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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五章 争取平等权利的斗争







1953年,约翰·肯尼迪是平和而不为人注目地赞同民权立法,认为这是同他的道义直觉相一致的一种政治需要。
  1963年,他则是深沉而热烈地献身于人权事业,认为这是同他的政治直觉不一致的一种道义上的需要。
  在他终于唤起全国注意的各种各样全国性弊端中——不仅是唤起政府某一部门或政党某一翼的注意,而是唤起全国的注意——历届政府竭尽全力回避提出的弊端就是种族歧视问题。在他作为总统所作的各项努力中,最重要的或受到最激烈抵制的事情,莫过于他不仅要使这种歧视非法化,而且还要使白人同胞明白歧视是错误的。用理查德·罗维尔的话说,他“抱的信念是:任何形式的种族隔离或歧视在道义上是无法辩护的,在社会上是不能容忍的”。他受到许多黑人家庭的尊敬,同时也受到许多南方白人家庭的辱骂,因为他是抱有这种信念的第一个总统。
  1963年,美国的黑人革命比以往更为迅速地高涨起来。约翰·肯尼迪并没有发动这场革命,他也绝对无法制止这场革命。但在1963年,他表达了自己对这场革命的崇高愿望的支持,并帮助指引了革命的奔腾潮流。正如许多人所叙述的,他不是由于他无法控制局势而被迫采取这种立场的。相反,他所表现的同情,他所集合起来和任命的人员,他置身于这场革命前列所显示的勇气,这一切都助长了南方黑人领导阶层内要求改革的气氛和满怀希望的因素。假如白宫和司法部所抱的态度不是如此,他们大概就不会冒风险去作出新的努力和施加新的压力了。
  他执掌总统大权后,加速了自己观念的改变。作为一个强有力的总统,他不打算允许南方的州长和其他人藐视法庭和他的职责。他是争取自由的发言人,同时他也认识到,种族压迫是美国自由的污点。他对失业者、收入过低者、退学者和贫民窟居民都表示关切,同时也看出黑人中被迫处于这种境地的人数要比所有其他人占更大比重、种族歧视会造成分裂和浪费,约翰·肯尼迪是相信全国团结才有力量。种族歧视是不合乎理性的,而他却是讲理性的。种族歧视是不民主的,而他却是一个民主派人士,甚至在他成为民主党人之前就是如此。这是一个历史性的挑战,是一场危险的、不得人心的争论,也是我国最紧要的国内问题,而他是一位决心应付一切挑战并留下名声的总统。
  首先,一种深切的正义与公平的观念推动他这样做。他不止一次宣称:“我不是说所有的人在其能力、个性或意志方面是相同的,而是说他们在发展他们的个性、意志和能力方面应有平等的机会。他们应得到公平的机会发挥他们具有的一切才能。”他不为人为的、武断的种族歧视观念所束缚,这一天性使他在1953年没有把黑人当作黑人来对待。而在1963年,这种天性又使他对那些不愿接受他的关于公平对待黑人的基本义务的人也不予重视。他在1963年6月19日的民权咨文的结束语中对国会说;单纯的正义感要求通过这项计划,“这不仅是出于经济效率、全球外交和国内稳定等原因——首先是因为这是正义的。”
  在1963年6月总统发出那篇咨文之前,他已渡过了漫长的、艰苦的历程。这个历程始于1961年1月20日,那天约翰·肯尼迪坐在白宫前面严寒冻冰的看台上,检阅总统就职典礼的游行队伍。他注意到,在他前面行进的彩车和乐队队伍中,海岸警卫队的仪仗队里竟然没有一个黑色面孔。那天晚上,他打了个电话给财政部长狄龙,因为海岸警卫队是归他那个部管辖的。这就需要在招募工作中作出特殊的安排,而在1962年海岸警卫队学院在其八十六年的历史中将录取第一个黑人学生。
  下一周在第一次内阁会议上,总统提到了这件事。他要求每位阁员检查一下自己部门的情况。他强调他所关心的不仅是在人数上,而且是在各级岗位——如外事机关,高级决策、专业和管理工作——的任职机会上。在肯尼迪自己最早任命的人员中有副新闻秘书安德鲁·哈彻和住房建筑与房屋财政署署长罗伯特·韦佛,两人都是在他们黑人中“第一个”担任这种职务的。
  在以后的一百天、一千天里,总统的告诫受到了重视。黑人第一次被任命为驻非洲及驻欧洲国家的大使、合众国的检察长以及哥伦比亚特区的地方长官。(自从弗雷德里克·道格拉斯在将近一世纪前担任哥伦比亚特区的美国警察局长以来,这个职务第一次又由黑人担任。)奉命担任联邦高级职务的黑人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要多——包括一名助理国务卿帮办、一名劳工部副部长,以及几个部门和委员会的成员。在多数部门里,担任高级专家或管理职务的黑人人数增加了好几倍。例如,在司法部,黑人检察长的人数从十人增加到七十多人。这些新任命的人中有些是从内部晋升的。其他人则是通过特别的人员充实计划以及文官委员会、外事机关和其他机构所召开的地区一级的会议聘请来的。
  肯尼迪还从黑人中任命了五名终身任职的联邦法官,比历史上任何其他总统所任命的都要多,包括在合众国大陆上第一次提名两个黑人担任地区法官。他任命了全国有色人种协进会的主要黑人律师、有才能的瑟古德·马歇尔到上诉法院任法官。他提名其他三人,包括第一个黑人女法理学家、他竞选初期的助手马乔里·劳森夫人,到哥伦比亚特区法院任职——总共几乎有一半的黑人法官是由白宫提名的。(虽然在某一州里,“参议员的礼节”性活动相当厉害地限制了他对法官的选择,但是应该强调指出的是,他任命那些经历并不总是使他满意的南方法官,并不是同南方参议员“等价交换”的结果。在查明未来的法官会遵守宪法和最高法院的裁定之后,司法部才向总统提名。在这一过程中,至少作过两个错误的判断。不过总统说,这些法官总的来看“或许象实际情况那样,抱有南方的普遍观点,但在履行就职宣誓方面却做了出色的工作。”)
  在新旧政府交接的初期,肯尼迪曾要求副总统约翰逊主持几个有关政府签订契约和雇用人员等方面的反歧视委员会,并探索如何加强它们的权力。3月间,一项新的行政命令把以前的政府签订契约和就业委员会合并成为单一的总统就业机会均等委员会。它的管辖和审批范围扩大了,涉及大约两千万名受雇人员,这是一支相当大的劳动大军。
  没有一个承包契约被取消。总统和司法部长时常对委员会的工作进度感到不满,并对它那冠冕堂皇的统计数字感到怀疑。可是终于出现了重大的突破——在纺织厂里,黑人过去仅仅当清洁工;在飞机厂里,黑人过去被告知不必去申请工作;而这次在数千种新的职务和管理岗位上种族歧视被突破了。
  在所有这些旋风般的活动中——在黑人选举权、黑人教育以及黑人就业这几个领域内——还缺少一个组成部分:立法工作。在整个1961年中,根本没有做过立法工作,只是基本上是例行公事地扩大了民权委员会工作。1962年的立法工作只限于在选举权领域内的两项努力——阻止歧视性的文字测验,以及根据宪法修正条款取消人头税。要通过上述第一项措施的希望在参议院落空了,因为当时它连结束辩论以提付表决所需要的多数票也没有获得(需要有三分之二的票数)。这使两件事变得非常清楚:(1)要使它通过,事实上必须得到共和党仪员的一致支持,而这是办不到的,(2)阻挠议事进行的议员将会扼杀总统提出的大多数其他法案,包括那些能为黑人和白人提供较好的住房和较多的就业机会的法案。关于在联邦选举中禁止征收人头税的问题,这已经争取了二十年。总统在1947年刚当选众议员后就曾为此投下了他最初所投的一票。这时,这项法案终于经两院通过,并经总统和民主党全国委员会在各州州议会大力促进,成了宪法第二十四条修正案。总统相信,仅仅由于这条修正案而得到投票机会的黑人和不大富裕的白人人数,就会对他1964年在得克萨斯州和弗吉尼亚州争取重新当选的竞争产生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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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人头税是为了限制黑人和贫苦白人投票而设置的,不能纳税的人便失去投票资格。——译者

