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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章 中国传统知识分子——知识分子概说(3)      


  【五】总结语:知识分子应有的特性

  我认为,知识分子起码应拥有以下特性:

  首先是启蒙性,所谓的启蒙,康德的意思是“独立运用每一个人的理性”。站在这个角度,中国陈寅恪的“自由之思想,独立之精神”最合乎标准。先生在那个一花独放的时代,竟然拒绝惟一的一朵花——拒绝学习马列主义!1953年年底,汪篯(清华大学历史系毕业,1947年曾任陈寅恪助手,时为北京大学历史系副教授)携郭沫若、李四光的信来广州劝说陈寅恪任科学院中古史研究所所长,陈寅恪对此作了书面答复,即《对科学院的答复》,其中说:“没有自由思想,没有独立精神,即不能发扬真理,即不能研究学术。……独立精神和自由思想是必须争的,且须以生死力争。……一切都是小事,惟此是大事……我认为不能先存马列主义的见解,再研究学术。我要请的人,要带的徒弟都要有自由思想、独立精神。不是这样,即不是我的学生。你以前的看法是否和我相同我不知道,但现在不同了,你已不是我的学生了。所以周一良也好,王永兴也好,从我之说即是我的学生,否则即不是。将来我要带徒弟也是如此。因此,我要提出第一条:‘允许中古史研究所不宗奉马列主义,并不学习政治。……”

  现在我们对陈先生顶礼膜拜,更大的程度上,并不是先生的学术贡献,而是他的人格魅力——独立与理性!这一点是知识分子最基本的标准,但是在那个年代里,这种精神居然成为稀缺品,让人不胜唏嘘!

  其次是批判性,知识分子应该“保持对传统的永恒批判的姿态”(福柯语)。这种姿态体现在一个“反”字上。老子云:反者道之动。反有两意,一是“相反”,二是“返归”,二意相通。反,就是逆向思维,而返归,并不是一种回到起点的简单重复,而是从一个更高的层面鸟瞰,带动传统和定型事物及其正反因素进入新一轮思考。

  但是这里我想歪解老子的原意,我希望歪打正着——也就是说,在中国特殊的语境下,我觉得“反动”这个词最能体现中国知识分子的原生状态,基于这个层面,我认为,反动应是知识分子的最高境界,它首先是文化意义上的批判性。问题是我们中国,硬是把这词糟蹋成了一个政治术语和杀人武器。据陈寅恪的助手黄萱回忆,“文化大革命”期间她偷机会去看陈寅恪,有一次先生突然问她“反动”二字作何解,黄萱无言以对。当然,1958年陈寅恪荣任“中山大学最大的一面白旗”,一个“反动学术权威”,他当然会对反动二字作一思考的。对于一个学者,十年的思考足够了,所以,民间传说1969年陈寅恪在自己的人生历程即将走完之前,向校方承认自己是“反动学术权威”。我相信这个传说,我希望先生一生都为自己的反动而骄傲,在那个年代里,不反动,才真正是知识分子的耻辱!

  西方第一个反动意义上的知识分子,当属雅典的苏格拉底。当然苏格拉底自称自己是国家的牛虻,主要任务就是叮——责备和鼓励。而苏格拉底也做到了——很称职的牛虻。他所身处的雅典,实行的是令现代人都不可思议的充分的直接民主制,一切重大问题都由公民全体讨论,然后根据少数服从多数的原则表决通过。问题是这么一种民主,竟然遭到了苏格拉底的批评,他说:“要想得到正确的判断,要根据知识,而不应根据多数!”在当时,苏格拉底这话可是够反动的,但是两千年之后的今天,我们发现苏格拉底的话居然有惊人的智慧。他的观点与当代管理学中的木桶理论——一只木桶,其存水量的多少,不取决于最长的那块木板,而取决于最短的那块木板——很相近:一个多数决定少数的社会,只能是多数盲众统治少数精英!当然我这里无意争论苏格拉底的对错,我只想说的是,苏格拉底的反动很是可爱!

