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 言

 

关于契诃夫,高尔基曾经说过:“这是一个独特的巨大天才,是那些在文学史上和在社会情绪中构成时代的作家中的一个。”

此话绝非过誉之词,契诃夫在小说和戏剧创作方面的贡献堪称是划时代的,而渗透在他作品中的民主主义思想也确实反映了俄国历史上一整个时代的社会情绪。

安·巴·契诃夫 (1860—1904)出生于罗斯托夫省塔甘罗格市。他的祖先是农奴。一八四一年,他祖父为本人及家属赎取了人身自由。他父亲起初是一名伙计,后来自己开了一家杂货铺。严厉的父亲常常命令儿子站柜台、做买卖,所以契诃夫在回忆自己的童年时说他小时候“没有童年”。一八 七六年,父亲因不善经营而破产,只身去莫斯科当伙计,不久家人们也随着他相继迁居莫斯科,只留下契诃夫一人在故乡继续求学,度过了相当艰辛的三年。一八七九年,契诃夫进入莫斯科大学医学院学习。一八八四年,他大学毕业后在伏斯克列辛斯克和兹威尼哥罗德等地行医,广泛接触农民、地主、官吏、教员等各式人物,这对他后来的文学创作无疑有良好影响。

一八八○年,幽默刊物《蜻蜓》发表契诃夫的两篇处女作:短篇小说《一封给有学问的友邻的信》和幽默小品《在长篇和中篇小说中最常见的是什么?》。这是契诃夫的文学生涯的开端。在前一个作品中,年轻的作者嘲笑了一个不学无术而又自命不凡的地主,在后一个幽默小品中他则表露了自己对当年文学创作中的陈词滥调的不满。然而,十九世纪八 十年代是俄国历史上反动势力猖獗的时期,社会气氛令人窒息,进步思想备受禁锢,庸俗无聊的书报刊物则应运而生。身处这种环境,涉世不深和迫于生计的契诃夫曾用不同笔名发表了不少仅供消遣解闷的滑稽故事,《在理发店里》、《不平的镜子》、《外科手术》等便是这类作品。

但是,契诃夫不久就跳出了低级无聊的滑稽圈子。自一 八八三年起,他以契洪特为笔名,写下了许多优秀的短篇小说,反映俄国社会的荒谬怪诞和劳动大众的苦难哀伤,如《一个文官的死》、《胖子和瘦子》、《变色龙》、《凶犯》、《普利希别耶夫军士》、《苦恼》和《万卡》等都是传世佳作。

非凡的才华使契诃夫声誉日增,一八八八年他获得了俄国皇家科学院的“普希金奖金”。但由于周围环境的影响,他不关心政治,只想有“最最绝对的自由”和做一个“自由的艺术家”。不过,污浊的现实和不公正现象以及他个人的与日俱增的声誉和地位都使他心情不宁。他开始认识到,“文学家不是做糖果点心的,不是化妆美容的,也不是给人消愁解闷的;他是一个身负责任的人”。他时时为自己缺乏一个“明确的世界观”而感到苦闷;他明白了一个道理:如果没有“明确的世界观”,那么“自觉的生活……就不是生活,而是一种负担,是一种可怕的事情”。契诃夫的这种心情和认识,在中篇小说《没意思的故事》(1889)中不难捉摸到。

从八十年代下半期起,契诃夫开始写剧本。《蠢货》、《求婚》、《结婚》和《纪念日》等独幕轻松喜剧在内容和手法上接近于契诃夫的早期幽默作品,其中有的甚至就是他将自己的短篇小说改编而成的。而在《伊凡诺夫》(1889)中,契诃夫描写了八十年代的“多余的人”。

一八九○年四月,为了加深对俄国现实的认识,身体羸弱的契诃夫去萨哈林岛考察。在岛上,他亲眼看到了一座人间地狱,目睹野蛮、痛苦和灾难的种种极端表现。萨哈林岛之行在契诃夫的后半生中起了重大作用,它提高了契诃夫的思想认识,深化了他的创作意境。正是在这时他开始认识到为反动《新时报》撰稿带给他的只是“祸害”,他开始纠正自己不问政治的倾向,他说:“如果我是文学家,我就需要生活在人民中间……我至少需要一点点社会生活和政治生活,哪怕很少一点点也好。”也正是在这时契诃夫写出了撼人心灵的中篇小说《第六病室》,将沙皇俄国影射为一座阴森的监狱。