  黑人领袖还谈论绕过国会行事,因为历史上,国会与其说是一个争取民权立法的战场,不如说是一个埋葬民权立法的墓地。他们还谈论通过行政方面的进一步努力来争取平等的投票权、教育权、就业权和其他机会。全国有色人种协进会主席罗伊·威尔金斯应总统的要求,于1961年2月递交给我一份六十一页的备忘录,为行政行动提供了新的领域。马丁·路德·金提出了一份更长的文件。两个文件都谈到在第一篇解放黑奴宣言发表一百周年纪念日或在这一天之前,公布一项内容全面的行政命令,也就是说“第二篇解放宣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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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后来,行政命令以及在住房、就业、教育、联邦管理和其他公共活动方面采取的行动,就相当于公布了这样一篇宣言,其成就也许还超过了这样一篇宣言。

  然而,这些领袖们不能公开接受总统所作出的关于不进行一场不能获胜的立法斗争的决定。他们中没有一个人认为任何一项法案能获得通过,但他们必须对自己的选区有所交代,同时他们对失败所带来的恶果似乎不象总统看得那么严重。金希望举行更多的“炉边谈话”。威尔金斯则抱怨肯尼迪“过分谨慎”。象一百年前主张废除奴隶制度的人士一样,他们责备总统优柔寡断、含糊其词并向后退缩。
  不过他们之间的关系仍然是诚恳的、密切的。总统、司法部长、司法部副部长伯克·马歇尔、白宫顾问助理李·怀特和民主党全国委员会副主席路易斯·马丁都经常同黑人领袖保持接触。黑人领袖们知道他们有一位愿意倾听并了解意见的总统。当威尔金斯和一个代表团敦促他提出立法议案的时候,他们对总统拒绝改变方针时所显示的魅力和坚韧意志,以及他欢迎他们施加压力“以抵消来自另一方面的压力”时所表现的坦率,全获得了深刻印象,1963年林肯诞辰那天(传统上只由共和党人予以庆祝),总统在白宫举行了一个盛大的招待会,有一千多名黑人领袖和民权战士参加。他们对他的战略所感到的不满多少已有所缓和,因为总统对他们相当尊重——不带一丝优越感,不把自已看作应享受优越地位的人,而是象他对所有美国公民那样,尊敬和重视他们。多数黑人领袖是精明的评判者,他们很明白,哪些政治家深深懂得他们的重要价值,而哪些人则主要是看重他们的选票,——虽然肯尼迪开始时也许更多地关心他们的选票,但到了六十年代,上述的第一种情况,对他变得越来越重要了。
  而且,黑人领袖们还感到满意的是,他确实打算行使总统的全部法定的和道义的权力,以取得比以往任何时期更为巨大的成绩。由于最高法院1954年作出了取消种族隔离的决定,民权斗争就加速开展起来了。在以住的年代里,推动民权斗争的担子基本上是落在司法部门肩上的(虽然杜鲁门总统取消武装部队里种族隔离的那道行政命令,在早期是一个显著的成绩)。立法部门在1957年和1966年作出过微小的、但意义重大的贡献。现在,到了1961年,行政部门通过诉讼、谈判、道义上的劝告、行政命令以及总统的行动和指示等方式,史无前例地把全部权力都投入了争取民权的事业。
  也许最重大的改变是,总统迅速而积极地在公众中一般地支持平等权利的原则,特别是支持最高法院关于取消种族隔离的决定,这也许是最重要的一个变化了。那些现在看来如此不相干的次要成果,在那个与现在迥然不同的年代里帮助树立了一种全新的风气。例如,政府官员拒绝在实行种族隔离的听众面前演说,并且(除了某些例外)表明他们抵制参加实行种族隔离的私人俱乐部。(阿瑟·克罗克愤怒地说,华盛顿的大都会俱乐部拒绝接纳黑人的规章,总统是管不着的。后来,当他怒气冲冲地说,政府有意不让刚果叛乱领袖莫瓦泽·冲伯前来我国时,总统对格里狄龙俱乐部讲,他将邀请冲伯到美国来,如果克罗克肯邀请冲伯到大都会俱乐部去的话。)行政当局还用讥讽的语调通知格兰特第三领导的纪念内战一百周年委员会,他们只能使用非隔离性的设施。美国各个职业介绍机构全接到通知,要它们拒绝接受那些上面注有“只收白人”的征聘书。联邦各雇员工会和娱乐团体也得到通知,凡实行种族歧视的都不予承认。总统出席并发表演说的新闻俱乐部午餐会,不再全是白人参加了——他的特工随从人员和白宫的汽车司机也不全是白人了。
  在1961年中期举行的一次记者招待会上,总统没有支持“自由乘车者”的全部战术——他们包租了黑白人同乘的公共汽车驶到迪克西去,以考验州际旅行工具取消种族隔离后的情况——却支持他们不受干扰地越过任何一州和所有各州界线的权利。“自由乘车者”发生的情况——包括阿拉巴马州的暴徒焚毁汽车、袭击教堂之类的肆无忌惮的暴力行为——是混乱状态即将出现的一种先兆。这不仅对总统,而且对司法部长的决心和耐心都是一个考验。司法部长在民权方面日益加深的信念和孜孜不倦的努力,在下文叙述的一切事件中全起了重要的作用。
