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慈大悲”的心迹——徐悲鸿与孙多慈


 
  蒋碧微的红杏出墙一般认为是徐悲鸿执著于授课与绘画创作,无心关怀爱妻所致,其实也不尽然。蒋碧微是个身无长技,醉心于应酬和享受的人。她与徐悲鸿盲目同居,缺乏感情基础,没有共同语言,使得徐悲鸿在生活上得不到应有的爱抚,因而精神苦闷,郁郁寡欢。恰巧在这个时候,他的女弟子孙多慈走进了他的视野。

  孙多慈,又名孙韵君,安徽寿县人,生于1913年。1930年从安庆女中毕业,第二年考入中央大学艺术系,学习绘画。徐悲鸿很快就发现孙多慈的艺术才华和非同一般的悟性,认为她很有发展前途,对她非常器重。经常课外点拨,还让孙多慈到他的画室为她画像。徐悲鸿专门刻了一方印章:“大慈大悲”,将他俩的名字嵌在里边,表明心底寂寞的徐悲鸿已经坠入爱河。此后不久,他创作了一幅《台城月夜》的油画,画的是他和孙多慈在一座高岗上赏月,徐悲鸿席地而坐,孙多慈站在她的身旁。蒋碧微看到这幅画,十分生气,就将它藏了起来,不让它面世。

  1932年徐悲鸿的公馆在南京落成后,孙多慈特意购买枫树百棵,用于装点恩师的公馆,不料此事被蒋碧微得知,气急败坏地令佣人将枫树苗砍断,当作木柴烧掉。对此徐悲鸿自知理亏,不敢发作,遂将自己的画室命名为“无枫堂”,用以表示心中的不满情绪和对孙多慈的怀念。孙多慈大学毕业后,徐悲鸿本打算带领全班学生到苏联参观学习,顺便送孙多慈到法国进修,但此计划未能实现。后来他们只能通过好朋友舒新城传递书信来联络感情。

  尽管这样,徐悲鸿的师生恋还是被小报炒得沸沸扬扬,孙多慈的父母也知道了他们的恋情。有一次孙多慈的父亲孙传瑗来到南京,要见徐悲鸿。他们约定在鸡鸣寺的一个茶馆相会,这位曾经担任过军阀孙传芳秘书的孙传瑗,顾及到徐悲鸿的名望和社会影响,婉辞谢绝了他和女儿的婚事。

  1938年孙多慈随父母避难到桂林,徐悲鸿闻讯后,请托朋友向孙父提亲,仍然遭到孙父的拒绝。随后孙家就离开桂林前往浙江丽水。不久,孙多慈与时任浙江教育厅长的许绍棣成婚。1948年孙多慈跟随许绍棣到台湾,任教于台湾艺术学院。她与许绍棣感情不合,但囿于传统观念的影响,也无力走出失败的婚姻,心中始终恋着徐悲鸿。1953年当他在美国得知徐悲鸿病故的消息,悲痛异常,为徐悲鸿守孝三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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