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田汉的一个反革命策略——从《关汉卿》看田汉用新编历史剧反党的罪行

辛文彤 (1971.03.02)

在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时期里,资产阶级对无产阶级的反抗不仅异常疯狂,其手段也异常奸险。早在十几年前,伟大领袖毛主席就提醒全党和全国人民,反革命分子不是那样笨拙的,“他们老是在研究对付我们的策略”,“他们的这些策略,是很狡滑很毒辣的。”反革命分子田汉和周扬、夏衍、阳翰笙这“四条汉子”从文化艺术阵地向我们发动进攻,就曾变幻着各种手法,运用着各种形式。他们在“破除题材问题上的清规戒律”的叫喊声中,动员资产阶级“把一切文艺武器掌握起来”,从四面八方向无产阶级反扑。

在这些“武器”当中,有一个他们对之“抱很大希望”的东西,就是反党新编历史剧。

这是“四条汉子”可居的奇货。他们对此极为重视。一九五八年田汉新编出反党历史剧《关汉卿》,其他几条“汉子”惊喜若狂,一个个手之舞之,足之蹈之,简直“醉了好几天”;田汉本人则叫嚷要“踏着关汉卿的巨大足迹前进”。总之,他们认为这是给“戏剧创作开辟了一条新路”,也就是说,他们“研究”出一个在无产阶级专政下反抗无产阶级的“新”的策略。

从此以后,田汉和他的同伙在其反革命理论和反革命文艺实践上,把这种所谓新编历史剧提到一个空前的高度。他们踏着《关汉卿》罪恶的“足迹”,从这条“新路”上发起冲锋了。你看,一九六一年田汉又抛出了另一个反党新编历史剧《谢瑶环》,他们还串通其同伙,炮制了诸如《海瑞罢官》、《海瑞上疏》、《李慧娘》、《孙安动本》之类许多反党新编历史剧,向我们党发动一次接一次的进攻。

毛主席教导我们:“看到人家手里拿着东西了,我们就要调查一下。他手里拿的是什么?”

现在,我们就遵循伟大领袖毛主席这一教导,以《关汉卿》为例,看看这个所谓新编历史剧究竟是什么货色,看看田汉及其同伙的这个反革命策略,究竟“新”在什么地方。

打着“新编”幌子向党猖狂进攻

《关汉卿》是一个极为反动的新编历史剧。在剧中,田汉用借古非今的手段对我们党,对无产阶级专政,对社会主义制度进行了全面的、赤裸裸的诽谤谩骂。从这个毒草戏中我们可以看到,田汉用所谓新编历史剧反党的这个反革命策略,具有如下几个特征:

第一,田汉歪曲历史,在剧中塑造了一个假的关汉卿,为现实生活中的反革命分子塑像。

剧中的关汉卿被描绘成敢于“犯上”的一个锤不扁、炒不爆、响当当的“铜豌豆”。这是田汉的影子。阳翰笙曾向演员透露:“关汉卿就是写的田汉自己,就照田汉来演吧。”田汉更明目张胆地声称:“我为什么写《关汉卿》?要回答这个问题,首先要弄清楚关汉卿为什么写《窦娥冤》,他是现实主义者,是在借古喻今。”事情就是这样明显。田汉写的不是历史,而是现代。舞台上关汉卿的政治主张与政治愿望,正是现实生活中田汉们的政治主张与政治愿望。《谢瑶环》不也是这样吗?历史上没有谢瑶环这个人物,完全是田汉根据自己的反革命理想塑造出来的。海瑞、李慧娘等也都是这样炮制出来的。

假借古人来树立本阶级理想的反革命人物形象,是资产阶级炮制所有反党新编历史剧的规律。毛主席在批判《海瑞罢官》时指明“彭德怀也是‘海瑞’”,一针见血地指出了这个问题的实质。资产阶级需要用反革命的艺术形象来制造舆论。然而,要在社会主义舞台上,公开以被罢了官的彭德怀为模子铸造反党野心家的形象,公开在剧中宣扬田汉不敢当人面讲出的反革命主张,是困难的。于是他们借助于篡改历史。无论他们打什么招牌,“艺术虚构”也罢,“无一字无来历,无一字无出处”也罢,都是在历史假面的掩盖下,“新编”自己阶级理想的人物形象。依据阶级斗争的形势,需要从哪个角度来编,就从故纸堆里找出便于完成这个意图的历史人物与历史事件来编。他们尤其热中于选取所谓“清官”和所谓“不满现状”的文人,因为这些人物对于田汉这样的反革命阴谋家来说,便于注入他们的反革命精神,适合表现煽动资产阶级和地、富、反、坏、右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所谓“为民请命”的主题。田汉就曾泄露过这个秘密。他说,他早就答应为某剧院写《西厢记》,但却“几年了,一直没有动笔”,而用一个月就写出了《关汉卿》,并认为这个戏“不能不写得快”。他刚一看到一个巡按戏,马上引起“很高的兴趣”,只用两个月就赶出了《谢瑶环》。周扬就说得更露骨了。他公开煽动戏剧界“选择海瑞、包公”作为“今天历史剧的主角”。

