志同而道未合的朋友——胡适与陈寅恪


 
  胡适与陈寅恪有着20年的友谊。他们都是民国时期受过西学熏染的新史学家。胡适研究史学是以疑古为手段,而陈寅恪是从整理旧史切入新史学研究。他们不仅性格有差异:前者外向,喜欢社交,后者内向,极少应酬;而且在文化观上也有所不同:前者提倡西化,后者主张本位。尽管如此,北大的胡适还是和清华的陈寅恪,从1928年就开始建立书信往还的交往。

  他们最初的书信往还大多是谈学问,如对文章疏误的订正,拜读对方新著的感受等。如1928年的暑假,陈寅恪回上海结婚后,在乘船返回北平途中,读了胡适新出版的《白话文学史》(上卷),在船舱里为胡适写了封信,谈及胡适这本著作里的鸠摩罗什的卒年问题。陈寅恪建议对于鸠摩罗什的卒年应该以《广弘明集·僧肇什公诔文》为依据。这实际上是指出了胡适著作中的粗疏之处。1931年3月,胡适的《跋销释真空宝卷》发表后,陈寅恪几天后就给胡适写信,称他的文章“考证周密”,读后使他对胡适是“敬佩之至”。这是对胡适研究的肯定。从陈寅恪写给胡适的信来看,他非常客气,即使是指出胡适著作的缺失,也用词谦虚,十分客气,可见陈寅恪对小于自己一岁的胡适是很关心、尊敬和重视的。

  1939年春天,英国牛津大学拟从中国聘请一位汉学教授,并准备授予其英国皇家学会研究员的称号。当时,法国汉学家伯希和向英国牛津大学举荐了陈寅恪,但也需要中国人予以响应。恰在这个关键时刻,声名显赫的胡适出面推荐陈寅恪,这就使得陈寅恪很顺利地被英国牛津大学聘任了。遗憾的是,由于太平洋战争爆发,陈寅恪未能成行。

  陈寅恪对胡适这位朋友也很重视,认为他有经天纬地之才。1940年蔡元培病故后,需要递补一位中央研究院的院长。陈寅恪对政治事务一向不关心,不介入。为了投胡适一票,推举胡适担任中央研究院的院长,陈寅恪特地来到陪都重庆投票。但遗憾的是这个人选被蒋介石指定为顾梦余担任,陈寅恪的举荐未能如愿。为此,他大发牢骚,到处说院长的人选“必须在外国学界有声望”,言外之意还是坚持胡适是最为合适的人选。

  1948年1月,蒋介石授意朱家骅、傅斯年等人“抢救”平津的著名学者南下。“抢救”的对象就有胡适、梅贻琦、陈寅恪等十几位著名学者。12月14日,蒋介石派来飞机接他们。

  陈寅恪搭乘飞机到了南京后,第二天就赶到上海。胡适随之追到上海,奉劝陈寅恪到台北任教,可是陈寅恪却给时任岭南大学校长的陈序经写信,表示了要到广州任教的心愿。陈序经求才若渴,立即安排陈寅恪一家到广州,住进岭南大学。自此,胡适与陈寅恪上海一别,就为他们的友谊划上了句号,再也没有见面与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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