批判林彪与孔老二的反动文艺观

江天 (1974.03.14)

文艺,是整个思想文化战线的一个重要方面。在这块剥削阶级曾经长期霸占的“领地”上,从孔老二到林彪代代相传的反动思想,流毒极深。彻底批判林彪和孔老二的反动文艺观,是批林批孔运动中一项重要的战斗任务。

孔老二是顽固地维护奴隶制的反动派,也是制定和推行为反革命复辟服务的文艺路线的祖师爷。叛徒、卖国贼林彪,是一个地地道道的孔老二的信徒。他不仅在政治路线上捡起了孔老二“克己复礼”的黑旗,在文艺路线上也承袭了孔老二的衣钵。林彪和孔老二,都是利用文艺搞反革命复辟的阴谋家,都是维护旧文艺、打击新文艺的反动派,都是唯心主义、形而上学文艺理论的狂热吹鼓手。因此,把林彪和孔老二的反动文艺观加以对照批判,对于我们进一步认清林彪反革命的修正主义路线的极右实质,肃清从孔老二到林彪的反动文艺思想的影响,继续搞好无产阶级文艺革命,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

利用文艺为反革命复辟制造舆论

历史的经验充分证明:各个阶级都要利用文艺为本阶级的政治路线服务。革命的阶级把文艺作为夺取政权和巩固政权的舆论工具,反革命的阶级也总是利用文艺为其复辟阴谋鸣锣开道。林彪和孔老二,都是利用文艺搞反革命复辟的阴谋家。

二千四百年前的春秋末期,正是奴隶制向封建制过渡的历史转折点。当时,奴隶起义此起彼伏,新兴地主阶级的革新活动方兴未艾,腐朽的奴隶制度分崩离析,岌岌可危。为了复辟奴隶制,孔老二扯起“克己复礼”的黑旗,并炮制了一套从属于这个反动纲领的反动文艺主张。他宣扬文艺是和“复礼”相呼应的①,叫嚣制礼作乐,绝不能离开“复礼”这个政治目的②。他认为诗歌有“兴”、“观”、“群”、“怨”的政治作用,即可以激发奴隶主贵族的复辟热情,可以考察奴隶制政治的得失,可以加强奴隶主阶级内部的团结,可以对奴隶主头子的朝政进行讽谏。他还吹嘘什么要想改变不合于奴隶制度的社会风气,没有比音乐更好的了③。凡此种种,充分反映出孔老二利用文艺搞复辟的恶毒用心。

资产阶级野心家林彪,在进行反革命的复辟活动中,和孔老二一样,也紧紧抓住了文艺这个武器。

六十年代初期,反革命的修正主义文艺黑线还在文艺领域专我们的政,帝王将相、才子佳人、牛鬼蛇神充斥着舞台。针对文艺界这种严重的阶级斗争,毛主席于一九六三年十二月十二日在关于文学艺术的批示中尖锐指出:文艺界“问题不少,人数很多,社会主义改造在许多部门中,至今收效甚微。许多部门至今还是‘死人’统治着。”“许多共产党人热心提倡封建主义和资本主义的艺术,却不热心提倡社会主义的艺术,岂非咄咄怪事。”这一光辉批示,击中了修正主义文艺黑线的要害。正在这时,林彪跳了出来,叫嚷什么文艺工作的“方向问题解决了”,公然同毛主席的批示大唱反调,而与负隅顽抗的刘少奇一伙相互呼应。林彪鼓吹“方向问题解决了”的谬论,其实质就是要维护修正主义文艺黑线的统治,妄图改变文艺为工农兵服务的根本方向。林彪还鼓吹文艺创作要向资本主义、修正主义的文艺看齐,说什么“要争取够得上在世界范围内比的水平”。好一个“争取”,好一个“够得上”!寥寥几字,活画出这个帝、修、反乏走狗的嘴脸,也充分暴露出他所提倡的文艺方向到底是什么货色!

