心理学的故事    上页  下页      素心学苑


第十二章  发展心理学家

“橡树再大,也是从橡子长出来的。”

—英语谚语

  许多人提到科学家时,都是千篇一律的想法:身着工作服的化学家正把沸腾的液体倒入试瓶里;细胞生物学家透过显微镜偷窥生命;裹着一身咔叽布的古生物学家在用刷子刷着泥土,以便露出一块朽骨。可对于正在工作中的心理学家来说,没有人会想象出他是一幅什么样子。心理学是各门科学的综合,场面各个不同。哪怕是心理学内部各个具体的领域里面,情形也是千姿百态,不尽相同的,而在所有这些领域里面,没有哪一种情形的复杂性会超过发展心理学。比如:

  ——一位身着白色工作服的工作人员握住一只怏怏不乐的实验老鼠的头,同时,一位助手灵巧地翻开老鼠左眼皮,在里面放上一块不透明的隐形镜头。

  ——8个月大的一个男婴坐在微型舞台前,一位研究人员躲在舞台后,把一只玩具狗放在男婴看得见的地方;正当婴儿准备用手去抓它的时候,这位研究人员却拉上了帷幕,把狗遮了起来。

  ——一位男士蹲在一个玩弹球的5岁男孩子跟前对他说:“以前我也经常玩这些东西,可现在已经忘了怎么玩。我想再玩一回。你教我规则我就跟你一起玩。”

  ——一位年轻的母亲跟只有一岁大的女儿在地上玩,她突然假装受了伤。“哎呀,哎哟!好痛啊!”她大叫起来,紧抱住自己的膝盖。小女儿伸出手来,就好像要去拍拍她的肩,可突然却大哭了起来,把自己的脸理在枕头里。

  ——在一间小办公室里,一位心理学家手上拿着一张绿色的扑克牌,对坐在桌子对面的10岁女孩子说:“我手上这张牌要么是红色的,要么就不是黄色的,这说法对吗?”她立即回答说:“不对。”后来,在同一天,他又让一位14岁的女孩子来回答这个问题;她想了一会儿,然后说:“对。”

  ——一位女研究员给一位学牙科的学生放一段录相。录相中,某位刚来到这座城市的哈林顿夫人第一次去看牙医。这位牙医说,她昂贵的假牙有一些全都坏了,而且没法修;而且,她患有牙周炎,她以前的牙医却一直没有管这件事。哈林顿夫人心烦起来,而且不相信这位牙医所说的话。研究员停下录相,问学生说,假设他就是这位牙医,遇到这种情况该怎么办。

  在这些千奇百怪的活动中,这些人都有一个共同的追求:要发现心理学的橡子到底是怎样长成心理学的橡树的。尤其是:

  ——把不透明的隐形镜头安装在老鼠眼睛里去以后,实验人员培训老鼠走迷宫,然后把老鼠弄死,在显微镜下观察其大脑。其目的是要通过比较其左右视觉皮层,看看神经元上的树突数目因为经验增多而增多的程度。(因为左眼蒙住了,因此右边的视皮层在迷宫培训中没有接受到信息。)

  ——把帷幕拉上藏起玩具狗来的研究人员,他是要看看婴儿记忆力的发育情况——在本例中,他是要测试对被藏起来的东西仍然存在这种事实的意识程度。

  ——那位请求重新学会玩弹球的男士是皮亚杰,时间是在20年代,他是要研究小孩子道德推理能力的发育情况。

  ——那位假装受伤的母亲是在与研究工作者们合作,企图确定儿童移情功能出现的准确时间。

  ——那位就绿色的扑克牌提出奇怪问题的研究工作者是在查看儿童逻辑推理能力的成长过程。

  --那位请牙科学生回答如何处理上述情景的女研究工作者,是在调查成人水平的道德推理能力发育过程。

  这些只是少数几个例子,说明现代发展心理学家们多种形式的活动和兴趣所在。他们所从事的研究领域是科学当中最广泛的一个,在某种程度上来说也是最典型的一个:它处理的问题涉及到我们因之为人的一切,也涉及我们对这些因素产生影响的一切过程。

  在17世纪以前,人们对这个课题没有什么兴趣。在那以前,按照史学家菲律普·阿里艾斯的说法,在欧洲处于统治地位的观点是,孩子是成人的缩影,其性状、德行及恶行就是小型的成人。他们在6岁以前得到关照,因为这个时候,他们已经可以照看自己了。从这以后,他们就得到成人一般的对待,跟成人一起工作,如果冒犯了权威,也得像成人一样因为错误的言行受到惩罚。如果犯了偷窃罪,甚至还有可能被绞死。

  对待孩子的这种态度开始发生变化的原因,是因为洛克说,婴儿的思维是一张白纸。可是,这张白纸是如何变成成人思维的,他的理论却极不成熟:这种发育简单地就是因为经验和联想的积累。

  两个世纪以后,达尔文理论启发了好几位心理学家,他们提出了更为复杂的想法。他们说,进化过程是从最为简单的同质生命形式向复杂和高级的区分形式发育的,同理,心理发育也是从同质和简单的心理功能形式向复杂和专业化发育的。其从婴儿期向成熟期的上进过程的发育是不可避免的。

  今天,这听起来有些幼稚;现代心理学家看问题更有相关考虑,他们认为,发育是随便朝着某个方向进行的,某些是极不好的发育方向。种族主义者、满口脏话的妓女、变态杀手、职业性的虐待者、虐待儿童的人、集团屠杀的宗教狂及类似的一些人都是发育导致的最终结果。另外,发展心理学家现在认为,他们的课题还延伸到了生命最后的几十年,这个时候,心理功能已经衰退,老年性痴呆的情况也越来越多。在处理范围如此广泛的一个领域时,他们会应用到心理学几乎所有的专业知识,可想而知,他们认为自己的专业才是了解心理学知识最为地道的途径。如发展心理学家洛克尔·格尔曼所言:“如果不观察其进化,我们就无法了解终端产品。”这话说得挺自信,让我们来看看证据。

眼高手低的宏论

  “目标宏大,可处理细节时又束手无策,”哲学家艾尔弗雷德·诺思·怀特海说,“这是一门科学在早期共同的弊病。”

  对于发展心理学来说,情形的确如此。在19世纪晚期和20世纪早期,这个研究领域里面最为显著的一些理论都缺少具体的内容和坚挺的数据,无法支持其武断和不切实际的概念。英国人乔治·罗曼斯、俄国人伊凡·谢采诺夫和美国人詹姆斯·马克·鲍德温和吉·斯坦利·霍尔都是一样的,他们以各种不同的方式把儿童时期发生的发育变化都比喻为从低等动物向人类进化的不同阶段。可是,这种看上去十分聪明的比喻只不过是一种智力上的欺骗,而不是实验的结果,因此很快就被兴起的研究数据之潮冲涮而去,在这种理论之内是无法找到研究数据的。(只有心理分析理论躲过了这场实验数据时代的冲洗,因为它跟进化理论不同,它并不想那么包罗万象,而只是进行性格结构和人格分析的工作,对于智力和社会技能的成长过程,它很少说话,或者根本只字不提。)”

  可是,霍尔对发展心理学却作出了播种意义上的贡献。他把当时叫做“儿童研究运动”的一种活动导入了实验科学和数据收集活动。他本人也是一位勤敏的研究工作者,花了很多年时间专门进行儿童思维的问卷研究活动,并发表了大量数据。他所做的这些工作,而不是因为他的宏大理论,为儿童——心理学这个初生的领域奠定了发展方向。

  到20年代,儿童心理学“发展心理学”这个词30年后才开始流行起来——当时完全是研究方向的,在很大程度上只供理论使用。这也符合当时流行全国的心理测试风潮。比奈和特曼测量儿童每年的智力成就,而不解释思维为什么以及如何发生变化,跟他们一样,20年代到50年代的发展心理学家们都集中精力确定正常值:即婴儿行为及能力每周“应该”表现出来的样子,作为儿童每月应该表现出来的样子。在耶鲁大学,阿诺德·格塞尔详细编辑了儿童生命周期中每一个转折点的正常行为描述。在伯克莱大学,哈佛大学和其它一些大学里,研究工作者们进行了基本的纵向分析,对人们进行反复测试,从婴儿期一直到成人阶段,以确定哪些因素决定着婴儿日后将会成为什么样的人。

  人们缺乏对发育理论的兴趣,有一部分原因是因为行为主义者的控制地位,他们对学习的研究,如我们已经得知的一样,主要由确定刺激和回报之间的相互关系构成。行为主义发展理论这个名字如果能够成立的话,就可以用斯金纳的话表达清楚:

  的后果可以“反馈”到有机体这里来。行为后果如果真的产生反馈,也许就会改变一种可能性,即产生后果的行为行为也许会再一次发生……当行为的变化时间很长的时候,我们就认为非独立的变量是有机体的年岁。作为年岁作用的可能性的增加经常被认为是成熟。

巨人和巨人的理论

  让·皮亚杰(1896-1980)是20世纪最伟大的儿童心理学家,这是大部分发展心理学家们所公认的,英国杰出的发展心理学家彼德·布莱恩说,如果不是有皮亚杰,“儿童心理学也许只是一门非常不起眼的学问”。在20年代,当皮亚杰还是一位年轻人的时候,他的早期的贡献就已经给法国和瑞士的儿童心理学带来了革命性的变化,30年以后,他成熟后的思想产品在美国也带来了同样的影响。使他的工作具有如此震撼力的原因,有一部分是因为他优美的文笔和清晰的理论思路,还有一部分是因为他杰出的一些发现,这些科学发现是通过费力的研究得来的,他的理论就是以这些研究为基础的。

  说“费力”这还是轻的。在青年时代,他是位瘦高个子、前额上留着刘海儿的青年,到80岁时,他一头白发,弯腰驼背,而且很胖,这期间,他的大部分时间都花在观察儿童玩耍并参与游戏的活动中。他给孩子们讲故事,也听孩子讲自己的故事,给他们提出很多的问题,为什么这东西是这样而不是那样,某东西为什么会是那个样子(“走路的时候,为什么太阳会跟着你一起走?”“做梦的时候,梦在哪里,你是怎么看见梦的?”)。他还发明了许多谜语和难题让他们去猜。通过这些活动,皮亚杰作出了大量的发现,这些成果被哈佛的发展心理学家杰罗姆·凯根认为是“令人惊讶的发现……大量有趣的、伸手可及的现象,这些现象司空见惯,就在每个人的鼻子底下,可并非每个人都具有发现这些现象的天分”。

  比如:皮亚杰常常让婴儿看一件玩具,然后用自己的贝雷帽盖住玩具。9个月以前的婴儿在看不见玩具时会忘掉这件玩具,可是,婴儿到约9个月大的时候,他会意识到,玩具还在那个地方,还在贝雷帽下盖着。再举一个例子:皮亚杰常常让孩子看两个一模一样的大杯子,里面盛着同等数量的水,把一只杯子里面的水倒入一个细长的容器里,再问孩子说,哪一个容器里装的水多些。7岁以下的孩子几乎总是说细长容器里的水多些,可是,7-7岁以上的孩子却会认识到,虽然容器的形状变了,但数量却是一样的。皮亚杰有很多这样的发现,这些发现尽管后来做了一些修改,但总是正确的。凯根说儿童心理学“从来没有占有过如此坚实的一些事实”。

  为了解释这些发现,皮亚杰构筑了一个复杂的理论,这个理论运用了他自己有关认知过程的概念和其它来自生物学、物理学和哲学的概念。(他还探索过弗洛伊德和格式塔心理学,但没有利用这些学问。)他基本的信息是,思维通过与环境的相互作用而经历了一系列突变。思维不仅仅积累经验,而且也会因为经验而产生变化,因此而得到更多新的先进思维,在约15岁以前,思维就是我们认为最有人性特点的一种。从这个地方开始,现代发展心理学就诞生了。

  这是怎样的一个人呢?他可以与孩子们坐在一起玩,听孩子们讲话,六十年如一日,但仍然具有那份天赋,使一门重要的心理学分支产生了革命性的变化。有一个不太可能的回答:温文尔雅、威严、慈祥、友善而且热情。他的同事和伙伴们都亲切地称他为“老板”,可他却从没有招惹恶意的诽谤,对他工作上的批评,他总是从善如流,他的至亲好友从来没有跟他翻过脸。皮亚杰晚年的一些照片可以真实地反应他的为人:一脸和善,角质眼镜底下透出威严,飘逸的白发从终生不离的贝雷帽两侧拂过,微笑的嘴角含着一只烟斗,这一切都使人感觉到这个人的平易可亲。他惟一可以找出来的缺点是,他是这样严肃的一个人,竟然对孩子们的玩笑和大笑完全没有半点兴趣。

  他出生在瑞士的纳沙泰尔,跟弗洛伊德不一样,他不是一个外来者,不必要一点一点地努力寻求被当地人接受。他跟巴甫洛夫也不一样,从没有经受过生活的艰辛;他跟詹姆斯也不一样,他从没有经历过精神的危机。跟韦特海默也不一样,他从没有经历过神灵的显现。他那相对平淡无奇的幼年生活惟一不同于众的地方在于,他几乎没有童年——这也可能就是为什么他终生喜欢跟孩子们泡在一起的原因吧。他父亲是一位一丝不苟,也爱挑剔的历史学教授,他母亲患有精神病,跟她的丈夫不一样,她还极度虔诚。这种差别使得家庭生活极为麻烦,对此,幼年的让·皮亚杰只有想法适应:

  我生活的早年只好放弃玩乐而准备干严肃的事情,之所以这样,除了尽量摹仿生父以外,是为了在一个隐密的、非虚构的世界里找到避难之所。的确,我一直就在想办法寻求从现实里逃走,这种心理我只能归因于母亲精神健康太差。

  没有神话故事,没有冒险经历,也没有给这位少年老成的孩子玩的游戏。到7岁的时候,他已经开始在空闲时间里研究鸟类、化石、海贝和内燃机械装置了。不到10岁,他就已经写了一本有关当地鸟类的书。

  可是,他成就大作的骄傲感很快就烟消云散了,因为他父亲说那本书只不过是一本七拼八凑的东西而已。到10岁时,皮亚杰“决心更加发奋一些”。他在公园里看见一只部分白化的麻雀,写了一篇简要的科学报告,投递到纳沙泰尔的一家自然科学杂志社,而这家杂志的编辑不知道作者是位小孩子,就发表了。这份成功使皮亚杰鼓起勇气来,他给纳沙特尔自然博物馆的馆长写了一封信,问可不可以在闭馆之后让他研究一下藏品。这位馆长不仅答应了他的要求,还邀请他当助手,帮他清理贝壳,进行分类和贴标签的工作。皮亚杰一星期去工作两次,数年不缀,得到了足够的知识,在不到16岁的年龄就在一些动物学杂志上发表了大量有关软体动物的科技文章。