  这件事还考验了他们的机智,因为当时联邦并没有一个明确的解决办法。“肯尼迪弟兄”——南方后来就这么笼而统之地称呼他们——调遣了六百名联邦执法警官到阿拉巴马州去保护“自由乘车者”,使南方的州长和市长们感到羞惭而去执行法律和维护秩序,对干扰州际交通或允许对旅行者施加暴力的警察官员和三K党人提出诉讼,由州际商务委员会采取行动,在州际铁路和公共汽车终点站的餐厅、候车室和休息室内实行种族混合,并且促使主要的铁路线和公共汽车路线在一切终点站对全体乘客都取消种族隔离。他们利用联邦机场和其他航空经费作为讨价还价的力量,促使十五个航空终点站也取消了种族隔离,有两个是通过诉讼后才取消了的。早在1950年,最高法院在理论上就已经宣布在州际运输工具上实行种族隔离是非法的。到了1962年年底,种族隔离在这方面才终于不复存在了,一个黑人第一次能够从国家的一端旅行到另一端,而不再在候车室内看到“白人专用”或“黑人专用”的招牌了。
  在此期间,总统还处理了选举权的问题。他深信给予南方黑人选举权——在那里,有许多县内登记的选民不到10%,而北方黑人登记的却有三分之二——将来会戏剧性地改变南方政治领袖在其他一切民权法案上所采取的不妥协态度,改变几个州政治权力的均势,并使南方政治摆脱那些在竞选运动中只会叫喊“隔离黑鬼”的蛊惑人心的政客们的影响。后来,他才认识到,赢得这种选举权还不足以迅速地根除掉因袭下来的百年积弊。但这是一个重要的开端。他在1961年最早采取的行动之一是,资助田纳西州海伍德县和费耶特县为争取投票活动而被逐出的黑人烟农。联邦法院下达的一项命令制止了驱逐他们的行动,同时在过渡期间,政府还用联邦剩余的粮食赈济了他们。司法部调查了南方其他各县的情况,列举出有十六个黑人占多数的县,可是竟然没有一个登记的黑人选民。
  根据1957年和1960年有限的选举权法律,三年中着手处理的诉讼案件不到十二起。没有一件发生在密西西比州——参议院司法委员会主席的家乡州。1961年以后的三年间,起诉并获胜的案件就达三十六起以上,还有几十起在审查之中(包括密西西比州的许多起)。在种族歧视盛行的南方,几乎每一县内都进行了调查、处理或采取了法律措施。许多州县都接受劝告,自动放弃歧视性或种族隔离的选民登记和投票办法。在其他地区——例如密西西比州的福莱斯特县,他们的登记人员奉到法院命令后,接受了一百零三名黑人提出的申请书,但却认为其中的九十四名没有登记资格,包括有大学学位的——这就需要法院采取进一步的行动、在另外一些地区,担心报复是黑人登记的主要障碍,所以在这些地区行政当局提出了诉讼,或者向黑人提出了保证,以防止经济、肉体、法律和其他方面的恐吓。在路易斯安那州东卡罗尔教区,一系列的联邦诉讼案件使黑人自从南北战争以后第一次能够投票。在亚拉巴马州梅肯县,新登记的黑人占投票人数的40%——而且一个种族主义者候选人落选了。在其他地区,黑人候选人初次出现。一旦障碍拆除了,私人基金会和私人组织也展开工作,使黑人对选举登记感觉兴趣,并有所准备。总统在司法部长就两年选举进展情况提出的报告上批道:“继续解决各项案件。”
  根据1954年的决定,联邦政府无权解决学校为取消种族隔离而提出的案件。但是它起诉了一些案件去落实法院的裁定,同时还参预了私人提出的一些案件。早在1961年,新奥尔良的教师由于担任黑白人混合班级的教学工作,受到了州立法机关停止发薪的威胁,法院于是采取了行动,以保障他们的薪金。前一年,司法部拒绝了地方的联邦法官向联邦求助的要求。这时,合众国的所有法官都得到通知,政府决心不顾政治后果而执行宪法和法院的裁定。在亚特兰大、小石城、孟菲斯、达拉斯和其他城市,政府通过同地方官员进行静悄悄的非正式的磋商,不诉诸暴力便使当地的学校对黑白人学生同时开了门。在弗吉尼亚州爱德华王子县,公立学校可耻地关闭起来,以回避法院裁定的黑白人学生共同上课的办法。在对该县提起的公诉中,谈判和干预取得了效果。司法部长指出,该县是非洲南撒哈拉以外世界上少数几个不向全体学童提供免费初等教育的地区之———总统听到这种情况后直摇头,表示难以置信,并一再催促结束这种情况。司法部帮助作出安排,使这些学校重新开学,并在过渡期间安排了临时性的班级。政府发布了一项行政命令,结束了在联邦资助的学校里,对居住在联邦土地上的学童,实行种族隔离的办法。
  同时,政府还采取了其他的行动和颁布了其他的命令,在武装部队的后备队中,在民防人员的训练中,在国外基地军事人员的待遇问题上,在联邦资助的图书馆里,以及在由全国科学基金会和根据全国国防教育法拨款办起的暑期学院训练班中,禁止实行种族隔离或种族歧视。司法部提起公诉,以终止联邦资助的医院内的种族隔离。它汇编了“法庭之友”简报,反映就业和公共食宿待遇方面的非种族歧视的情况,还对全国各地的警察暴行提起了公诉。
  在这些行动中,有些是悄悄地进行以减少抵抗,有些则是大吹大擂进行以儆戒效尤,有些是为了应付危机的,有些则是为了促成进步的。总统仍旧在寻求着最不致造成分裂的途径——而种族隔离的壁垒则逐步地被夷平了。

