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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章 中国传统外交文化——披着宗教外衣的鬼也来了(1)      


  历史上,西方传教士一厢情愿地要把他们的上帝移植到中国人的脑袋里,为此,他们付出了诸多努力,甚至为此付出了生命的代价。问题是,这边厢的异教徒根本不信这个邪。有人说,中国的土壤,不适合科学的生存;要我说,中国的土壤,同样不适合宗教。中国人什么都信,但是什么又都不信。信鬼,但是更哄鬼,骗鬼,经常给鬼一点好吃的,烧烧香,然后直言不讳地要鬼上天给自己说好话,求吉祥。甚者,中国人自己还会装神弄鬼,闹起义都是这样。陈胜玩篝火狐鸣,张角玩符水治病,洪秀全玩鬼魂附体,义和团玩刀枪不入。

  这种情形之下,传教士即使把上帝弄到中国来,中国百姓也会把它信得面目全非。以我的老家为例。我上大学后,邻居还在游说我加入他的基督教。为了吸引大家入教,他那游说词早中国化了:加入吧,加入了,有上帝保佑,就不会出现灾祸了。比如俺家铁蛋,钻桌子底下把我药老鼠的麻烫(油条)给吃了,铁蛋都翻白眼了,最后我一唱圣母玛丽亚,俺家铁蛋就醒过来了。还有,俺家虎妞走路不小心,掉到一个废井里,拉上来后,发现没伤着一点皮毛,不是上帝保佑是什么?还有,俺家铁蛋拉着牛尾巴玩,牛疯了,拉着他跑了老远,从井口上跳过去,俺家铁蛋也没事,还是上帝保佑着呢……我这邻居说的事绝对是真的,全村皆知,有人亲眼看见的,但是我不认为这跟上帝有什么关系,但是不少人认为,可能有关系。我们邻村的一个姑娘,在镇里做了阑尾炎,基督徒就找她娘游说去了,她娘一听,加入基督教就不用在医院输液了,省好多钱呢,就全家入了,把姑娘也拉了回来。十几天之后,姑娘发炎到无法治愈的地步,上那边找上帝去了,时年22岁。如果不是这件事,她当年就会嫁到我们村的。如果这些西方传教士知道中国乡下百姓就是这样信他们的上帝的,我不知道,他们那种传教的信念以及殉教的精神,会不会打折扣,更何况,中国史书一直把他们定性为“披着宗教外衣的文化侵略者”。现在,我们就看看他们是如何侵略的吧。

  【一】明以前的宗教文化侵略

  唐朝的时候,就有披着外衣的传教士混到了中国。贞观九年,波斯主教阿罗本携带《圣经》来到长安,唐太宗毕竟不是纯汉人血统,身上更多的是蛮人那种傻冒精神,不知道夷夏之大防,竟派名相房玄龄亲自带仪仗队到郊外迎接去了。不但待如嘉宾,还把人家请到宫里切磋教义,切磋的结果,傻小子特别下令准其在中国传教,是为景教——古代基督教的一支。

  后来景教受到了佛教的攻击,更受到中国儒生的攻击——当然中国儒生也攻击佛教——认为景教逾过了华夷之线,景教教人不忠不孝。太宗的后人也越来越聪明,夷狄之身慢慢进化得有了华夏之心,华夷之别的思想越来越严重,所以,开始抑制景教了。唐武宗时,下令禁教,景教在中国消亡。

  元朝建立以后,景教再次传入,天主教也尾随而至,基督文化在元朝得到较大发展,这跟元朝统治者自身的特点是分不开的。马可·波罗在他的游记里记载了忽必烈如下一段话:人类各阶级(翻译者的翻译问题吧,那时候忽必烈就使用阶级概念,太神了)敬仰和崇拜四个大先知,基督教徒把耶稣作为他们的神,撒拉逊人把穆罕默德看成他们的神,犹太人把摩西看成他们的神,而佛教徒则把释迦牟尼当作他们的偶像中最杰出的神来崇拜。我对四大先知都表示敬仰。

  从忽必烈这段话里,我们可以发现,他简直是个夷人“蔡元培”——兼容并包,思想自由。至于他本人,也类似蔡元培倾心欧美自由一样,倾心于基督教。马可·波罗是如此评价忽必烈的信教精神的:他显然认为,基督教的信仰是最真实而且最好的,因为他看出这种宗教的信仰者所担负的使命,都是充满着道德和圣洁。

