彻底清算陶铸推行修正主义文艺路线的罪行

边切 (1967.10.17)

陶铸是一个一贯打着“红旗”反红旗,猖狂地进行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活动的反革命两面派。他的黑手伸得很长,文艺是个重要的舆论阵地,他自然不会轻易放过。十七年来,他忠实地执行了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反动文艺纲领,同陆定一、周扬一唱一和,互相配合,疯狂地对抗毛主席的革命文艺路线,为资本主义复辟大造舆论。特别是在三年暂时经济困难时期,他赤膊上阵,配合国内外的敌人猖狂地向党进攻,妄图颠覆无产阶级专政。陶铸推行中国赫鲁晓夫修正主义文艺路线的滔天罪行,必须彻底清算!

宣扬“阶级斗争熄灭”论,吹捧资产阶级反动“权威”

毛主席教导我们,整个社会主义时期存在着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阶级斗争,存在着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两条道路斗争。建国十八年来,无数的事实表明,在我们的社会中,在文化思想领域中,两个阶级、两条路线的斗争,是十分尖锐、十分激烈的。

但是,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陶铸却极力反对毛主席这一英明正确的论断,公开唱反调,大肆宣扬“阶级斗争熄灭”论。早在一九五七年,当中国的赫鲁晓夫打着“阶级斗争熄灭”论的破旗,掩护阶级敌人向党进攻的时候,陶铸就跟在后边呐喊助威,叫嚷什么:“国内敌我矛盾已经解决”,“我国国内阶级矛盾已经基本解决,反革命残余已经基本肃清”等等。主子领唱,奴才帮腔,陶铸与中国的赫鲁晓夫完全是一丘之貉。

一九六一年到一九六二年,正当国内外阶级斗争十分尖锐,文艺界的牛鬼蛇神纷纷出笼,向党向社会主义发动猖狂进攻的时候,陶铸又迫不及待地跳了出来。他在全国话剧歌剧创作会议上的讲话中,只字不提戏剧界的阶级斗争,相反大谈什么“作家的责任,我看就是把创作繁荣起来”;闭口不谈作家的思想改造,相反肉麻地歌颂那些资产阶级反动“权威”、牛鬼蛇神,什么“这几年(按指经济暂时困难时期),可以说大家都经过考验了,大多数可以打四分”,什么“经过十二年的思想改造,特别是这三年,面貌有很大改变,资产阶级思想大大减少了。绝大多数知识分子现在已经是属于劳动人民的知识分子,应该给脱下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帽子”,什么只要“清夜扪心自问”修养修养,“多交几个‘诤友’”切磋切磋,作家队伍的问题就可以解决,如此等等,不一而足。照陶铸看来,文艺队伍如此美妙,如此干净,阶级斗争早就烟消云散了。

难道陶铸真的认为不存在阶级斗争了吗?不,这是骗人的鬼话。其实陶铸自己就在搞阶级斗争,只不过是资产阶级向无产阶级的进攻,向社会主义的进攻而已。

阶级斗争的事实完全证明了这一点。

陶铸极力为资产阶级反动“权威”、牛鬼蛇神鸣冤叫屈,替他们翻案,说什么“这几年接连着搞运动,弄得大家很紧张”,“几次大运动,又是‘右倾机会主义’,又是什么‘主义’”,“搞得人家心情不舒畅”。

陶铸口口声声叫喊不要“搞得人家心情不舒畅”,他说的“人家”是哪一家呢?他要什么样的“心情舒畅”呢?

从来也没有什么抽象的“心情”。在阶级社会里,每个人都在一定的阶级地位中生活,因而,他的“心情”也必然受着阶级地位的制约。你是无产阶级的思想感情,对党对社会主义就有深厚的感情,就会心情舒畅;你是资产阶级的思想感情,对党对社会主义就会格格不入,必然是“心情不舒畅”。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是两个对立的阶级,总有一家心情是不“舒畅”的。无产阶级兴高采烈之日,正是资产阶级愁眉苦脸之时;反之,资产阶级眉开眼笑之日,正是无产阶级受苦受难之时。为资产阶级的不“舒畅”而大鸣不平的人,只能证明他同资产阶级是一路货。

