让无产阶级英雄人物永远主宰舞台——学习《红灯记》处理正、反面人物关系的一些体会

尹斌 (1970.05.09)

革命现代京剧《红灯记》,在江青同志的亲自指导下,经过千锤百炼,剧中的主人公——无产阶级英雄李玉和的形象,更加高大丰满,更加光彩夺目了。《红灯记》的光辉成就,为无产阶级文艺如何塑造工农兵英雄形象,提供了极其宝贵的经验。这里,我们仅就《红灯记》正确处理正、反面人物的关系问题,谈一些学习体会。

伟大领袖毛主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这部光辉著作中,曾明确指出:革命文艺必须“以写光明为主”,“也写反面的人物,但是这种描写只能成为整个光明的陪衬”。这条无产阶级文艺创作的重要原则,正确地规定了正、反面人物之间的主从关系,深刻地反映了现实生活中阶级斗争的客观规律,充分地体现了无产阶级和广大劳动人民的立场和愿望。

革命现代京剧《红灯记》在处理正、反面人物关系时,正确地执行了这一原则:主要英雄人物李玉和始终主宰着舞台;反面人物的代表鸠山则完全服从于李玉和,处处作为英雄人物的陪衬。

在《赴宴斗鸠山》这场戏里,李玉和受刑后再次上场时,身带伤痕,血迹殷红,然而钢骨铁筋,英气勃勃。他两眼燃烧着仇恨的烈火,步步紧逼鸠山,一个“翻身”,扶椅傲然挺立,厉声怒斥日寇,表现了宁死不屈的英雄气概。随后,他纵情放声大笑,这气吞山河的笑声,抒发了革命战士的豪情壮志,充满了对鸠山的轻蔑和嘲弄。这时,一束银色光环映照在李玉和洁白的服饰上,烘托出他那纯洁、高贵的共产主义品质,闪烁着无产阶级革命正气的光辉。此情此景,李玉和的英雄形象,犹如一座光芒四射的雕象,矗立在舞台中心,顶天立地,巍峨壮丽。而此时此地的鸠山,在李玉和的浩然正气和朗朗笑声的威慑下,心胆俱裂,呆若木鸡,蜷缩在昏暗的阴影里,显得格外猥琐、鄙陋。这一明一暗、一高一低、一褒一贬的强烈对比,把李玉和的光辉形象有声有色地树立在我们面前。这里,对英雄人物和反面人物的处理,无论是内心世界的刻划,舞台场面的调度或者环境气氛的渲染,都鲜明地体现了英雄人物主宰舞台,反面人物陪衬英雄人物的原则。

在文艺作品中,某些场次或章节,也可能是单独描写反面人物的。但是,这种描写,仍然应该从塑造主要英雄人物的需要出发,仍然要为突出主要英雄人物服务。《王连举叛变》是一场单独描写反面人物的戏,但它的一切描写都是为塑造李玉和的英雄形象服务的。在戏剧情节的发展上,由于叛徒的无耻告密,使斗争形势陡然激化,把李玉和推向了矛盾冲突的焦点,为在激烈的阶级斗争中更深刻地揭示英雄人物的崇高精神境界,准备了必要条件。在人物性格刻划上,对王连举屈膝投降、叛卖革命的丑恶灵魂的揭露,为后来李玉和身受重刑、坚贞不屈的革命气节作了有力的陪衬;鸠山在王连举身上轻而易举获得的“成功”,与他以后在李玉和面前的黔驴技穷,成了鲜明的对照。当鸠山从王连举口供中听到他的对手就是“扳道夫李玉和”时,他不是喜形于色,而是不安地念了一声“李玉和!?……”。一个惊叹号,一个问号,一个删节号,点出了鸠山内心的惶恐。这场戏,巧妙地为李玉和“赴宴斗鸠山”作了铺垫和准备。

毛主席教导我们:“真的、善的、美的东西总是在同假的、恶的、丑的东西相比较而存在,相斗争而发展的。”英雄主宰舞台,黑暗陪衬光明,这种主宰和陪衬的关系,是在正、反面人物相互比较和相互斗争的过程中表现出来的。

《红灯记》中李玉和《赴宴斗鸠山》这场戏,就贯穿了一个“比”字,突出了一个“斗”字。李玉和与鸠山是一个对比,李玉和与王连举也是一个对比。这种“比”又是通过“斗”体现出来的。在这场戏中,无产阶级革命战士李玉和,同法西斯刽子手鸠山、叛徒王连举进行了短兵相接的搏斗,淋漓尽致地展示了无产阶级英雄的革命正气和战斗英姿。对于鸠山的第一手花招——口蜜腹剑的“友情”笼络,李玉和机警、策略地戳穿了这种兜售阶级调和、阶级合作的拙劣伎俩,泾渭分明地和敌人划清了界线。“你我是‘两股道上跑的车’,走的不是一条路啊!”这句含蓄的双关语,恰如其分地表现了李玉和在地下斗争特殊环境中的鲜明立场和斗争艺术。接着,鸠山企图以“对酒当歌,人生几何”、“人不为己,天诛地灭”等腐朽、卑鄙的人生哲学来腐蚀李玉和。但这套剥削阶级“做人的诀窍”,对大公无私的无产阶级英雄李玉和来说,“真好比:擀面杖吹火,一窍不通”。鸠山又把叛徒王连举当作“王牌”抛了出来,李玉和以大义凛然的革命正气,狠狠鞭挞了这条断了脊梁骨的癞皮狗,锋芒所向,击中了叛徒哲学的要害,使鸠山的迷梦化为乌有。最后,鸠山恼羞成怒,图穷匕首见,公然以毒刑和死亡相威逼;李玉和针锋相对,寸步不让。一个是恫吓威胁:“劝你及早把头回,免得筋骨碎”;一个是斩钉截铁:“宁可筋骨碎,决不把头回”。一个是暴跳如雷:“宪兵队里刑法无情,出生入死”;一个是岿然不动:“共产党员钢铁意志,视死如归”。在这场两个阶级、两种世界观的尖锐斗争中,李玉和所代表的光明进步势力战胜了鸠山所代表的黑暗反动势力,李玉和崇高的无产阶级世界观和革命气节,彻底斗倒了鸠山的资产阶级世界观和王连举的叛徒哲学。