密西西比州

  1962年秋天,总统优先处理了另一个种族事件。这个事件起因于黑人詹姆斯·梅雷迪斯申请进入全是白人学生的密西西比大学所发生的对抗。它最终不可避免地使密西西比州和联邦也发生了对抗。这件事当时被称为内战结束以来州同联邦当局发生的一次最严重的冲突。它的顺利解决不仅维护了平等权利这项原则和法律的尊严,而且还维护了总统的最高权力。
  一年多以前,梅雷迪斯就打算注册进入他的家乡州奥克斯福德地方的这所由纳税人出资维持的公立大学。一长列的法院裁决,包括最高法院的裁定,全命令准许他入学并结束地方官员的阻挠活动。可是公然的违抗却以一个世纪以来空前未有的方式继续着。这时,第五巡回区联邦上诉法院——由八名南方法官组成——判定密西西比州州长罗斯·巴尼特和副州长保罗·约翰逊由于阻挠梅雷迪斯入学而犯有蔑视法庭罪。法官们在忍无可忍的情况下,指示联邦政府强制执行法庭的判决,并镇压一场近乎叛乱的行径。
  总统和司法部长承担了这个责任,稳步地、谨慎地采取行动来对付这个事件。他们希望在联邦中种族隔离最严重、偏见最深的这个州里避免使用武力或引起暴力行为。他们希望不使州长巴尼特变成殉道的英雄。当时外间谣传他打算同比较有头脑的、说话温和的约翰·斯坦尼斯竞选参议员。他们希望劝说密西西比州的官员——最后也劝说大学的行政人员——和平地、负责地按法律行事。最后,他们希望证明在不采取行动和采取使用联邦部队这一行动之间,可以采取许多其他的步骤——包括使用专门应付这种局势而受过特别训练的少数、许多、甚至整个中队的联邦执法警官(包括代理执法官、边境巡逻警察和联邦监狱警卫队)。
  1962年9月下旬,形势急转直下。在这个月的最后十天里几乎每天都作出了新的努力——在法庭上,在大学里,在州立大学董事会中,在州长办公室或是在同州长私下通的电话中。陪同梅雷迪斯的执法警官人数逐天增加。同巴尼特的谈话一次比一次尖锐。鲍勃·肯尼迪和卓越的司法部副部长伯克·马歇尔领导着这场斗争,这就再次突出地说明了巴尼特所藐视的不是约翰·F·肯尼迪,而是美国政府的尊严。
  到9月30日星期天,巴尼特终于认识到难逃的后果。总统发布了一项声明和一道行政命令,准备把密西西比州国民警卫队置于联邦政府的权力之下并部署一些其他的部队。他宣布将在星期天晚上通过电视向全国发表一篇演说。巴尼特在同司法部长和总统的一系列秘密电话商谈中,提议允许他英勇地站在校门口,等执法警官的枪口对准他后再屈服。但这出小戏可能会冒风险,因为成群结队的学生、县司法官员、州警察以及每次发生这类冲突时总聚在一旁的帮手们可能会挑起一场暴力行动。州长仍然试图顾全面子,于是提议在那个星期天总统发表演说之前,迅速地、悄悄地把梅雷迪斯送进校园。由于人们以为总统的演说将宣布联邦政府准备在星期一采取的行动,而奥克斯福德的校园在周末又是空空荡荡的,州长便可以佯装不知,然后从杰克逊市他的办公室里发出激烈的抗议。巴尼特答应,一支庞大的州警察力量会保证梅雷迪斯的安全,不需要国民警卫队或其他部队。肯尼迪弟兄同意了这个计划,认为这是避免逮捕巴尼特和部署一支武装部队的手段,但他们又不想完全相信巴尼特的诺言,于是把部队驻在孟菲斯以保持警戒,并给保护梅雷迪斯的助理执法警官配备了钢盔和催泪弹。
  我到达白宫时,发现总统——陪同他的有司法部长、马歇尔、奥唐奈和奥布赖恩——在内阁会议室里来回踱步,那里同奥克斯福德保持着直线的电话联系。总统预定在星期天晚上七时半发表演说,在此时刻之前,梅雷迪斯在州警察和大学行政人员的护送下,已经乘车安全到达了校园里的一个男生宿舍。但是总统对巴尼特的保证仍然有些怀疑,他对他的弟弟说:“我们不能听任梅雷迪斯的生命冒险,或者听其自然,使联邦政府显得很愚蠢。”他把演说推迟到晚上十点钟发表。国内发生暴力行动的可能性使他比平日更为焦急。他仔细地改写了他的演说,表明政府所做的不过是执行法院的一项命令,而且这个案件不是政府提出的,所以政府并不是主动要卡住密西西比人的咽喉。
  在此期间,一队联邦助理执法警官——最后达到五百五十人——在大学办公大楼附近布岗,故意避开梅雷迪斯的不惹人注目的住处。这个队伍不是一支部队。他们全是穿便衣的,大多数来自南方,许多人本来在移民局或司法部的其他部门里工作,并不善于武装战斗。但是在执法警察总监詹姆斯·麦克沙恩和司法部副部长尼古拉斯·卡曾巴赫的领导下,他们纪律严明。那天夜晚,这些人和其他在场的司法部官员一直同设在内阁会议室的“指挥总部”——因为总统办公室有二批摄影人员在工作,所以设在那里——保持直接的电话联系。
  到晚上十时,当总统去广播时,巴尼特已经发表了一项声明,说梅雷迪斯是在他事先不知道的情况下“用直升飞机”偷偷送进学校的。他的助手通知白宫不需要更多的部队了。可是在开始出现紧张迹象时,巴尼特提供的两百名州警察事先没有通知一声就突然全不见了,只是在司法部长向州长办公室提出强烈抗议后才又回去。这样,当总统开始演说时,一群神情可怕的暴徒在一队执法警官周围集结起来。
  总统在演说中回顾了这个案件的过程,强调了联邦法官所具有的南方背景,表扬了已经准许黑人入学的其他南方大学,并指出只是由于密西西比州没有这样做,才使联邦政府卷入了这一事件。他提醒密西西比州的听众不要忘记这个州所具有的爱国主义勇敢精神的历史传统,最后向该大学的学生们——他们同这事件有着最密切的关系——发出呼吁:

     你们应继承伟大的传统,光荣和勇敢的传统……让我们
   既维护法律又维护和平,只有医治好内部的创伤,才能转向外
   部的更大的危机,并在保证人类的自由方面象一个种族那样
   团结在一起。