一八九二年,契诃夫在梅里霍沃购置了庄园并在那里定居,同普通人有了更多的接触。一八九八年起,他因病情加剧,遵医嘱迁居黑海南岸的雅尔塔。在一八九○至一九○○年间,契诃夫先后去米兰、威尼斯、维也纳、巴黎等地治并疗养和游览。一九○一年,他同莫斯科艺术剧院的天才演员奥尔迦·克尼碧尔结婚。

从上世纪九十年代起到本世纪初为止,契诃夫积极投身于社会活动。一八九二年,他在下诺夫哥罗德省和沃罗涅什省赈济灾荒;一八九二至一八九三年间,他在谢尔普霍夫县参加扑灭霍乱的工作;一八九七年,他参与人口普查工作;一 八九八年,他支持法国作家左拉为无辜的犹太籍军官德雷福斯辩护的正义行动;一九○○年二月间,他安排了政治流放犯、社会民主党人拉金进入雅尔塔肺痨病人疗养院治病和疗养;一九○二年,他抗议科学院因屈服于沙皇尼古拉二世的粗暴干预而撤销高尔基的名誉院士资格,并与柯罗连科一起毅然放弃他们自己在两年前获得的名誉院士称号;一九○三 年他热心资助为争取民主和自由而遭受沙皇政府迫害的大学生……一连串的事实表明:随着当年俄国革命运动的发展,契诃夫的民主主义立场和思想越来越坚定。他的小说和戏剧创作在这时也都进入了全盛时期。

他的中短篇小说涉及社会生活中许多重大问题。例如,《农民》、《新别墅》、《公差》和《在峡谷里》等作品描绘了俄国农村的愚昧、落后和野蛮,展示了农村中的贫富悬殊和矛盾,暴露了剥削者的蛇蝎心肠;《女人的王国》、《三年》和《出诊》等中短篇小说则以揭露资本主义剥削为主题,在《醋栗》和《姚尼奇》中,契诃夫刻划了自私庸人的空虚和堕落。

在契诃夫的许多晚期作品中,充满着一种在当年极为典型的社会情绪:“不能再这样生活下去!”契诃夫的著名剧作《海鸥》、《万尼亚舅舅》、《三姊妹》和《樱桃园》也是在这个时期写就的。观众透过剧中人的平凡日常生活同样看到了重要的社会现象。

是一位杰出的作家,但他一直十分热心于公益事业。例如,由于他的努力,在塔列日、诺伏肖尔基和梅里霍沃三个村庄里造起三所相当好的学校。又如,契诃夫不断给一些地方图书馆赠送书籍,收到他的赠书的有萨哈林、彼尔姆、谢尔普霍夫和塔甘罗格等地的图书馆。众所周知,契诃夫是学医的,他本人曾以戏谑的口气说过,医学是他的“发妻”,而文学则是他的“情妇”。契诃夫医生在梅里霍沃和雅尔塔等地常为穷苦农民诊病和撮药,而在一八九二年霍乱流行期间,他主持梅里霍沃医疗站的工作,控制二十五个村庄、四个工厂和一个修道院的病情,在短短三个月内经他诊治的病员达一千人左右。热心于公益事业的契诃夫毕生实践了他的一个崇高信念:“为公共福利尽力的愿望应当不可或缺地成为心灵的需要和个人幸福的条件。”

一九○四年六月,契诃夫的病情恶化。在爱妻的陪伴下他前往德国巴登维勒治疗。是年七月十五日,契诃夫在该地逝世,结核杆菌在这位杰出的作家年仅四十四岁的时候就夺走了他的宝贵生命。

小说家契诃夫的创作发展经历了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始于一八八○年,终止于一八八六年。这个阶段的多数好作品是以契洪特署名的,可以说,这是“契洪特阶段”。第二个阶段自一八八六年起,到一八九二年发表《第六病室》为止,《第六病室》是契诃夫创作发展进程中的重大转折点。从一八 九二年起,一直到一九○三年发表辞世短篇小说《新娘》止,是契诃夫小说发展的第三阶段,也是他艺术创作活动的顶峰时期。

