忘年交成了陌路人——胡风与舒芜


 
  舒芜是通过路翎认识胡风的。舒芜原名方珪德,安徽桐城人,出身于一个家学渊源的家庭,抗战爆发后,他被迫中断了高中学业,以教书谋生。他教过小学、中学和大学,被称作自学成才的才俊。由于家庭的影响,他对中国古典哲学理论很有兴趣,但同时又喜欢鲁迅、周作人等现代作家的散文。

  在1930年代胡风是鲁迅的得力助手,也是很有名气的左翼文艺批评家,特别是他主编的《七月》杂志更在文学青年中很有影响。1940年代舒芜在重庆时,胡风也在重庆。舒芜敬慕胡风,正从事中国哲学研究,让他的朋友路翎将自己研究墨子的论文,转给胡风提提意见。胡风自知对墨子研究不足,就请研究墨子的朋友陈家康审阅。陈家康读了舒芜的文章,认为写得不错,告诉胡风可以约舒芜见面,他们才得以相识。

  后来,舒芜写成了哲学论文《论存在》、《论因果》、《文法哲学引论》等多篇文章,都是经胡风推荐给《文风》、《中原志杂》和《中苏文化》等杂志发表的。随着他们接触的增多,胡风建议他在这动荡的年月,最好不要把自己封闭在故纸堆里,应该结合现实多研究些问题。这样,舒芜开始转向现代文艺研究和杂文创作。 

  1944年4月,延安文艺整风领导小组派何其芳和刘白羽到重庆,向大后文化界传达毛泽东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精神和介绍延安文艺整风的情况。当时胡风担任“中华文艺界抗敌协会”研究部主任,便以“文协”研究部的名义举行欢迎会。会上,何其芳、刘白羽传达了《讲话》的基本精神,强调作家的阶级性和思想改造的重要性,还介绍了延安整风的情况。不料,却引起了不少与会者的反感,胡风也对这种观点接受不了。恰在此时,胡风正忙于筹办《希望》杂志。在1945年1月出版的《希望》创刊号上刊登了舒芜的哲学论文《论主观》,还有胡风的《置身在为民主的斗争里面》。这两篇文章似乎是姊妹篇。前者《论主观》是从从哲学史的角度论述主观精神的作用,呼唤个性解放。后者《置身在为民主的斗争里面》,则是张扬了现实主义文学的“主观战斗精神”,似乎与《论主观》相呼应。这一期《希望》所表露的思想倾向性,显然是与《讲话》所体现的毛泽东文艺思想相对抗的。因此舒芜的《论主观》和胡风的《置身在为民主的斗争里面》两篇文章引起了党所领导的重庆进步文艺界的注意。他们中有些人不赞成舒芜文章中片面强调主观作用的观点,认为这种观点,在文艺创作上会引向脱离生活、脱离人民,是值得商榷的。 

  1945年1月25日,郭沫若领导的“文化工作委员会”召开座谈会,旨在帮助胡风认识《希望》创刊号上刊登的这两篇文章的错误。然而却没有达到预期的目的。2月初,周恩来亲自出面,在曾家岩周公馆召开座谈会。会上,只提到《论主观》的观点,胡风却说,他只对舒芜文中的个别观点有同感,发表该文的真意是希望用“无情的批判”来分析它。这次座谈会仍然没有让胡风认识到自己的错误观点。不料,胡风却变本加厉,在《希望》第2期上,又发表了舒芜的《论中庸》。这篇文章也是以倡导个性解放为其指归的。重庆文艺界开始出现不同的声音,对此,胡风却鼓励舒芜写反击文章,要求他的反击文章,要像用橡皮包着的钢丝鞭子那样,打伤了人还看不出伤痕。