  大约在这个时候,他跟教父一起度过了一个漫长的假期,这位教父是个文人,他认为这个小孩子的兴趣太狭窄了,因而让他学习哲学。一个广大的世界展现在皮亚杰的眼前。他很喜欢这门学问,特别是认识论。到这次假期结束时,他决定“把自己的一生献给对知识进行生物学解释的事业中”。可是,他仍然认为自己是一位博物学家,而不是心理学家,在纳沙泰尔大学,他通过了本科学习,接着一直读到博士,到22岁时得到了自然科学博士学位。

  直到这时候,他才转入自己真正感兴趣的课题。他在苏黎士的两家心理学实验室短暂地工作过一阵子,然后到巴黎的巴黎大学选学了一些课程,然后被推荐给西奥多·西蒙(比奈的同事)。西蒙让他把一些测试卷子标准化,这些卷子是用来测试5-8岁的巴黎儿童的推理能力的。皮亚杰一干就是两年——还干了其它的许多工作。使他感兴趣的不仅仅是确定儿童对一些推理问题作出正确答案的年龄,而是在早些时候,他们为什么都犯同样类型的错误。他让孩子们一起谈话,向他们提出有关周围世界的一些问题,仔细听他们的解释,并请他们解开他出的一些谜。这一切都成了他终生的调查研究方法。他在自传中欣喜地说:“我终于找到了自己的研究领域了。”

  到这时,他为下个5年——结果是差不多60年——定的目标,是要发现“某种智力的胚胎学”。皮亚杰这是打的一个比喻;他认为智力的成长不是因为神经系统成熟的原故,而是思维得到了经验,然后经验迫使思维发生变化的原因。

  从那时起,他担任了一系列的学术和研究职位。在20多岁的时候,他就是日内瓦卢梭研究院的研究主任,一直当了5年;然后,他在纳沙泰尔大学当了5年的哲学教授;再后,他回到日内瓦的卢梭研究院当共管院长,后来又当了院长和这所大学的教授;再后来,他又成了巴黎大学的教授;从1956年起,他是新成立的日内瓦大学基因认知学研究中心的主任。(“基因认知学”这个词是他发明的,这门学问与基因学本身没有任何关系;它指的是智力发育。)

  不管是在所有这些岗位上,在人行道上,在公园里,还是在他自己的家中与3个孩子在一起——他在卢梭研究院娶了自己班上的一位学生——皮亚杰总是在进行无穷无尽的研究,一会儿注意这个年龄,一会儿又是那个年龄,直到最后,他把人从生命最初的几个星期直到少年时期的全部发育图景都编织起来了。他按部就班地撰写文章,有条不紊地发表著述(很可惜,这些著述都写得特别冗长),向这个世界提供了大量惊人的发现,数不清的、价值连城的数据,他的理论把一个儿童研究领域转变成了一门发展心理学。他蜚声国际,除了弗洛伊德以外,他的文章被心理学文献引用最多,到今天依然如此。他得到了好些著名大学的荣誉学位,因为他对心理学所作出的杰出贡献,他获得了美国心理学协会的大奖。

  他的成就如此惊人,可他本人却从没有接受过任何心理学方面的系列培训,也没有得到过心理学学位。

  皮亚杰在好多年的时间里不断扩充和修订过自己的理论,可是,我们只需要知道最终结果就行了。

  行为主义认为,发育是经过制约和摹仿形成的,遗传学家认为这是成熟的自然结果。两者的观点皮亚杰都不同意。他认为,心理发育需要经验,也需要成熟,可是,发育是有机体与环境之间不断变化的相互作用的结果。在这种相互作用中,思维适应了经验,然后能够以不同的方式与环境发生相互作用,再进一步适应,经历一系列的突变,直到进入成年阶段。婴儿的消化系统最初只能消化奶水,然后才可能消化固体食物。同样,智力最初也只是一种简单的结构,它只能吸收和利用简单的经验,可是,在经验的哺育之下,智力变得更先进了,更有能力,终于能够处理复杂的事物。

  4个月大的婴儿不会意识到皮亚杰的贝雷帽下的玩具;在这个心理发育年龄上,思维只具有当前的认知力,没有存储起来的图景,看不见的物体等于不存在这样一个物体。可是,到第一年的晚些时候,他会偶尔好几次发现,玩具就在贝雷帽底下,婴儿就会修改他看见物体被东西覆盖住以后的反应。

  在另一个典型的实验中,尚不会数数的孩子说,在一条线上排得很开的六粒扣子比串在一条线上的六粒扣子“多些”。等他学会数数以后,他发现结果其实不然,他的思维处理类似感知情形的方式就发生了变化。

  这两个例子都说明了皮亚杰的同化和适应理论中两个至关重要的心理发育过程。孩子会同化数扣子的经验——可以说是消化它,就好像以前的经验,某东西看上去大些,真的也就大些。可是,通过数扣子得出的新经验与这个假设不一致;思维为了恢复其平衡,只好尽量适应(认知),以容入新的经验,从这时起,他就会以更适应现实的方式观察和解释事物。

  曾几何时,皮亚杰重述(以不符合他的特点的简朴文笔)过一位数学家朋友的故事,这个故事很好地说明了新信息的同化是如何会导向适应和新思维的:

  他小的时候,有一天曾数过小卵石;他把石子排成一排,从左向右地数,数出10个来。然后,为了好玩,他又从右向左数,看看能数出多少来。他惊奇地发现,竟然还是10粒石子。把石子排成一个圆圈再数,结果还是10粒。他又从圆圈中别的地方开始数,又是10粒。而且,不管他把石子按什么方式排,数起来仍然是10。他在这里发现了在数学中被称为可交换性的东西,也就是说,总和与顺序无关。

  这样的心理发育过程并不是平滑和连续发生的。像发现可交换性这样一些小小的变化,时不时会导致向思维不同阶段的突然转换。人类心灵一个阶段一个阶段地发育这样一个概念,并不是皮亚杰始创的——其它的心理学家早就提出过这样的想法——可是,皮亚杰是第一个辨认并描述这些阶段的人,而且是以大量观察和实验证据为基础来做到这一点的。皮亚杰理论中的四个主要阶段(还有许多小阶段)是:

  ——感觉运动阶段(从出生到18-24个月)

  ——前操作阶段(18-24个月到7岁)

  ——具体操作阶段(7-12岁)

  ——正式操作阶段(12岁以上)

  年龄只是一些平均数;皮亚杰很清楚,个人之间是有一些差别的。可是,他说过,这个顺序是不变的;每个阶段都是随后一个阶段必要的基础。

  每个阶段发生的事情如下所示:

  感觉运动阶段(从出生到18-24个月):最初,婴儿只能意识到一些感觉,不能将这些感觉与外部的物体联系起来。他们甚至无法将手的图象与手动的感觉联系起来。慢慢地,通过试误法,婴儿才发现伸手抓玩具是如何与看到的物体相碰撞的。

  就算他们的移动变得更有目的性,更为准确一些,他们还是搞不清楚周围的物体是什么样子的,也搞不清楚这些东西是如何对他们的行动产生反应的。因此,他们只好做些试验:他们吮吸东西,摇动,击打,敲击或者扔东西,因此就得到了新的知识,这些新知识使他们产生更聪明和更有目的的行动。

  孩子根据这些经验,在不断增强的记忆力的帮助下(有一部分是因为大脑成熟的原因),开始存储起一些心理图象。因为这个原因,他们到第一年稍晚些时候就意识到,一件藏起来的物体仍然存在着,尽管已经看不见它了。皮亚杰把这个现象叫做“物体稳定”的保留。

  到这个阶段的末尾,孩子开始使用其存储的图象和信息来解决包括客观物体在内的一些问题;他们会思考可能发生的情况,而不是只依靠玩弄一些物件。作为年轻父亲的皮亚杰很自豪地报告说,她的女儿露西安娜就曾有过这样的思维过程,当时,她还只有16个月大。他跟女儿一起玩耍的时候,把一根手表链带放在一只空火柴盒里,很小心地露出一点缝来:

  露西安娜不知道火柴盒子开合的作用,也没有看到我进行这项实验的准备工作。她只知道前面的两个办法(学会了处理一些情形的办法):把火柴盒子推翻,以倒出里面的东西,把手指伸进去,以便把手链弄出来。当然,她首先试的正是这最后一个步骤:她想把手指伸进去摸手链,但完全不行。

  接着是一阵停顿,这期间,露西安娜表现出了一个令人奇怪的反应。她仔细看着这条小缝,接着,一连好几次张开并合拢自己的嘴巴,起先是轻轻张开,接着嘴张得越来越大……(然后)她毫不犹豫地把手伸进盒子上的窄缝,不是像刚才那样想摸手链,而是用力拉盒子,以便把盒子口开得更大些。她成功地抓住了手链。

  到这个时候,孩子们还开始思考如何实现所欲求的社会结果。皮亚杰还是以对他的孩子之一的观察进行报告:

  在一岁四个月零十二天的时候,把雅克琳从她极想再玩下去的一种游戏上强行抱开了,然后放在婴儿围栏里,不准她爬出来。她大声喊也不行。接着,她很明白地表达了某种需要(也就是说,要上卫生间),尽管刚刚过去的10分钟里发生的事情证明她根本就没有这种需要。刚一出来围栏,她就指着想要再玩的那个游戏!

  孩子正在获取基本的想象和预测能力,知道某些简单的行动可能会带来某些结果,并在大脑里面进行试误法试验。因此,皮亚杰说,智力发育的方式是“概念-符号,而不是完全的感觉运动”。

  前操作阶段(18-24个月到7岁):现在,孩子就能够快速地获取图象、概念和词汇了,并能够以符号的方式就外部事物更流畅地说话和思考了。2岁的孩子会把一块积木扔在地板上然后摹仿卡车声音;3岁的孩子能假装从一只空杯子里面饮酒。最初,孩子学习说话的时候是把事物及其名字看作同一个东西的(2岁的孩子看见一只鸟会说:“鸟!”如果成人用到“鸟”这个词,孩子会问:“鸟在哪儿?”),可是,最终他会明白,词只不过是一个符号,跟它所代表的东西是分开的。从那时起,他或者她就能够就不在场的事物或者就过去或未来的事件谈话和思考。

  然而,孩子对这个世界的内在表达却仍然是原始的,缺少像因果关系、数量、时间、可逆转性、比较和视觉等的组织性概念。孩子不能执行涉及这些概念的心理操作,因此,这仍然是“前操作”阶段。(皮亚杰所谓的操作,是指任何心理习惯,它使信息为着某些目的而发生转换。分类、细分、在整体中辨认局部和数数等,都是典型的操作。)这就是5岁的孩子之所以认为展开的6粒扣子比串在一起的6粒扣子多些的原故,也是把水倒入一只细长容器比它在一只宽大容器里多些的原故。哪怕孩子学会了数数,他们仍然需要一些时日才能明白,2×3为什么会等于3×2。如果让他们看一束花,大部分花束是黄色的,然后再问他们:“是花多些呢还是黄色的花多些?”他们会说:“黄色的花多些。”

  处于前操作期的孩子还是“以自我为中心的”(这跟感觉运动期的孩子一样),皮亚杰用这个词来表示不能想像事物从另外一个角度看上去是什么样子。他经常让4-6岁的孩子看三座山的模型,把一只小玩偶放在山上的某个地方,显示一组从不同角度拍摄的山中照片,然后问孩子们说,哪一张照片显示玩偶正在看的方向。孩子们总是选择他们自己看去的那个方向的照片。同样地,他报告说,前操作期的孩子不能想象其他人正在思考的问题,而且,说话的时候经常不知道别的人根本不知道他正在谈的一些事情。

  具体操作阶段(7-12岁):到约7岁的时候,孩子转移到了完全不同和更有能力的一个新思维阶段。他们现在可以执行像数数和分类之类的操作,也可以理解并思考相互的关系。一个前操作期的孩子知道“兄弟”这个词,但不知道兄弟是什么东西;他知道什么是“大”的,但不知道两个都很大的东西中哪一个更大些。而一个操作期的孩子这两个问题都能解决。在心理上逆转一个过程是另一项操作。当一个孩子可以想象把水从细长容器倒回到原来的瓶子中的时候,他就获得了逆转的概念,也因此而知道了“守恒”的概念,这就使他认识到,数量在外形发生变化的时候并不发生变化。

  处于这个阶段上的孩子还慢慢知道了在他们之外的事物自有其发生的原因。前操作期的孩子会说,到晚上的时候天要黑,因为我们要睡觉了;具体操作期的孩子会说,天之所以要黑,是因为太阳下山了。他们还更能够想象事物从别的角度看上去会有不同的图象,也知道别的人如何思想和感觉。因此,他们可以在心理上操作符号,就好像这些符号就是他们所指的事物——可是,他们只知道代表实际事物和行为的符号,而不是抽象的概念或者逻辑过程。逻辑推理还不在他们能理解的范围之内。把三段式推理的前两项给他们,他们也不知道推出最后的结论。

  如果出现好几个变量,他们也不知道运用一些方法系统地解决问题。在皮亚杰最有创见的一些测试中,有一项效果极好的测试就是悬摆问题。他常常让孩子看一个挂在绳子上的重物,然后让他看看怎样更改绳子的长度、重物的重量、在不同的高度松开重物和怎样用不同的力量推动重物。然后,他会请孩子计算哪个因素,或者哪些因素(长度、重量、高度和力量,单独地或者协同地)影响悬摆晃动的频率。前操作期的孩子没有行动方案,他们随意地尝试不同的东西,经常一次更改好几个变量,出现很多观察错误,结论也不正确。而操作期的孩子尽管更有方法也更准确一些,他们也经常犯一些错误,因为其逻辑思维能力很差。一位10岁的男孩子试着改变绳子的长度然后得出正确答案说,最摆的绳索越长,其摆动的速度越慢。然后,他将100克重的重物在长绳子上摆动的效果,与一个50克重的重物在一根较短的绳子上的摆动效果相比较,然后得出不正确的结论说,悬摆在重物的重量加大时摆动也慢些。

