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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 我已经收到上帝的邀请







1975年 北京
  在我就任美国驻毛的中国联络处主任刚刚一个月的时候,亨利·基辛格将访问北京。这是我就任后在外交上遇到的第一个大挑战。
  在70年代中期的那些年里,如果你是福特政府的一名成员,只要说出“中国”这个名字,不管亨利·基辛格在哪里——开罗、耶路撒冷或者巴黎——他的触角都会颤抖几下。中国是亨利的私人外交领域,是他取得最大外交业绩的地方。
  基辛格突如其来的北京之行已经过去四年了。那是尼克松总统对中国采取的历史性主动行动的第一步。现在尼克松总统已经下台,但他的国务卿仍然指导着美国总的外交政策,特别是对华政策。
  我接替戴维·布鲁斯担任美国驻人民共和国的外交使节后,很快了解到这一点。
  我的任命是福特总统邀我到椭圆形办公室讨论我在他的新政府中应当担任什么角色问题时作出的。曾考虑我担任的第一角色副总统的职位已由纳尔逊·洛克菲勒出任。福特在宣布他选择洛克菲勒之前,曾打电话通知我这件事。当时他提到我们将尽快全面的“讨论未来”。
  谈到未来,就巴巴拉和我来说,我们能想像的最美好的“未来”是让我们尽可能远地离开刚刚过去的事。在尼克松政府最后几个月里担任共和党全国委员会主席成了我的一场政洽恶梦。尽管我们留恋华盛顿,但如果有人能在那个时候向我们提供一个合适的工作,那将是离开这座城市的好时机。
  当我在椭圆形办公室作客时,总统首先感谢我作为共和党全国委员会主席做出的贡献,然后提到有两个重要的外交职位即将出现空缺,一个是驻英国大使,一个是驻法国大使。
  但是我另有考虑。戴维·布鲁斯正打算离开他的美国驻中国联络处主任的职位。我向总统提出,如果允许我选择的话,这才是我所希望得到的职务。
  福特在烟斗里填满烟后抬起头来说“中国?”显然他感到惊奇。
  我再一次说:中国——如果有这种可能的话,并且在有这种可能的时候。
  巴巴拉和我已经谈过这件事。我们已经作出了决定,就像我们在1948年决定类似的事一样。那时我们决定不干那些老一套的工作,而打算到西部去。现在我们同意,如果总统让我们在海外职务中进行选择的话,我们将要求去远东。到伦敦或者巴黎这些重要的使人垂涎的地方任职对前程是有利的。但去北京却是一个挑战,前途未卜。一个新的中国正在出现,在未来的岁月里,美国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关系将是至关重要的。这不仅仅是就美国的亚洲政策而言,就其全球政策来讲也是如此。
  美国同人民共和国当时还没有建立正式外交关系。因此,我的任命不需要经参议院批准。但是这需要得到亨利的合作,因为在美国政府里,没有一件有关中国的事不得到他的审查和同意会获得通过的。
  亨利深恐泄露中美关系的情况,以至于国务院和国家安全委员会为我担任新职务而进行的情况介绍会都是秘密进行的。
  有些我需要知道的最重要的文件,比如导致发表1972年《上海公报》的尼克松同毛的谈话这样关键性的文件,都由亨利的幕僚严密保存着,我只有到国家安全委员会的高级幕僚和中国问题高级专家之一理查德·所罗门的私人办公室里才能看到这些文件。
  基辛格的专长是欧洲事务,而不是亚洲事务。但是,他是从全球战略和安全的角度来观察美国—中国关系的。他公开讲,对华政策只能由他及他最亲密的助手如所罗门和当时负责东亚及太平洋事务的助理国务卿菲利蒲·哈比卜以及国务院对外政策规划处处长温斯顿·洛德来掌握。
  在我动身赴华前,亨利向我保证,他和他的助手们将把美中关系的任何情况全部通知我。就美中关系所做的大部分工作都是在华盛顿进行的而不是在北京。亨利同我的对手即中国驻美国联络处主任黄镇大使经常在华盛顿见面。和戴维·布鲁斯一样,我也发现,要得到国务卿同中国人之间私人谈话的任何一点情况,都得同国务院费一番口舌。