在第一个阶段,契洪特写的主要是幽默作品。但是,在写于一八八三年以后的一些幽默作品里,已经蕴含着一种新的短篇小说体裁——抒情心理短篇小说——的萌芽。这种萌芽在契诃夫的创作实践中逐步茁壮、发展,以至在一八八六 年形成为一种崭新的抒情心理短篇小说体裁,它的代表性作品是《苦恼》和《万卡》。这类作品以平凡的日常生活现象为情节基础,叙述笔法客观而又含蓄,运用构思巧妙的艺术细节和精心勾勒的生活背景,而作家所注重的又是在展示人物的心理状态中反映社会生活的重要方面,作家的浓郁情意则平淡地融化在作品的全部形象体系之中。这种短篇小说体裁将随着契诃夫创作的发展而日趋完美。

从一八八六年到发表《第六病室》的一八九二年,这是小说家契诃夫创作发展的第二阶段。自八十年代下半期起,契诃夫声誉日增。到一八八八年时他已经是《梅尔柏密尼的故事》、《五颜六色的故事》、《在黄昏》、《天真的话》和《短篇小说集》等五个集子的作者。契诃夫第二阶段的创作题材比以前丰富,对生活的开掘也比以前深广。但这些作品大多是从道德的角度揭示生活矛盾。例如,短篇小说《仇敌》描写老爷阿鲍金和医生基里洛夫的道德冲突。在《命名日》、《公爵夫人》、《恐怖》等短篇小说中,契诃夫暴露有财有势者的伪善和虚荣,批评阿谀和奉承。《跳来跳去的女人》则淋漓尽致地展示了一个爱慕虚荣的妇女的可笑和可悲的贫乏心灵。

在短篇小说《精神错乱》中,契诃夫控诉了资本主义社会中的一种“可怕罪恶”:卖淫,而且告诉读者,更为可怕的是社会对这种极端“反常”的现象表现出来的麻木不仁。

《草原》是契诃夫的第一部严肃的大型作品。它歌颂祖国美好的大自然,描绘草原人民的生活,思考农民的命运,反映人民对幸福生活的朦胧向往。整部作品充满浓郁的抒情意味,显示出契诃夫描绘自然景色的绝技。

第二阶段创作的重要特点之一是他反映了当年社会上一些人的思想探索活动。例如,《好人》和《在途中》涉及知识分子的思想探索。《乞丐》、《相遇》和《哥萨克》等短篇小说则反映托尔斯泰主义在当年俄国流行的情景,也表明契诃夫一度曾受托尔斯泰学说的影响。在反动势力猖獗的八 十年代,不少人陷入悲观失望。中篇小说《灯火》提出了悲观主义问题。这部作品实际上也反映了作家本人的思想疑惑:“在这个世界上没有一件事情弄得明白!”但契诃夫不甘心于自己对什么都不明白,他力求探索到一个可以把一切都贯串起来的“总的观念”。中篇小说《没意思的故事》里的老教授形象体现了当年知识分子在思想探索中体验到的苦恼,也反映了作家本人迫切寻求“明确的世界观”的心情。关于这一 点,民粹派批评家尼·康·米哈依洛夫斯基当时已经敏锐地觉察到,他写道:“卓有才华的”契诃夫时时“会因为缺乏那种叫做‘总的观念’的东西而受到内心折磨”,而“《没意思的故事》就是这种内心折磨的产物”。“这篇小说之所以好并且有生命力,就在于作者把自己的痛苦注进了小说。”