  正式操作阶段(12岁及以上):在发育的最后阶段,孩子们可以思考抽象的关系了,例如比率和可能性。他们掌握了三段论推理,可以处理代数问题,并开始理解科学思想和方法论的要素了。他们能够形成假设,编制一些理论,并能系统地考虑一个谜语、神秘故事或者科学问题当中的可能性了。他们可以运用一些方法玩像“20个问题”这类的游戏,先解决宽泛的问题,然后再缩小到一些可能性上面。在这个阶段以前,他们的问题会从宽泛的地方跳到缩小的问题上,然后又回到宽泛的问题上。或者互相重叠,或者一再重复。

  更为重要的是,他们现在不仅能够思考具体的世界了,而且能够解决像可能性、或然性和不可能性等问题,还能解决有关未来、公正和价值等的问题。如皮亚杰及其长期的同事巴贝尔·因霍尔德所说的:

  这个阶段最新奇的地方在于,通过对形式和内容的区分,受试者能够就他不相信,或者暂不相信的一些论题进行正确的推理,也就是说,这些论题他认为完全是一种假设而已。他已经能够从一些仅仅是一种可能性的真理当中得出必要的结论来。

  杰罗姆·凯根认为,皮亚杰对少年全新的认知能力的分析是“任何有关人类天性的理论当中最有创见的一个想法”,也是“能够向传统的解释发出挑战的、有关少年行为的洞见”的来源。至少在一个方面,它有助于我们理解少年自杀率升高的原因:少年具有一种能力,可以思考所有假设的情形,并且知道什么时候他已经试尽了所有的可能性,这种能力会让少年对自己说(不管正确与否),他已经尽了一切努力,也检查了所有解决个人问题的办法,可是没有哪一个办法能够奏效。另一方面,他能够感觉到在自己所相信的事物,或者人们教导他去相信的事物当中存在着不一致的地方,这种能力有助于我们理解少年的反叛情绪、愤怒和焦虑。最常见,也最容易引发问题的不一致性有:对少年时代性生活互相冲突的看法(性生活是不道德和有风险的,但是,克制性生活又是“令人苦恼”和不正常的);少年对父母的关系也是互为冲突的(他希望也极想得到他们的支持,可同时又希望独立)等等。

  (皮亚杰在其工作的早年曾研究过儿童的道德发育问题,但是,这份工作只处理前少年时期和儿童对规则、谎言及类似问题的态度。正是他晚期论认知发育的一些工作,才处理到像道德感和公正等的问题。)

  与凯根这样一些赞扬皮亚杰的人相反的是,在20多年的时间里,对皮亚杰的思想和发现一直就有反复不断的修改和修正。成千上万新皮亚杰主义、后皮亚杰主义和反皮亚杰主义的论文成篇累牍地发表,或者在专题会上宣读出来。这一部分工作虽然很多都卓有价值,但大部分比较起这位巨人本人的工作来说都是小菜一碟。伊萨克·牛顿曾带着假惺惺谦逊地说过:“如果说我看得更远些,那是因为我站在了巨人的肩膀上。”修改和修正皮亚杰理论的那些心理学家们都应该毫不谦逊地说,他们之所以看得更远,是因为他们都站在他的肩膀上。

成熟

  尽管皮亚杰接受过自然科学的培训,他早年也曾决定要对知识进行生物学上的解释,可是,他的理论几乎完全是从认知的过程来解释发育的。他完全忽略了成熟本身的作用——人体成熟的过程会自动地引起一些行为变化——或者认为这种作用是理所当然的。然而,现代许多发展心理学家们都感觉到,除非成熟在心理发育中所起的作用被完全理解,否则,人们无法知道行为在多大程度上是天生的,而不是通过同化和适应来获取的。

  可是,人们怎么才能区分两种影响呢?从婴儿出生,离开子宫的第一天起,他们就在学习,同时也在成熟。把每一过程的结果分离出来是第一重要的科学问题。的确,新生儿刚出生便具有重要的反射能力,这与学习无关,比如碰碰他的脸,他的头就会朝那个方向转动,就好像在寻找他们从不知道的乳头。可从总体上来讲,行为的大部分变化,或者新的行为形式,不是从成熟得来,便是从学习得来,或者从两者中共同得来。

  然而,有时候,自然会偶尔提供一个机会,可以把这两者分开。婴儿在3-4个月的时候就会喃喃自语了,以作为说话的准备,可是,聋哑婴儿也会喃喃自语,很明显,他们不说要摹仿听到的语音,而是另有原因。喃喃自语很明显就是一种预设好了的行为,他与经验没有任何关系,而是在指挥行为的神经中枢到达某个发育阶段时自发产生的。在正常儿童中,喃喃自语通过学习而发生改变,越来越接近对语音和音调的摹仿;在聋哑儿童中,喃喃自语会慢慢消失,因为他没有经验可借鉴。

  由于可以观察没有学习过程的行为发育的机会很少,在这门专业发展的早期,一些发展心理学家通过实验性地制造一些条件创造了历史。1932年,当时在纽约哥伦比亚——长老教会医疗中心的马托尔·麦克格罗让布鲁克林市一家收入颇低的家庭把孪生男孩子借给她进行一项实验。在两年多的时间里,强尼和吉米这对看上去一模一样的孪生子每天8个小时,每周5天在麦克格罗的实验室里度过了两年。强尼接受了强度身体技能训练;吉米放在婴儿床上“末加打扰”(也没有人跟他玩),一次只有两只玩具给他玩。强尼不到一岁的时候就能跑陡坡,可以在水下游泳,还会滑旱冰;吉米一样也不会(可是,在抓东西、一个人坐着和走路时,跟强尼一样敏捷)。麦克格罗拍的一组照片显示,强尼在21个月的时候可以大胆地从一个5英尺高的台子上让自己溜下来,落在一张垫子上。而吉米在一个低得多的台子上蹲着,朝下望一眼,然后不肯往下跳。

  到两岁的时候,麦克格罗让吉米接受强度训练,看他能否赶上强尼。他从来没有能够完全做到这一点。可是,一些看过她的资料的心理学家们感觉到,对强尼的培训使他对吉米只占了很少而且是临时的优势。麦克格罗不同意,许多年以后——在许多与她一样的实验,即阻碍儿童的发育实验,慢慢被认为是极不道德之后——她强调说,尽管吉米后来在大部分地方都赶上了强尼,可是,哪怕都已经是进入成年期的成人了,吉米在身体活动的轻松和流畅自如方面还是不如强尼。然而,这一点所能证明的东西是难说的,因为结果是,这两个孩子是孪生兄弟,而不是一模一样的。只一保险的结论是,强度训练可以让孩子提前获得身体技能,而且这种技能是暂时的。

  还有一项更为大胆的实验也是从1932年开始进行的。是由当时在弗吉尼亚大学的维恩·登尼斯进行的。他从巴尔的摩市一位贫困的妇女手上得到两个孪生姐妹,德尔和蕾,当时,她们都还只有5个星期大。登尼斯在他妻子的帮助下,把这两个女婴在家里养了一年多。他的计划是要剥夺对她们的一切刺激和学习,看看哪些行为方式是与成熟一起自发产生的。在一篇期刊文章中,登尼斯报告了他如何进行该实验的情况,一点也没有感到不安或者内疚:

  头6个月里,当着婴儿的面,我们一直挂着脸,既不笑也不皱眉头,从不跟她们玩,不抱她们,也不逗她们玩,除非这些行动是进行实验所必需的……为了限制她们练习坐立,婴儿一直放在婴儿床上躺着睡,不准她们翻身。

  在11个月的时间里,她们还不能看见对方。(婴儿床中间隔着一张帘子。)

  登尼斯说,结果显示,“婴儿在第一年里完全按照自己的意愿‘成长’”,这可以从像大笑、啃自己的脚和听到声音后大哭起来这些行为中看出来,跟正常抚养的同龄婴孩没有什么两样。不过,在像爬行、坐立和站立这样一些行为中,她们就远远落后于其它孩子了。14个月后,登尼斯让她们接受了一个时期的训练,经过训练之后,他说,她们很快就赶上正常孩子了。但是,按照登尼斯自己承认的说法,蕾直到第17个月,德尔直到第26个月才学会不用扶着东西走路。

  这对孪生女婴其余的童年生活在一些孤儿院和亲戚的家中度过。尽管登尼斯说他已经让这对孪生姐妹长到了正常标准,可是,他自己对此的怀疑是不无道理的。他曾在伊朗的孤儿院里研究过一些孩子,发现他们当中的大多数因为被冷落和没有人注意而在两岁时出现发育迟钝的问题,而且,这种迟钝一直持续到少年时代。可是,他再也没有提到蕾和德尔的事情,不知道她们后来的情况怎样。也许,他根本就不想了解这些情况。

  这样的一些实验在60年前就比较少见,今天更是根本就不存在了。文明社会自从知道纳粹医生在集中营里进行过一些“医学研究”之后,有关用人体做实验的法律限制就严格得多了。可是,发展心理学家们已经在用其它一些办法来做实验了。其中之一是用动物做实验。行为主义者们通过了解老鼠的学习办法而了解人类学习的原理,发展心理学家们也照同样的办法来了解动物成熟的原理有哪些是可以应用到人类身上来的。

  有一个人所皆知的例子。新生的小鹅被认为是根据本能去跟随母鹅的。可是,奥地利动物学家,行为生物学的奠基人和诺贝尔奖得主康拉德·洛伦兹却教会小鹅跟着他跑。洛伦兹想法让他本人成为小鹅出生后的头几天里能看到的惟一活物。它们的本能就是跟着活动的物体跑,因此,小鹅就跟着他走。当小鹅学会了这样做以后,它们看见母鹅也不跟着走了。洛伦兹的理论是,在成熟的“关键时期”以后,被跟随的物体的图象会在小鹅的神经系统里固化。自然的本意是让母鹅成为被跟随的对象,可没有预料到一位行为生物学家会来捣乱。

  美国人埃克哈德·赫斯做了一只可移动、会呱呱叫的假野鸭,然后把一些小鸭子放在它的周围。如果在小鸭刚刚孵化的时候就把假鸭子放在它们面前,有半数的小鸭子会跟在假鸭子后面跑。如果小鸭孵化后13-16个小时后再放在假鸭子跟前,则有百分之八十的小鸭子会跟在假鸭后面跑。表面看上去像是一种本能的东西现在看起来是一种复杂的现象了:小鸭子的神经系统肯定是要对一些移动的物体作出反应,可是,只有在某成熟过程的某个特点的时间点上,它们才最有准备地把特定目标“刻印”下来。

    作为这些发现的结果,在70年代,一些发展心理学家和儿科医师慢慢地相信,是在出生之后的几个小时内,母与子之间的联结才最终形成。他们规劝一些母亲,等孩子刚刚出生以后不要马上抱到医院婴儿室的烘箱里去清洗,而应抱着婴儿,紧贴着自己身上的肉。尽管后来进行的一系列研究证明这样做了以后,母与子之间的联结的确更为牢固,但是,被联结起来的倒是母亲本人。许多其它的研究证明,婴儿对母亲的联结(或者父亲或其它主要的照看人)是在长达4-5个月的时间里发育而成的,其间有无数小心的看护和富有表情的注意。

  很多成熟研究都以身体技能和生理特征为中心,我们对思维成长的知识并没有因此而增长许多。可是,对感觉能力发育的研究却开始提供一些坚实的事实了,它们代替了思辩,对心理学中这样一个古老的中心议题提供了答案:有多少是天性,是多少是教育使然?(按照发展心理学的说法,有多少是成熟本身造成的,有多少是学习得来的?)

  这项工作的注意力集中在婴儿早期,这个时候,感觉能力迅速成熟;工作的目标是要发现每一种新的感觉能力是什么时候出现的,其假设是,当这种能力第一次出现时,它不是从学习而是从光学神经结构,特别是从大脑皮层当中主司视觉信号接受和解释的那一部分的成熟而来的。

  有很多是光从观察婴儿就可以得来的。比如,注意婴儿是从什么时候开始能够盯着附近的物件看的。可是,这样的观察留下很多问题不能回答。很小的婴儿眼里看到的东西准确来说到底是什么?很明显看不了多少东西;他们的眼睛经常是飘忽不定的,也不会跟随一个移动的物体看。另一方面,母亲们知道,他们的小婴儿在喂奶时会稳定地盯着自己看。由于我们无法问一问他们说看到了什么,我们怎么能够找到答案呢?

  心理学家罗伯特·范茨在1961年想出了一个绝妙的办法。他设计了一个台子,让婴儿面朝天睡在底层。几英尺高的地方是一个显示区,实验者在这里放上两张大卡片,每张卡片里面有一个图案:一个白色的圆圈,一个黄色的圆圈,一只牛眼,一张面部素描。研究者从上面的一个小孔上偷窥(这样,他本人就不被发现),可以看见婴儿眼睛的移动和眼睛朝向这一对对图案的时间。范茨发现,两个月大的婴儿看牛眼的时间比看一种颜色的圆圈的时间长一倍,看一张脸部素描的时间比看一只牛眼的时间长一倍。很明显,哪怕是一个只有两个月大的婴儿也能够区别主要的差别,而且能够把眼睛朝向他认为更有趣味的东西。

  发展心理学家们利用这个办法以及类似的办法,在过去的几十年中了解了大量有关婴儿看到的事物,以及什么时候开始看的情况。心理学家们得知的一些情况如下:在第一个星期里,婴儿会区别有光亮和黑暗的图案;在第1个月里,他们开始慢慢地跟踪移动的物体;到第2个月,他们开始具有深度的感觉,可以协调两只眼睛的移动,还可以区分光的深浅和级别;到3个月时,他们的视线可以从一个物体飘浮到另一个物体上,还可以区分家庭成员;到第4个月的时候,他们就可以在不同的距离内盯着物体看,可以做越来越精细的区别(他们沿着斜角看一个以前没有见过的物体的时间,比从锐角看一个见过多次的物体的时间长些),并开始认识到他们所观察物体的意义(他们对一张脸正常的素描盯着看的时间,比看一张描得比较模糊,而且位置不对的脸的时间长些);从4-7个月,他们就具有了实体视觉,他们知道,一个以不同角度拿住的物体还是同样的形状,他们所获得的、在不同距离内注意事物的能力已经近似于成人。

  在过去的40多年时间内,已经对听觉发育进行了大量的可比较研究,包括音高和音量区别的出现、在声音之间进行区分,以及对声音来源的辨认。

  从最近和当前的一些神经科学研究中,已经很清楚地了解到了成熟和经验在大脑组织里面到底是怎样相互发生作用而产生一些发育变化的。对一些死婴大脑的显微检查显示,当大脑在生命的头两年里增大3倍的时候,树突的巨量激增(分支)从其神经元上开始发生,然后彼此发生联系。(据估计,老鼠的大脑在其生命的头一个月里每秒钟可以形成约25万个突触,即神经细胞之间的连接。在人脑里,生命的头几个月中突触形成率可能要大许多许多倍。)