  1974年9月中旬结束情况介绍会后,巴巴拉和我便动身赴任。我们家庭的新成员C·费雷德·布什在飞机货舱里和我们同行。
  C·费雷德的名字是按照我们在米德兰及休斯顿时的朋友C·费雷德·钱伯斯的名字起的。当巴巴拉问黄镇大使可不可以带我们的新家犬到北京时,我们第一次领悟到在我们的新职务中将会遇到某种文化冲击。
  “一只狗?”黄说,然后点点头说,“当然可以,把它带去嘛。”接着又问,“是不是一只袖珍狗?”所谓袖珍狗,据说是中国人对小狮子狗的称呼,因为旧时的满清宫员经常把这种小狮子狗放在衣袖里。在毛的中国,革命前的那种“袖珍狗”已不再得到人们的欣赏。
  C·费雷德通过了这一关,但当到达中国后,它又成为对中国人的某种文化冲击。从40年代内战结束后人民共和国为防止疾病传播而开展灭狗运动以来,狗在中国已经非常稀少。当我们带费雷德散步时,中国人竟张冠李戴,指着它叫“猫!”还有一些人表现好奇,也有个别人害怕。巴巴拉自然而然学会的第一句中国话是:“不要怕,它是一只小狗,不咬人。”
  在现代中国,狗并不是完全不能接受的。在我们抵达中国不久参加的一次晚宴上,正式菜单上曾有一道荣称作“五香肉”。我们回家后把这份菜单拿给一个熟悉中国文化的职员看,他解释说,我们刚刚吃过的这道菜是用中国野狗的上嘴唇烧的。
  基辛格是在我到任一个月后来访问的,那时我同约翰·霍尔德里奇副主任为首的美国驻中国联络处30名官员刚刚熟悉。约翰身高六英尺以上,曾是一名大学运动员,体格魁梧,在外交场合颇引人注目。他是一位中国问题学者,后来任美国驻新加坡大使,然后又担任负责远东事务的助理国务卿。其他高级官员包括中国政治问题专家唐·安德森,经济处主任先是赫伯特·霍鲁威兹,后来是比尔·托马斯,以及我的执行助理詹尼弗·菲茨杰拉德。
  在美国外交人员中,安德逊所担负的工作是最艰巨的任务之一,他受命搞清楚在一个百年来习惯于秘密统治的国家里政治形势是如何发展的。唐和他的助手们致力于搜寻关于中国领导人地位升降沉浮的极微小的线索。他们成了研究中国领导人活动情况的专家。例如,在关于某中国领导人的诞生地落成新建筑的新闻消息中是不是没有提到他?是不是某位中国部长没有被派出去出席一个国际会议,却派了他的副部长出席?为什么已经三个多月没听到关于某某人的消息?谁提升了?谁降职了?
  听了唐和他的政治处宫员们关于微妙的中国政治情况汇报后,我简直难以想像,如果伊乃斯、诺瓦克、萨姆·唐纳森及美国的其他政治专家们像观察华盛顿那样来观察北京,这将是多么好的一个获得意外成功的时刻啊。
  熟悉联络处的官员后,我的下一步工作安排是开始会见唐·安德森所属部门向我建议的某些中国领导人。我拜会的第一位中国高级官员是我在联合国工作时所认识的乔冠华。
  乔当时任外交部副部长,他曾于1972年率领第一个中国代表团出席联合国大会。在向大会发表的演说中,乔向联大这个世界性机构申明了中国的立场,他不偏不倚地既攻击了美国,又攻击了苏联。乔成为第二天报纸上的漫画人物,在画中,他手端一碗米往我和雅可夫·马利克的头上倾倒。
  这就是乔冠华这位强硬的外交家的形象。但后来我发现他是一位温和的外交家,他热心于按照他们国家的外交政策改善同美国的外交关系。通过一些非正式的晚宴交谈,我们彼此有了了解。
  当我做为联络处主任第一次拜会乔时,他已升任外交部部长。他仍然记得我们在联合国时的那些日子。拜会不久,他为巴巴拉和我举行家庭式晚宴。其他外国驻华使馆,特别是苏联使馆的那些政治专家们,可能已注意到这场活动并开始为此得出结论。毫无疑问,当乔安排晚宴时,就已经想到了这个问题。
  乔曾在德国受教育,英语讲得很好,他同中国外交部的一位高级官员章含之结了婚。章长得漂亮,迷人,留一头西方式发型。这种发型在毛的中国很不寻常。乔不像许多其他中国领导人那样,他同外国人谈话时表现得很自然。他很和蔼,但也很直率,还经常以周恩来总理来对照自己。