正是在这种寻求“总的观念”的迫切心情驱使下,一八 九○年春契诃夫前去萨哈林岛。这座人间地狱使契诃夫否定了占据他心灵达六七年之久的托尔斯泰哲学。一八九二年《第六病室》和《在流放中》两篇作品问世,契诃夫既批评了逆来顺受的不抗恶主义,也否定了苦行僧式的禁欲主义以及看破红尘的悲观主义。《第六病室》是一部思想性与艺术性完美结合的佳作。首先,契诃夫将对于“疯子”格罗莫夫和“有头脑的”格罗莫夫的描绘巧妙地穿插起来,而且独具匠心地安排了“疯子”格罗莫夫同“健康人”拉京医生之间的争论,自然给读者造成一种印象:在沙皇专制的俄国,善于思索并敢于直言者被认作“疯子”,而洞察专制制度罪恶的恰好是这些“疯子”和“狂人”。“疯子”格罗莫夫形象无疑是契诃夫在沙皇书报检查制度控制下取得的重大艺术成果。

拉京医生的遭遇烘托和强化着读者的印象:只因为拉京同格罗莫夫交谈过几次,他竟然也被视为精神病人而投入第六病室。拉京医生的遭遇和惨死表明:托尔斯泰主义以及一

切鼓吹放弃斗争的主张必然被生活所否定。

《第六病室》中的画面撼人心灵。年轻的列宁读了这部作品,顿时“觉得可怕极了”,觉得他“自己好像也被关在第六 病室里了”。

晚期的中短篇小说具有巨大的艺术概括力。以《套中人》为例。在这个作品里,契诃夫描绘了一个害怕接触实际、害怕新生事物、死心守卫政府法令的别里科夫,他讽刺和鞭挞了别里科夫之流以及造成这种畸形性格的反动八十 年代;同时,他还塑造了一个情绪激昂、善于思索的兽医伊凡·伊凡内奇的形象,正是这个兽医形象反映了九十年代后期的重要历史情况:“进步的革命阶级中的激昂情绪正在扩展到其他的阶级和社会阶层。”篇幅不过十余页的《套中人》却反映出两个根本不同的时代(八十年代和九十年代)的本质特点,由此可见契诃夫晚期抒情心理短篇小说的巨大艺术概括力。

“不能再这样生活下去!”是当年俄国的一种典型的社会情绪,它几乎渗透在契诃夫晚年创作的每个作品之中。“不能再这样生活下去”的结论是兽医伊凡·伊凡内奇作出的。在《醋栗》中,兽医伊凡·伊凡内奇无情地否定不合理的生活,斥责那些过着这种生活而又感到幸福的自私自利者,他急切盼望革新生活。《带小狗的女人》以朴素清新的笔调描写了两个恋人。在充满伪善和虚假的社会里,他们好似一对被分别关着的“笼中鸟”。沙皇专制的俄国压制和扼杀着一切美好、健康和真诚的东西。《出诊》、《公差》、《新别墅》、《农民》等短篇小说是以工厂和农村生活为题材的,它们都渗透着“不能再这样生活下去”的社会情绪,例如《公差》中的主人公鲁仁在接触了贫困落后、贫富悬殊的农村现实后认识到,他不能置人民的苦难于不顾而一味追求个人的幸福。又如,中篇小说《在峡谷里》揭露剥削者的贪婪和残忍,颂扬劳动者的纯朴和善良,整篇作品浸透着一种情绪:在峡谷里的这种昏暗生活必须更新。列宁说过:“革命是不能按照订单和协议制造的,只有当千千万万的人得出结论认为不能再照旧生活下去的时候,革命才会爆发。”史已经表明,在上世纪末和本世纪初的俄国,正酝酿着一九○五年的大革命,“不能再这样生活下去”的社会情绪十分强烈,而契诃夫艺术地反映了这种情绪,这无疑是现实主义在契诃夫创作中的胜利。

“不能再这样生活下去!”越来越多的人开始思考:应该怎样生活?应该做什么?民粹派、自由派、托尔斯泰主义者、马克思主义者都有自己的主张,并按自己的主张行动。契诃夫对民粹派和自由派早就格格不入;对于托尔斯泰主义,他一度信仰过,但他在人间地狱萨哈林的见闻使他对托尔斯泰学说产生了反感;对于马克思主义和工人阶级的革命斗争,契诃夫并不理解,例如,他笔下的工人的消极和愚昧,他们就连见了主人的马车也会脱帽鞠躬(《出诊》)。那么,契诃夫主张什么呢?在《醋栗》中,他借兽医伊凡·伊凡内奇之口笼统地号召“做好事”,而《新娘》中的毅然与旧生活决裂的娜嘉所做的也不过是去彼得堡求学。这表明,契诃夫所信仰和主张的东西是属于民主主义范畴的。契诃夫如何处理“怎么办”的问题呢?在《匿名氏故事》中,他否定“个人恐怖”的做法;在《我的一生》中,他反映了“平民化”一无成效;而在《带阁楼的房子》中他检验并批评了“小事情论”。但是,他在否定的同时并未提出解决“怎么办”问题的正面主张。