林彪和孔老二一样,深藏着复辟的希望,并力图把复辟希望变成复辟行动。

为了维护没落的奴隶制,孔老二曾带领一帮门徒,周游列国,到处进行反革命复辟活动。在东奔西窜中,孔老二一再乞灵于文艺,几次击磬弹琴,寄托他“道不行”的哀伤,表达他“知其不可而为之”的反革命决心。最后,孔老二象丧家之狗,回到鲁国,仍贼心不死,在修订《春秋》,大写变天账的同时,通过整理《雅》、《颂》,制造反革命舆论,以征服人心,顽固地要把历史的车轮拉向后退。

林彪在利用文艺搞复辟方面,比起他的祖师爷孔老二来,有过之而无不及。林彪篡党夺权的狼子野心早已有之,林彪利用文艺搞复辟的阴谋活动也由来已久。林彪和他的死党陈伯达之流,早就通过题词赠诗,恶毒攻击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攻击无产阶级专政,并互相吹捧,鼓劲打气。一九六六年,正当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蓬勃兴起,林彪公然大念反革命政变经,别有用心地鼓吹了一批政变戏,透露出他急于要篡党夺权的蛇蝎心肠。一九六八年,林彪一伙又妄图利用音乐、电影等艺术形式,歪曲历史,为自己树碑立传。在九届二中全会上发动反革命政变失败以后,林彪一伙狗急跳墙,躲在阴暗的角落炮制《“571工程”纪要》,策划反革命武装政变,进行垂死挣扎。根据这个政变纲领,他们拚命抓文艺。早在一九六九年,林彪炮制了一首黑词《重上井冈山》,叫嚣什么“志壮坚信马列,岂疑星火燎原”,猖狂攻击毛主席,要翻历史的案,并把自己打扮成“英雄”和救世主。为了配合反革命武装政变,他的死党还利用文艺,吹捧林彪是什么“非凡的天才”,“一贯正确的英明的领导者”。就这样,林彪一手抓枪杆,一手抓文艺,疯狂地大造反革命舆论。他满以为这么一来,就能搞反革命政变,建立林家法西斯王朝的美梦,似乎也就可以实现了。

但是,林彪的这番如意算盘,不过是一场幻梦。他跳出来要跟无产阶级较量,结果只能是以卵击石,粉身碎骨。林彪一伙为搞反革命复辟而炮制的文艺毒草,同当年孔老二删述的“经书”一样,成了他们彻底失败的历史纪录。

鼓吹旧文艺,打击新文艺

政治上搞复辟,文艺上必然搞复古。复辟和复古,目的都是反对革命,反对进步,都是“以种种努力去保持旧事物使它得免于死亡”。林彪和孔老二在文艺上都是顽固的复古主义者。

孔老二生活的时代,“礼崩乐坏”,以西周“礼”“乐”为主要内容的奴隶主贵族文化,处于全面崩溃之中。孔老二公然以“信而好古”自我标榜。他摆出一副卫道士的面孔,把腐朽的奴隶主贵族文化,吹捧得天花乱坠。他宣称:“周朝继承了夏、商两朝的传统,它的文化是多么繁荣昌盛呵!我追随周朝。”④《韶》乐,据说是虞舜时的古乐,主题是歌颂“禅让之德”的,这很合乎孔老二反对奴隶造反、反对新兴地主阶级革新活动的政治口味,于是他竭力鼓吹,把它说成是“尽善”“尽美”。有一回,孔老二在齐国听到演奏《韶》乐,简直着了迷,竟至于“三月不知肉味”。孔老二就是这样狂热迷恋“古乐”,念念不忘搞复辟。他曾经明明白白地说过,要治理国家,就必须“实行夏朝的历制,沿用殷朝的车制,恢复周朝的服制,采用西周盛行的《韶》、《武》”⑤。孔老二提出的这个治国方案,正是对他搞“复古”“颂古”的政治动机的一种说明。

林彪也是一个没落文化的忠实卫道士。孔老二美化奴隶主文化,林彪也吹捧奴隶主文化。林彪公然颠倒了“源”和“流”的关系,别有用心地把剥削阶级文化与社会主义文化混为一谈,胡诌什么“希腊、罗马的古典文化”是“两千年来世界思想的根源”。林彪不仅吹捧洋的奴隶主文化,而且还特别尊崇他的祖师爷。他把孔老二传下来的那套“儒家的学说”,贴上“历史唯物主义”的标签,说成是中国文化的源泉,并对反映“德、仁义、忠恕”这类孔孟之道的“礼记、四书和古文诗词”,加以美化赞叹。充塞在旧戏舞台上的帝王将相、才子佳人、牛鬼蛇神,宣扬的都是“忠孝节义”之类的封建道德。而林彪却躲在他的黑窝,炮制出所谓“忠孝节义是封建的,用其内容”的修正主义谬论,妄图让牛鬼蛇神重新霸占文艺舞台。林彪的这种谬论,不是什么新鲜货色,不过是刘少奇“宣传封建,不怕”的狂呼乱叫和文艺黑线头目们鼓吹的“忠孝节义有人民性”等等奇谈怪论的翻版。应该强调指出,林彪的这套宣扬“忠孝节义”的江湖骗术,既拙劣,又毒辣。他在文艺上为牛鬼蛇神护法,是与他在政治上为地、富、反、坏、右鸣冤叫屈相呼应的。而这套伎俩,也完全是从孔老二那里照搬过来。孔老二不是叫嚣要“兴灭国,继绝世,举逸民”吗?林彪则狂呼要对无产阶级专政的敌人“一律给予政治上的解放”!林彪在文艺舞台上“解放”牛鬼蛇神的主张,正是为他妄图在政治舞台上“解放”地、富、反、坏、右这一反革命政治纲领服务的。因此,林彪在文艺上的“复古”“颂古”,也绝不是什么“发思古之幽情”,而是同他时刻梦想复辟资本主义的狼子野心密切相关的。