  人类到12岁的时候,大脑估计约有百万亿突触。这些连接是确立大脑能量的布线方案。有些突触连接是根据化学指导自动形成的,可其它一些是在树突快速增长时期所发生的经验刺激形成的。树突缺少了这些刺激就会萎缩下去,不能形成所需要的突触。在黑暗中长大的老鼠,其视觉皮层中树突刺和突触连接比在光亮中长大的老鼠少得多。在有光线频闪的环境下长大的猫只能在一闪一闪的光线中看清事物,它们不能形成对移动敏感的皮层细胞;当它们长成大猫时,它们把这个世界看成是一连串静止的画面。一只小猴子的一只眼如果在关键时期总是闭着,这只眼睛里面的神经元就总是赶不上另一只眼睛里的神经元的增大速度。因此,成熟会提供——在一定时间内——数倍的潜在神经通道,在这些通道里面,经验会作出自己的选择,并在那些为感觉所需要的线路上面“接上真正的导线。”

  自然为什么要这样做呢?由于我们可以通过生命学习全部的东西——而且,不管在什么岁数,所有的学习都涉及新突触连接的形成——为什么感觉发育只在一个关键时期才有可能,而以后却不行?一个有机体在其发育的特定时间内没有得到合适的经验,因而永久性地损害其感觉操作能力,这在进化学上是说不通的。可是,有些大脑研究者说,有一种偏移的好处:基本的经验总是在合适的时间内出现,它们可以精确地调整大脑结构,因而可以提供比对突触形成进行基本控制所能得到的结果好得多的永久而具体的感觉能力。

  有了这些,天性和教育这个模糊的旧词终于有了新的准确含义。现在,经过这么多世纪的思辩和探索之后,我们终于看到思维到底是怎样从经验的物质当中构造起来的情景了。神秘的面纱开始揭开,奇迹替代了它们的位置。

性格发育

  发展心理学家们跟性格研究者们不一样,后者主要的兴趣在于测量,而前者却关心自然史。他们从出生的那一天起开始观察性格发育,并试图找到形成这些发育的动力。而且,与心理分析者们相反的是,发展心理学家们的理论是以第一手的证据为基础的,而心理分析学家们的理论却主要以他们从成年病人那里听到的性格发育情况为基础。

  这种证据的一部分,给心理分析有关母子依恋的思想提供了许多的细节和意义。从1952年起,这一直就是发展心理学研究的一个主题,当时,世界卫生组织出版了英国心理分析学家约翰·波尔比的《母亲照顾及心理卫生》一书。这位心理分析学家研究过孤儿院长大的孩子,他发现这些孩子缺乏情感及性格发育,而且把这些归咎于缺乏母子依恋。

  波尔比的理论是,婴儿在基因上就决定了要以某种方式行动的(哭、笑、闹出声音来、咕噜咕噜地叫),这些行为是为了唤起注意,因而求得生存;而母亲的教育会在其发育的某个“敏感时期”在婴儿身上养成一种依恋。这种能在婴儿心里形成安全感的强烈的特殊联结,对于正常的性格发育是至关重要的。没有这一点,波尔比说,孩子有可能会形成“没有爱的性格”,因而终生都有可能形成心理毛病。

  波尔比的观点引起了人们的极大兴趣——还有不快——在美国,由于不断升高的离婚率,还有接连而来的妇女解放运动,越来越多的美国妇女都出来工作,让一些保姆们来照看孩子。许多儿童心理学家和发展心理学家们都怀疑,敏感时期真的是那么具体,也是那么重要,母亲的作用是否也真的像波尔比所说的重要到那种程度,那么不可替代。可是,他们当中的大多数人都一致认为,在正常的情况下,对母亲(或母亲的替代者)的依恋的确是有的,而且也是性格发育过程中的一个重要因素。

  缺乏依恋所造成的伤害,1956年在以色列进行的一项微笑研究可以提供有趣的证据。这项研究把在三种条件下养大的婴儿放在一起比较:一种是在他们自己家里,一种是在基布希姆(集居地)由专业保姆带大,但在第一年里经常由生母喂乳和在孤儿院里养大的孩子。一个月大的婴儿当着生人的面微笑是很少见的情形,可是,随着时间的推移,几周之后,他们微笑得越来越多了,这种情形在约4个月大的时候到达顶峰,然后,开始下降。在这项研究中,所有三组孩子都在4个月的时候经常当着陌生的妇女面孔微笑,可到18个月的时候,在家里长大的孩子只是比4个月的时候反应稍为少一些,在集居地长大的婴儿只是有一半情况是反应不力,而在孤儿院里长大的孩子却比他们在一个月的时候更少微笑。

  可是,微笑只是依恋的副产品,而不是依恋是否存在的的衡量标准。研究者们需要这样一个标准,因此,在60年代末,波尔比以前的一位同事,后来到了美国的玛丽·安斯沃思设计了一个相对容易的标准。这个标准叫做“奇怪情形”,从此以后就成了依恋研究的主要标准。在“奇怪情形”中,婴儿和母亲都在一个不熟悉的玩乐室里,研究人员可以通过单向玻璃观察他们。后面跟着八种不同的办法,每次用一种办法。在一种测量中,母亲暂离开一阵子;在另一种办法中,一位陌生人在她在场的时候来到房间里;在第三种情形中,母亲不在场的时候陌生人来到房间等等。

  从8个月到2岁,典型的情况是,婴儿在母亲离开房间时会哭(“分离焦虑”),等她回到房间里来到她身旁时。(当然,有一些临时的差别使一个婴儿比另一个婴儿更焦虑;奇怪情形的发现都是一些总括。)如果一位陌生人进入房间时不笑也不说话,7个月或者8个月大的婴儿会看看母亲,过一阵子后会哭起来(“陌生人焦虑”),尽管在3个月或者4个月时,同一个婴儿也许会笑起来。陌生人焦虑在几个月之内会消失,可是,分离焦虑却持续升高,直到第二年的早些时候,然后在全年的时候里慢慢消失。

  对这两种反应的出现和消失有好几种解释,可是,最为广泛的解释是,随着心理能力的增强,婴儿能够更好地估量不同的情形。陌生人焦虑在婴儿获取了回忆与其它陌生人在一起时的愉快经验的能力时,会慢慢消失,而分离焦虑会在婴儿能够理解母亲会回来时慢慢消失。

  安斯沃思原来的目的是要看看婴儿在其母亲不在时会有何等样的反应,可是,她未曾预料地发现,他们在母亲回来时的反应却更有意思。有些婴儿很高兴看到她回来看自己并抱紧自己;其它一些却不理甚至回避她;更还有一些辗转不安,如果母亲想抱她,她或者踢腿,或者打她。安斯沃思把这第一种现象(百分之七十的一岁婴儿有此行为)叫做“安全依恋”,第二种叫做(百分之二十)“避免焦虑的依恋”,第三种(百分之十)叫做“焦虑抵抗依恋。”

  深入研究了这三种类型之后,安斯沃思和其他一些研究人员得出结论说,避免依恋是在母亲的情绪未完全表达出来时发生的,抵抗依恋是在母亲在对婴儿需要表现出不一致的反应时发生的。还有其他一些研究人员认为,避免及抵抗型依恋是很多因素造成的,比如母亲的性格特征、缺乏表达、对做母亲的消极感情、对婴儿的厌恶以及对婴儿哭声和需要粗鲁反应。

  公平地说,有些心理学家发现这些分类和解释太过标准了。杰罗姆·凯根就是其中之一。

  孩子的母亲如果一向是专注和关爱孩子的,但她同时又成功地培养了孩子的自制力和对害怕心理的控制,则当母亲离开时,孩子就不太可能会哭起来,当她回到房间来的时候,孩子向她接近的可能性也小些。这样的孩子就被分类为“避开型”和“非牢固型依恋”。对照而言,如果孩子的母亲一向采取保护态度,不坚持让孩子“挺过去”,则孩子有可能会哭,母亲回到房间里也可能会朝母亲跑过去。这样的孩子就被分类为“牢固型依恋”。

  在他自己进行的一次研究中,凯根发现,表面上对婴儿不那么牢固地依恋的母亲一般在外面有事情要做,尽管心理学家们可能会认为,这样的母亲是不太注重教育的,但是,她们也许是在培养孩子的自制力,并使婴儿能够处理分开的问题。使孩子依恋更牢固的母亲也许会过分保护孩子,因为阻碍了他们自己内在安全感的发育。

  最近的一次有价值的研究利用“奇怪情形”衡量113例一岁大的孩子对母亲的依恋情况,5年之后再评估他们的行为和心理健康情况。两者都是通过问卷形式进行的,一份给他们的母亲,一份给他们的教师。在一岁的时候对母亲的依恋牢固一些的男孩子中,他们当中只有百分之六的人出现了精神病理学的迹象。在对母亲的依恋不那么牢固的男孩中间,有百分之四十出现了这样的迹象。(出于不明了的原因,女孩子没有显示出在早期依恋类型与后来的精神病理学方面的联系。)研究小组很小心地得出结论说,这些结果“部分地支持了这样一种假设,即,早期母-婴依恋关系的性质预示着以后的社会-情绪功能的发挥”。

  研究情绪发育的大部分工作都集中在生命的头两年,这样做也是相当有理由的。按照新泽西医学及牙科大学儿童发育研究院的迈克尔·刘易斯及其同事的说法,主要的情绪(喜悦、害怕、愤怒、悲伤、讨厌及惊讶)在生命的前半年就出现了,次级或者“派生的”情绪(窘迫、移情和也许包括嫉妒在内)是在第二年的下半年出现的,其它一些次级的情绪则(骄傲、羞愧和内疚)也相继出现。由德拉华大学的卡罗尔·伊扎德及其同事和学生所做的一些婴儿录相面部表情研究,已经得出了相关的一些成果。

  直到10年以前,发展心理学家们一直都还没有情绪发育理论,现在,他们已经拥有好几种理论了。在不同的议题上,这些理论彼此有些不同,最为重要的区别在于,情绪的发育是否主要因为某些具体的神经线路的成熟,还是因为情绪行为及其表现的社会学习结果。在两种观点中,情绪都被认为是通过学习而有具体的形式的,可是,一种观点认为,主要的决定因素是成熟,另一种观点认为是认知能力和培训的结果。我们来看看各方观点的一些证据:

  首先看看成熟观:

  十几年以前,国立精神卫生研究院的一组研究者着手确定孩子身上利他主义或者关照别人的思想最早出现的时间。他们把孩子放在玩乐组和放在家里进行观察。利他主义是一种以移情情绪为基础的行为;这个小组预期在孩子6岁时看到这种移情最早的迹象,这是心理分析理论所预测的,可是,他们可以看到,更早一些的孩子——早到3岁的时候——在看到别的孩子处在疼痛和不高兴的状态中时会出现哀伤的表情。研究小组尝试更小一些的、刚刚学会走路的孩子。他们让母亲在家里当着孩子的面假装痛苦的样子,或者发出窒息般的咳嗽。小组成员之一卡罗琳·扎恩·瓦斯纳博士说,小组本身都大吃一惊,他们发现:“哪怕一岁的婴儿,如果母亲发出哭声,他也会表现出哀伤的样子,在再大几个月的孩子中,我们会看到对别人关心的表情,这绝不会出错。”这些反应几乎是无处不在的,而且会以可预测的形式在不同岁数相对可预测的阶段表现出来。“在我看来,”她说,“不管经验起着什么样的作用,有机体的确是固定安装好了的,其倾向是要以移情的方式作出反应。”

  [迈克尔·刘易斯等人认为移情作用出现的时间更晚些,可是,这种差别真正的所在也许就在于,移情到底是以看见哀伤时表现出哀伤(早期的发育),还是以有帮助的试图来决定的。]

    其次,我们来看看认知.发育观点:

    有人使用了一种奇怪的办法,这种办法最早是20多年以前用在儿童身上的。在一个孩子的鼻子上不引起注意地敷些口红,然后把孩子放在镜子前面。20个月以前的孩子中,大多数要么置之不理,要么用手去摸镜子里出现口红的地方。到20个月或者更大一些的时候,大多数孩子会模自己鼻子上的口红。这表现出现了自我的意识;孩子意识到,镜中的图象就是自己。最近,迈克尔·刘易斯及一组同事利用镜中口红的办法发现了窘迫最早出现的时间和原因。他们报告说,大多数摸涂有口红的鼻子的孩子也会有窘迫的表情(标准是:窘迫的微笑、把头扭开和不安地摸自己的身体),而不摸自己的鼻子的孩子却没有。这个小组的结论是:

    考虑自我的能力——即以前称作自我意识或者参照性自我的东西——是自我出现的最后一个特征,其发生时间约在生命出现的第二年的后半年……(而且)也是形成所有象窘迫感这类的自觉情绪的认知能力。

    这样看来,对成熟观和认知一发育观来说,两者都有很好的证据,人们怀疑,真理可能就是这两者的混合。

    性格发育长期以来一直就是一个重要的研究课题,对它的影响是父母的教育方式。研究者们通过各种各样的方法研究过这个问题——观察、问卷、实验、相关性分析——而他们的发现一向就受到媒体的即时关注,对一些文人也是极为熟悉的。在这里,我们忽略过往的抚养风潮,只简单地看一下,就发现有很多经久考验的发现成果。可是,我们得注意,基因倾向和外在影响都对性格发育构成重大影响,列在这里的父母行为及孩子性格的联系仅只是一些相关关系,并非总是如此。

    严训:施加权威(威胁及惩罚)和不再爱孩子是外部控制的形式;他们也许会得到顺从,主要是在父母看着他们或者可以采取制裁行动的时候。可是,通过诱导而进行的严训懈释为什么某种行为是错误的,他是怎样违反一项原则的,他会对其它人产生什么样的感觉)会引导孩子吸收父母的价值观,并使这些价值观成为他或者她自己的标准的一部分,他会形成自我控制。

    养育孩子的方式:权威(独断式)父母的孩子倾向于不善交际,缺少活力,社交能力平平,而且经常怀有偏见,对于男孩子来说,其认知技术也低。父母如果比较随意,其孩子会有更多的活力,情绪积极,但社交和认知能力很差(后一种情形对男孩子尤其如此)。威严的父母(管理严格但比较民主)的孩子倾向于有自制力,比较独立,很友善,社交和认知能力都不错。