  苏格拉底死得也很可爱,公元前399年,七十高龄的老哲学家,被控犯有“不敬国神”、“别立新神”和“败坏青年”的罪行而送交审判。在法庭上,苏格拉底以一贯的从容为自己辩护,重申自己的哲学观点。其后,参加审判的501位法官投票表决,以281票表决苏格拉底有罪。根据雅典法律,在判决有罪之后,原告和被告双方各提出一种刑罚,再由法官表决用哪一种。原告提出死刑,按照当时的情况,如果苏格拉底表示诚心认错并提出一种较轻的刑罚,比如放逐,那本来是很容易被法官们采纳通过的。但是苏格拉底拒不认罪,只是在朋友们的请求与担保下,才提出以三十个钱币的罚款作为刑罚,并表示他愿意为真理献身,结果,第二次表决以360票通过了死刑判决。在死囚牢里,苏格拉底在朋友们的眼皮底下,从容饮鸩而死。苏格拉底是一个称职的牛虻,终于获得了好多人的讨厌,正如他自己所说“就像一个人正在打盹,被人叫醒了一样,宁愿听安托尼的话,把这只牛虻踩死”。这只牛虻从容地背负着自己的反动哲学,走向了死亡,更走向了永恒!

  再次是颠覆性,所谓的颠覆性,拿龙应台的精神来概括:我要留在主流中做最大的“颠覆”,做最红的苹果核心里的一条“蛀虫‘。龙应台的这种颠覆,既批评体制,又不想置身于体制之外。这是一种体制内颠覆吧。

  还有一种是体制外颠覆,典型代表是老庄。如果说在中国历史上儒家是执政党的话,那么道家就是在野派,而且是永远的在野派。相对于儒家的一本正经和严肃来讲,道家就像绝顶聪明又淘气的孩子。儒家仁啊爱啊啰嗦不清,老庄却在一旁不时地捣上一句——老子云:大道废,有仁义。智慧出,有大伪。六亲不知有慈孝。国家昏乱有忠臣。庄子云:“窃钩者诛,窃国者为诸候,诸候之门而仁义存焉!”总之,有点哪壶不开提哪壶的捣乱劲儿!

  但是道家的这种体制外颠覆是有限度的。第一,他永远是站在路边说话,甚至是钻到深山老林里说话的。第二,他的颠覆是一种清高,一种自保,甚至是一种逃避。到了魏晋时代,以嵇康为代表的士人还在作颠覆,但是永远没有超出老庄的高度。比如嵇康在《与山巨源绝交书》中自言:

  不堪者七,甚不可者二。卧喜晚起,而当关呼之不置,一不堪也。抱琴行吟,弋钩草野,而吏卒守之,不得妄动,二不堪也。危坐一时,痹不得摇,性复多虱,把搔无已,而当裹以章服,揖拜上官,三不堪也。素不便书,又不喜作书,而人间多事,堆案盈几,不相酬答,则犯教伤义,欲自勉强,则不能久,四不堪也。不喜吊丧,而人道以此为重,己未见恕者所怨,至欲见中伤者;虽瞿然自责,然性不可化,欲降心顺俗,则诡故不情,亦终不能获无咎无誉,如此五不堪也。不喜俗人,而当与之共事,或宾客盈坐,鸣声聒耳,嚣尘臭处,千变百伎,在人目前,六不堪也。心不耐烦,而官事鞅掌,机务缠其心,世故繁其虑,七不堪也。又每非汤、武而薄周、孔,在人间不止此事,会显世教所不容,此其甚不可一也。刚肠疾恶,轻肆直言,遇事便发,此甚不可二也。以促中小心之性,统此九患,不有外难,当有内病,宁可久处人间邪?

  总而言之,我毛病大了,不是人间人!与其说是颠覆,还不如说是不合作,顶多是消解,是一种泥浆战术——为了把别人拉进泥坑里,自己先跳进泥坑,拉不下来,也要往正统身上蹭点泥浆的,与王朔的“千万别把我当人”有异曲同工之妙,中国文人痞子化,开山鼻祖并不是小王朔,倒应了孔子那句话:其由来渐矣!

  也许,正是由于中国知识界内部与外部的颠覆始终没有超出老庄的高度,所以中国知识界最后才会走进“万马齐喑”的死胡同里。幸运的是,五四运动之时,中国的知识分子再次扬眉吐气,历史还算够意思!


创建时间:05-11-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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