  1945年11月,胡乔木来到重庆,考虑到舒芜仅仅二十几岁,准备同他见面谈谈《论主观》、《论中庸》的问题。胡乔木与舒芜谈了两次话。胡乔木给他指出,毛泽东同志强调的唯物论和辩证法,就是强调客观和全面。你《论主观》,恰好是反对客观。你的《论中庸》恰好是反对全面。对于胡乔木的话,舒芜不能接受。还同他反复辩论。最后不欢而散。

  1948年3月,在香港创刊的《大众文艺丛刊》上,党的地下文委的一批理论家,连续发动了对胡风思想包括舒芜《论主观》的公开批评。这次批评的特点是规模比较大、比较系统,将舒芜的理论、路翎的小说创作实践,联系胡风思想一起批判。并指出胡风的文艺理论的宗派主义的倾向。

  1950年3月,《人民日报》相继发表了陈涌和史笃批判阿垅(陈亦门)的《论倾向性》和《论正面人物和反面人物》两篇论文,解放后发起的首次对胡风派文艺理论的批评,引起了舒芜的警觉。1951年下半年,全国文联决定文艺界开展整风学习运动。文艺整风和文艺工作者改造思想,批评、检讨过去的错误蔚然成风。此时正在广西南宁师院当教授的舒芜在学习毛泽东思想、改造自己的热潮中,经常联系到自己在《论主观》、《论中庸》中所宣扬的个性解放的观点与时代不和谐,就开始考虑要将《论主观》的错误自己先提出来。经过一段时间思考、酝酿,他写成《从头学习<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一文,发表在1952年5月25日的《长江日报》。这篇文章是以检举他人替代检讨自己,涉及到一些胡风的错误观点。接着《人民日报》1952年6月8日转载了全文,在全国产生很大影响。不久,舒芜又在《文艺报》上发表《致路翎的公开信》。在胡风派的作家中,他是第一个检讨、批评自己而又向胡风“开刀”的人。

  舒芜的两篇文章引发了对胡风老账的清算。这是因为在重庆时期,胡风、舒芜的观点问题没有能够解决,一直是个悬案;二是周扬和胡风这两个30年代结怨的宿敌,在周扬握有权柄之后,进一步的较量。1953年初,《文艺报》公开发表林默涵、何其芳批评胡风的文章《胡风的反马克思主义的文艺思想》、《现实主义的路,还是反现实主义的路》,1954年12月8日,周扬在中国文联和中国作协主席团联席扩大会议上讲话:《我们必须战斗》,由批评《文艺报》的错误,转向批评胡风。

  在1954年末到1955年初,舆论界受命开展批判胡风文艺思想的运动,《人民日报》一位女编辑叶遥向舒芜约稿,舒芜答应写一篇关于胡风的宗派主义的文章。文章中引用了一些胡风给他的信件,这位编辑要借胡风的信件核对一下内容。舒芜遂将胡风的有关信件交给了这位女编辑。几天后,林默涵找来舒芜,要他将胡风的信件分为胡风反对党的领导、抵制革命文艺队伍、胡风的宗派主义活动和胡风反党的思想基础等四类整理成《关于胡风小集团的一些材料》。但到5月13日发表时却出乎舒芜的意料,经过林默涵、周扬研究,呈送给毛泽东亲览后,变成了《关于胡风反党集团的一些材料》,到1955年6月,人民出版社出版单行本时,就变成《关于胡风反革命集团的一些材料》了。这种升级是舒芜始料不及的,因而在三十多年间舒芜一直承担着“叛逆”的罪名。两个曾经是很好的忘年交却成了路人。1954年夏的一天,舒芜与老朋友何剑勋、聂绀弩去看望胡风,胡风与何剑勋打过招呼之后,就对聂绀弩说:“老聂,你怎么什么人都往我这里带?”说完就对舒芜说:“我这里,不是那些混帐东西可以来的。”说完就进里屋去了。

  舒芜的命运也是多舛的,他虽然没有被划为胡风分子。但在一年多后的1957年,仍然没有逃脱被扩大为右派分子的命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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