  后来,由于一系列的原因,乔和他的夫人都失去了权位。在一段动乱时期,乔站在反邓派方面。章同后来成为“四人帮”领袖的毛夫人过于亲近。1976年秋天“四人帮”被打倒和邓重新上台时,乔和他的夫人同那些支持错误一派的中国领导者们走到一条路上去了。
  可是两年前即1974年秋天我刚到北京时,乔在中国正是一位青云直上的人物。由于他的才华和坦率,西方外交官都愿意同他见面和交谈。
  我们讨论了基辛格即将访华的事宜,我可以按照乔对亨利的说法说一句:中国人对亨利这位美国国务卿是非常尊敬的。据我了解,中国领导人认为,同其他西方高级外交家相比,亨利对中国以及对俄国都有更多的了解。当基辛格乘坐的带有美国国徽的蓝白色巨型喷气飞机降落时,北京机场的欢迎人群就连美国总统来也不会更多。
  当飞机舱门打开的刹那间,我还以为来访的客人是总统。走出舱门的第一个人竟是亨利的保安人员。我数了五六个人之后停下来,不再计算人数。
  当基辛格的特工班子匆忙走过时,中国政府的官方翻译唐闻生议论说,“这么多人!”对一个严密控制的国家来说,人数似乎过多了些,因为国务卿的安全实际上是由主人负责的。
  这时亨利由其夫人南希和两个孩子戴维和伊丽沙白陪同走下舷梯,在飞机旁受到热烈欢迎。然后,基辛格乘坐官方的黑色轿车离开机场,在尘土飞扬中驶往北京西郊的政府宾馆。
  可真是尘土飞扬。虽然北京是有名的历史古城,但到那里刚刚一个月时间却使巴巴拉和我回忆起1948年我们在得克萨斯州奥德萨东七条街住时的生活情况。像奥德萨一样,中国的首都位于一片大平原的中央。刮风时未铺沥青路的小道灰沙弥漫,简直使人看不清路。C·费雷德的毛色由又光又亮的金黄色变成暗淡无光的灰色。我患了感冒,虽然不一定是灰沙引起的,但也因此而加重了病情。
  我们到了基辛格下榻的宾馆。亨利神采奕奕,正和中国主人谈笑风生。我在其他场合也见过亨利的这个样子。每当这位国务卿在其成为中心人物的场合,他就变得活跃起来,就像一位搞政治的候选人会见选民后回到家里一样。
  为了节省往返联络处和基辛格下榻宾馆之间穿过街上百万辆自行车的时间——巴巴拉和我临时住在附近的一座宾馆。一位中国主人直截了当地告诉我们,我们已被安排住在宾馆的第18号楼。尼克松1972年2月第一次访华时就住在这栋楼里。
  宾馆虽不豪华,但还舒适。像中国的多数招待所一样,宾馆里准备了外国客人可能需要的一切用具:笔、墨水、信纸、浴巾、拖鞋、化妆品,甚至牙刷和牙膏。在第一次正式官方活动的短暂休息时间,巴巴拉坐下来写了封家信。她在信封上写好了地址,并准备贴上中国邮票,可中国邮票的背面却很少有涂粘胶的,她环顾了一下四周,然后说道:“这里什么东西都有,就是没有胶水。”
  当时房间里只有另外两个人:约翰。霍尔德里奇和我。第二天,一瓶胶水放在了桌子上。
  基辛格的访问包括同邓副总理和乔外长的高级会谈。这些会谈给了我了解中美关系最新发展情况的宝贵机会,上任四周后我便认识到,对一位驻中国的大使来说,获得情况是很难的。
  这不仅是我一个人遇到的问题——亨利在华盛顿的助手们也都不愿意把自己所知道的情况让大家分享。这一点不假,在北京的其他外交宫们同样急于了解各种情况、猜测,甚至关于正在进行的事情的各种谣传。一层保密的面纱遮盖着驻北京的外交宫们的生活。基辛格结束访问后,我的约见登记本上写满了要见我的驻华大使们的名字,他们都争先恐后地了解一些所能获得的内部情况。
  根据尼泊尔大使的说法,刚到北京的新使节有某些优越条件。他说,这是一种新的看法。“我到这里已经十年了,”他说,“可我认为,我现在对中国人的了解实际上比我刚来时少了。”
  外国大使们不久便发觉,中国外交运用委婉的措词很有艺术。当你要求会见一位中国高级官员时,你可能被下列三种方式中的一种婉拒,而这三种方式都是很有礼貌的。
  第一种方式,你可能被告知,这种会见“不方便”。这就是说,要等到地狱全部结冰才能见到那位官员。
  第二种方式,你的要求可能“原则上”被接受。这意味着你不要着急。
