痛斥阳翰笙“十条绳子”的谬论

(1966.12.27)

一九六二年三月,在旧中宣部、旧文化部的策划下,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阳翰笙等一伙,召开了一个广州话剧、新歌剧、儿童剧创作会议。会上,阳翰笙扯下画皮,赤膊上阵,扮演了反党急先锋的可耻角色。他不仅给一伙牛鬼蛇神壮胆撑腰,伸冤出气,而且亲自出马,作了一个又长又臭的讲话,疯狂攻击党的领导。

这个讲话,是阳翰笙全面的、系统的反党纲领,是他的反党面目的大暴露。

在这个会上,阳翰笙把攻击的矛头,集中指向党对文艺工作的领导,恶毒地污蔑党用“十条绳子”捆住了作家的手足。据他说,这“十条绳子”造成了“五个一定”,即所谓“一定要写重大题材;一定要写英雄人物、尖端人物;一定要参加集体创作;一定要限期完成;一定要得到领导批准”,引起了“五个不敢”,即所谓“不敢写人民内部矛盾,特别是领导与被领导的矛盾;不敢写讽刺剧;不敢写悲剧;不敢写英雄人物的缺点、失败;不敢写党员的缺点、领导的缺点”,使得作家“顾虑重、下笔难”,使得作品“千篇一律,千人一面”,罪名可谓不小。

阳翰笙口口声声叫嚷的“十条绳子”,并不是什么新鲜的货色,不过是胡风反革命分子攻击党有“五把刀子”压在作家头上的翻版,不过是拾资产阶级右派分子攻击党的领导的余唾!

阳翰笙首先叫嚷要破“创作规律”问题上的几条“框框”,这就是所谓“不按照创作规律办事”,所谓不承认“创作需要才能”,所谓“否认艺术创作个体劳动的特点”,所谓“逼着公牛挤奶”。

阳翰笙喋喋不休叫嚷的“创作需要才能”呀,要尊重“创作规律”和作家“个体劳动的特点”呀,说来说去,就是一个意思:文艺领域是个禁苑,艺术创作是复杂的精神劳动,对作家只能“尊重”再“尊重”,“照顾”再“照顾”,他们那套资产阶级的臭玩意动不得。阳翰笙不是这样狂妄地宣称过吗:党要是过问一下创作,就回敬他说“你给我写个戏来看看!”

阳翰笙的如意算盘打错了。在我们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文艺是革命事业的一个组成部分,文艺工作者如果脱离毛泽东思想的轨道,脱离党的领导,高踞在人民群众之上,党和人民就要把你掀倒;如果要写那些反党反社会主义的东西、乌七八糟的东西,党和人民就要干涉,就要斗争,这是我们坚定的原则。

阳翰笙对领导、专业人员、群众三结合的创作方式深恶痛绝。他歪曲“三结合”是“三出”:领导出思想,群众出生活,我们自己出技巧。他攻击“三结合”是“四定”:定题、定人、定时、定量,是“搞大兵团作战”,“大家一起哄,一起搓”。一句话,糟透了。

“三结合”是最好的创作方式,是党的群众路线在文艺创作中的具体贯彻。林彪同志指出:“搞好创作,要做到三结合”。事实表明:《沙家浜》、《红灯记》、《智取威虎山》等等光辉夺目的革命样板戏,都是“三结合”的辉煌成果。为什么阳翰笙要竭力歪曲“三结合”,拚命攻击“三结合”呢?不难理解,强调了艺术创作的所谓“个体劳动的特点”,不要党的领导,不要群众的批评监督,他们这一小撮牛鬼蛇神,就可以为所欲为、自由自在地写《李秀成》、《北国江南》之类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大毒草,以腐蚀群众、征服人心。

阳翰笙挥棍舞棒,把党提倡描写社会主义重大题材,把党强调运用报告文学这些形式迅速反映革命现实,都污蔑为“框框”,说什么提倡写重大题材就是“依靠题材决定一切”,说什么真人真事只能在“必要时候”写写,多写了就是“发了昏”。

为什么阳翰笙这样咬牙切齿地反对描写真人真事,反对描写社会主义重大题材呢?回顾一下当时的形势,就不难明白。在我国经济遭到暂时困难时期,周扬一伙认为时机已到,形势有利,公然打出了资产阶级自由化的旗号。一九六一年三月,周扬通过《文艺报》发表的《题材问题》专论,抛出了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反“题材决定”论,大肆叫嚷要“广开文路”。阳翰笙摇旗呐喊,紧相配合,也在题材问题上大做文章。他们所谓的要破除“清规戒律”,打破“框框”“条条”,就是要让有“志”于反党之“士”充分发挥反社会主义的“才能”,让各种牛鬼蛇神毫无顾忌地放毒,为复辟资本主义作舆论准备。

阳翰笙的所谓“十条绳子”,是他向党射出的十支毒箭。他狂妄地说“讨论一下,说不定可能再总结十条出来。”他要把牛鬼蛇神对党的怨气统统引出来,“鸣鼓而攻之”。他自以为有旧中宣部、旧文化部作靠山,得意洋洋,胡说党的领导是“小霸王”,“基础动摇了”,“做不下去了”,要“请他别姬了”。看,阳翰笙对党的攻击是何等的恶毒,何等的猖狂!

毛主席教导我们:“凡是错误的思想,凡是毒草,凡是牛鬼蛇神,都应该进行批判,决不能让它们自由泛滥。”我们同阳翰笙的斗争,是两个阶级、两条道路的斗争。我们一定要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誓死捍卫毛主席的文艺路线,誓死捍卫党的领导,彻底清算阳翰笙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的罪行,把他彻底斗倒、斗垮、斗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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