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忘旧情的朋友——陈独秀与胡适


 
  陈独秀与胡适的相识是经汪孟邹搭桥的。汪孟邹的哥哥汪希颜在日本留学时与陈独秀是同学,通过汪希颜的关系,陈独秀结识了汪孟邹。而担任上海亚东图书馆经理的汪孟邹是胡适的老乡,他们都是安徽绩溪人,关系较为密切。1904年陈独秀在芜湖办《安徽俗话报》时,曾邀请汪孟邹一起编报,进一步发展了友谊。

  1915年陈独秀从日本回国后,在上海筹办《青年》(《新青年》的前身)杂志时,广罗新锐人才,以便吹响新文化的号角。有一次汪孟邹同他谈到,他的老乡胡适在美国发表的长诗《送梅觐庄往哈佛大学》,提到文学革命的问题,在留学生中反响强烈。陈独秀像发现了新大陆那样,十分高兴,随即让汪孟邹向胡适约稿。1916年初,胡适翻译了俄国作家库普林的短篇小说《决斗》,寄给陈独秀,由此揭开了他们友谊的序幕。

  他们在往还的书信中谈到的一些思想和主张,都能引起对方的思想共鸣,更进一步拉进了彼此的距离。在通信中,胡适提到文学革命的“八不主义”,陈独秀予以充分的肯定,并要他写成文章寄给他。1917年1月胡适将《文学改良刍议》寄给陈独秀,发表在改版后的《新青年》第2卷第5号上。陈独秀还特意撰写了“跋语”说:“今得胡君之论,窃喜所见不孤。白话文学,将为中国文学之正果,余亦笃信而渴望之。”接着,陈独秀撰写了《文学革命论》与之相呼应,与胡适携手擎起了文学革命的大旗。后来胡适也承认,要不是陈独秀的力挺,当年的“文学改革、白话文就不会有如今效果。”

  1917年初,陈独秀被蔡元培聘为北大文科学长,他给胡适写信,希望他尽早回国,答应举荐他来校担任教授。同年7月胡适进入北大,在教学之余,还协助陈独秀编辑《新青年》。后来陈独秀和李大钊发起创办《每周评论》,由胡适负责编辑,其用意是与《新青年》互为补充,不过对此胡适并不完全认同,仍然主张应该“只谈文化,不谈政治”。这实际上为他们间的思想分歧埋下了伏笔。

  五四运动爆发后,陈独秀因散发《北平市民宣言》被北洋政府逮捕。尽管胡适对陈独秀发表宣传俄国十月革命的文章,多有不满和担心,也不同意陈独秀要求学生罢课,但他还是积极奔走营救陈独秀。

  陈独秀出狱后思想更为激进,他在《新青年》发表了一篇《本志宣言》,倡导民众运动,推翻有产阶级,建立新型的社会。就在这一期《新青年》上,胡适发表的《新思潮的意义》,却提倡“整理国故,再造文明”。显然,他们间的思想分歧已经公开化了。一个亲俄,一个亲美,一个激进,一个退却,本来是互相提掖的朋友,现在却成了两股铁道上跑的火车了。

  后来陈独秀在北大受到守旧派的排挤,旋即辞职到了上海。他所创办的《新青年》也迁移到上海,开始成为上海共产主义发起小组的机关刊物。但在这个阶段,陈独秀仍不忘旧情,总希望胡适能与他并肩战斗。他们经常在亚东图书馆会面。1925年冬,胡适因痔疮住进医院,陈独秀来医院探望他时,说不上几句客套话,就争辩起来。争论的焦点仍然是马克思和杜威,俄国革命和美国制度。他们各持己见,互不相让,最终以一方让步作终。可见,尽管他们思想分歧,观点有异,但个人间的友情之火还没有熄灭。

  1922年8月,陈独秀在上海被捕。胡适出于友情的系念,积极游说,致信顾维钧,为陈独秀开脱罪责,得到当局的释放。1932年10月陈独秀又一次被捕。在陈独秀坐牢的五年间,胡适仍然不改初衷,努力活动,只是他鞭长莫及,未能很快奏效。到1937年胡适找到汪精卫,通过汪精卫的工作,终于使坐牢五年的陈独秀获释。

  1938年8月,陈独秀定居四川江津后,生活拮据,十分艰难,依靠编写小学教材为生。汪孟邹看望了陈独秀之后,给刚刚出任驻美大使的胡适写信,述说了陈独秀的生活困境。胡适十分同情,多方设法为陈独秀办理来美国定居事宜,以便使陈独秀能够通过写作赚取生活用费为生,可是耿直的陈独秀却拒绝了胡适的帮助,从此以后,直到陈独秀贫病而逝,他们也没有机会见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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