    榜样:父母是孩子行为和性格特点的榜样。坚持已见的父母倾向于养育进取心强的孩子,性格温和的父母也倾向于养成性格温和的孩子。如果父母口是心非,说的道理与自己的言行不一致,则孩子会模仿他们的行为而不是听他们的道理。孩子们尤其喜欢以爱教育但性格坚强的父母为模样,对冷漠和性格软弱的父母就不一定是这样了。

    长幼相互作用:父母如果经常与孩子谈话,孩子们会养成更好的口头表达及社交能力,超过长幼不经常说话的孩子。如果父母跟孩子经常一起玩,则孩子们倾向于更为其它孩子所喜欢,对认知别的孩子的情绪和情感表达也更敏感。父母和孩子相互作用的方式可能会成为孩子处理其它关系的模样。

      性别角色行为:虽然男孩子与女孩子之间的行为差别有很多是有生物学基础的,但很多性别类型的行为是从父母学来的。这种行为方式从出生时起便开始了,这时候,父母无意识地对男婴和女婴作出不同的反应。然后,又直接告诉它们说,应该如何行动,更为重要的是,婴儿会与同一个性别的父母认同,并以其角色为模样。大男子主义的男人会养成大男子主义的男孩,喜欢引人注意的妇女会养成喜欢招惹是非的女儿,等等。孩子甚至倾向于模仿同性别父母,而非异性别父母非性别角色的一些特征。

    我们还可以看看十几种有关养育方式和性格发育的发现成果,可是,我们在这里已经耽搁太久了。现在到了看看孩子走出家门以后会怎样的时候了。

社会发育

  “蝼蚁知积粮,懒汉要备荒。”所罗门(或者写作《寓言》的随便什么人)要我们去效法的蚂蚁行为涉及适时积累和贮存。可是,蚂蚁的社会合作却更为重要。它们自从脱离幼虫状态后便完全社会化了,它们微小的神经系统当初设定的时候,就是要以合适的社会行为而对同伴的化学信号和碰触产生自动反应,比如收集食物、清理窝点、防御性的战斗、喂养幼虫及母蚁。对照而言,我们人类却需要15-20年的时间才变得相对具有社会性,而且,就算到了这个时候,我们的行为还没有固定下来,而是必须在整个一生不断地根据自己的角色而发生变化。

  在半个多世纪的时间里,发展心理学家们一直在利用各种办法来收集有关人类社会发展的证据。他们膝盖上搁着记录本,手握着秒表,在家里或者在幼儿园里观察着刚刚学会走路的孩子,在操场和教室里观察学龄前儿童或者小学生。他们访问父母,用一些问卷来烦这些父母。记录并分析大量的儿童对话。他们把故事的开头告诉孩子们,再让他们接着编下去。他们设计了成百上千种实验情形,以测量不同阶段的社会发育水平。他们计算血液中的荷尔蒙水平与性别类型行为之间的相关性。

  从所有这些活动中(还有更多别的活动),他们得到了大量的发现。有些发现支持发育的心理分析说,其它一些支持社会学习观点,还有一些支持认知-发育论,更多的发现三种理论都支持。我们不需要对它们进行分类,而只是匆匆看一些更有趣味的发现便可以了。

  轮流:社会行为最早的几课是在家里学到的,除了学会信任另一个人类以外,婴儿在家里还学会在社会关系当中至关重要的一课,即交流时要轮流进行。父母对婴儿说话,等婴儿用一种声音或者微笑回答,然后再说下去。婴儿感觉到了这种模式,在刚刚学会走路或者刚刚学会说出一个词来之前,就知道在与另外一个同样大小的婴儿交往时采取同样的轮流模式。在下列录自1975年的一项研究的对话中,13个月大的伯尼一直看着15个月大的拉里对一个玩具说话。最终该他“发言”了:

  伯尼:哒……哒。

  拉里:(一边继续看着,一边笑)

  伯尼:哒。

  拉里:(这欢笑得更起劲了)

  同样的的顺序重复了5次之多。然后,拉里扭过头去,把一只玩具给一位成人。伯里跟在他身后。

  伯尼:(两只手挥着直盯着拉里)哒!

  拉里:(回头望着伯尼又大笑起来)

  这样交替9次之后,伯尼放弃了,他左摇右晃地走开了。

  玩耍:发育心理学家L·阿兰·斯鲁夫和罗伯特·G·库柏把玩耍称作“买验室”,孩子们在这里学会新的技巧,并练习原来的技能。婴儿不会一起玩,因为这需要情感及认知技巧,这些技巧需要两到三年的时间才能发育成。把两个刚刚学会走路的婴儿放在一起,他们通常只会彼此望着,看着各自自己玩,或者挨在一起各玩各的。可是,到3岁或者3岁左右的时候,他们就开始一起玩了(不一定玩同一种游戏),到5岁的时候,他们就能以合作的方式一起玩耍。

  在玩耍中,刚刚学会走路的孩子和学龄前儿童学会了自制的第一课。他们发现,如果太霸道,旁边看着的大人就不能容忍,也可能引起另一方的报复或者不愿意跟自己玩。他们学会了分享,尽管费了很大的劲才认识到这一点。他们慢慢养成更喜欢跟其它一些玩伴玩,到4岁的时候,这种习惯就转变成了友谊,可以从有来有往和对彼此的责任感中看出来。

  到3-4岁的时候,他们开始学习玩耍的规则,并从跟更大些的孩子们一起玩的过程中了解到是非的基本要素:“试三次不行你就得出局”、发脾气也不会给你更多的机会,反而有可能把你开除出局。

  约在同一个时候,他们开始在撒谎和遮掩有可能泄露自己意图的面部表情或者说话的声调更为成熟。有个研究小组认为,这种行为通常是父母直接教育的结果。(“记住,虽然你心里想要的是一个玩具,但仍然要感谢奶奶为你买了上衣。”)

  担任角色:斯鲁夫和库柏还称玩耍为“社会工作间”,孩子们在这里独自或者与其它孩子一起尝试规则。他们经常玩妈咪和爹爹、妈咪和宝贝、爹爹和宝贝、医生和病人以及遇难者和营救人员的游戏。他们特别喜欢玩父母游戏,并让他们自己的父母当小孩子,要他们吃这吃那,或者去洗耳恭听洗手洗脸,或者上床睡觉。不管人们是以心理分析的方式,还是以行为主义或者认知论的方式来解释这种游戏,它总还是起进入社会生活的培训作用。最新的一项研究甚至发现,学龄前儿童所玩的游戏越具有社会想象力,孩子的“社交能力”就越强,老师们也是这样评定的。

  社交能力:社交能力的要素为,准备好与同伴一起玩,准许互让,被其他的玩伴所喜欢或者接受。发展心理学家衡量受欢迎的方法是社会测验学。他们问处于某个特定游戏组的孩子说,组里面的哪些孩子是他们“特别喜欢的”,哪些“不是特别喜欢的”。把否定答案从肯定答案中减掉,再把积分加上,就简单地得出了每个孩子在组织受欢迎的程度。

  自我与集体:在游戏组中,特别是在教室里,与其他孩子亲密的接触会刺激心理学自我的感觉发育(这与刚刚学会走路的婴儿在镜子中感觉到的生理的自我感觉不一样)。到8岁的时候,孩子开始认识到,他们在内部和外部都与其它孩子不一样,而且事实上,他们都是独一的。

  在同一时候,他们开始对集体的规则极为注意了,比如,游戏规则(选择哪一边,轮流进行,轮到击球时扔硬币以决定第一边)和对集体的忠诚。(向家长或者老师“告发”同伴是被排斥的条件)。甚至在小学阶段,孩子穿班上流行的不论什么衣服都是极为重要的。当他们接近少年时期时,服从同伴、集体常规的需要、着衣的品味,说话和抽烟的方式,音乐、俚语、吸毒、性行为等都极为强烈。少年同伴、集体的常规和价值观,在不同的人种群和社会及经济水平上有很大的差别,可是,服从的需要却是无处不在的。经过少年时期的早期以后,在整个少年时代会慢慢消失。

  性别类型的行为:50年前,很多人深信,在整个儿童时期,特别是在快要接近少年时期的时候,儿童会采纳符合其性别的行为。在60年代,随着女权运动的出现,许多人相信,很多性别类型的行为证明是社会教给人们的,而不是遗传形成的,而且很快便会消失。大部分类似行为的确也消失了,可是,有些类似行为却遗留下来,而且,如我们早已看到的,这些行为还会持续下去。

  这也许部分是因为生物学的原因。在70年代,放射免疫学研究显示,荷尔蒙水平在约7岁时便会上升——远在第二性征出现和性别类型的行为被夸大之前。事出有因,从7岁起,很少有女孩子会像男孩子那样去玩一些剧烈的游戏,也不会像男孩子们那样弄得一身脏兮兮的,在少年时代以前,也很少有男孩子会像女孩子那样注重衣着和发式。

  可是,在很多情况下,前少年时期和少年时期的性别类型行为的积累,好像是从一个人在社会上作为一个成人有可能占据的一个位置的社会认知中学习得来的。1990年,为美国大学妇女协会而进行的、对3000名从三年级到十年级的男孩子和女孩子的全国性调查发现,在小学阶段,女孩子的自我尊严感只比男孩子们少一点;在初中阶段,男孩子的自我尊严感稍有下降,而女孩子们的自我尊严感却急剧下降;这种不对称性一直持续到高中。自我尊严感的消失在许多方面影响女孩子的社会行为,阻碍了许多行动和能力的发挥,引起她们对外表极端的注意。女孩子很少有像男孩子们那样“在许多方面可以感觉不错”,不像男孩子们总体来说有自信心,愿意在课堂上轻松地发言,在他们认为自己是正确的时候也敢跟老师争辩。

  移情及利他主义:在60年代,一些心理学家开始对“亲社会行为”发生了兴趣——使社会生活变得可能的所有那些行为的合作方式。许多人都是社会心理学家,但其它一些人却是发展心理学家,这些发展心理学家为其中一种亲社会行为形式,即利他主义所吸引。许多亲社会行为都是以自私的目的为动机的——我们遇到红灯就会停下来,我们交税不是出自对同胞的爱心,而是为自己的利益考虑问题——可是,利他主义是由对其它一个人的关心为动机的。发展心理学家们感兴趣的一个问题是,这样的行为是如何产生的,因为这常常与所有动机中最强烈的一个,即自身利益相矛盾。

  在过去的30年中,成百上千发展心理学家进行了1200多种利他主义研究,他们使用了前面提到过的许多实证方法。对“利他主义思想是怎样形成的?”这个问题的回答好像是,它来自于各种影响的相互渗合:人类看到另一个人类处于痛苦时会感觉到哀伤的天生倾向、由父母的关爱、文化价值而给孩子树立的榜样、儿童想象另一个人的感觉的能力、社会经验(帮助其他人会使帮助者认为自己是一种好人,也被别人看作一个好人)以现实世界的知识为基础的判断,即他知道帮助或者不帮助一个处于痛苦中的人会有什么样的结果。几个显著的例子:

  ——在10个月大或者一岁的时候,如上所述,一个看见自己的母亲处于痛苦之中的孩子会呜咽,或者哭着爬走,而到14个月的时候,他却可能会拍拍她,拥抱她,或者吻她。

  ——超过18个月的时候,孩子会想法安慰另一个在哭的孩于,或者会找成人来帮忙。

  ——到2-4岁时,一个孩子会对另一个受伤或者处在痛苦中的孩子问一些疼不疼的问题,会想办法安慰或者寻求帮助,也会想办法阻止其它的孩子受到伤害(比如,如警告他们说有什么样的危险等)。

  ——到7岁时,大部分孩子会帮助一个看上去受了伤,或者有什么困难的陌生的孩子。

  ——从7岁起,孩子们会越来越愿意把自己的钱或者玩具拿去给一个贫穷的孩子,或者帮助有困难的孩子,哪怕这意味着这个孩子自己得放弃想去做的某件事情。

  发展心理学家们从数据中看出了一个模式。利他主义行为的产生,看上去是有一系列明显不同的阶段的,可是,对到底有多少阶段或者这些阶段是什么,还没有一个一致的意见。有一种观念认为有四个阶段,另一种观点认为有五个阶段,还有一个六阶段的模型刚刚由长时期的利他主义研究专家,本纳比市的西蒙弗莱茨大学的登尼斯·L·克莱布斯及其同事弗兰克·凡·赫斯特伦提出来。克莱布斯和凡·赫斯特伦的六阶段论是以以下几点为基础的:(1)服从权威的规定,需要个人牢靠及安全感,(2)个人增多的最大化和赔偿决定,(3)认同角色和集体期盼,还有互惠和合作,(4)社会责任感和按照内化的价值观行动,(5)尊重别人的权利,愿意为了别人的利益而牺牲,(6)尊重万有的道德价值观,认同全人类。道德发育:利他主义只是道德感发育的一个结果。对心理发育的某些方面的兴趣从1908年就开始了,当时,杰出的英国心理学家威廉·麦克杜格尔根据他对人类心理学总体的知识而构勒出了一套道德感的发育理论。在20年代,皮亚杰开始实验调查,通过观察孩子玩游戏和给他们讲一些犯了小错的故事,然后问他们对其进行怎样的合适惩罚的办法来了解孩子。(一个例子:在第一种情况下,一位男孩子给他父亲的墨水盒上墨水,以便使自己显得很有帮助,可不小心把墨水弄到桌布上了。在第二种情况下,一位男孩子玩他父亲的墨水盒,但把墨水泼到桌布上了。在两种情况下,对这个孩子的惩罚应该是一样的吗?)

