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赫鲁晓夫是京剧革命最大的拦路虎

红雷 (1968.08.19)

(空军直属机关 红雷)

中国赫鲁晓夫这个党内最大的走资派,是京剧革命最大的拦路虎。从全国解放前夕以来,每到阶级斗争的关键时刻,他都要跳出来,顽固地反对毛主席的革命文艺路线,反对京剧革命,把京剧舞台作为他复辟资本主义的一个重要阵地。

在新民主主义革命取得基本胜利后,中国向何处去?是走社会主义道路,还是走资本主义道路?这是摆在中国人民面前的首要问题。伟大领袖毛主席在七届二中全会上发出“把中国建设成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的号召。在这个历史转折关头,中国赫鲁晓夫急急忙忙地跳出来,大肆鼓吹走资本主义道路,反对社会主义革命。在戏剧方面,他公然反对毛主席为戏曲改革提出的“百花齐放,推阵出新”的方针,反对改造旧戏曲,反对禁演坏戏,一开始就企图把戏剧的发展拉向资本主义轨道。

当时,在刚刚解放了的城市,帝国主义、封建主义的反动戏剧充斥着舞台。根据广大革命群众的要求,全国有不少城市和地区采取了禁演坏戏的革命措施。中国赫鲁晓夫对此极为不满,公然反对禁演坏戏。一九四九年四月,他在天津的讲话中叫嚷:“天津禁了些旧剧,使人少吃饭,不吃饭,人家不满意,有问题还要我们解决,这是干了蠢事”,“宣传封建,不怕,几千年了,我们不是胜利了?”上海解放前夕,他对将进上海的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夏衍说:“怕什么?过去上海演了那么多坏戏,共产党不是也得了天下么?”从这些叫嚣中,可见他对那些坏戏是多么的眷恋关切,而对禁演坏戏的革命措施又是多么的恼怒忌恨!

演坏戏,共产党也得了天下。这是中国赫鲁晓夫为坏戏张目的极端反动的黑话。伟大领袖毛主席在七届二中全会上指出:“必须学会在城市中向帝国主义者、国民党、资产阶级作政治斗争、经济斗争和文化斗争”;“如果我们不去注意这些问题,不去学会同这些人作这些斗争,并在斗争中取得胜利,我们就不能维持政权,我们就会站不住脚,我们就会失败。”禁演坏戏,打击反动文化,正是我们在城市中同帝国主义、国民党、资产阶级进行的一场严重的文化斗争,这场斗争是关系到我们能不能巩固政权的大事,是关系到得天下还是失天下的大事。中国赫鲁晓夫胡说什么:演坏戏,共产党也得了天下,就是要我们放弃这场严重的斗争,要把那些反动透顶的封建主义、资本主义文化原封不动地保留下来,作为反动统治阶级向人民大众反扑的宣传工具,作为他阴谋复辟资本主义的舆论阵地。

中国赫鲁晓夫反对禁演坏戏,还打着一个“人人有饭吃”的旗号。什么“禁了些旧剧,使人少吃饭,不吃饭”呀,“大家有饭吃,就好”呀,等等。这种谬论,是对党的文化政策最无耻的污蔑。我们禁演的是坏戏,而不是禁止演戏。解放以后,一切过去为地主、资产阶级服务的旧艺人、旧剧团都面临着一个自我改造的问题。他们吃人民的饭,就要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为工农兵服务。他们演革命的戏,我们不但不禁,而且积极鼓励,大力支持,给他们为工农兵服务的最充分的自由。如果按照中国赫鲁晓夫的一套去做,让坏戏自由泛滥,就是让他们吃人民的饭,干毒害人民的事,吃社会主义的饭,为复辟资本主义服务。让被推翻的反动阶级卷土重来,不仅广大劳动人民将重新陷入被压迫、被剥削的深渊,而这些艺人和剧团,也将重新依赖资产阶级的钱袋而生活,倒是真正的没饭吃。中国赫鲁晓夫要工人哀求资本家“剥削一下,我就有饭吃”。要舞女继续卖弄色情,说什么这样做“好处在舞女有饭吃,有钱的人有地方花。”真是无耻至极,反动透顶!在“人人有饭吃”的幌子下,中国赫鲁晓夫要保护的是一切麻醉人民的反动戏剧、反动文化。他梦想恢复的是剥削者的天堂,劳动人民的地狱。