  第三种方式,你可能被通知说,会见是“可能的,但要稍等”。因为中国人的时间概念同没有耐性的西方人不一样,“稍等”可能意味着5至20年。
  如同其他国家驻北京的大使们一样,我不久也发现,“中国城墙”远不止一种。拿起电话想要求与一位中国官员讨论某个国际问题是不可能的事。这里的规矩是:不必打电话找我们,我们会打电话通知你们的。
  这堵“城墙”对刚到中国而很想了解这个国家及其人民情况的人来说特别失望。如果外交意味着什么的话,它就是相互交往。但中国的官僚政治却不这样看。
  举个例子说,我们抵达北京不久,一个美国医学专家组到中国进行访问。专家们对血蛭病或叫做血吸虫病的这种热带疾病很感兴趣。因为这种病在中国传播很广,专家们了解这种病情肯定是为了帮助中国。我起码作为美国大使是这么看的。
  中国人热情地欢迎专家组,为他们特别安排了观光旅游日程和丰盛的宴会。专家们旅游观光的日子一天天过去。由于吃得好,体重日增,但这并不是他们来访的目的。他们可以看长城和故宫,但看不到他们到中国想看到的东西。只是在他们多次提出请求——最后抱怨时——中国官僚政治才被冲破,才允许美国人考察中国的血吸虫病。
  就中国人而言,外国访问者只能了解他们的中国主人想让他们了解的东西。他们通常的做法是简单地限制访问者们去了解情况,但是有一个波将金式村庄那样的地方专供基辛格这样的特别访问者参观。
  在基辛格一行五天的访问即将结束时,又安排了一个去苏州的旅行。苏州位于北京和上海之间,以刺绣闻名。我们所有人分乘两架由主人提供的英国三叉戟喷气机从北京起飞。美国联络处的林思·帕斯特一周前陪一个美国大学校长小组先于我们到达苏州。据他报告,苏州和北京一样,马路上挤满了自行车和运输车辆。
  但当我们同基辛格一行到达苏州那天却不是这样,我们沿着幽静的马路行驶,没有车辆,没有行人。以前也有过类似的情况,曾陪一个新闻代表团访问过中国的比尔·巴克利有一次问他的陪同人员,人们都到哪儿去了?陪同人员反问,“你说什么?”“人,”比尔回答说,“你知道,这是在中华人民共和国。”
  当基辛格一行和布什的人员乘车行驶到苏州的主要大街时,我可以看到有大批人群挤在马路边上,站在路障后面。在我们访问期间,不管中国政府以什么理由清理街道,它都可怕地、甚至令人胆颤心惊地表明一个极权政府能够如何控制它的人民。
  在苏州的一个公园里像波将金村庄那样的异常情景终于出现了,在那里我们看到一群群儿童在玩游戏、欢笑、唱歌,这显然是一个经过精心安排和设计好的场面。当我们回到车里时,公园里突然变得一片寂静,由此,我们的怀疑得到了证实。场面结束了,孩子们完成了毛主席交给的任务。
  两天后,基辛格一行飞回华盛顿,联络处大院里的生活也恢复了正常。在我的前任戴维·布鲁斯时期,联络处的作用仅仅是作为美国的一个观察员和在北京外交界的一个联络点。他认为在美国和人民共和国之间没有正式关系的状况下,只能进行低调的工作。
  基辛格显然同意这样做。当亨利得知我为了去北京而放弃到伦敦和巴黎出任大使时,他感到迷惑。他说,“你会不时有实质性工作可做的,但在多数情况下,你会感到令人难以置信的厌倦。”他这样概括了我当联络处主任的职责。
  考虑到中国当局对外交使团的限制,这种说法在“正常”的情况下可能被证明是真实的。但当我考察了工作的局限性和潜力后,我开始重新考虑联络处周围的所谓“正常”情况究竟如何。
  联络处位于北京的使馆区,它的庭院使人想起20年代南加利福尼亚的建筑风格:那日落林荫道一半是西班牙式,一半是东方式。两名穿着绿色军装的人民解放军士兵守卫着大门。
  在联络处有一座小楼是领事楼,它的旁边是主任官邸。官邸很明亮,楼下是会客室和餐厅,卧室在楼上。
  主任官邸有六名工作人员——两名厨师,两名服务员,两名清洁女工。服务组组长王先生是位二十多岁的年轻人,他很和善,责任心很强。主厨孙先生是位烹任专家,据说是北京最有名的厨师之一。其他使馆没有这样幸运的条件。一位大使夫人经常向中国礼宾官员抱怨他们使馆里厨师的烹任水平如何差,中国人终于把那位厨师调走了——当然他们是不高兴这样做的。他们有好几周没新厨师来,使得大使夫人不得不下厨房。