第二,田汉通过假的历史人物形象,集中鼓吹“犯上”精神,妄图煽动向无产阶级夺取政权。这一点,从他为《关汉卿》规定的“冤、恨、反”的反革命主题上,清楚地显示出来。

在田汉笔下,剧中“冤声凄厉”。关汉卿在舞台上大呼:“我只求代替受冤屈的百姓们,吐这胸中一口怨气!”这是什么样的“冤”?田汉是把自己比做关汉卿的,公然申明自己是在“借古喻今”,毋庸置疑,他在剧中声嘶力竭呼喊的正是无产阶级专政下地、富、反、坏、右和一切反动分子的所谓“冤”。无产阶级夺取了政权,广大劳动人民便有了一切,而“对于被推翻者来说,这是痛苦的,不堪设想的”,这种痛苦与挣扎,一定要在他们代表人物的笔下反映出来,这是阶级斗争的必然现象。反革命阶级的这种“冤”里,孕含着对无产阶级专政的刻骨仇恨。田汉在《关汉卿》中疯狂地发泄这个仇恨,他竟然连天地都骂了起来。这难道不是公然号召资产阶级和一切反动分子起来造无产阶级的反,夺无产阶级的权吗?

林副主席指出:“笔杆子、枪杆子,夺取政权靠这两杆子。”革命的阶级懂得这一点,反革命的阶级也懂得这一点。在《关汉卿》里,田汉就极力煽动资产阶级从文武两方面向无产阶级抗争:

关汉卿遇见朱小兰的“冤案”,说“古人路见不平,拔刀相助,我是无刀可拔,只有一枝破笔。”朱帘秀马上说,“笔不就是你的刀吗?”短短两句话,田汉的毒牙就露出来了。他竭力强调用笔杆子制造反革命舆论,这层意思是很明白的。

王著刺杀了元朝大臣阿合马,在历史上这件事与关汉卿的戏剧没有丝毫关系,可是田汉却让剧中人对关汉卿说:“王著就因为看过你的戏才起意要杀阿合马老大人的。”只此一句话,田汉的毒牙又露出来了。他拚命把笔杆子与枪杆子联系起来,妄图以自己的反动戏剧煽起反革命暴乱,这个意图也是很清楚的。

然而,田汉还怕人不懂。他公然叫嚣对无产阶级专政“要敢于还手”,使“犯上”更为明确。剧中人刘长生因为动手打了政府官吏被抓进监狱,田汉便怀着对党的刻骨仇恨写道:

关汉卿:你是个敢于还手的人,……

刘长生:关先生,就麻烦你告诉大家,只要都敢于还手,好日子会来的!这是多么露骨的一段文字!这哪里是戏剧,分明是田汉在台上向牛鬼蛇神进行反革命复辟的动员!由于太露骨,这段对白后来删掉了,这就更加暴露了田汉的狰狞又阴险的面目。田汉曾说过,“以前我们反抗统治阶级时可以演反抗的戏,现在我们是统治阶级了,就不准演反抗的戏了,这是笑话!”这就为这段文字作了注释。“以前”田汉是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乏走狗,侈谈什么“反抗”,真是厚颜无耻!“现在”田汉代表地主、资产阶级,狂热地鼓吹演反抗的戏,肆无忌惮地“新编”着历史人物的思想与行动,“新编”着历史事件的情节,其罪恶目的就是疯狂反对无产阶级专政,为以叛徒、内奸、工贼刘少奇为代表的资产阶级反动势力作复辟资本主义的舆论准备。“一旦时机成熟,他们就会要夺取政权”。而在这夺权过程中,他们要与无产阶级作拚死的斗争。田汉在剧中就让朱帘秀准备“不要脑袋”,并给了关汉卿一句台词,“不要脑袋就大家都不要吧!”以此表示他是个“铜豌豆”。田汉把自己比做“铜豌豆”,正是供认出他是一个反革命的顽固派,是无产阶级专政的死敌。