一九五六年,我国生产资料所有制方面的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资产阶级失去了他们赖以安身立命的经济基础,但还在利用他们所把持的思想、文化阵地进行拚死的反抗,国内阶级斗争相当激烈。国际上出现了赫鲁晓夫修正主义集团,帝国主义乘机掀起了反共高潮,一时恶浪滚滚,妖雾迷漫。在这一关键时刻,中国赫鲁晓夫又一次跳了出来,变本加厉地反对京剧改革,为牛鬼蛇神出笼大开方便之门,为复辟资本主义积极奔走呼号。

苏修二十大刚刚收场,中国赫鲁晓夫就紧密配合,系统地提出了反革命修正主义文艺纲领。他狂妄地把“百花齐放,推阵出新”的方针歪曲为“允许并存”,“各搞各的”,强调“出新不能勉强”,极力为封建主义、资本主义的反动戏剧继续盘踞京剧舞台张目。他甚至明目张胆地为解放以来已经禁演的坏戏解除禁演令。霎时间,《四郎探母》、《游龙戏凤》、《封神榜》等叛徒戏、色情戏、神怪戏,一个个重新登台。

在生产资料所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取得基本胜利之后,京剧要不要改革,这是关系到把社会主义革命进行到底还是半途而废的大问题,是关系到社会主义江山变不变颜色的大问题。毛主席教导我们:“一定的文化(当作观念形态的文化)是一定社会的政治和经济的反映,又给予伟大影响和作用于一定社会的政治和经济”。中国赫鲁晓夫在生产资料所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后,还要胡说什么:“戏改不要大改”,“出新不要勉强”,以种种努力保护旧京剧使之免于死亡,以腐朽的旧文化来破坏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动摇无产阶级专政。

“有些老戏很有教育意义”。这是中国赫鲁晓夫为反对京剧改革而抬出的一块挡箭牌。所谓“教育意义”是有具体的阶级内容的。他推崇最力、捧得最高的是些什么东西呢?《四郎探母》是宣扬叛徒哲学、活命哲学的;《恶虎村》是美化封建地主走狗、叛徒黄天霸的。原来他说的“教育意义”,是叛徒教育、汉奸教育、奴才教育,地主、资产阶级的教育。

中国赫鲁晓夫为什么特别在一九五六年大力宣扬《四郎探母》、《恶虎村》呢?联系到他自己的反动历史和当时的政治背景就不难明白。他是要通过美化戏剧舞台上的叛徒形象为政治舞台上的叛徒涂脂抹粉,为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叛徒赫鲁晓夫喝采叫好,为他自己和他卵翼下的叛徒集团开脱罪责。《四郎探母》中的叛徒杨四郎唱出了叛徒的心声。中国赫鲁晓夫宣扬在白色恐怖下“可以写自首书”,苏联赫鲁晓夫鼓吹“脑袋掉了,原则有什么用”,杨四郎表白:“吾既被擒,死亦无益于国,不如应允,留在他国”,又何其相似乃尔!中国赫鲁晓夫正是通过杨四郎来贩卖“叛徒哲学”、“活命哲学”,以便对无产阶级革命事业进行大背叛、大出卖。

“京剧艺术水平很高,不能轻视,不能乱改”。这是中国赫鲁晓夫反对京剧改革的另一块挡箭牌。他公开号召:象《梅龙镇》、《二进宫》、《四郎探母》,也要“把技术留下来,继承艺术成果”。在这里,他只讲艺术水平,不讲政治思想,完全抹煞了艺术的阶级性。毛主席教导我们:“有些政治上根本反动的东西,也可能有某种艺术性。内容愈反动的作品而又愈带艺术性,就愈能毒害人民,就愈应该排斥。”中国赫鲁晓夫赞不绝口的所谓“艺术水平高”“技术性强”的旧京剧,或则是内容反动,或则是极端下流的坏戏。如《四郎探母》,就是由清朝统治者慈禧太后等人,为了招降纳叛的政治需要亲自指导精心加工的。日本帝国主义也极力称赞它的“艺术水平”。这样的“艺术”,水平愈高,对人民的危害愈大,我们愈应该排斥。