复古必颂古,颂古必非今。林彪和孔老二,不仅是维护旧文艺的吹鼓手,而且是扼杀新文艺的刽子手。

春秋末期,随着奴隶制的解体和封建制的崛起,在郑、卫、齐、宋这些地主阶级势力强大的国家里,开始出现一种被称为“郑声”或“郑卫之音”的新乐。这种新乐,比较活泼,不拘陈套,反映了新兴地主阶级的进步要求。它的出现,对一向处于正统地位的“雅乐”,是一种沉重的打击和威胁,因而引起没落奴隶主贵族的恐惧和攻击。孔老二是这场反革命文化围剿的首恶。他对“郑声之乱雅乐”,表示深恶痛绝,并给“郑声”加上“淫邪”的罪名。他提出了“放郑声”的反动口号,主张用取缔禁绝的办法,对“郑声”加以排斥和打击。

林彪对于以革命样板戏为标志的无产阶级新文艺,也是怕得要死,恨得要命。在两个阶级、两条路线激烈搏斗中诞生、成长的革命样板戏,是实践毛主席革命文艺路线的伟大成果,是无产阶级文艺的光辉典范,是无产阶级在文化领域中对资产阶级实行全面专政的重要标志。林彪一伙极端仇视革命样板戏,并利用他们窃取的那一部分权力,使用种种卑劣手段,对革命样板戏进行攻击破坏,妄图达到扼杀革命样板戏,反对无产阶级文艺革命的罪恶目的。他们时而打着“修改、提高”的幌子,把革命样板戏篡改得面目全非,时而阴谋另立黑样板,以便同革命样板戏分庭抗礼,最后挤掉革命样板戏。他们打击、迫害革命文艺战士,真是猖獗狠毒,无所不用其极。

新陈代谢,推陈出新,新生的革命的事物必然战胜腐朽的落后的事物,这是一条不以人们意志为转移的历史规律。“倒退是没有出路的。”“凡属倒退行为,结果都和主持者的原来的愿望相反。”林彪一伙的捣乱破坏,和当年的孔老二一样,只能以失败告终。一切阶级敌人对革命样板戏的咒骂和攻击,丝毫无损于它的光辉。经过阶级斗争风雨的战斗洗礼,以革命样板戏为标志的无产阶级新文艺,更加倔强峥嵘,繁花满枝,显示出强大的生命力,成为巩固无产阶级专政,防止资本主义复辟的有力武器。

宣扬唯心主义的文艺理论

长期以来,林彪大肆贩卖唯心主义的文艺理论,妄图毒害劳动人民,腐蚀文艺队伍,以达到复辟资本主义的罪恶目的。他用“灵感论”反对唯物论的反映论,用“人性论”反对阶级论,用“无冲突论”反对马克思主义的斗争哲学。林彪这套修正主义文艺理论的一个重要来源,也在孔老二那里。

林彪鼓吹的“灵感论”,是彻头彻尾的唯心论的先验论,是孔老二的“天命论”、“天才论”在文艺理论上的变种。孔老二之徒宣扬什么“应感”,林彪也大谈什么“灵感”。他宣称文艺创作的关键就是要抓住“灵感”。而所谓“灵感”,“往往如同电光石火,稍纵即逝”,因此,“必须及时抓住不放”,“要‘思丝不断’”,这样就能把这些“思想零件”“逐渐装配起来”。这真是欺人之谈!毛主席明确指出:“作为观念形态的文艺作品,都是一定的社会生活在人类头脑中的反映的产物。”一切文艺作品的源泉只能是人民生活,而决不是什么虚无缥缈的“灵感”。林彪宣扬“灵感论”的目的,是反对文艺工作者深入生活,和工农兵相结合,改造世界观,从而把文艺队伍引向修正主义的死胡同。林彪贩卖的“灵感论”,不仅是毒害文艺工作者的砒霜,而且是阻挡工农兵从事文艺创作的一道堤坝。按照林彪的说法,搞创作,必须要有“灵感”;这种神秘莫测的“灵感”,只会在“长得好”、“特别灵”的“脑袋”中“迸发”,而在普通工农兵的脑筋里是根本不可能有的。从这个政治骗子兜售“灵感论”的叫卖声中,我们不是可以清楚地听见孔老二“唯上智与下愚不移”之类的“遗音”吗?