很明显,陶铸所谓“搞得人家心情不舒畅”,要“使作家心情舒畅”,就是鼓动资产阶级反动“权威”、牛鬼蛇神向党进攻。就在那次全国话剧歌剧创作会议上,由于陶铸、田汉一伙人的极力煽动,牛鬼蛇神们一个个赤膊上阵,大吐“怨气”,大倒“苦水”,向党向革命人民反攻倒算,吵吵嚷嚷地合演了一出反党丑剧。

陶铸还狂热地吹捧和扶植资产阶级反动“权威”、牛鬼蛇神。他对一个从香港回来的资产阶级女艺人欣赏得不得了,视为“仙女”,当作宝贝,说什么“广东有两宝:×××和《羊城晚报》”,甚至无耻地说什么宁可少要几个共产党员,也要这个演员。这是何等的爱护!一个刚摘掉帽子的右派分子把他写的几首诗寄给陶铸,陶铸立即亲自选了几首“感情比较真实”的给他发表了。这又是何等的关怀啊!

陶铸拼命地为资产阶级反动“权威”、牛鬼蛇神争权利、争地位、争名誉,为资产阶级鸣冤鼓气,完全暴露了他的反党野心家的嘴脸。

歪曲党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鼓吹资产阶级“自由化”

党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是无产阶级的一个坚定的阶级政策,是在承认社会主义社会仍然存在着阶级和阶级斗争的基础上提出来的。实行这个方针,就是为了在意识形态领域里进行灭资兴无的阶级斗争,在同形形色色的资产阶级思想的斗争中发展马克思列宁主义,促进我国社会主义文化的发展和繁荣,以巩固无产阶级专政。实行这个方针,归根结底,就是要加强毛泽东思想在文化思想领域里的领导地位。

陶铸却极力篡改和歪曲“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从反革命的需要出发,他任意阉割这个方针的阶级内容,叫喊“什么都可以‘放’,都可以‘争’”,“不应该有所限制”。在另外一个地方,陶铸又气势汹汹地说:“在学术文化领域里,什么主义,什么派别,什么论调,都应该允许它存在,让它‘齐放’与‘争鸣’。如果不这样,就谈不上‘齐放’与‘争鸣’。所以可以有啥讲啥,谁讲得好算谁有本事,讲不赢是你无能”。

毛主席说:“有错误就得批判,有毒草就得进行斗争。”我们必须按照毛主席提出的六条政治标准来辨别香花和毒草,对错误的思想,对毒草坚决进行批判和斗争。看着错误思想到处泛滥,任凭它们去占领市场,这是不行的。陶铸却大唱反调,胡说“什么都可以‘放’,都可以‘争’”,“都应该允许它存在”。试问,把资产阶级形形色色的“主义”,什么“象征主义”、“抽象主义”、“新现实主义”统统“放”出来向社会主义进攻,我们能不闻不问吗?给资产阶级的各种流派,什么“印象派”、“野兽派”统统发放“营业执照”,让它们大放其毒,我们能容忍吗?让各种毒草大肆泛滥,同我们争夺地盘,向群众灌输毒汁,我们能不回击吗?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的根本利益是对立的,你不限制他,他就限制你,这是你死我活的斗争。陶铸所说的“不应该有所限制”,说穿了,就是放手让资产阶级的毒草自由泛滥,排斥无产阶级的香花,反对毛泽东思想在意识形态领域的领导地位,为反革命复辟制造舆论。

一九六二年,当国内外阶级斗争十分尖锐,牛鬼蛇神猖狂活动的时候,陶铸认为时机成熟,又急急忙忙地跳了出来,疯狂地歪曲党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在全国话剧歌剧创作会议上,陶铸滥调重弹,叫喊什么“这个‘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是春天的方针”,“不是肃杀的秋风”,鼓动那些戏剧界的资产阶级反动“权威”、牛鬼蛇神起来争取“温暖的春天”,也就是实行资本主义复辟。一九五七年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周扬和资产阶级右派分子费孝通不也是叫嚷反对“春寒”,要求“春暖”吗?这真是出于反革命的阶级共性,连语言也完全一模一样。

怎样争取“温暖的春天”?陶铸说:“要尊重作家创作自由”,“要不拘一格”,“不要给作家划一个框框”。这是一派修正主义的黑话,是十足的反党口号。苏联文艺界的修正主义分子打的是这个旗号,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周扬们和资产阶级右派向党进攻拿的也是这个武器。