  估计是夷人眼里出美夷,夷人待见夷人,忽必烈的继承者们,大都友好对待基督教的传播,给予他们各方面的包括财政方面的扶持,甚至有喜欢听教徒们唱赞美诗的呢。同样是夷人,后来的满洲就没这个爱好,估计是完全被汉化了的缘故。问题是元朝的寿命,决定了基督教在中国的二次消亡。朱家一上任,不但不会准许基督教的发展,甚至连本土宗教也开始限制了。小朱皇上把道教首领张天师的称号降为张真人,认为他们不配称天称师;至于和尚尼姑,热烈欢迎他们还俗!如果不是佛教已经本土化中国化,小朱皇上可能把佛教也要赶跑的。这样一来,基督教再次消亡!

  【二】明中叶以后的“宗教文化侵略”

  明中叶以后,西方的地理大发现,再次把披着宗教皮的“狼外婆”引来。

  第一个来到中国的“狼外婆”是方济各·沙勿略——耶稣会东方巡视员!当他巡视到日本的时候,他发现日本只崇拜中国,为了影响日本的宗教情结,他决定到中国去。1552年8月,他来到广州外洋一个荒凉的小岛——上川岛。沙勿略“决定无论用什么方式都要进入中国”,但是他没想到,中国无论如何也不放他进入。上川岛离广州30里地,但是大明政府规定:不准中国人出海贸易,不准外国人进入中国本土,违者处以极刑。自言“为了拯救中国人,个人的生命微不足道”的沙勿略,用200块金币拉拢一个中国商人,中国商人答应带他进广州。中国商人一去不复返,沙勿略苦苦地在岛上等候,没想到,没等到中国船工,却等上了死神。年底,身染重病的沙勿略找上帝汇报工作去了,时年46岁。死亡的时刻,沙勿略可能是幸福的,因为他身边有一位刚入教的中国基督徒,也可能是悲哀的,因为他的福音被中国所拒绝!

  1567年,西班牙耶稣会士J.B.李贝拉来到澳门,他比沙勿略幸运些,几次试图偷偷进入中国境内,但是没一次成功。神父一恼,说出了如下断语:福音只有用武力带入中国!

  1577年,耶稣会新的东方巡视使上任,前来接替沙勿略未竟的事业,这位新神父,来自意大利,名叫范礼安。他准备换个方式进入中国,简单讲,就是用中国的方式进入中国。要进入中国,首先的工具就是:学习汉语!在范礼安向中国学习的精神指导下,罗明坚等传教士在澳门住下来,学习汉语。时间长了,罗渐渐明白,所谓中国的方式,不仅仅是学习汉语,还有很多东西,他们一辈子都不一定能学完。但是他已懂得“在中国,送些礼,花一点银子,无论什么事情终究都办得到”。在这种花点钱就能办事的精神指导下,他们买通了总督大人家的门卫,买通了知府王泮,最后被准许在肇庆建堂。罗明坚似乎看到了天国的希望,兴奋得写信叫利玛窦快来,来的时候多带些自鸣钟之类的洋货,好给中国的官员们送礼!

  官方得了钱,不吭声了,可中国的百姓没收着“脑白金”,当然不干,教堂建设过程中,就有百姓们往里不断地抛石子。神父们抓住了一个扔石子的孩子,百姓们就沸腾了:看看,他们果然是吃孩童的妖怪!

  为了让百姓们接受宗教,利玛窦们开始宣传他们那半拉子科学知识。众所周知,传教士们的那些科学知识在欧洲早已落后许多,但是对中国人来讲,却又先进许多。自鸣钟、三棱镜,吸引得市民们竞相观看,教堂顿时门庭若市。利玛窦在接待室的墙上,挂了张世界地图,但是他很快发现,中国百姓不喜欢把中国画到东方一角,他们认为天是圆的,地是平而方的,而中国应该居于地的正中央。没办法,利玛窦给中国人特制了一张:抹去福岛的第一条子午线,在地图两边各留下一道边,使中国正好出现在地图的正中央。中国百姓们高兴且满意。直到如今,中国版的世界地图还是这样子画呢。


创建时间:05-11-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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