  然而,绝大多数学生没有倾听或没有注意总统的呼吁。当时开始攻击新闻记者和执法警官的那二千五百多个地痞绝大多数同该大学没有关系,他们甚至在总统发表演说时也这样干。密西西比州和南方各地来的地痞和种族主义分子一直集结在奥克斯福德,手中拿着棍子、石头、铁管、砖头、瓶子、球棒、燃烧弹——还有枪支。执法警官用催泪弹还击,但是并没有拔出他们的手枪来。司法部长继续争取大学行政人员——包括那个受人欢迎的、老练的足球教练员——的有效帮助,但失败了。密西西比州当地的国民警卫队的到达,只使得他们的同乡人更加恼火。骚动持续了一整夜,一名新闻人员和一个市民被打死了,两百名执法警官和国民警卫队员受了伤,卡车和大楼被焚毁,校园的凳子给砸烂后作为粗糙结实的投掷物使用,偷来的一部灭火机和一部推土机冲向行政大楼为他们开路,疯狂的攻击者在校园里乱闯。但州长没有重行大量出动州警察。总统本来认为最好是通过司法部长去对付巴尼特,这时他愤怒地拿起了电话,要求州长把警察派遣回去。他打断巴尼特慢声慢气的推托和辩解,说:“听着,州长,那里已经有人被打死了,事态正越变越糟。多数事件都是在警察离开后发生的,我要求他们回去。再见。”他砰的一声放下电话。
  巴尼特嘀嘀咕咕,大发牢骚,一面又支吾躲闪,唯恐州里的同胞知道他已“叛变”。他恳求把梅雷迪斯撤出学校,不过最后还是同意把那两百名州警察派遣回去。然而,在五十名警察到达和驻守下来之前,更为紧张的时刻已过去了。州长在一项新的声明中一反先前只是愤慨地表示服从的调子,宣称密西西比州“永远不会投降”。也许,他认为暴徒的行动可以达到他的目标,而不致使他直接处于蔑视法庭的地位。
  执法警官们虽然沾满血迹、又饿又累,却严格遵守命令,仅仅使用保护生命所必要的最少量的催泪弹,并避免开枪还击。但他们在给总统和司法部长的电话报告中,表示担心有隐藏在暗处的狙击手,并且对自己即使在国民警卫队的帮助下还能坚持多久表示无把握。总统听到暴力激化的消息后十分伤心,他特别关心联邦执法警官的生命安全。他还怕暴徒们猖撅起来,找到詹姆斯·梅雷迪斯,用私刑把他处决,因此他下令在孟斐斯待命的部队进入行动。他们的反应却缓慢得令人苦恼。总统每次打电话给五角大楼,回答总是说部队“正在途中”。而奥克斯福德每一次打来的电话总是绝望地询问部队在哪里。总统恼火了,他坚决要同呆在现场的陆军指挥官直接通电话。陆军的一套精心设置的通讯系统义失灵了,总统接到的来自卡曾巴赫的报告是他在校园电话间里用硬币投入电话收费机后打出的。
  这时候,我们每个人都又累又饿,对于部队能否及时赶到去解救受到重大压力的守卫人员几乎感到绝望。总统疾首蹙额、脸色灰白。他拒绝接受我们的意见,即他已经做了一切能做的事。在通宵的等待和不断的电话声中,他诅咒自己相信了巴尼特,没有早点命令部队出动。他那时认为,如果陆军部队在他设想的时间到达,两个死者中至少有一个是可以避免丧生的。后来到凌晨五时以后,他才打电话叫醒他在纽波特的妻子,忧郁地告诉了她晚上发生的情况,随后才去睡了几小时。上午,他吩咐提出一份全面的报告,列举出白宫打到五角大楼的每只电话的时间,这些命令的执行时间,以及其中耽误的每一分钟的原因。
  军队一开始到达,人数很快就增至不必要的两万人。暴徒们渐渐散去,镇上又平静下来。约有两百名左右肇事者被捕(其中只有二十四人是该大学学生)。同时,巴尼特又发表了一项声明,这次却反对暴力了。第二天早上,梅雷迪斯由一群执法警官陪同(其中至少有一个从那时起将一直保护着他的),而在总统的坚持下,不是由陆军部队陪同,终于正式注册入学,并在同学们的嘲笑和奚落下,开始了对他自己的耐力的考验。
  总统说:“如果……行政部门不执行法院的判决……(或者)不能……保护梅雷迪斯先生……这个国家就不能生存……这个政府就会很快瓦解……那样付出的代价将比这大得多。”他认为,梅雷迪斯事件的代价可以分摊在随后和平入学所避免掉的许多其他事件上。他还补充说:“我认识到,这引起了大量怨恨我的情绪。但我真不知道他们希望美国总统要起什么别的作用。他们指望我履行宪法规定的誓言,这正是我们要做的事。”
  他设法医治“内部的这些创伤”。他抵制了民权委员会的建议,即断绝联邦给予密西西比州的一切经济补助,不管它们是补助白人还是黑人,补助种族合一还是种族隔离的活动,他认为没有一个总统拥有惩罚一整个州的权利。(这还不是唯一的事件,足以证明在这次斗争中随心所欲的民权委员会是一个有点令人不安的同盟者。)他通过伯克·马歇尔要求愤怒的上诉法院以罚款惩办巴尼特的藐视法庭罪,而不要把巴尼特逮捕监禁,从而使他成为一个殉道的英雄。他敦促其他各州认识到,法院的命令全都得执行,违抗命令除了给它们自己带来经济损害外,不能达到其他的目的。他感到满意的是,对南卡罗来纳州领导人所做的静悄悄的准备工作,以及密西西比州的事例所显示出的说服力,有助于促使克莱姆森大学接受第一个黑人学生和平入学。但他知道,密西西比州的战役不是结束,而是开端——他同南方的关系再也不会恢复老样子了——在1963年还会有更严重的危机和抉择在前面。