自由是有阶级内容的。世界上只有具体的自由,没有抽象的自由,只有阶级的自由,没有超阶级的自由。在无产阶级专政的条件下,决没有资产阶级和一切反动派进行反党反社会主义活动的自由。陶铸要党“尊重作家创作自由”,就是为资产阶级争反党反社会主义的自由,就是鼓动牛鬼蛇神自由地进行反革命活动。陶铸说:“作家有自己的意志,有自己的感受,有自己表达意见的方法,要自由地写。”撇开文艺为工农兵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的前提,侈谈什么“自由”,这不是要那些资产阶级反动“权威”、牛鬼蛇神自由地写出他们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意志”、“感受”、“意见”,又是什么?

我们反对古人洋人的框框,反对封建主义、资本主义、修正主义的框框。社会主义革命一定要彻底冲破这些框框。但是,怎么可以“不拘一格”呢?总要有一“格”,这个“格”,就是毛泽东思想,党的领导,社会主义。陶铸宣扬“不拘一格”,“不要给作家划一个框框”,实际上,就是反对文艺创作必须以毛泽东思想为指导,反对六条政治标准,反对文艺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为工农兵服务的方向,反对党对文艺工作的领导,为毒草大开方便之门,让那些乌七八糟的东西去充斥舞台,占领舞台。

从一九六○年以来,陶铸和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周扬一唱一和,在广东大演特演“海瑞戏”,鼓吹“海瑞精神”,为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叫屈鸣冤。

一九六五年,当中南区举行现代戏会演的时候,陶铸又压制打击革命派,吹捧大毒草,使革命正气抬不了头,而牛鬼蛇神非常猖狂。他蛮横地压制革命群众批评《补锅》是一出新的“才子佳人”的坏戏,破口大骂“批评者是教条主义”。他亲自出面为恶毒丑化老贫农的大毒草《打牌坊》辩护,把它说成“好戏”,“不能算毒草”。

陶铸就是这样只要资产阶级放,不要无产阶级放;只要资产阶级鸣,不要无产阶级鸣;只给资产阶级自由,不给无产阶级自由。

鼓吹反动的旧戏曲,极力抗拒戏剧的社会主义改造

早在一九四四年,毛主席就指出:“历史是人民创造的,但在旧戏舞台上(在一切离开人民的旧文学旧艺术上)人民却成了渣滓,由老爷太太少爷小姐们统治着舞台,这种历史的颠倒,现在由你们再颠倒过来,恢复了历史的面目”。一九六三年,毛主席再一次尖锐地指出:各种艺术形式——戏剧、曲艺、音乐、美术、舞蹈、电影、诗和文学等等,问题不少,人数很多,社会主义改造在许多部门中,至今收效甚微。许多部门至今还是“死人”统治着。毛主席还说:许多共产党人热心提倡封建主义和资本主义的艺术,却不热心提倡社会主义的艺术,岂非咄咄怪事。

陶铸一贯反对毛主席的文艺路线,抗拒戏剧的社会主义改造。

他借口“为社会主义服务的作品也是多方面的”,“不能对为政治服务理解得太狭窄”,大肆鼓吹“历史题材、神话题材、或其他什么题材,都可以写,可以演”。甚至公然号召“神鬼迷信的历史剧,也是可以挑选上演”。他对歌颂帝王将相、才子佳人,宣扬封建主义、神鬼迷信的戏曲,拍手叫好,赞不绝口。请看他对那些旧戏曲的肉麻的赞美吧!

“《探阴山》讲包公怎样替民伸冤,寝食不安,以致魂游地府去作调查研究,并且那样不畏权势,把判官都铡得,这很好嘛!”