由于资本主义在俄国迅速发展,金钱的罪恶势力渗透到生活的各个角落,小市民习气腐蚀着人的心灵。即使在社会运动高涨的年代,仍有不少知识分子沉湎于唯利是图的庸俗无聊的生活之中。短篇小说《姚尼奇》中的斯达尔采夫被铜臭腐蚀了灵魂,《醋栗》中的地主契木沙-希马拉依斯基同样利欲熏心。对这种人契诃夫进行了无情的鞭挞。

在否定姚尼奇和契木沙-希马拉依斯基这类自私庸人的同时,契诃夫热情赞扬了那些同庸俗和寄生生活决裂的知识分子,例如,文学教师尼基盯兽医伊凡·伊凡内奇、副检查官鲁仁、未婚妻娜嘉等。契诃夫对觉醒了的知识分子的赞扬,就同他对“瞪着两只红眼睛的”资本主义“魔鬼”的否定、对农村贫富悬殊的暴露以及对自私庸人的解剖一样,都洋溢着民主精神和时代气息。

是一位罕见的艺术家。列夫·托尔斯泰给了小说家契诃夫极高的评价,称他是“无与伦比的艺术家”,而且还说:“我撇开一切虚伪的客套肯定地说,从技巧上讲,他,契诃夫,远比我为高明!”

谈论契诃夫的小说艺术,不能忽视他的笑、他的幽默和讽刺。列夫·托尔斯泰称赞契诃夫是“第一流的幽默作家”。

天赋有强烈的幽默感。这种幽默感同各种生活现象碰撞并展示其本质,就产生一种有审美价值的笑。契诃夫的笑的艺术是随着他的思想和创作的不断成熟而发展和完美起来的。

在契洪特时期,年轻的作家就显示出非凡的诙谐才华,写下了大量令人捧腹的笑话和趣事。《在理发店里》、《不平的镜子》、《艺术品》等小说都闪耀着诙谐的才华,使读者听到了年轻作家的欢乐和爽朗的笑声。当然,十分明显的是:这类作品所涉及的只是复杂人生的表面现象。但是,随着时日的推移,契洪特对人生的认识有了深化,在他的笑声中也就隐含着一层苦意。《凶犯》中的丹尼斯做了有害的事,但愚昧无知的他还振振有辞地为自己申辩,令人既好笑又难受。在《勋章》、《胖子和瘦子》和《钉子上》等幽默作品中,契洪特巧作安排,嘲讽了一些不知自重的人,这里的笑声已经包含着轻微的蔑视。《普利希别耶夫军士》、《在法庭上》和《变色龙》等短篇小说则表明,契洪特辛辣地嘲讽了欺压黎民百姓的恶势力。《牡蛎》、《哀伤》、《苦恼》和《万卡》等作品使读者感受了一种友善的笑,它使读者产生对人物的爱怜和同情。

例如,小万卡回忆中的老爷爷风趣可爱,他的言行不时唤起读者的微笑;又如,《哀伤》中的老旋工的回顾和忏悔都使人感到作者的友善微笑。总之,在契洪特的作品中,我们可以听到不同的含有细微感情色彩的笑声。

成熟了的契诃夫对生活的观察、理解和发掘更加深刻。在他的锐利目光下,任何饰有漂亮外衣的丑、恶都难以隐遁。他或是促使人物进行自嘲(如《第六病室》中拉京医生的自我解嘲),或是运用巧妙的细节(如《在峡谷里》的区长和书记脸上特有的光彩),或是造成陪衬和对比(如《跳来跳去的女人》中的女主角和她的丈夫),或是借助漫画式的夸张(如《套中人》和《醋栗》中都运用了这种手法),目的在于展示形式与内容之脱节和矛盾而造成笑。爽朗的欢乐、淡淡的幽默和辛辣的讽刺巧妙交织,显示出作家的高超艺术。契诃夫在描绘劳动者时发出的总是善意的和同情的笑声,而他一向冷嘲热讽的则是生活中形形色色的丑恶现象。契诃夫的笑再一次证明他的创作的民主主义性质。