亚拉巴马州

  在1963年以前的若干年中,黑人革命由于许多原因蓬勃发展起来。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和朝鲜战争中同白人并肩战斗的黑人,回国后不大愿意再接受一个劣等地位了。他们根据“美国士兵权利法”很有可能受到教育。那些离开机械化农场到南方城市去的人由于人数众多而取得了力量。那些由于工厂实行自动化而被解雇的人更渴望改善生活——那些在电视中看到一个不同的世界的人也是如此——而新的一代骄傲的、无所畏惧的黑人青年更是如此。甚至非洲民族主义的高涨也激起了他们对自己缺乏自由的关怀。但政界和企业界的白人领袖对他们却持敌对的或冷漠的态度,尤其是在南方,但也不全限于南方。黑人由于得不到通讯联络的便利,由于对诉讼程序很不耐烦,不得不重新使用少数派抗议的惯用武器,那就是示威游行。
  总统6月间说:“破坏和不和的火焰正在北方和南方的每一城市内燃烧着,眼前法律上还没有可行的补救办法。”火焰在宾夕法尼亚州的费城,在密西西比州的费城,在马萨诸塞州的坎布里奇,在马里兰州的坎布里奇,在施里夫波特、克林顿和近一千个其他城市里燃烧——其方式是示威、游行、布置纠察线和群众集会。但是,炙焦了国家的良心的最炽烈的火焰却是蔓延在亚拉巴马州,特别是在伯明翰市的火焰。
  伯明翰——按照马丁·路德·金牧师的说法,它是“美国实行种族隔离最彻底的大城市”——长期以来一直被民权集团看作是“非暴力抵抗”运动的主要对象。由于该市的激烈种族隔离主义分于、警察总监T·尤金·“布尔”·康纳是市长的候选人,因此司法部长说服了金把行动推迟到1963年4月2日选举之后。但是4月2日之后——尽管由于康纳的失败引起了一场合法的权力斗争——金精心安排的运动不能再拖延下去了。接着,在日益觉醒的黑人社会中,每天都有游行、请愿、抵制、静坐和类似的示威。布尔·康纳及他的部下每天都对付他们——用警棍、警犬、救火水龙带、装甲车,以及大逮捕来对付他们。三千三百多名黑人男女和儿童——大多数都受过消极抵抗的训练一一被拖进监狱去,包括金本人在内。金的妻子在复活节星期日得知丈夫被单独监禁后,为他的安全感到担心,于是打了个电话给总统。总统的安慰宽解使她又振奋了起来。
  后来,总统常常说:“民权运动应该感谢上帝给了我们一个布尔·康纳。他同亚伯拉罕·林肯一样帮助了民权运动。”不过摄影记者也立下了一份功劳。他们拍摄的照片刊登在报纸的头版上,有康纳的警犬向黑人猛扑过去,有在大街上用救火水龙带喷射他们,有彪形大汉的警察弹压女示威者,这使全国、全世界都为之群情激动。以前胆小的黑人在自己居住的城市内被激怒起来而采取了行动;过去漠不关心的白人也感到震惊而产生了同情心。约翰·F。肯尼迪总统看到美国人的良心终于开始被打动了,于是着手制订他自己的计划,使人们的良心觉悟到认为有必要采取进一步的。行动。
  因为他公开说的话很少,因为他仍然谋求最不致造成分裂的解决办法,因为他仍然依靠说理和劝导,大多数黑人领袖都抱怨政府对待伯明翰的态度。他们对肯尼迪弟兄要求他们在达成一项协议和解决市政府问题期间暂停示威而感到愤慨。他们怨恨肯尼迪弟兄,因为他们质问黑人领袖利用小孩参加示威——这使他们既有可能受伤,又有可能遭到监禁。他们对伯克·马歇尔和其他司怯部助理官员们则表示怀疑,因为一年多来在这个发生纠纷的地区里,这些人为争取和平解决问题而进行了私下的谈判。
  最后在5月初,伯克·马歇尔终于说服了伯明翰比较负责的企业领袖们,使之认识到种族和谐对他们比动乱更为有利。他们在就业的机会和公共设施方面作了一些改变。新市长答应采用比较温和的办法来处理这一问题,黑人领袖暂时中止了示威,总统在记者招待会上表示,希望他们继续合作和前进。当有人问他这个解决办法是不是一个典范时,他回答说:“我们还得看往后几天里伯明翰会出现什么情况。”
  三天以后,他得到了答复。5月12日星期天下午,我正同我的儿子们和一些邻居在白宫椭圆形南草坪上打垒球。警察要我们让出场地以便总统的直升飞机降落。我对他提早结束周末的休息从乡间回来感到惊讶,可是等我一回家立刻便知道了原因。他本来一直试图通过电话同我联系的。就在前一天深夜,伯明翰一个黑人的住宅和旅馆被炸弹炸毁了。恐惧、愤怒、骚乱和反骚乱支配了该地区。当我到达白宫时,总统和司法部长已经决定采取新的行动方针。大约有三千名士兵正被派遣到伯明翰附近的各基地去。晚上九时,总统通过所有的广播网发表了一个简短而强有力的警告性声明。随后,在司法部长同金牧师通过电话进行商谈时,总统在办公室内等候继续出现暴力行动危机的电话报告。
  但是伯明翰的紧张局势缓和了下来。亚拉巴马州州长乔治·华莱士对派遣联邦部队的命令的法律根据表示异议,理由是他的州警察有能力维持秩序。但总统先前已经因为过于迅速地接受这类保证而过于迟缓地调动联邦部队吃过亏,所以他坚定地回答说,他所拥有的镇压国内暴力行为的权力使他完全可以自行决定如何行使和何时行使这种权力。
  在伯明翰时断时续地恢复到遵守马歇尔所磋商好的协定条款时,肯尼迪和华莱士却在逐步走向类似密西西比州那样的另一次对抗。前一年9月那个漫长的夜晚,在联邦部队终于到达奥克斯福德,保障了梅雷迪斯的安全之后,总统曾疲倦地问他的弟弟,是否“不久还会出现这样的事件”。鲍勃·肯尼迪回答说,他预料至少还会失去一个州的选票——即亚拉巴马州。他说,同梅雷迪斯案件相似的亚拉巴马大学的一件诉讼案,将在1963年春天达到同样严重的阶段。“让我们先作好准备”,总统坚定地说。
  在那同一个9月的晚上,亚拉巴马州的华莱士也在进行准备。第二天清早,他警告说,亚拉巴马州在教育方面的种族隔离上决不让步。他公开保证将要“堵住”奉到法院命令的任何学校的门,并公然抗拒联邦政府罢免他的职务。司法部一方面为万一发生冲突作准备,一方面展开了一个深入细致的运动,去接触亚拉巴马州的教育家、编辑、牧师、企业家和其他社团领袖,希望造成一种在密西西比州未能造成的气氛。
  这时,亚拉巴马州里还没有一所取消种族隔离的州立大学,这是合众国里唯一的这样一个州。法院关于两个黑人学生问题的判决是最终的——大学愿意让他们入学——有名望的亚拉巴马人也敦促华莱士不要抵抗——可是州长为了做给本州人看,显然决心要作一番戏剧性的表演。这一次,白宫的每一行动都是根据密西西比州的经验。这一次,总统和司法部长已查明,在附近本宁堡待命的部队已经坐上了直升飞机。这一次,校外的人完全被请出了校园,社会上的闻人也表示赞成接纳黑人学生。这一次,这位胆大妄为的州长从密西西比州的经验中知道,任何程度、任何种类的反抗都不会取得成功。
  在记者招待会上两次发表的声明中,总统都表示希望使用部队是不必要的——希望所有的亚拉巴马人都认识到法律“是没有选择余地的”——而避免使用部队的办法就是遵守法律。在我们的几次会议上,他也向司法部长表示,希望不要对华莱士进行人身袭击或逮捕,不要使他获得他所谋求的殉道者身份。随着决定的日于日益迫近,总统向州长发出劝告,请他离开塔斯卡卢萨的校园。但华莱士不听他的劝告。
  1963年6月11日,华莱士州长站在大学注册大楼门口,自知是愚蠢而无聊地朗读了他的一篇声明,作为对卡曾巴赫朗读的总统声明的答复,但是当两名黑人学生被带进宿舍时,他却没有阻挠。总统一直在电视里观看着他们的“对抗”。正如预先计划好的那样,他迅速把亚拉巴马州的国民警卫队置于联邦政府的权力之下。不到三小时后,华莱士从他同卡曾巴赫和警卫队指挥官的第二次对抗中退了下去,两名学生没有遭到意外就注册入学了