林彪宣扬的“人性论”,从孔孟之道那里也可以找到根源。孔老二鼓吹什么“性相近”、“泛爱众”;孟轲也大肆宣扬什么人之性善,人皆“同嗜”、“同听”、“同美”、“同心”,即所谓美学趣味和道德观念等等,人人相同⑥。林彪对此心领神会,还把这套黑货,拿到文艺界推销。他露骨地提出了“写人”的口号,胡说什么各种体裁的文学创作,就是“写人”,“写人的活思想”。无独有偶。林彪的死党陈伯达早就提出过“人的文学”的口号。两个骗子一个调,弹奏起“人性论”的迷魂曲。世界上根本不存在什么抽象的“人”,也根本不存在什么抽象的“人性”。马克思说得好:人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毛主席也曾经指出:“只有具体的人性,没有抽象的人性。在阶级社会里就是只有带着阶级性的人性,而没有什么超阶级的人性。”林彪之流抽掉了人的阶级性,鼓吹文艺去写抽象的“人”,抽象的“人的活思想”,实质是提倡文艺表现地主资产阶级的人性。

宣扬人性论,就必然要在哲学上奉行“中庸之道”,在文艺上鼓吹“无冲突论”。孔老二是中庸之道的“始作俑者”。他把中庸之道应用到文艺理论上,宣扬“和”是“乐”的根本,把“思无邪”、“温柔敦厚”等作为文艺作品的最高标准。林彪深得祖师爷的真传,大叫“中庸之道……合理”。在文艺上,他学着孔老二所谓“温柔居中,以养生育之气”⑦的腔调,鼓吹什么“养人”文艺,主张文艺作品“要象水一样”,“能解渴”,“能养人”。

哲学上的中庸之道,文艺上的“无冲突论”,其要害都在于主张阶级调和,主张折衷,反对斗争,反对革命。孔老二鼓吹“温柔居中”的“君子之音”,反对“杀伐”“为乱”的“亡国之声”⑧,显然是为了反对奴隶造反,反对新兴地主阶级的革新活动,顽固地维护没落奴隶主贵族的统治秩序。林彪鼓吹“养人”文艺,其罪恶用心在于宣扬“阶级斗争熄灭论”,反对文艺反映社会主义历史阶段的阶级斗争,反对文艺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

林彪和孔老二散布的反动文艺观,反映了行将灭亡的反动阶级利用文艺搞复辟的反革命理论和反革命策略,是革命人民识别敌人、战胜敌人的一份珍贵的反面教材。

当前,文艺战线的形势一派大好。在毛主席的革命文艺路线指引下,文艺舞台春光明媚,百花盛开,呈现出繁荣兴旺的新景象。文艺战线的大好形势是斗出来的。但是,一小撮阶级敌人决不甘心他们的灭亡,他们总是要和我们较量的。我们一定要提高阶级斗争的警惕性。事实证明,阶级敌人在文艺战线上发动进攻时,总要乞灵于孔老二和林彪这类反动头子的文艺观。最近冒出来的晋剧《三上桃峰》,不就是利用文艺搞反革命复辟的大毒草吗?不就是渗透着“人性论”、“无冲突论”等等毒汁的大杂烩吗?因此,肃清林彪和孔老二反动思想的流毒,是文艺战线一项迫切和长期的战斗任务。

斗则进,不斗则退,不斗则垮,不斗则修。让我们紧握革命大批判的武器,向林彪、孔老二之流的反动思想体系发动猛烈的进攻,在战斗中保卫无产阶级文艺革命的成果,在战斗中迎接无产阶级文艺革命更加灿烂辉煌的胜利!

注:

①“歌乐者,仁之和也。”(《孔子家语·儒行》)

②“人而不仁,如礼何?人而不仁,如乐何?”(《论语·八佾》)

③“移风易俗,莫善于乐;……”(《孝经》)

④“周监于二代,郁郁乎文哉!吾从周。”(《论语·八佾》)

⑤“颜渊问为邦。子曰:行夏之时,乘殷之辂,服周之冕,乐则《韶》《舞》……”(《论语·卫灵公》)

⑥见《孟子·告子上》

⑦见《孔子家语·辨乐》

⑧同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