“无害的,都可允许演”。这是中国赫鲁晓夫反对京剧改革的又一块挡箭牌。他振振有词地说:“观众口味是不同”,“看了戏能得到休息,使人高兴”,“就鼓励了社会主义积极性了”。毛主席早就指出:“在现在世界上,一切文化或文学艺术都是属于一定的阶级,属于一定的政治路线的。”世界上从来不存在什么使各个阶级看了都“高兴”,对各个阶级都“无害”的超阶级的艺术。中国赫鲁晓夫看了最“高兴”,觉得最“无害”的京剧是什么呢?荒淫下流的《游龙戏凤》就是最有代表性的一个。他亲自下令把它搞成大型戏。中国赫鲁晓夫高唱“无害文艺”的滥调,打着“娱乐、休息”的招牌,搬出“口味不同”的借口,来抵制京剧改革,就是要用《游龙戏凤》之类的坏戏,来腐蚀工农兵的灵魂,鼓励资本主义的积极性,让人们在“娱乐、休息”之中,不知不觉地走上和平演变的道路。

在三年自然灾害造成的暂时经济困难时期,国内残余资本主义势力向社会主义的进攻达到了高潮,国外帝、修、反掀起了反华大合唱。这时中国赫鲁晓夫利用旧京剧进行资本主义复辟的活动也达到了十分猖狂的地步。

在这一时期,中国赫鲁晓夫十分起劲地鼓吹新编历史剧,以借古讽今,攻击社会主义制度和无产阶级专政,攻击以毛主席为首的无产阶级司令部。他叫嚷:“要多编一些新历史剧”,“帮助我们总结经验”。于是,什么《海瑞罢官》、《李慧娘》、《谢瑶环》、《孙安动本》、《海瑞上疏》等等,都打着“新编历史剧”的招牌,纷纷出笼了。这些翻案戏、罢官戏、冤狱戏、鬼戏、骂皇帝戏,一个个都是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大毒草,一支支都是射向无产阶级专政的毒箭。一时京剧舞台上刀光剑影,杀气腾腾。反革命气焰,甚嚣尘上。

中国赫鲁晓夫所谓新编历史剧“可以帮助我们总结经验”,究竟是什么货色呢?原来戏中所宣传的“经验”,都是按照中国赫鲁晓夫的反革命政治需要“总结”的,都是中国赫鲁晓夫大刮单干风、翻案风的经验的总结,都是“一骂二罢”的经验的总结。你看,中国赫鲁晓夫叫嚷要“包产到户”;戏中就随声附和:“江南困苦凄凉相,不退占田不久长”。中国赫鲁晓夫叫嚷“和彭德怀有相同观点的人……可以翻案”;戏中就跟着帮腔:“冤狱重重要平反”。中国赫鲁晓夫把三年自然灾害诬蔑为“三分天灾,七分人祸”;戏中就大声呼应“民穷之故多端,大抵官不得其人为第一之害。”中国赫鲁晓夫甚至通过戏中“把皇上骂苦了”之类的叫嚣,直接把矛头指向伟大领袖毛主席。这不明明是借古讽今,指桑骂槐!这不明明是在借封建主义之僵尸,还资本主义之阴魂!

中国赫鲁晓夫还口口声声说:这种历史剧“有人喜欢”。我们不禁要问,是哪个阶级才喜欢这种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黑戏呢?象彭德怀那样被罢了官的右倾机会主义分子是喜欢的,喜欢那种翻案戏为他们弹起“魂兮归来”的曲子,鼓动他们东山再起。被推翻的反动统治阶级是喜欢的,喜欢那种鬼戏歌颂了满怀“复仇之志”的反动厉鬼,发泄了他们仇恨无产阶级专政的反革命感情。他们简直喜欢得发了疯,喜欢得“一面看,一面脑子里转个不停,不但动思想,甚至动感情,有时动肝火,有时掉眼泪,捶椅顿脚,唉声叹气”。中国赫鲁晓夫为首的走资派、叛徒、特务、没有改造好的地富反坏右,他们都从这些戏中得到安慰,吸取反革命的精神力量。不过,到头来,他们也只能是竹篮提水一场空,落个遗臭万年的可耻下场!