形成于《苦恼》、《万卡》等早期作品中的抒情心理短篇小说是契诃夫独创的一种体裁。它不仅蕴含丰富的思想内容,而且具有独特的艺术形式。

最醒目的特色是情节淡化,作家着重于日常生活中普通现象的描绘,从中展示人物的思想变化和性格发展,或觉醒,或矛盾,或堕落。契诃夫笔下人物的精神面貌的变化,诸如《公差》中鲁仁的觉醒、《姚尼奇》中的主人公的堕落、《醋栗》和《套中人》里的兽医的思想转折和《新娘》中娜嘉的出走等,都有其生活基础,因而都具有浓厚的生活气息。

在展现人物内心世界方面,契诃夫的独到之处在于他不侧重细致和全面地描绘、刻画人物的心理活动,只求读者从人物的言行举止中看出其内心活动和精神状态。这使契诃夫完全不同于托尔斯泰和陀思妥耶夫斯基这两位心理大师。艺术细节和景色描写也都是契诃夫揭示人物心理状态的重要手段。

浓郁的抒情意味是契诃夫中短篇小说的又一重要特色。

作家不仅真实地反映现实生活和社会情绪,描写人物的觉醒和堕落,而且巧妙和多样地流露他对觉醒者的同情及赞扬,对堕落者的厌恶和否定,对美好未来的向往以及对丑恶现实的抨击。契诃夫高超的抒情艺术,表现在他善于找到适当的时机和场合,把抒情流露巧妙地安排在作品中所描写的生活或人物性格已为它准备了成熟条件的地方。例如,《醋栗》中兽医对丑恶现实的激昂抨击和《带小狗的女人》中古罗夫对庸俗无聊的小市民生活的痛斥,都是极为巧妙的抒情流露。契诃夫还善于把自己的思想和感情藏匿于景物描写之中,巧妙地借景抒情。例如,《套中人》的结尾是一段乡村月夜景色的描写,它突出了自然界的广阔,作家借此表达对那个只是在棺材中才找到了自己的“理想”的套中人的厌恶和谴责。

的抒情心理小说是一个艺术整体。除了上述的心理刻画和抒情阐发这两个基本特征之外,还有另外一些特点,如,围绕中心人物勾勒一个生活背景,构思精巧、深邃的艺术细节,“客观”而含蓄的叙述笔法等。幽默和讽刺在这种小说里也是描绘生活和展示性格的手段。必须强调的是,所有这一切描绘手段都同心理刻画和抒情流露有机地融为一体,使契诃夫的小说成为一种独特的文学现象。

的抒情心理短篇小说还有一个公认的重要特点,那就是紧凑精练,言简意赅,“内容比文字多得多”。契诃夫本人也说,“我善于长事短叙”。他认为,“越是严密,越是紧凑,就越富有表现力,就越鲜明”。为了使作品严密和紧凑,他主张“用刀子把一切多余的东西都剔掉”。他说:“要知道,在大理石上刻出人脸来,无非是把这块石头上不是人脸的地方都剔除罢了。”他的另一个重要见解是:“在短小的短篇小说里,留有余地要比说过头为好”,“小说里所欠缺的主观成分读者自己会加进去的”。契诃夫在写作实践中认真贯彻了这些主张,因而他的中短篇小说总是紧凑和简练的,而形象又总是鲜明的。读他的作品,读者总有独立思考的余地,总会感到回味无穷。

在安·巴·契诃夫的《札记》中有这样两句话:“我们都是人民。我们所做的一切最好的工作都是人民的事业。”

用这两句话来评价这位杰出的俄罗斯作家是再恰当不过的。契诃夫是人民的作家,他的创作是人民的事业,而他的成长和发展道路迄今都保留着深刻的现实意义。

朱逸森

1993年8月于上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