呼吸。害怕的眼泪不由自主淌了一脸。
  二姨说我4岁那年我们真的有过一次大难临头。“5月的一天,”二姨说,“你爸你妈带了我们去山上的湖里划船,那天天气真没得说,有太阳,又暖和,你爸打起了瞌睡,小船就自个儿飘呀飘的。突然你爸看到一块警告牌,写着下游是瀑布。他这下醒了,猛地坐起使劲往回划。但这时已经很难了,湖面已经变窄,像条大河,水流得很急。你妈也起来帮着划。太阳慢慢下了山,周围看不到一条船,我们都怕极了。
  “我紧紧抱着你,心想要是我们真掉下那瀑布,我就跟你死一块儿了。那一刻,我真后悔离开家乡北京跑到这么远的外国来,要是咱们死在这儿,可成了回不了家乡的孤魂野鬼了!
  “那会儿,你妈也沉不住气了,她不停地骂你爸,你爸后来也不耐烦,两人吵了起来,而且越吵越凶。但他们嘴上吵架,手上还是同心协力拼命加劲把船往回划。”
  “后来怎么样了?我们掉下去了吗?”我问。
  “当然没有,你这傻丫头!一艘汽艇来把我们的船拖了回去。”
  “二姨!我那个时候很害怕么?”
  “你倒没有,”二姨说,“你那时呼呼大睡呢,我没把你弄醒。”
  原来在我们的生命到了真正危急的关头,我是唯一一个不感到害怕的。我倒乐意听到这个结果。后来我父母带我去的地方渐渐多起来:公园,餐馆,戏院等等。这些地方我都爱去,倒不见得是我长大了,有了品味,而是我感到外出时别人喜欢我。多年后我们谈起往事,母亲也认为当时的我人见人爱。
  “大家喜欢你是因为你那时候特别乖,”她说起来不由得生了气,“想不到回国以后你简直变了一个人,变得连我都不认识了。究竟为什么你会变成现在这个样子?”
  我无言以对。到了7岁,我的脾气的确开始变坏。不知为什么,我就是不想再做乖孩子了。
  我是5岁那年随父母回国的。我们一家包了火车的一个软卧包厢,爸爸。妈妈、二姨和我各睡一个卧铺,我的弟弟小炼还不满一岁,睡在二姨铺下的摇篮里。白天,我整天贴着车窗看风景,欧洲繁华的大城市一个个离我而去,冲上前来迎接我的是西伯利亚和满洲里一望无际的荒原。荒原上有黄色的花,蓝色的湖,六月飘雪,莽莽林草延至天的尽头。旅途用了整整半个月,火车最后在北京的永定门火车站嘎然停下。
  我们回到了王府井的奶奶家住下。爷爷早一年已死于肺癌,现在奶奶成了一家之主。其实即使爷爷在世时,奶奶也早已是这个大家庭实际上的当家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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