一九六三年和一九六四年,毛主席接连发出了关于文学艺术的两个极为重要的批示,一针见血地指出文艺界“许多部门至今还是‘死人’统治着”,揭开了文艺界阶级斗争的盖子,敲响了以中国赫鲁晓夫为总后台的反革命修正主义文艺黑线的丧钟。敬爱的江青同志,率领革命的京剧工作者,向旧京剧这个最顽固的堡垒展开最猛烈的进攻,吹响了我国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进军号。

中国赫鲁晓夫预感到末日即将来临,惊恐万状,大耍反革命的两手策略,妄想阻挡以京剧革命为伟大开端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滚滚洪流,挽救自己行将灭亡的命运。

他一方面以退为攻,“提出新戏和老戏、现代戏和历史戏“同时并存”,说什么:“要规定一下剧目的古今中外比例”,“把历史剧、外国剧放到第二位去。”中国赫鲁晓夫这种新戏老戏并排坐的反动谬论是十足的阶级调和主义。舞台上演什么戏,绝不是一个简单的剧目安排问题,而是哪个阶级统治舞台的问题,是两个阶级、两条路线在意识形态领域里的生死搏斗。我们就是要大破宣传封建主义、资本主义的旧戏,大立宣传社会主义的革命现代戏,要把帝王将相、才子佳人从京剧舞台上通通赶下去,决不能和它“同时并存”。其实,中国赫鲁晓夫所谓把历史剧放到第二位去,实际上是用暂时“退却”的方式,把一切地主、资产阶级的反动戏剧完整地保存下来,等待时机有利,来一个全面反攻,把革命现代戏从京剧舞台上全部打下去。

另一方面,他还采用“思想渗透、和平演变”的办法,力图以修正主义的面貌来改造革命样板戏。他把黑手伸到革命样板戏的创作中去,恶意篡改样板戏的主题思想,阉割样板戏的革命内容。如在革命现代京剧《海港》的创作过程中,江青同志明确指出,要抒发国际主义豪情,要塑造码头工人的英雄形象。而中国赫鲁晓夫则大唱反调,打着“培养接班人”的幌子,贩卖“中间人物论”的黑货。他不让剧本歌颂英雄人物,却去描写“中不溜儿的芸芸众生”,让对现实不满的落后青年在舞台上大发牢骚,大讲怪话。一句话,中国赫鲁晓夫妄图把《海港》这一曲社会主义时代码头工人的壮丽颂歌,变成一出肆意丑化工人阶级的丑剧。

尽管中国赫鲁晓夫对京剧革命刻骨仇恨,百般阻挠,恶毒破坏,但是,历史的车轮滚滚向前,京剧革命的洪流汹涌澎湃,势不可挡,革命的新生事物终究要战胜反动腐朽的东西。在毛主席革命文艺路线的光辉指引下,在江青同志的亲手培育下,一出出革命样板戏,粉碎了中国赫鲁晓夫破坏京剧革命的阴谋,摧毁了修正主义文艺黑线的牢笼,从最顽固的堡垒中冲杀了出来。红灯照亮革命路,军民奋战沙家浜,英雄智取威虎山,飞兵奇袭白虎团,海港风云显英雄……。“旧剧开了新生面”,革命样板戏把被颠倒了的历史再颠倒了过来。从此结束了帝王将相、才子佳人对戏剧舞台的反动统治,宣判了反革命修正主义文艺黑线的彻底破产。中国赫鲁晓夫这只京剧革命最大的拦路虎,也终于被打翻在地。我们一定要以江青同志为榜样,坚决贯彻、执行、保卫毛主席的革命文艺路线,彻底肃清中国赫鲁晓夫在京剧界散布的一切流毒。要象《智取威虎山》中和斑斓猛虎英勇搏斗的杨子荣那样,打倒横在前进道路上的一切拦路虎,把京剧革命进行到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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