  在交通车辆方面,为主任提供的车是一辆克莱斯勒轿车,巴巴拉和我起初乘坐这部车。但不到一个月,我采取了第一个步骤来打破过去希望驻北京的美国使节所采取的模式。这不是一个重大的外交行动,但它有助于证明亨利认为我对新工作会感到厌倦的估计是错误的。
  在中国时,我曾想,为什么不能像中国人那样到处走走?我妈妈到北京度圣诞节时,王先生告诉我,他的朋友们把巴巴拉和我称作“开路者,因为同中国人一样骑自行车”。
  1974年圣诞节是巴巴拉和我自结婚以来第一次分开度过的。她回国同孩子们一起过节,那时孩子们还在上学。但我也不是一个人独自过节。我妈妈和一位姨母玛乔丽·克莱门特那时已到北京。做完礼拜,我们骑车绕使馆转了一圈,之后拜访了英国驻华大使特德·龙德。
  我们还往华盛顿打了电话,巴巴拉和孩子们正在华盛顿过圣诞节。杰布已当了φBK联谊会会员,尼尔考试成绩很好,马文正加紧锻炼,以迎接篮球季节。
  在圣诞之夜,孙先生竭尽全力第一次烹制了西方节日菜肴:火鸡、桔酱及配料;不过他没做南瓜或者胡桃馅饼甜品,而准备了一道别致的中国风味的甜品,叫做“北京粉糕”。这是一种挤上松散奶油并在上面撒满栗子粉的点心。
  但是圣诞节的大部分时间是在地下度过的。在基辛格访问期间,亨利和我会见邓副总理时,他曾问我是否有机会参观“防空洞”。我说没有参观过,这样就在圣诞节那天安排我去参观。
  “防空洞”就是北京城下面的地道。一位人民解放军干部和附近街道的官员在指定的路口迎接我。他们领我走进附近的一家服装店,几个货架后面安着一个按钮。按了按钮后,一个活动门便慢慢打开。我们往下走了大约25英尺,穿过蜂窝状的人行道,再穿过几个像大房间的地道。地下有卫生间,虽无通风系统,但主人肯定地告诉我,地下空气很好,并有排水设备,这个地道能容纳所在街道的几干名居民。,
  我们参观的是地下避弹所,即人防“洞”。中国人在所有大城市中都在挖这种洞。毛主席曾教导,“深挖洞”,“广积粮”。为什么这样做?据说是因为如果苏联决定对中国发动战争,那就是用原子武器而不是常规武器。
  参观完“洞”并向我的向导表示谢意后,我骑自行车回到联络处。妈妈问我观感如何,我把参观的情况告诉了她。她评论道,这是一份奇特的圣诞礼物:在致力于全球和平的圣诞之日应邀参观避弹所。
  然而到此时,我在中国的时间已足以使我懂得,中国人在同外国人打交道上很少听其自然发展或发生意外事情。中国最为重视的是对苏联保持警惕,并准备应付世界形势发生任何变化,甚至最坏的变化。
  我同意妈妈的说法,安排在圣诞节去参观是奇特的时间安排。不过,选择这个时间去参观防空‘洞”,倒使我不会很快忘记这件事了。
  圣诞节的这种安排有一点附带的提示。它使我不能不摇摇头,不知是不是应该消除尼泊尔大使说过的那种感觉——你对中国人知道的越多,对他们的真正了解就越少。
  妈妈离开北京前,告诉我家的服务组组长王先生,她和姨妈玛乔丽在来访期间过得很舒适,她们表示非常感谢。出于过节的原因,妈妈表示要向王先生及他的服务组同事们送点小礼物并解释说,这是我们国家的风俗习惯。但王先生说,“不用客气,谢谢您。”妈妈坚持一定要送,心想王先生不过是表示客气而已。但王仍然坚持不收,什么也不能改变他的立场。
  关于不收礼品的原因,据联络处的一位职员说,在毛的中国,如果因为帮了别人的忙而接收人家任何形式的报赏,都会被看作是资产阶级——或者更严重。如果王先生接受了礼物,就会有风险。在统治着中国人生活的严格革命教义下,王先生可能会不得不在他的地区召开的所谓“自我批评”会上站起来,承认他接受了外国人的礼物。
  听到这种解释,我点点头,似乎懂了,但实际上我并没有真懂——至少没有全懂。原来有一种绕过不准受礼规定的办法。只要我们的客人讲明那些东西是“供你们工作中使用”,王先生和其他人便会接受——这是我们在中国期间找到的解决东西方风俗习惯之间和共产主义与资本主义风俗习惯之间的难题的方法。也许我们是这样认为的。