第三,《关汉卿》是在一九五八年出笼的,正是我国人民反击资产阶级右派进攻取得胜利之后。这个出笼时机十分耐人寻味。《海瑞罢官》、《谢瑶环》、《李慧娘》等不也是在一九五九年我们党粉碎右倾机会主义分子进攻之后抛出来的吗?一九六二年,毛主席在党的八届十中全会上发出“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的伟大号召,给资产阶级复辟势力以沉重打击,于是又冒出一批反党的新编历史剧,而《关汉卿》又再度上演。这是什么缘故?

如同我们经常在估计国际国内阶级斗争力量对比的形势一样,敌人也在经常估计这种形势。有时他们认为形势有利了,就在各条战线上横冲直撞地进攻;而在无产阶级反击得胜后,他们便采用新的策略,拿起新的武器,以适应新的形势。对于这种反革命策略的更换,周扬有一个绝妙自供。他向党羽推荐《海瑞上疏》题材时说,现在“大家不敢讲话,演一演这一类戏是需要的。”真是一语破的。这伙阴谋家炮制反党新编历史剧的缘由,从这句话里清楚地反映出来。你看,这些反党新编历史剧都是在党内两条路线斗争最尖锐的时刻抛出来的。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取得了胜利,无产阶级专政就巩固了,周扬那个“大家”,也就是少数反动分子感到压力了,于是乎“需要”用反党新编历史剧喊出他们的心声,这正如列宁所说,“被压迫阶级的每一个胜利都会引起压迫者反抗和推翻被压迫阶级政权的新尝试。”

借助“历史”躯壳作为攻守的掩护

象《关汉卿》这样反动的历史剧,田汉居然敢于把它搬上舞台,他与另几条“汉子”在此之后,又居然那样猖獗地鼓吹反党新编历史剧:通过各种指令、各种报刊、各种座谈会,一叠声地叫喊“千万不要提以现代戏为主”,“京剧可以主要是历史题材,甚至全部都是历史题材”,通过旧文化部规定了所谓现代戏、新编历史剧和传统戏“三者并举”的方针;当革命样板戏中工农兵英雄形象雄姿英发地登上舞台,杀得帝王将相和一切魑魅魍魉豕突狼奔的时候,他们表面上不得不稍有收敛,暗地里却争衡愈急,毒谋愈肆,声称“把现代戏搞好,回过头来再重新搞古典历史剧”,拚死抱住这个“武器”不放。这一切究竟是为什么呢?

这是因为,反党新编历史剧有它独特的地方——能攻能守,也就是说,既可以肆意“新编”反党内容发动攻击,也可以在无产阶级反击时以“历史”躯壳守护阵地,来个金蝉脱壳悄然溜走。他们的这个骗局一定要予以揭穿,如马克思所说,“为了剥夺他们的进攻能力,就必须剥夺他们的防御手段。”

这伙阴谋家炮制反党新编历史剧,总是要打起两个旗号来欺骗广大干部和群众,为自己开脱:一个是所谓“暴露”封建社会的黑暗,一个是所谓歌颂“刚直不阿之士”的“优良品德”。

纵观田汉及其同伙的反党的新编历史剧,哪有一个暴露了封建社会的黑暗?以这个《关汉卿》为例,它就没有触动封建剥削制度的一根毫毛。它虽然喊了几句反对贪官污吏,但却抽掉了这个口号的阶级内容,离开了人民群众的立场,而这个口号封建统治者也是使用的。元朝皇帝就在阿合马死后处分了他手下七百多个党羽。难道剧中谴责了阿合马,就算是暴露了整个封建统治阶级吗?非但没有暴露,恰恰是美化了封建统治阶级。《关汉卿》把大司徒和礼霍孙就是当做一个“好官”来称颂,以他来象征元朝政府的正统。田汉就说他“以儒雅著称”,“对关汉卿也有些理解”。剧中甚至把丞相伯颜的老太太描画得十分“和善”,田汉还想让她促使关汉卿与朱帘秀团圆。值得注意的是,反党新编历史剧所要“暴露”的所谓封建社会的“黑暗”,不是别的,恰恰是影射攻击今天社会主义的光明。在《关汉卿》中,元代统治者那么多的罪恶它不去揭露,单单抓住一点——“箭穿雁口”,即“官吏们无心正法,使百姓有口难言”,这就是周扬所说的“大家不敢讲话”。这不正是为资产阶级与地、富、反、坏、右争说话的自由吗?这不正是攻击无产阶级专政吗?田汉在反右派斗争中受到革命洪流的冲击,他的刻骨仇恨在剧本对于“箭穿雁口”的咒骂中充分地“暴露”出来。