肯尼迪宣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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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两天以后,另一个黑人在亨茨维尔该大学的分部注册入学,州长甚至没有操心去干预。几天以前,另一个黑人没有遭到意外便在奥克斯福德的密西西比大学注册入学了。这同大约七年前在同一所亚拉巴马大学中盛行的情况成了更为鲜明的对比。那时,一群学生暴徒在三天内把一名黑人大学生赶出了校园,而联邦政府则认为它最好“避免干预”。

  1963年6月11日那天,标志着州政府对于取消大学种族隔离问题采取公开抵抗做法的结束。它也标志着联邦政府全面承担起反对一切种族歧视的义务的开端。肯尼迪曾考虑如果塔斯卡卢萨发生动乱,就通过电视向全国发表一篇演说。当这次动乱消失以后,他在最后一分钟决定,趁着注意力还集中在这个问题上时,无论如何要向全国发表一篇演说。
  总统并不认为民权问题仅仅是联邦政府的问题。他同副总统和司法部长一起会见了工会领袖和企业家——剧院老板、菜馆经营者、百货商店总经理以及其他人员——要求他们在雇用人员和服务方面消除种族界限。6月9日,他要求聚集在檀香山开会的全国各地的市长改善他们的习惯做法和法令。
  然而,他在1963年2月发表的第一个民权咨文已经标志着他在民权立法方面想法上有所改变。那个咨文要求扩大民权委员会的作用,使它能充作对地方团体提供交换情报和互助的机构。它要求给予正在取消种族隔离的学区技术和经济援助。它要求对选举权的法律作种种修改:对受过六年级教育的人取消文字测验,禁止对不同的种族使用不同的标准以加快有争议地区的选民登记。它大声疾呼要在所有地区实施平等权利,并检讨了行政当局所采取的步骤。该咨文不是为应付任何危机或特殊压力的,而是总统自己倡议的产物,是他的正常立法计划的一部分。它在黑人中受到欢迎,他们听得进去。国会和国内其他人士实际上不理它,他们听不进去。
  但到了6月11日,全国都开始倾听了,先前提出的法案就显得很不够了。同1961年和1962年普遍存在的情况不同,公众对民权立法的兴趣使得国会的通过至少有可能了。有好几周,白宫和司法部一直在准备一项新的一揽子方案。总统在5月31日作出决定,要明确地推行一项全面的法案。这项决定是在他的有些政治顾问反对之下作出的,他们认为这无论在国会内还是在选民中都将碰壁。他同民主党领袖进行了磋商,同时也谋求共和党的支持。计划的细节尚未最后确定。向全国发表的演说也还未草拟。但总统在最后一分钟决定,演说时间应放在6月11日晚上七时。
  但是6月11日的演说在更广的意义上来说,是总统亲自准备了一段时间的。它至少是以三年来他的思想演变、三个月来平等权利运动的革命、三周来的白宫会议、致国会的新咨文的稿本,以及6月9日对市长的讲话和“2月份的民权咨文”为根据的。演说一开头先提到亚拉巴马大学,以此作为引言,演说的内容是宣布一些新的立法。这篇演说的动力就是约翰·F·肯尼迪、他的职务和他的国家对这一主张毫不含糊的保证:“种族问题在美国人的生活和法律中是没有地位的。”
  他警告说“威胁着公共安全的不满浪潮日益高涨,”他强调,国家的义务是使这项“伟大的变革……对大家都是和平的和建设性的。”他概述了他将向国会提出的法案,但是着重指出“单靠立法并不能解决这一问题。它必须在所有美国人的家庭中去解决。”他赞扬北方和南方那些有合作精神的公民,说他们的行为“不是出于法律责任感而是出于人类尊严感”。
  他说,这不是地区性的问题,也不是党派问题,而且甚至并不单是“一个法律或立法问题”。

     这些问题在法庭上解决比在大街上解决要好,各级政府
   都需要新的法律。但是单靠法律并不能使人了解什么是正确
   的。
     我们主要面临着一个道义问题。这个问题象《圣经》那样
   古老,象美国宪法那样清楚。……
     现在是这个国家履行它的保证的时候了。……我们这个
   国家和这个民族面临着一场道义危机。它不能用警察的镇压
   行动去解决,不能让街头上日益增长的示威行动去解决,也不
   能用象征性的行动或言论使之平息下来。是行动的时候
   了。……凡是不采取行动的人就要招致耻辱和暴力行为。凡
   是勇敢地采取行动的人就是认识到正义和现实。

  在此之前,没有一个总统曾经如此强烈地承认一切种族歧视的非正义性;在此之后,也没有一个总统能忽视他有消除种族歧视的道义上的责任。
  肯尼迪所承担的义务旨在保持我国社会秩序的结构——防止一个种族的不满情绪把那个结构分裂为二。不过这也激起了深刻的反感。在密西南比州杰克逊市,当黑人领袖们对肯尼迪的讲话发出欢呼,认为它是第二次解放宣言之后几小时,他们中的一员,梅德加·埃弗斯,便遭到暗杀。第二天在国会山,南方的参议员专门召开了一次秘密会议发誓要扼杀一切民权立法。关于“地区重新开发”的例行扩充计划,本来估计能顺利通过,但是由于五十四个南方民主党人投票反对,它在众议院以五票之差被否决了。共和党人公开地谈论,北方白人中的“强烈和不利的反应”会将肯尼迪和他的民权法案一起打倒的。
  但总统并不是轻率地或贸然地拿自己的威信和权力作赌注的。随着危机的加深,他的忧虑也加深了。当他选择的办法——强调行政权力和投票权——证明并不足以应付这一危机时,他的战略也改变了。他并不只是对黑人负责,而是要对国家负责。正如他前几个月一直认为的,国家的最高利益要求他避免展开一场得不偿失、两败俱伤的立法斗争一样,他现在则认为,国家的利益要求他进行这一场尝试。他并不满足于一个法案和一篇演说,而是立即重行开始做一项艰苦实际的工作,即创造一种政治的、立法的和教育的气氛,这种气氛能使这项法案成为法律,能使这篇演说成为种族正义的新时代的标志。