  当“开路者”骑自行车绕北京城转时,这并不失为打破北京的外国使馆区这个外交圈子的一种方法,但它仍然没有解决同中国政府官员隔绝的问题。外交使团的其他成员们至少在每个国家庆祝国庆的各种招待会上可以见到这些官员。一位中国政府代表和他的同事总是在这种欢迎客人的社交场合出现。
  戴维·布鲁斯没有出席过这种招待会。他把他的作用严格地限制在美国同中国政府的联络方面,而不是一个完全的外交代表。然而,我却认为,放弃这些招待会就会失去让人们感到我们在北京存在的机会,并且采取了接受国庆招待会邀请的做法。
  我们接受的第一个邀请来自阿尔及利亚大使馆。当我和夫人同霍尔德里奇夫妇走进招待会大厅时,周围的谈话气氛突然活跃起来。美国人出现在北京的外交招待会上了!但是,没过多久,一切便恢复了正常。外交坚冰已被打破。从那时起,我们出席那样的招待会便被视为惯例了。
  亨利·基辛格并没有把我扮演一个活跃的联络官员的做法当成一件什么大事。有一次他告诉我,“不要管他们是否喜欢你。”我不同意这样。我并不是为了在北京出风头,而是要了解中国人——同时也让他们了解美国人——在个人与个人之间。别人不说,亨利是懂得在世界事务中个人关系的价值的。正是由于他同安瓦·萨达特之间的亲密关系,帮助打破了中东地区互不信任的障碍。
  但是,在中国期间,曾有一段时间使我重新估计,戴维·布鲁斯不参与外交活动的做法是否正确?那时正是1975年春天,美国和我们的南越盟国的军事形势恶化了。形势的这种变化似乎不仅加深了我国在全世界的敌对国家的反美情绪,而且也加深了我们的一些朋友的反美情绪。每当我走过一群群外交官身旁时,我便感觉到他们的敌意,以及在某些情况下他们对美国在东南亚政策的失败感到的心满意足。
  这些天来最糟糕的日子是4月30日,那是北京庆祝“五一”节的前夕。巴巴拉和我正在荷兰大使馆出席纪念朱丽安娜女王生日的招待会。当客人们聚集在一起时,消息传开了,说西贡已经陷落。在一般情况下,这种招待会的气氛比较拘谨,但在那天晚上,大厅里却议论纷纷。突然越南南方临时革命政府的五六位代表急急忙忙走出了大厅。此时外面大街上发出了欢呼声。
  巴巴拉和我一直呆到招待会结束后才回到美国联络处,这时北京城到处是鞭炮声。第二天,即“五一”节那天,大街上的扩音器播放着革命音乐,一直持续了好几天。这不仅是庆祝“五一”节,也是庆祝“越南人民的胜利”。在越南大使馆外面的橱窗里展出了美国领导人的照片——有趣的是,这些照片不是尼克松和基辛格的,而是前总统约翰逊和他的国防部长罗伯特·麦克纳马拉的。
  对于生活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内的一小批美国人来说,那是一个处境困难的时期。得知那些消息后,友好国家一些同事纷纷找我谈,强调不放弃在远东特别是在南朝鲜所承担的义务对美国是如何重要。这些意见中最令人感兴趣的不是来自一位西方盟国的代表,而是几星期后出自一位中国高级官员之口。他用其言论是经过授权的口气对我说,“美国在亚洲担任着有用的角色。”
  中国人在对外关系方面可能是不够坦率的,但有些时候也讲心里话。那位官员向我讲明的意思是,尽管我们在越南的利益是相互冲突的,但我们在对付俄国人方面有共同利益。我们是相互“有用处”的。
  1975年夏天,我们五个孩子中的四个同我们在一起。第五个是我们的第二个男孩,他叫杰布,当时22岁,因在得克萨斯商业银行任职,不得不同他的妻子哥伦巴留在休斯敦。但是乔治在休斯敦,他当时29岁,刚从哈佛商学院毕业,准备在得克萨斯经营石油业务;尼尔和乔治在一起,他20岁,正在得兰大学读书;马文19岁,即将入弗吉尼亚大学读书;多萝西在1975年8月18日以特殊的方式度过了她的生日。她是在北京我们的教堂里受的洗礼。