  皮亚杰得出结论说,道德行为,在玩游戏的环境下,是在4-12岁的年龄之间按三个阶段发育而成的,从对由父母或者较大的孩子规定的规则毫无疑问的全盘接受,到最后认识到,规则是由人规定的,可以在双方同意的情况下作出修改。同样的,一个行动(比如泼了墨水)的基础被判定为正确或者错误,是可以在这个动作所造成的损害到这个人的意图之间进行更改的。

  皮亚杰的《儿童的道德判断》是1932年在英国出版的,这本书在美国触发了大量的道德发展研究,可是,大部分却只是一些东拼西凑和吹毛求疵的东西。接下来的一次大的飞跃,即在道德发展理论研究上的一个里程碑,却是在30年后才出现的,那就是劳伦斯·科尔伯格的著作。他发明了一种测量道德发展的新办法,并在25年的期间内修订了这个办法,收集和分析数据,并提出了一个六阶段的道德发展理论。这个理论从此之后成了这个领域里的经典之作和模式,其它一些人都要么效法,要么反对这个理论。

  科尔伯格本来会成为一个很好的牧师的,假如他不觉得自己最喜欢的工作是当一名道德发展心理学家的话。他认真而体贴,热心而温和,又很幽默,善谈且狂热,对种族问题和其它一些道德生活极为关心。他对外部世界很冷漠,是知识型教授的原型,他衣着宽大而皱巴巴的,头发蓬乱,他的手提箱磨损严重,装得太满,眼镜推起来搁在额头上,然后就忘记了,一直留在额上。

  他是一位生意人的后代,1927年出生在布隆克斯维尔市,是纽约一个富有的郊市。他在安度瓦的菲律普中学上学,二战结束的时候毕业。当时,他没有继续去上大学,而是在良心的驱使下去当了一条商船的水手,因而就能加入一项事业,把一船船的欧洲犹太难民从英国的封锁下偷渡到了巴勒斯坦。这次经历让科尔伯格对一个问题产生了终生的兴趣,即,在什么时候,一个人不服从法律和法定权威时,从道德上是有道理的。这次经历还给他带来了终身的疾病:他被抓住过,并在塞浦路丝的一个军营里关押过一阵子,他人虽逃脱了,但却没能逃过一次寄生性肠胃感染,从此以后,这个毛病时不时地烦他,终生未愈。

  科尔伯格在芝加哥大学拿到了本科及研究生学位,心理学和哲学(特别是道德学)是他最喜欢的两门课程。他阅读过,并极喜欢皮亚杰的著作《儿童的道德判断》,可是,他以美国心理学的精神感觉到,有关道德发育的坚实理论,应该以通过客观方法而不是皮亚杰的自然观察得出的数据为基础。因此,为了完成他的博士论文,他创立了一套定级系统(他后来把它变成了一项测试),他自己终生修改和使用这套系统,并根据它形成了道德发展阶段的认知-发展理论。这套测试由九个道德两难问题构成,研究者一次向受试者提一个。每个问题后面都跟着一次谈话,谈话里面是一系列有关问题。

  举个例子(“海因茨难题”):在一座欧洲小城里,一位妇女因某种特别的癌症而接近死亡;城里有位药师发明了一种新药,这药有可能救活她,可是,他是个奸商,他要的药费是他制造该药成本的10倍。这位妇女的丈夫海因茨只能借到一半的钱,因此只好请求药师减价,可药师不同意。海因茨为了救妻子的命考虑到了翻墙入室,把药偷出来。他应该这样做吗?为什么应该,为什么不应该?他有职责或者义务去偷这种药吗?如果他不爱妻子,他会为妻子偷药吗?如果这位要死的人是一位陌生人情形会怎样?海因茨会为这位陌生人偷药吗?偷东西是犯法的;这样做也是违反道德的吗?这类的问题总共有21个。

  科尔伯格原来的例子是由芝加哥地区有代表性的72名10岁、13岁和16岁的男孩子组成的。他每隔2-5年测试一次,一直测了30年。经过最初的一些测试之后,由三个年龄组所作出的答案的差别使科尔伯格认为,道德感是在明显不同的一些阶段发育的。后来,当他的受试者都长大了一些以后,他发现他们在这些阶段上的进展正好如他所预料的一样。在这里,我们展示一下这种分阶段理论最新的形式,还有每个阶段典型的回答,支持和反对海因茨偷药的答案都有。这是个简化的形式,科尔伯格原来比较麻烦的一些话已经改动了一下:

  -第一个阶段:天真的道德现实主义;行动是规则为基础,动机是避免惩罚。

  支持者:如果妻子死了,你会有麻烦。

  反对者:你不该偷药,因为你会被抓起来送进监狱。

  ——第二个阶段:实用主义道德观;行动以获取最多的回报或者利益、尽量减少对自己的消极后果这种欲望为基础。

  支持者:如果你被抓住了,你可以把药还给他,不会有很长的刑期。如果你刑满后回家时妻子还在,坐一阵子牢也算不得什

  反对者:如果偷药,你妻子可能在你还没有出牢房时就死了,因此这对你没有什么好处。

  ——第三个阶段;社会共享的观点;行动以别人对此预期的同意或者反对和实际或者想象的内疚为基础。

  支持者:如果你偷药,没有人会认为你是个坏人。可是,如果你让妻子死了,你在别人面前就再也抬不起头来了。

  反对者:每个人都会认为你是个罪犯。偷了药之后,在别人面前你就再也抬不起头来了。

  ——第四个阶段:社会系统道德感;行动以是否会有正式的羞辱(不仅仅是反对)和对别人造成伤害后的罪恶感为基础。

  支持者:稍为有一点荣誉感的人都不会让妻子这样死去。如果你不对妻子尽这份责任,你会永远感觉到内疚,会觉得是你自己使妻子死去的。

  反对者:你已经没有任何办法了,因此没有想到你偷药时是在干坏事。可是,等你到了监狱时,你会醒过来。你会因为自己的不诚实和触犯法律而感到有罪。

  ——第五个阶段:人权及社会福利道德观;其视点是一种理性的、有道德的人的观点,他认为价值和权利应该存在于一个有道德的社会里;他们的行动是以保持对公众的尊重和对自我尊严感的尊重为基础的。

  支持者:如果不偷药,你会失去别人对你的尊敬。如果你听任妻子死去,那可能就是因为害怕而不是因为理性。你会失去自尊,也可能失去别人对你的尊敬。

  反对者:你会失去在公众面前的地位和尊敬并违反法律。如果听任感情的操纵而忘记长期的观点,你会失去自尊。

  ——第六个阶段:万有道德原则;视点在于,所有的人类都应该对彼此和对自己采取这种道德观;行动决定于公平、公正和对自己能否保持自己的道德原则的考虑。

  支持:如果你不偷药而听任妻子死去,过后你总会责备自己。你不会受到责备,也是依法行事,只不过不是按你自己的良心标准而已。

  反对者:如果偷药,你不会受到别人的责备但你只会责备自己,因为你没有按照自己的良知和诚实标准行事。

  科尔伯格有许多热心的追随者和崇拜者,特别是在60年代和70年代,当时,他对公正的强调和对第六阶段这个决定的赞许使法律受到嘲笑,因而使他成了民权分子、反越战抗议者和妇女解放运动者最喜欢的人。可是,他的测试和理论在好些地方受到许多发展心理学家的攻击。有些人说,有证据表明,发展并非总是向上和有序的(有些人是在不同的发育期间呈跳跃式上升,有些却下降了。)还有一些人说,有道德的思想不一定就有道德的行为,有些人在科尔伯格的尺度表上所处的位置高于他们的行为所表明的程度。(科尔伯格坚持认为,大多数研究显示出,在道德判断力的阶段与实际行为之间有相关关系存在。)科尔伯格在哈佛的一位助手卡罗尔·吉利根提出反对意见说,他的尺度是偏向于男性的:女人有可能通过表示关心和个人的关系来对道德两难问题作出反应,而男人则有可能通过一些像公正和公平之类的抽象概念来表达。因此,女人有可能在科尔伯格的尺度表上得较低的分数,就好像她们比男人在道德发育上要少些一样。

  科尔伯格毫无怨言地承受了所有这些批评和攻击,有些批评还是他本人同意的(而且据此作出了一些修改),而其它一些则是他悄悄地用新的资料和理由加以反驳的。他还放弃了他花费了许多时间和精力想去圆的两个梦。一是一项示范工程,以通过对两难境地的讨论把囚犯的道德思想提高到第四个阶段,另一个是试图用同样的办法来解救问题少年。(其结果是令人鼓舞的,可是,这项工程除了在剑桥和纽约的几所学校试验过以外,一直没有能够传开。)

   除开这些不快和失望之外,他的慢性寄生虫性肠炎又不断地反复发作,其严重的影响使他不断地忍受胃疼和肠痛。在接近60岁的时候,科尔伯格极度压抑。他曾与一位亲密朋友谈过自杀的道德两难问题。他对这位朋友说,如果一个人对其他人有很大的责任,则这个人应该坚持下去。可是,与病魔的争斗太痛苦了。1987年1月17日,他的车被发现停在波士顿港一处潮水汹涌的湿地里,3个月后,他的尸体被冲到洛根机场附近。在1989年12月15日的《哈佛公报》中,一篇充满爱心的哀悼辞中,三位著名的心理学家(卡罗尔·吉利根是其中一位)总结了他的贡献:“[拉里]几乎全凭自己的力量确立了道德发展作为发展心理学的中心议题的地位。”

  科尔伯格的修正者们在他的总体理论上并无异议,他们只是想把这种理论修正一下,以使其适合他们自己的实验证据。西蒙弗莱泽大学的丹尼斯·克雷布斯就是这样一个人。克雷布斯尽管很赞赏科尔伯格,他在哈佛跟他成为熟人,可是,他最近发表的一项研究表明,在考虑科尔伯格的两难问题时,不管人们处在何种道德水平上,人们在自己的生活中处理一些事情时总会低一个水平。

  这项研究之所以值得人们注意,是因为它不仅仅以一项测试为基础,而是以现实生活中的情形为基准,这与其它大多数道德发展研究不一样。这项研究的另一位作者凯西·丹顿去过酒巴、夜总会和一些联欢会进行调查,她请一些饮酒者参与一项“饮酒对判断力的影响”的研究。自愿受试者(她总共找了40个人)接受了问询,并回答了科尔伯格的两难问题,他们回答了醉酒后驾车的道德问题(醉酒后应该继续驾车吗?如果你醉酒了但并没有感觉到醉酒怎么办?你是否会特别小心?),然后进行体内酒量测定。在大学里进行的后续会谈上,又会见了同样一批人,请他们回答另外两个科尔伯格两难问题,并问他们第一次会见后怎样回家的。

  丹顿和克雷布斯发现,在大学进行的道德发展检测上,人们得的分数比他们醉酒时高一些;事实上,第一次会见时体内的酒精浓度越高,他们所得的道德判断力分数越低。在他们处于清醒状态时,他们认为醉后驾车在道德上是错误的,并说,他们本人不会这么做,可是,当他们喝酒时,他们往往会采取不那么严格的道德标准。的确,除了一个人以外,第一次会见后,大家都没有开车回家,不管他们醉到了什么程度。

  这仅仅是克雷布斯努力在现实生活中测量道德发展的例子之一。在过去的几年中,他和同事已经进行过十一项研究工作,他们评估人们的道德判断力所利用的都是日常生活中的两难问题,而不是使用科尔伯格的两难问题。(有两个例子:一种生意上的两难问题-是否公开一些可能会使售出业务受损的信息;一项是亲社会两难问题——一位学生有个约会,几分种后就到时间了,他要去当一项心理研究的受试者,这时候,他碰到另一位吃药吃出问题来的学生,需要他的帮助。)在好几项研究中,志愿者都还谈到了他们在自己的生活当中碰到的一些两难问题。

  在20多年的时间里,克雷布斯一直在进行道德推理和行为的研究,特别是进行利他主义的研究。一个人为什么会花如此多的时间和精力来研究心理学中这样一个争议极多,而且不像心理测试、消费心理学和工业心理学一样会得出实际回报的领域?集中精力于道德发展的发展心理学家们的动机是各种各样的。有些是现实主义的60年代的学生,他们从那以后就与亲社会行为难分难舍了;还有一些是从宗教观点上来说对道德有兴趣的,但觉得心理学方法更现实,更有成果一些;再有一些专心致至的发展心理学研究者是纳粹大屠杀的幸存者,对于这些人来说,对人性当中富于人道的一面的研究是非做不可的工作,也是具有疗伤作用的。

    然后还有像丹尼斯·克雷布斯这样的人,他的理由是极其特别的。他于1942年出生于温哥华,是一位木匠的儿子,他父亲还发明了一种装置,可以增强电吉它的特殊音响效果。克雷布斯读高中的时候是顶类学生,还是学生会的主席,尽管他长得又瘦又高,还是一位得过奖的业余拳击爱好者。他14的时候,全家搬到了圣弗兰西斯科地区,他父亲在这里的电子音乐生意机会要大得多。这次搬家对年幼的丹尼斯来说有灾难性的影响。他在这里从一个上进心很强的青年人很快变成了少年犯。如他自己所言:

  我从一个当少年模范的地方来到一种我不能理解的文化生活当中,我不适应这里的生活,人们取笑我的一切——我的衣服,我的口音,我的行为。见到一位很棒的拳击手后,我很快就卷入了不停的打斗之中,而且也因此而得了很大的名声——这反而引起了更多的打斗,虽然我大部分时间都打了胜仗,但这也使我成了帮派的一部分。

  他开始逃学,打架,去商店偷东西。最终,他被抓住了,第一次当上了少年犯,接着又是第二次,在少年管教所呆了好几个月。他被保释出来,有一阵子的确没再惹事。可是,有一天夜晚,因为睡觉睡得太少,又喝了一些酒,他飞速地开车,东倒西歪地被警察拦住了。他们把他放了,可他离开时说了一些脏话,骂骂咧咧地走了。他不管警察闪着灯,鸣着警笛在后面追他,最后撞在了电线杆上。他没有受伤,但被关进了县监狱。在一阵狂怒的反抗精神鼓舞下,他打开了窗户上的锁,用床单编结成绳子溜走了,一路来到俄勒岗。他在这里消失在伐木营帐中,在这里拼命地工作,对人生进行了浓度思考,然后有了一个计划:

  我已经度过了少年期,得换个活法了。我决定回到温哥华,去大不列颠哥伦比亚大学上学。一开始我在伐木营里度过了半年,存够了足够上学的钱。然后,我上了大学。这时候,我已经20多岁了,比其他学生都大好几岁,而且有很重的落后感。因此,我学习极为认真,成了一个刻苦的学生,选修了不少课程,还兼了一些课后零工。

  1967年我25岁时毕了业,是得了心理学荣誉的顶尖学生。我申请去哈佛读书,想去那里拿一个博士学位,可是,当我被接受时,突然想到我一直就在恐惧当中生活着,有人可能会暴露我,因为我是一个逃犯。因此,我决定去自首。我回到了圣弗兰西斯科地区,自己跑去自首了——考虑到我已经成了一位大学生,当地起了一阵哄动,我成了报纸的头条新闻,电视节目还报道了我的情况——结果我被宽恕了。