所谓歌颂“刚直不阿之士”的“优良品德”,更是鼓吹地主、资产阶级人性论的胡言乱语。社会意识是由社会存在决定的。人们在一定阶级地位中生活,其道德观念无一不反映其阶级的利益和要求。无产阶级不会从封建剥削阶级的道德中继承什么东西,这毋庸赘言。实际上,田汉们是借助于历史人物形象要人们学习他们自己所谓“刚直不阿”的“品德”,期望资产阶级和一切反动分子成为顽固反抗无产阶级的死硬派,并妄图腐蚀观众,尤其是要煽动那些颇有一点“清高”的、没有改造好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使其背离党的领导,变成他们反革命的同盟军。

然而,在毛泽东思想武装起来的无产阶级和广大革命群众面前,哪里有拆不穿的骗局?哪里有斩不断的魔爪?难道披上“历史”的画皮就能够使自己不暴露吗?他们用反党新编历史剧这个所谓“抱很大希望”的武器张牙舞爪地发起进攻,也恰恰在这里被我们剥下了画皮,使他们复辟资本主义的“希望”成为泡影。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初期,战斗的无产阶级便剥夺了他们的防御手段,批判了《海瑞罢官》,带来了震撼山河的风云雷雨,不只是抓住了资产阶级的反党新编历史剧这个“爪子”,而且揪出了一连串的反革命野心家和阴谋家,正如列宁所说的那样,“一爪落网,全身被缚”。

螳臂挡不住历史车轮轰鸣向前

田汉们这个“新”的武器,其实也是剥削阶级用惯了的旧货。用历史剧宣扬剥削阶级的政治主张与政治理想,古今中外屡见不鲜。中国封建社会的戏剧史上,出现过多少宣扬忠君思想和封建道德,谩骂农民起义军的历史剧;西方资产阶级戏剧家为了发展资本主义,建立和巩固资产阶级专政,为了挽救资本主义的灭亡,在创作中经常用历史剧制造舆论;民主革命时期,田汉一伙不也是炮制了许多反动历史剧攻击我们伟大的党和军队,尽力维护大地主大资产阶级专政吗?

剥削阶级的思想作为统治思想,霸占历史达几千年之久。即便是一个剥削阶级被赶下历史舞台,其尸体散发的臭气还对人们有长期影响,所以,当代的剥削阶级为着自己的政治目的,一定要借用历史上剥削阶级的思想传统。资产阶级从他们出现于历史舞台的时候就这样做了,马克思就曾分析过,十七世纪的英国资产阶级革命一定要从《圣经》中搬出人物的名字和语言来号召群众;十八世纪的法国资产阶级革命也一定要穿上不合身的古罗马服装。而资产阶级陷于腐朽没落的时候,就更要这样做,更要用封建地主阶级的意识形态腐蚀群众,尤其是要借用古人的名字、语言和服装宣扬自己的政治主张与政治理想,对抗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另外,剥削阶级在历史上干了许多罪恶勾当,早已为历史为人民所唾弃,为了重新干这种勾当,需要把那些肮脏历史粉饰起来,以昨天的卑鄙行为来为今天的卑鄙行为进行辩护,用以欺骗人民群众,特别是欺骗青年,妄图阻止历史车轮的前进。

这当然是梦呓。螳臂绝挡不住历史车轮的轰鸣向前。且看田汉一伙这样的“铜豌豆”,锤不扁吗?炒不爆吗?他们早已成为历史车轮下的一撮齑粉!一切帝、修、反也将是一样。在历史面前倒行逆施的小丑,都要为历史所唾弃,这是不可更移的历史法则。

然而,无论是田汉的《关汉卿》和“四条汉子”一伙的其他反党新编历史剧,都从反面提醒我们,敌人对我们进攻的策略非常狡猾毒辣,意识形态领域的阶级斗争是相当激烈和错综复杂。我们必须更高地举起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继续深入地开展革命大批判,彻底剥夺资产阶级的一切反革命武器,把资产阶级留在文艺舞台上的污秽及其整个腐朽的意识形态扫除尽净,“在上层建筑其中包括各个文化领域中对资产阶级实行全面的专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