  为了争取团圆,她的生日活动已经拖了很久。多年来我们一直争取祖父母、舅父、姨母等全家人团聚在一起为她庆祝生日。但我们从来未能把全家人聚在一起。后来多萝西16岁了,实在不能再拖下去了。她的生日活动是很不寻常的。有些情景将永远留在她的记忆中——有三位而不是一位中国牧师为她洗礼,三位牧师中一位是主教派,一位是长老教派,一位是浸礼教派,进行洗礼的教堂是供驻北京外交使团用的。
  因为多萝西的教父和教母——我姐姐南希·爱丽斯、贝特西·海明威的丈夫斯派克和我们家在休斯敦的朋友米尔德里·克尔不能出席,她哥哥马文充当了主教代理人。
  在仪式上,关于多萝西信仰的问答不得不由一位坚定的无神论译员进行翻译。看来这位译员不太高兴翻译宗教词汇。尽管如此,仪式进行中没有出现大问题。仪式结束时,牧师们向多萝西说,现在她已成为共产党国土上一座小教堂里的终身会员了,还说,“我们将喜爱你,永远惦念你。”
  国务卿亨利又来到中国,是在10月19日到达的。这次来访有一项特别优先日程。他在北京为当年晚些时候福特总统正式访华进行准备。同往常一样,国务卿的访问日程安排得非常紧,两天内要同邓副总理进行三次较长时间会谈,详细拟定将在福特总统会见毛主席后发表的公报的细节。
  这并不是为世界上最强有力的领导人中的两位设计会谈时谈些什么,但要按着一般惯例,在来访领导人到达之前。即使不能把他们坐下来会谈时得出的结论全文都写出来,也要准备一份提纲。这就使会谈议程更加明确,并尽可能减少在重大问题上产生误会。
  中国方面参加基辛格—邓小平会谈的有外交部长乔冠华,美方除国务卿的随行人员外,还有助理国务卿菲尔·哈比卜和我。在此之前,我同邓见过几面。邓在中国是正在上升的权贵人物,有可能在毛和周之后继承最高权位。他不停地吸烟和喝茶。他说自己是来自中国西南四川省的乡下佬和大兵。
  邓在同外国人会谈时善于运用韧和柔两手并且恰到好处。但他同基辛格会谈时的表情却明显的是咄咄逼人的,谈话是强硬的。他令人难以置信地责怪说,美国在苏联对世界和平的威胁面前表现软弱。这真像1964年听巴里·戈德华特讲话一样,只不过语言不同而已。
  邓同毛和其他中国领导人一样,对美国同苏联搞缓和政策的趋向表示关心。他指责说,美国人对俄国人的政策类似1938年英、法在慕尼黑对希特勒的政策。邓称这种政策是“绥靖”政策。基辛格有些恼火,但设法抑制感情冲动而保持冷静。“不能说一个有1100亿美元国防开支的国家是在追随慕尼黑精神。”他回答说。“我愿提醒您,当你们两国出于本身的原因还是盟国的时候,我们就一直抵抗苏联的扩张主义。”
  双方争论得很激烈。这就很好地说明为什么在首脑会谈之前需要预先进行讨论。最后,为缓和美中分歧的气氛,基辛格说,“我认为总统访问后不应该给人留下我们两国在吵架的印象。”邓表示同意。“还有时间进一步具体进行讨论,”他说。
  然而,基辛格此次进行预备访问有一个尚未得到答复的大问题是,他是否会被邀请会见毛主席。同往常一样,中国人用迂回的方式对付他的问题。
  在10月21日的午宴上,副外长王海蓉有意识地提醒说,前英国首相爱德华·希思最近访问时会见了毛。这位毛的侄女补充说,希恩明确地提出了会见要求。基辛格明白了王的意思,“如果这是正式询问我是否愿意会见主席,”他说,“我的回答是肯定的。”
  几个小时之后,基辛格在人民大会堂同邓和乔进行第三次也是最后一次会谈,会谈时我看到递给邓一张纸条,上面写着几个中国大字。邓看过纸条后打断会谈,宣布说,“你将在6时3O分会见主席。”
  毛住在距人民大会堂不远,专供高级官员们居住的一块与世隔绝的幽静的飞地中。我们通过一个精致的大门进去,然后汽车又开过了一个湖和几个庭院才到了会见地点。一个中国电视摄影组等候在那里。他们跟随我们穿过了几个房间,便来到毛的起居室。
  我们进去时,81岁的毛正坐在一个扶手椅上。他由两位女服务员扶着站起来。这是我到中国后第一次同毛会见,从远处看上去,他的健康状况使我吃惊。当他张嘴向基辛格——按照官员职务大小,他是第一个进屋的人——表示欢迎时,只听到从喉咙里发出来的沙哑声音。