  克雷布斯去了哈佛,在这所大学里花一年时间拿到了硕士学位,又花两年得到了博士学位,当时这算了不起的成就,而且更令人注目的是,在他的本科学习中,他一直就在哈佛大学打零工,当心理学和社会关系学入门课程的首席助手。他于1970年得到了博士学位,立即被哈佛录用,请他当副教授和本科教学的负责人,在那里呆了4年之久。然后,他来到西蒙弗莱泽大学,从1982年起一直就是这里的全职教授。在50岁的时候,他还一身清贫,一头长发,一脸娃娃相,没有人会想到他这样一位勤奋的学者,会有如此传奇般的一生。

  克雷布斯的履历表上登载有一系列发表的作品,其中大部分都是有关道德发展和利他主义的。他冷淡地说:“我对道德问题,尤其是从一种道德水平向另一种道德水平的发展问题有如此浓厚的兴趣,这也许并非偶然。”

认知发展

  在20年代,皮亚杰的早期出版物在欧洲和美国发动了对认知发展的现代研究。可是,在美国,这种兴趣很快就消退了;行为主义立即发展到了登峰造极的地位,它的后继者对这种他们认为是在唯心主义的旧瓶里装上了新酒的东西没有任何兴趣。可是,在60年代,当认知主义开始受到欢迎时,皮亚杰被重新发现了,以他的方式进行的智力发育研究又成了热门。

  然而,皮亚杰理论精简的大纲很快就模糊不清了,因为大批的博士竞选人和心理学家进行的成百次皮亚杰式研究所产生的成果修改了原来的理论,甚至向原来的理论提出了挑战。在过去30年的时间内,认知发展这个领域尽管还受到皮亚杰的影响,但它现在已经是一座生长过盛的花园,需要某个人以全新的综合性视点进行大刀阔斧的重新组织。

  然而,在这块没有清除杂草的花园里,有无数美好的东西在生长:一些发现给人以启迪,使人愉悦,有时候还会使观赏者大吃一惊。在这里,我们不追求完整无缺,甚至也不想如何具有代表性,而只是随手采摘几把30年的研究花朵和果实。

  记忆力:一个不能说话的婴儿,如果是刚刚出生的话,甚至连通过表情或者手势来表达认知都不可能,那么,人们是怎么调查他的记忆力的呢?研究者们已经想了很多聪明的办法来解决这个问题。在1959年进行的一项实验中,对不到一个月大的婴儿进行训练,使其在听到某种特定的声音时转动自己的头(他们在碰触面部时转头,然后得到奶瓶的奖励),一天之后,他们在听到响声时仍然转过头来。这种方法在不同年龄的婴儿身上试过,得出了有关记忆力成长的数据。

  在几个月大的婴儿中,用得最多的方法是通过前述的范茨法观察它们的眼部运动。由于婴儿看新事物时比看旧事物的时间长些,这种方法可以得出婴儿对所看到过的东西的记忆的直接指示。

  另一个方法是在1979年进行的一项实验里用到过的,这种方法需要一种活动的东西吊在婴儿床上;受试者从2一4个月不等。当婴儿踢腿时,研究者就让活动的东西自己动起来,婴儿很快学会踢东西,以便让活动的东西动起来。接着,他有一个星期的时间看不到这个东西,可当他看见时,他立即开始踢腿了。然而,如果两个星期过去了,他却不踢了。这一次,记忆力的成长又一次得到了准确测量。

  这样的记忆力(认知)与更为积极地利用起来的记忆力不太一样,后者涉及婴儿寻找一个被遮盖起来的物体。如果8个月或者9个月大的婴儿两次从两种类似的覆盖物下找回一种玩具,而且如果研究者然后把它放在另外一个覆盖物下面——在婴儿看着的时候——除非允许他在几秒钟的时间内寻找玩具,否则,婴儿会在他原来找到玩具的地方去翻找。他的记忆力在一个原始的水平上发挥作用。可是,几个月后,他不再犯同样的错误了。这种进步是因为某些大脑线路的成熟所致。大脑前皮层的某个特定区域被损坏的猴子总是学不会在正确的覆盖物下找东西。

  到5岁时,儿童毫不费力就可以记住好几千单词,可是,他们在听过一些慢慢地读出来的词后,能够记住的最长的数字也只有四位数这么长。到6岁或者7岁的时候,他们可以记住五位数字,到9-12岁时可以记忆住六位数字。可是,这种能力的增加来自成熟的部分没有来自如何记忆数字的知识这部分多。到上学之前,孩子们还不会“排演”(重复或者复习)信息,也不会使用相关的技巧。一年级小孩子的父母经常会感到奇怪,他们的孩子记不住当天在学校里发生的事情。可是,在学校里,孩子们慢慢地学会了记忆技巧,很快就知道了比如说如何想象自己在学校开始的时候自己在班上的情形,因而就能回忆什么事情在先,什么事情接在后面,哪些是再后来发生的。

  自我感、能力感:小孩子对自己的世界的探索,是衡量他不断灵敏的自我感和不断成熟的能力感的尺度。在9个月大的时候,孩子们还会用嘴咬物件,或者把东西砸得砰砰响,或者毫无目的地一次又一次地转动物件,可是,到第一年的末尾时,他们开始探索这些物体的实际用途:他们试着从一个玩具杯里喝水,对着玩具电话“说话”等等。他们对探索新地界产生了兴趣,有时候也喜欢爬到母亲看不见的地方。他们见到旋钮就拧,抓到转盘就拨;他们打开衣柜和壁柜,把所有的东西都抱出来。这些活动显示了许多发展心理学家们叫做“能力保持”的东西。探索行为与行为主义的理论相反,它不是受奖励行为的后果,而是自发和自我启动的;人类婴儿和孩子有一种调查其自身对物件发生作用、干涉事件的发展和扩大视野的能力的需要。

  另一项能力感成长的显示是,接近两岁的孩子在成功地建起了一座塔,把最后一片积木插到了正确的位置,或者给玩具娃娃穿好了最后一件衣服时会微笑,哪怕没有人在场他们也微笑。同时,孩子开始意识到自我的失败及其意义。杰罗姆·凯根及其同事注意到,在15个月和24个月大的孩子中,如果成人展示了某种高级的游戏,然后告诉他们该他们玩的时候会显示出一种焦虑。这种游戏可能是让玩具娃娃在锅里做菜,然后让两个娃娃吃饭,或者让三只动物散步,然后藏在一块布下躲雨。面对这样一种遵守相对较复杂的游戏规则的挑战,孩子会感到一阵烦燥,会哭,或者抱在母亲身上。凯根解释说,这是一个证据,证明孩子对不能记忆或者不能当着成人的面完成游戏的害怕,因为如果没有旁观者在身旁的话,孩子经常会尝试有法可依的游戏,或者完成其游戏的一部分。

  语言及思维:皮亚杰相信,语言在思维的发展过程中只起有限的作用,逻辑思维基本上是非语言的,而且是从行动中派生出来的。首先,对身边的世界做一些事情,然后,再在自己的心里完成这些东西的图象。苏联和美国的发展心理学家们找到了相反的证据。尽管有些思维是非语言的这一点是正确的,可是,语言是一套符号,可以让孩子们得到超凡的自由来通过心理控制这个世界,并按相应的方式对新的刺激产生行为,而不需要直接地体验(很烫,别碰)。著名的发展心理学家杰罗姆·布鲁纳长期以来一直认为,语言是孩子的符号系统中最为关键的一部分,“不仅仅对代表经验而言,而且对转变经验而言也是一种方法”。

  这里有一个研究证据,可以证明语言在思维中所起的作用:给幼儿园预备班的孩子们看三个黑色的方框,然后让他们选择一个,如果他们选择了最大的那一个,就对他们进行奖励。等他们学会了选择最大的一个时,再让他们看新的方框,最小的一个跟前面的三个方框中最大的一个一般大。然后,这一次又是选择了最大的方框就得奖励。可是,孩子们没有心理符号来告诉他们“总是选择最大的”,而是不断地选择前面得到了奖励的那一块,尽管这次根本就得不了奖。可是,幼儿园和更大一些的孩子们却很快就能够告诉自己选择“最大的一个”,不管实际的尺寸是多大。

  如果单词用来指导思想,则更复杂和更高级一些的问题也能解决。告诉一组9-10岁的孩子说,一边解决很复杂的问题,一边可以说话,另一组的孩子没有得到这样的指令。这些复杂的难题涉及到以最少的步骤把一些圆片从一个圈子里移到另一些圈里去。边做边念的那一组孩子更快更有效地解决了问题,而没有得到指令的那一组就慢些。有意地使用单词使他们找到试一种或另一种方法的新理由,因而有助于他们找到正确的答案。

  语言获取:发展心理学家和心理语言学家们(对语言获取和利用感兴趣的一些心理学家)在最近几十年里花了很多时间听孩子们讲话,他们揣摸着他们学习新词的速度有多快,寻找他们所犯的错误和纠正类型,等等。其中的一项发现是,孩子们是以相对一致的顺序发展或者获取新形式的(词尾、动词形式、介词)。在2-4岁的时候,他们的词汇量从几百个增加到平均2600个。(他们每月获取50多个新词。)他们先模仿听到的动词形式,然后对动词词根进行总结,合理地(但是错误地)假设,语言在所有的地方都是符合规则和一致的(“我了吃一块饼干,”“我了看见一只小鸟”),只是后来慢慢地学会使用不规则动词形式。他们很顽固地倾向于这些语法错误,如在下述这段由一位心理语言学家记录的对话中一样:

  孩子:没有人不喜欢我。

  母亲:不,应该说:“没有人喜欢我。”

  孩子:没有人不喜欢我。

  (这样的交换重复了8次。)

  母亲:不,现在仔细听我说;应该说:“没有人喜欢我。”

  孩子:哦!没有人不是喜欢我。

  他们在准备好了的时候会自己纠正自己的错误。很明显,他们获取了很多自己并不使用的语法元素,直到某个时候,他们在心里把自己说的话与某种存储的知识进行比较,然后看出两者之间的差别。

  吉米:(快7岁):我想到了您可能喜欢了的一件事情。

  母亲:你说什么?

  吉米:我想到了您可能喜欢的一件事情。

  有关语言获取的研究中最重大的一项进步是孩子理解句法的方法,句法是词汇在一个句子里的排列顺序,这种顺序表明词汇彼此之间的关系,因而决定一个句子的意义。1957年,B·F·斯金纳出版了一本书,名叫《言语行为》,他在书中完全以操作条件的方式解释了孩子的语言获取情况:当孩子正确地使用到了一个词或者句子时,父母或其他人会表示赞许,这种奖励会激励孩子下次也正确地使用它。

  可是,同一年,一位极聪明的年轻心理语言学家诺姆·乔姆斯基在他的《句法结构》一书中提出了极为不同的分析。他强调说,“一定有一些基本的过程在起作用,这些过程相当独立地来自于从环境中得到的‘反馈”’,大脑一定具有某种天生的能力,可以使语言产生意义。作为证据,他提出,孩子们会造出无数他们从未听到过的句子,这使通过条件制约进行模仿的说法看上去是对句法形成相当不足的一种解释。再说,孩子努力造出的一些句子虽然经常不合语法,但从来就没有严重违反语法规则。(他们从来就不造反向的句子。)最为重要的是,就算句子的意思是模糊的,孩子们总能够理解真正的意思;他们一定具有某种天生的能力来感受句子的“深层结构”不管“表层结构”到底是什么样子的。乔姆斯基举的一个例子:

  约翰容易逗乐。(John is easy to please.)

  约翰急于逗乐。(John is eager to please.)

  这两个句子的表层结构是一样的,可是,如果你想以同样的形式拆解这个句子,只有一种才有意义:

  It is easy to please John.(容易逗乐约翰。)

  It is eager to please John.(急于逗乐约翰)

  没有哪个孩子会犯这样的错误;每个孩子都能理解深层结构。第一句里面的“约翰”是“逗乐”的“深层次宾语”,因此,拆解的句子说得通。可是,第二句中的“约翰”是“逗乐”的“深层次主语,”因此,任何拆解只能采取“约翰急于逗乐(某人)”的形式。对深层次结构的理解不是从表层结构或者单凭经验的方法得来的,感受深层次结构的能力是天生的。(可是,乔姆斯基本人或者任何心理语言学家都不曾说过语言本身也是天生的,而只是说,孩子具有一种天生的资质,可以辨认并解释句子的深层次结构。)

  有趣的是,乔姆斯基是通过研究语言本身和婴儿行为,而不是通过进行实验得出这个结论的。不过,有一次,心理学家乔治·米勒和其他好几位参与者在乔姆斯基主持的一次座谈会上的确劝说他做一次实验。乔姆斯基曾说过,当一个句子有可能具有两个意思时,讲话的人不能通过音调来搞清楚哪一个是正确的意思;两个句子的深层意思是一样的,而正确的意思是通过上下文来说明的。他举了一个例子。“Flying planes can be dangerous.(开飞机可能是危险的。)/(飞行中的飞机可能是危险的。)”一位与会者向他发难,要他证明他的说法。乔姆斯基写了两段话,在其中一段里,一些住在机场附近的居民抱怨说,他们生活在恐惧中,因为飞行的飞机是很危险的;在另外一段中,居民催促市长说,不要自己开飞机,因为开飞机是很危险的。10位自愿者录了两段的音。乔姆斯的妻子卡罗尔把所有出现这句话的东西都接起来,实验者问参加座谈会的人说哪一句话的解释是讲话的人心里想的意思。“结果完全是随机的,”米勒回忆说。“奥利佛·莱希(发难者)很是惊讶,竟然没有人看出在他看来十分明显的意思。乔姆斯基无动于衷,他早就知道实验会得出什么结果。”

  智力发育:研究者们设计了许多比皮亚杰更好的一些实验方法,多半是单调乏味的,可有时候也有创造性的方法。如前所述,这些方法的确得出了极为重大的修正意见,还有一些是对他的部分工作的全盘否定。一些例子如下:

  ——小到4个月的婴儿的心率在一个物体消失时会加快,这个物体又回来时也是一样,这表明有了惊讶感。它说明,与皮亚杰的理论相反的是,婴儿期望物体继续存在。(可是,它们在物体消失后会立即忘掉这个东西,这一点依然是正确的。)

  ——皮亚杰曾就“数字守恒”测试过孩子(就是认识能力,比如说,六个排得很近的东西跟排得很开的六个东西数字是一样的。)他的结论是,除非孩子们到了约7岁时的具体操作阶段,否则他们不能获得这个认识。可是,最近,一些研究者们利用了不同的一些实验方法,如罗克尔·格尔曼的“魔术”法。在这种方法中,实验人员把一块板上的一组玩具老鼠偷偷拿走一只,或者偷偷增加一只,这些动作都是在用布盖着板的时候进行的。5岁甚或更小些的孩子能够分辨出多了或者少了,而且还会说,增加或者拿走了一只。