“我看《文天祥》是好的,《文天祥》虽然反映的是封建时代的东西,但里面有鼓舞作用,他是封建社会当状元中最好的一个。”

“至于《铡美案》、《海瑞背纤》也是很好的历史剧。”

“京剧里《借东风》、《空城计》……也自有其存在的必要。”

够了!陶铸如此热心提倡封建主义的戏剧,其目的就是要挤掉无产阶级的戏剧,让地主资产阶级的戏剧大泛滥,为实现反革命复辟制造舆论。

一九六四年七月,在毛主席的亲自关怀下,举行了全国京剧现代戏观摩演出大会。一贯反对革命现代戏剧、反对戏曲改革的陶铸,这时却一反常态,突然积极起来,高唱“一定要演好革命现代戏”,“革命现代戏要迅速地全部地占领舞台”,并且亲自抓,“狠狠地抓紧”,又是组织中南区戏剧工作者观摩学习京剧《红灯记》,又是举行中南区戏剧观摩演出大会。会上,他又是讲话,又是发指示,俨然成为革命现代戏的热心提倡者。

这是怎么回事呢?

陶铸这个老狐狸,一贯善于玩弄阳一套、阴一套的反革命手法,打着“红旗”反红旗。他抓现代戏,一方面是迫于形势,另一方面是为了装装样子,以捞取政治资本。但是,只要看看他反对什么,提倡什么,就可以认清他的反革命真面目。

我们提倡革命现代戏,就是要在舞台上大破封建主义、资本主义思想,大立毛泽东思想,用毛泽东思想教育观众。但是,陶铸在会演前后的两次报告和“指示”中,根本不提毛泽东思想,相反,他对舞台上出现挂毛主席像和宣传毛泽东思想恨之入骨,说什么:“什么叫做体现毛泽东思想?只要是工农兵喜欢看,看后认识有所提高,就是体现了。至于演出中拿不拿毛主席著作,挂不挂毛主席像,不一定”。陶铸口口声声叫嚷要演革命现代戏,可是蛮横地不让宣传毛泽东思想,他提倡的是什么现代戏!

我们提倡革命现代戏,就是要大力表现工农兵群众的革命斗争生活,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但是,陶铸对那些具有强烈的革命政治内容的现代戏却深恶痛绝,大肆攻击,说什么“有不少标语口号和空洞的概念”啦,“尽是什么‘搞生产’,‘搞社会主义’”啦,什么“自然主义倾向”,“笨拙的缺乏思想的表现手法”啦,等等。陶铸不是说什么看了革命现代戏要增强“革命的感情和革命的信心”吗?可是话声刚落,就板起面目大加训斥,他提倡的是什么现代戏!

我们提倡革命的现代戏,就是要让工农兵英雄形象占领舞台,这是坚定不移的方向。可是陶铸对体现了这一方向的革命样板戏大加贬抑。他反复地宣扬“《红灯记》也不是没有缺点的”,“也不是十全十美的”,“也还是个尝试”等等,与此同时,他对“新才子佳人戏”湖南花鼓戏《补锅》等等却啧啧赞赏,大肆宣扬,百般庇护。一贬一扬,他提倡的是什么现代戏!

一切反革命的两面派,总是自己打自己的耳光的。陶铸也不例外。就是这个慷慨激昂地高叫“一定要演好革命现代戏”的家伙,竟然在中南区戏剧界观摩学习《红灯记》的会上,一再强调:“对传统剧目,要排排队,好的保留起来,还是可以演,只是暂时不要演。”同年八月,中南区现代戏观摩演出的锣鼓还未停,陶铸又急忙出来为帝王将相、才子佳人争舞台。他再三再四说:“不是把所有传统剧目一概丢掉,今后一个也不准演出。过一段时间,等到革命现代戏把舞台占领住了,传统戏还是要演一点的。”并扬言一九六六年七月以后要“开放部分传统剧目”,让它与革命现代戏“打擂台”,甚至直言不讳地说传统戏和现代戏“二八”开。就在会演结束不久,在中南局组织的一次内部演出晚会上,竟然演出了传统戏。很明显,陶铸抓革命现代戏是假,抓传统戏是真。陶铸就是千方百计地要让“死人”继续统治舞台,让地主资产阶级的戏剧挤掉无产阶级的戏剧。

列宁说:“马克思主义在理论上的胜利,逼得它的敌人装扮成马克思主义者,历史的辩证法就是如此。”但是,小丑要把自己打扮成“英雄”,总是装不象的,总是要露出马脚来的。反革命两面派陶铸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终于现出了原形,被革命群众揪出来了。我们要高举革命的批判的大旗,乘胜追击,彻底斗倒斗垮党内最大的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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