《红灯记》正是通过正、反面人物之间这种相互比较和相互斗争,充分显示了无产阶级英雄形象的美和反动势力形象的丑,深刻揭示了李玉和高尚、光辉的内心世界和鸠山、王连举之流丑恶、卑鄙的灵魂。在这两个反面人物的反衬下,无产阶级英雄李玉和的形象,显得是何等的高大!

要用反面人物的陪衬来突出主要英雄人物,必须内在地、典型地而不是表面地、简单地刻划反面人物。美的事物典型化后更美,丑的事物典型化后更丑。所谓内在地、典型地刻划敌人,就是要“暴露他们的残暴和欺骗,并指出他们必然要失败的趋势”,既暴露其外强中干的虚弱本质,又暴露其垂死挣扎的反动本性。

《红灯记》中的《刑场斗争》这场戏,不仅调动一切艺术手段,从正面揭示了李玉和内心世界的共产主义光辉;同时,也深刻地揭露了鸠山的反动本质。

当鸠山攫取密电码的阴谋手段逐一破产之后,他妄图用剥削阶级的所谓“骨肉之情”,以李玉和的生死命运,向李奶奶逼供。他恬不知耻地说:“当一个人犯了罪的时候,他的母亲能够救他的性命而不救,这样的母亲,未免的太残忍了吧!”李奶奶立即义正词严地痛加批驳:“你这是什么话!”“是你们犯罪!是你们残忍!你们杀害中国人,难道还要中国人承当,难道还要我老婆子承当吗?”充分揭露了资产阶级所鼓吹的“人道”、“人情”的虚伪性和欺骗性,深刻地批判了鸠山的伪善的强盗逻辑。这一情节,既暴露了敌人的残暴和欺骗,又歌颂了李玉和一家重于泰山的无产阶级情义和崇高的共产主义品德。

这场戏的结尾,通过对李玉和英勇就义的描写,以鲜明的对照,指出了黑暗反动势力必然失败的命运。当李玉和昂首阔步走向刑场时,雄伟的《国际歌》声,回荡在辽阔的天空,高耸入云的劲松,象征着李玉和的英雄性格和光辉形象。他登上高坡,睥睨俯视鸠山,向一切反动势力进行最严正的审判:“鸠山!中国人民,中国共产党人,是杀不完的!我要你,仔细想一想你们的下场!”就在这战斗誓言声中,匍匐在李玉和脚下的鸠山,龟缩一隅,发出了“太可怕了”的哀鸣。这颤栗、绝望的嘶叫,正是一切反动派行将灭亡的先兆。

在《红灯记》中,主要英雄人物和反面人物之间主宰和陪衬的关系,不论在全剧的整体上,或是在每一局部上,都严格以现实生活为基础,但又“比普通的实际生活更高,更强烈,更有集中性,更典型,更理想,因此就更带普遍性。”这种高度的艺术概括和合理的艺术夸张,既有充分的说服力,又有强烈的感染力。

《红灯记》里,正、反面人物的矛盾冲突是围绕着争夺密电码展开的。李玉和誓死保卫党的秘密,牢牢掌握着密电码,始终处于支配矛盾发展的主要方面;鸠山为了获取密电码,一直围着李玉和打转转,完全处于被动地位。在阶级关系上,李玉和所代表的无产阶级,是最先进、最革命的新生力量,是决定历史命运的主人;鸠山所代表的黑暗反动势力,是腐朽、没落的剥削阶级,是必然被历史淘汰的渣滓。虽然在一定的历史条件下,在某些具体的阶级斗争环境中,现象上是敌强我弱,但从本质上看,“真正强大的力量不是属于反动派,而是属于人民。”《红灯记》站在无产阶级立场上,以鲜明的阶级观点,辩证地解决了艺术真实和生活真实的关系,透过生活的表象,揭示了事物的本质,让代表历史前进方向的无产阶级英雄人物主宰舞台,宣传了新生力量必然战胜腐朽力量这个伟大的真理,在舞台上对剥削阶级实行了无产阶级专政。

以革命样板戏为标志的无产阶级文艺革命的蓬勃兴起,引起了帝、修、反的无比恐惧和极端仇视。现代修正主义者歇斯底里地咒骂革命样板戏“根本无视生活规律和舞台法则”。他们所谓的“生活规律”、“舞台法则”,究竟是什么东西?就是他们用以歪曲、颠倒正、反面人物的主从关系,维护剥削阶级在思想文化领域中的反革命专政,强加在无产阶级身上的反动精神枷锁。用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武装起来的无产阶级,从来不承认有什么抽象的或超阶级的“生活规律”和“舞台法则”。现代修正主义的老爷们顶礼膜拜的什么“规律”和“法则”,对于我们无产阶级来说,也好比“擀面杖吹火,一窍不通”。他们叫嚣得越凶,越说明我们和他们是“‘两股道上跑的车’,走的不是一条路”。无产阶级文艺革命的风暴,摧毁的不仅是几条资产阶级的“规律”和“法则”,而将是整个资本主义的上层建筑。让我们为无产阶级文艺革命的伟大胜利,尽情地欢呼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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