  ——一些研究孩子们采取别人的观点的研究者利用了比皮亚杰更为自然的一些方法。他们不问一些东西从不同的角度看上去是什么样子,而是让孩子们与不同的人谈话,讲出他们对玩具工作原理的理解。令人吃惊的是,连4岁的小孩也会使用一些较短的简单句子与两岁的孩子谈话,而与成人谈话时却使用较长和复杂一些的句子。很明显,学龄前儿童比较不那么以自我为中心,也比皮亚杰所认为的更有能力站在另一个人的立场上。

  ——皮亚杰说,孩子是在几年的时间内慢慢获得对因果关系的理解的。后来的研究者们说,他之所以得出这个结论,是因为他请孩子们解释是什么东西引起风和雨的,机器怎么工作的,以及其它一些超出他们的能力范围的问题。如果人们请他们回答一些他们很熟悉的问题,其结果可能不一样。在这样一次实验中,孩子们看见一个球在一只大盒子里顺着一个坡滚下去,然后不见了,这个时候,盒子里藏着的一只玩具娃娃跳出来了。然后,这只实际上由两部分构成的盒子被拉开了,原来在盒子的另一半中看着滚走的球很明显不能够跑到盒子的另一半里面去,可是,玩具娃娃还是从里面跳出来了。这时候,4-5岁的孩子们会大笑起来,他们吱吱地笑着,身体扭动着,并说出像“这是玩的把戏,是吧”?很清楚,他们感觉这事情按理不能发生的。

  --若干心理学家们以大量实验为基础提出,人类智力成长不是以分界很清楚的阶段完成的,不像皮亚杰所描述的那个样子。有很多互相重叠或者逐渐的变化,而不是他的模型所描述的样子。还有证据证明,有时候,孩子能在完全掌握他那个阶段的能力前完成——或者经过训练后完成——某些较高级的心理任务。心理发展步骤的顺序并非一成不变的。再说,孩子经过训练以后,有时候可以思考超过他们目前的阶段的问题。

  因此,许多发展心理学家虽然一方面接受皮亚杰总体的智力发展理论,可是,他们现在认为,他的阶段论太生硬了,而且有限。安大略教育研究学的罗比·凯斯已经掌握了大量证据以支持他自己雄心勃勃的四阶段论,这四个阶段都有四个平等的子阶段。这只是许多尝试中的一个,大家都想重构皮亚杰的结构,这样,它就可以容纳30年来许多极有价值的发现。目前,哪一种理论会流行起来还是个疑问。可以在认知发展心理学中处于统治地位的理论将会象征皮亚杰的基本概念,可它会远远超过皮亚杰理论,就像爱因斯坦的理论象征了,但远远超过牛顿物理学一样。

从头到尾的发展

  发展心理学最新的潮流在四个世纪以前就已经初现端倪了。就是由所有外行心理学家中感觉力最为灵敏的一个人提出来的,他就是威廉·莎士比亚。跟皮亚杰和他的跟随者们不一样,莎士比亚在《皆大欢喜》一剧著名的独白“世界是一个大舞台”中,提出了一种整个一生和比较不那么理想化的图景,而皮亚杰却认为发展是在少年期以前就已经大部完工的工作。在独白中,雅克提出了人生的“7岁”,从“婴儿,/在乳姆的双臂中咪咪叫,吐奶”开始,最后到“返老还童,然后毫无感觉,/牙齿没有了,老眼昏花,食不甘味,什么都没有了”。

  早在20年代,一些心理学家就开始认为发展是人一生持续不断的过程了。这时候,如前面所述的好几项重大的实验已经开始。可是,他们的目标主要是要衡量在几年时间内的变化,而不是检查产生这些变化的过程。然而,1950年,心理分析学家和发展心理学家埃里克·艾里克松首次提出了终生发展的详细过程模型,他的基础是他自己对一些主要的心理社会挑战的分析,这些挑战在生命的八个阶段的每一个阶段都面对着这个人,还有这些挑战所带来的那些变化。

  艾里克松(1902-)虽然从来没有得到过高等院校的学位,可是,他在五十多年的时间内一直是在这个国家极受尊敬的发展心理学家之一,并在好几所著名大学担任过教授职位。他父母是丹麦人,信清教的父亲在艾里克松还没有出生的时候就离开他的犹太母亲了,后来,她就嫁给了一位德意志-犹太族儿科医生。艾里克松两头都不是人,在学校,他因为是犹太人而受人耻笑,在犹太会堂他又被讥笑为犹太异教分子,因为他长得金发碧眼。这样的经历让他对在发展过程中通过斗争来达到自我认识发生了兴趣。

  在他的青年时代,艾里克松学习过艺术,并作为画家工作过几年,可在罗马的旅行中,他仔细看过米开朗基罗的作品,再考虑他自己的作品,突然间有了一阵强烈的自卑感和焦虑,竟致于跑到维也纳去找安娜·弗洛伊德对自己进行心理分析了。结果他不仅排遣了焦虑,而且树立了一个新的目标:他研究心理分析,并成了业余的分析师。

  当纳粹于1933年在德国上台后,艾里克松同妻子先移民到丹麦,然后到了美国。他以心理分析行医,在哈佛大学、耶鲁大学和芝加哥大学教书(最终回到了哈佛大学),在贝克莱大学参加过一些纵向研究活动,与人类学家一起呆过一阵子,调查过两种美国土著文化。从他自己多种多样的经历中,他感觉到人类的发展是一项终生的活动,在这些发展过程中,人会经历一系列心理斗争,每项斗争都有生命各个阶段的特点,每种都会被新知识的获取和性格的发展所解决。

  第一个阶段,即婴儿期的中心议题是基本的信任与不信任之间的冲突。在与有爱心的父母的关系中,婴儿解决了这个危机,学会了理解互相依靠和相亲相爱,并得到了信任。在第二个阶段,即儿童时期的早期,这期间的斗争是孩子对一种自理的需要与怀疑及羞耻感之间的矛盾。如果让孩子在合适的指导之间体验自由选择和自我控制,孩子会通过学习规则的重要性而解决危机,并获取自我控制或者意志。就这样,每一个阶段都代表一种危机,每一个阶段都会增加一些性格,长此以往,如果每个阶段的过渡都平稳的话,孩子就会使自己与社会达成更大的调和。

  下面就是艾里克松的终生发展观。每个阶段都比前一个阶段更高一级。

阶段:冲突/成功解决

  1.婴儿期:基本信任对基本不信任/信任

  2.儿童早期:自理对羞耻/意志及独立

  3.游戏阶段:自发对内疚/目的

  4.上学阶段(6-10岁左右):勤奋对自卑/能干

  5.少年期:身份对角色混乱/自我感觉

  6.成年早期:私密性对隔离/爱

  7.成年中期:生殖与停滞/关心别人;事业有成

  8.老年:自我完整对绝望/智慧;完整的感觉,足以抵挡生理退化。

  如果不能平稳地渡过任何一个阶段,正常的健康发展就会受阻。比如,一个没有人关心和爱护的婴儿也许永远不能学会信任别人,这是一种缺失,它会影响或者扭曲以后的一些发展阶段。一位少年,如果他的父母对他管束太严,也许不能顺利通过第五阶段,不能获得独立的身份感,结果一方面会成为“长不大的孩子”,另一方面可能会反骨丛生。

  艾里克松的理论在发展心理学向生命周期观点的转变中起了非常大的作用。造成这种转变的另一个重要影响,是几十年来一直就在进行之中的许多重要的纵向研究所提供的大量生命周期数据。第三个影响是二战后那批处于“生育高峰”期的人从儿童向青年及中年的过渡,以及随之而来的65岁这批人口的增加,这两种因素都迫使社会科学工作者和立法者把注意力集中到有中年及老年特点的一些变更和问题上来。

  向生命周期观点的转变,在50年代慢慢地开始了,在60年代有所抬头,在70年代成了绝对的潮流。在这10年当中,哥伦比亚大学洛衫机医学院的罗杰·L·古尔德在好几篇文章中理出了成人生命阶段发展的理论。达塔毛斯大学的心理分析师乔治·E·维伦在《适应生命》一书中也做了类似的事情。耶鲁大学的心理学家丹尼尔·J·利文森在《男人生命的四季》中如法炮制;作家盖尔·希茜把这些信息通过她的畅销书《转折:成人生活可预测的危机》传达给了大众。到1980年,尽管大部分发展心理学研究仍然还在处理生命早期的一些问题,可是,发展在整个生命中以阶段的形式进行的观点已经深入人心,成了发展心理学的主导范式,也成了文人圈中的共同观点。

  目前的生命周期发展论与艾里克松的观点不一样,前者是多元论的,它要解决发展的所有方面,而不仅仅是心理社会方面。它解释一个阶段一个阶段的变化,从性格、社会关系、到从生物学影响的角度看到的认知、与年龄相关的心理变化以及社会及环境影响,这些变化与特定的年龄相关,也与那些可能在任何年龄产生的东西相关。再说,艾里克松乐观的看法是,正常和健康和发育是向上发展的,而最近几年最为流行的全生命周期发展论的音调是,实证主义的,是实打实的现实主义。它认为,成人阶段之后的发展是一系列变化,而不是一种向上的持续运动,它是对变化的现实而不是过程的适应。

  这并不是说,今天的全生命过程发展论就是悲观的,说真的,它的有些发现还是令人鼓舞的。这里有几个例子。

  少年期:有关少年期阶段的许多新资料涉及一些熟悉的话题:性行为、社会发育、挣脱父母的约束而获取自我解放、有关自我形象和焦虑等的问题。可是,长期以来,人们一直认为少年期是一阵内部混乱,可是,好几种最新研究却提出了相反的意见,认为在少年期的大部分时间内情形并非如此。一项研究报告说,虽然百分之十一的少年有严重的周期性麻烦,百分之三十二的少年有间歇性、条件性的问题,可是,百分之五十七的人“在少年时代的早期基本上是良好和健康的发育”。虽然吸毒、嗜酒、抽烟和性行为在少年时期有所增多,并引起部分少年严重的麻烦,可是,一个研究小组说,这些行为更多情况下是“故意的、自我调节的,旨在对付发育的问题”。

  成人“危机”:成人发展研究的中心一直就集中在男女都必须实现的紧张转换,特别是在约40-45岁的时候,这时,他们也许认为自己的事业已经到顶了,梦想褪去了色彩,孩子们开始远离家庭,朝气蓬勃的身体也开始走下坡路了。流行作家希茜称这种情况为“可预见的危机”;大部分研究者却把这些叫做痛苦和费神的“转换期。”

  一个小组发现,只有一些男人才有中年危机,其中的大部分人要么兴旺发达,要么胡乱应付。其它一些小组发现,成人性格并非一成不变,坚不可摧的,并非像以前所认为的那样完全由儿童时期的经历所决定。许多成年人可以作出足够多的适应以成功转向新的生活环境。如保尔·默森及合著者在《心理发展:全生命周期的探索》中所言:“也许,对性格和老年最为重要的研究结果,就是重新认识到了性格可以在生命的任何时期得到改变。”

  老年:老年发展变化早已成为一代人的研究领域,在过去的15年中还是一个主要的研究领域。大部分研究集中于由走下坡路的生理能力、慢性病、心理功能的减缓、退休、离异独处、朋友的去世和其它损失带来的心理变化。对于这样一些变化,在50年代晚期于堪萨斯城进行的老年研究的基础上,广为接受的一种看法是,共同和有益的适应是“脱钩”——放弃有压力的一些角色以减轻压力,自愿退入“老年子文化圈。”可是,由心理学家罗伯特·J·哈维格斯特及其同事对堪萨斯城的资料进行的重新分析,再加上在杜克大学进行的一项25年的纵向老年研究都显示,情况并非如此。有些人选择了脱钩,而另外一些人却是因为身体不好而被迫如此的,可是,大部分老年人还在坚持他们的社会活动,并适应了忍受亲朋好友的故去,他们扩大接触范围,与年轻人,特别是家人多多接触。再说,他们大部分人都比那些脱了钩的人更满足,心理更健康。

  几十年来,心理学家曾测量过不同年龄层次的智商,并发现了在成人向老年生活的转化当中出现了稳定的智商下降。可是,发展论方法显示,这是测试引起的人工结果,而不是现实。老一辈人接受的教育普遍较少,与测试的经验也少些,年轻的一辈两者机会都多些。在长时期内测试和重新测试同一批人的纵向研究发现,在70岁以前并没有明显的智力减退,而有些人,只在80岁以后才有一些并不严重的减退,只要他的大脑没有得病,或者没有其它严重的身体毛病。

  在中年晚期和以后,许多人抱怨自己的记忆力减退了,而最新的研究显示,大部分人在50岁以后,其记忆力的确有缓慢的下降。尽管这使很多有记忆力减退毛病的人大为吃惊,可是,这都是正常的现象,并不是说一定就会得阿尔兹海默氏病。这只是轻微的变化,直到80岁以后才有可能变得严重起来,而且在大多数情况下,都是可以通过助记术和其它一些方法的使用,减除过量的药物使用来加以改善的。

  发展心理学也许看上去完全成熟了。它包容了人类的一生,对变化的原因采取了更广泛的看法,也有充足的证据证明,发育的确是一个阶段一个阶段地进行的。

  尽管如此,这个研究领域仍然处于一种无序的状态。有不止一种阶段论,至少有十几种主要的理论,还有更多的次要理论。这些理论在某些方面是共同的,而在另外一些地方又彼此不同。生命周期发展心理学实际上不是一种察看受试者的理论,它是一种方法,可以同时容纳和综合不同的理论。也许,它永远也不能超出这个范畴,如在本章多次说过的一样,发展心理学是如此广泛的一个领域,它可能需要一连串的理论而不是一种总括一切的理论。

  这并不是说要诋毁发展心理学,自然科学的王后物理学就有同样的限制。许多物理学家都相信,有一种理论可能解释物理学中的四种力(原子核里面的强力、约束某些粒子的弱力、电磁力和引力),可是,从来没有人能够形成这样一种理论。也许根本就没有这样一种理论。或者,也许任何统一性的解释都会超出思维之眼的范围,就像无线电波是人眼本身所不能看见的一样。

  当心理学还是哲学家们所考虑的问题时,各种理论看上去都能解释一切;当它成为一门科学时,已经很难构架总括一切的理论了。很明显,这个领域越是科学,人类能够设计一种无所不包的解释性心理学理论的可能性就越小,哪怕在心理学中最大的分支——发展心理学中亦是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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