  我是第二个进屋的。此时在较近地方看上去,主席的健康状况似乎好一些。他个子高大,皮肤有些黑,仍显得相当结实,握手时很有力量。他身穿一套做得很好的以他的名字命名的服装。他脚上穿着棕色短袜和一双白色胶底的黑色便鞋,这种鞋就是千百万普通中国人穿的那种。
  基辛格向毛问安时,毛指着他的头说,“这一部分工作得还好。我能吃能睡。”又拍着双腿说,“这部分的活动不好,走起路来没有劲。我的肺部也有些毛病。”他停了一会儿又说,“总之,我不太好了。”然后笑着补充道,“我是供客人看的一个陈列品。”
  我坐在基辛格的左边,基辛格坐在毛的左边。我环顾了一下房间,一面墙上装有拍电视用的照明灯。在我们面前的茶几上放着一本书法书。房间那边的几张桌子上放着一些某种型号的医用橡皮管和一只小氧气罐。
  毛神态自若。他说,“我不久就要去见上帝了,我已经收到了上帝的邀请。”世界上最大的共产党国家的领袖竟说这样的话,使人吃惊。
  基辛格笑着答道,“不要很快接受这种邀请。”
  毛已不能有连贯性地讲话,他吃力地在一个拍纸本上写字,以使别人明白他的意思。他写后,站在他身边的两位女服务员便走过去看看他写的字,并试图判断他想说什么。毛写道,“我遵从Doctor的嘱咐。”用中国人使用的这个头衔称呼亨利·基辛格博士是语义双关的。
  亨利点点头,然后转了话题说,“我非常重视我们的关系。毛举起一个拳头并把另一只手的小手指头也举起来,然后指着拳头说,“你们是这个。”又指着小手指头说,“我们是这个。”接着又说,“你们有原子弹,我们没有。”由于中国已拥有原子武器十几年,毛的意思显然是说,美国在军事上比中国强大。
  “但中国说军事实力并不是唯一的因素,”基辛格说。“而我们有共同的对手。”
  毛写出他的回答;他的一个助手拿过来给我们看。上面是用英文写的:YES·
  主席和国务卿还谈到了台湾问题。毛说,这个问题会在“一百年“甚至“几百年”的时间里获得解决。我断定,中国人这样讲是告诉外国人,他们已有几千年的历史。他们同性情急躁的西方人打交道时,是把时间和他们的忍耐修养当作他们的砝码的。
  像邓和其他大多数革命领袖一样,毛也有出身乡下的背景,即便是在正式外交会谈当中也常常使用一些粗俗的语言,比如在谈到另外一个问题时,他形容美中关系中的一个具体问题并不那么重要时,说它连“放狗屁”都不如,他的一位女助手忠实地把它译作“一个狗屁”。
  这种词甚至在哈里·杜鲁门的粗俗词汇中也找不到。
  会见在继续进行,毛看起来更有精神了,也更机敏了。他不时地打手势,把他的头从这边移到那边,好像谈话使他兴奋起来。他又提起上帝,他说,“上帝保佑你们,不保佑我们。上帝不喜欢我们,因为我是个好斗的军阀,一个共产党,他不喜欢我。他喜欢你们三个人。”他向基辛格、温斯顿·洛德和我点点头。
  会见快结束时,毛把温斯顿和我也拉到会谈中来。“这位大使,”他对着我说,“处境不好。你为什么不来见我?”
  “那将非常荣幸,”我答道,“但我怕你太忙。”
  “噢,我不忙,”毛说,“我不管国内事务,我只读国际新闻。你一定要来见我。”
  五个星期后福特总统到北京进行国事访问时,我又见到了毛,这是第二次,也是最后一次。那时,关于我即将担任中央情报局局长的任命已经宣布。基辛格会见毛后,我在同联络处官员谈话时提到了毛说要我去见他的事情,并说我可能争取见到他。他们的印象是,这只是毛的外交表示而已,因此,我就没再考虑这件事。然而,一年后——那时毛已去世了——当巴巴拉和我访华时,我向中国政府一位官员谈起毛主席的那句话。
  “你应当按照你想的去做,”他告诉我。“我可以向你保证,如果不是毛主席想那么做,他是从来不会发出那样的邀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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