肯尼迪民权法案

  6月19日,肯尼迪总统送交给第八十八届国会一项内容最全面、影响最深远的民权法案。这个法案把他已经采取的行政活动的模式用法规的形式确定下来,并加以扩充。与这项法案同时发表的是一篇同他在6月11日发表的宣言同样强有力的咨文。它同次年国会通过的民权法只有微小的区别,但是它同前一个月我们与司法部首次讨论的法案则在好几方面有所不同。
  在副总统的支持下,增设了“社团关系局”,来悄悄地同地方团体一起工作,以谋求进展。当最后决定要提出一项法案时,副总统也强烈支持总统在咨文中增加一些关于职业训练、职业教育和训练写作能力等的新的补充规划。在国会领袖们的建议下补充的一条是:广泛授权停止对任何实施种族歧视的计划或工作拨出联邦款项——这样,进行阻挠或不负责任的众议员就无法施展其惯用的伎俩,对于他们希望击败的计划提出非种族歧视的修正案来。通过剥夺自由裁决权,总统力图避免因白人违法而惩办黑人的结局。
  除了早在2月间提出的那些特征以外,这项法案的两个主要特征从一开始就包括在我们的讨论内容里:
  1.首先是禁止在对州际商业有“重大”影响的公共服务行业的场所——包括旅馆、餐厅、娱乐场所和零售商店——实行种族歧视。在公共服务方面的这种歧视特别成为黑人静坐、布置纠察线和示威的理由。象林肯的宣言把奴隶从奴隶主那里解放出来一样,这个提案被谴责为侵犯财产权的行为。但是总统提醒国会,“财产既有权利也有义务”。
  2.第二个基本规定是,授权可法部长,当受委屈的黑人学生或他们的父母由于缺乏办法或担心报复而不去抵制公共教育中的种族隔离时,可以主动取缔这种种族隔离。这项规定的实质相当于1957年参议员肯尼迪所支持的旧的“第三条”,但那一条在通过以前就从那年的法案中被删掉了。
  总统收到了许多其他的提案,但是他期望的是通过一项法律而不是引起一场争端。这届国会和以后的几届国会可以修正和改进他的工作。他需要的是不受任何显然是合法、合理和必要的条款的约束的一揽子提案——因为他需要这项提案得到通过。
  立法的基本策略同我们5月间讨论的相比,并没有什么变化。我们谋求的是一项混合法案,既包括新的提案,也包括2月提案,而不是几项分开的法案。要尽可能广泛地谋求两党共同来发起——结果,民主党人曼斯菲尔德提出了整套议案,同时又与共和党人德克森联合提出了去掉公共服务行业各节(共和党领袖反对这部分)的同一法案。总统曾经考虑在两院联席会议上亲目发表这篇咨文,但是6月11旧的演说使这件事成为不必要了。他的目的是,在不妨碍优先通过减税法案的情况下,于那年通过这个法案。更快的经济增长会比公平就业实施委员会为黑人提供多得多的职业,而一次新的经济衰退对黑人的打击会比什么都大。总统说:“如果你连买一杯咖啡的一角钱也没有”,那末取得进入快餐室的权利就没有什么意义了?劳工队伍中每七个十多岁的黑人青年中就有一个人失业,这是失望和不和的根源。总统的经济措施不能当作同种族危机毫不相干的东西而搁置一旁。
  总统并不是单靠雄辩。他在6月10日写信给艾森豪威尔说:“很清楚,没有两党的大力支持,这样一项法案是两院中不论哪一院都不会通过的。”他使艾森豪威尔对情况始终了如指掌。艾森豪威尔对于通过立法来解决这一问题是同情的但并不热情。总统同副总统一起,经常同两党的领袖进行磋商,一度单独同共和党领袖德克森和麦卡洛克一起磋商,向他们汇报了法案的必要性及其细节。鲍勃·肯尼迪和布克·马歇尔在国会山举行了一系列的情况介绍会,所有的民主党参议员和除了极南部以外的众议员都应邀参加。”总统向每一批议员强调说,递交法案的决定是不可更改的,但欢迎他们对其内容提出意见和建议。在法案印成最后文本之前,我和司法部副部长诺伯特·施莱同德克森和其他共和党人一起重新审阅了一遍。这位伊利诺斯州的参议员接受了“时机已经成熟的想法”,表现出了建设性的合作态度。
  总统需要的不仅是能有效地处理投票、公共服务行业、教育和其他公共机构、联邦计划,以及就业方面的种族歧视问题的法案,而且也是使全国都会接受和服从的反映两党合作和举国一致的法案。这种想法是否可能,将在众议院司法委员会中得到考验。在众议员塞勒的主持下,审查这项法案的小组委员会里两党壁垒分明,它向司法委员会递交了一个得到民权团体坚决支持、看来似乎更强硬的扩大了的法案,可是实际上它包含了可能不符合宪法的条款,而且包含了造成混乱多于解决问题的苗子。南方的民主党人高兴地和北方的自由派民主党人一起,给予这项法案更重的分量,它超出了众议院规则委员会和众议院全体议员所能承担的程度。总统面临的选择是,要么以这一新的文本作为民主党的正式法案(这肯定会大大提高他在自由派和民权团体中的威信和影响),要么冒险作出全面努力重新建立业已受到严重损害的两党一致。总统选择了后一条途径。
  他认识到,委员会中的自由派民主党人受到民权组织,包括宗教团体和有组织的劳工的巨大压力,要求他们支持新的法案文本,因此他同意政府将尽可能挑起重行提出一项两党合作的法案的担子。为此目的,司法部长出席了委员会的全体会议。他用直截了当的方式作证,说明有许多修改全是不能实施的,不符合宪法的或不受人欢迎的,只有两党联合提出的法案才能通过,而他概述的一项折衷方案则应由委员会予以通过。但这还不够。委员会全会的自由派民主党人疑心共和党人会使他们蒙受损失,他们还受到公众的压力要他们支持小组委员会的法案。为了争取他们支持折衷方案,总统不得不亲良进行干涉。在一系列的白宫会议上和电话中,他发现要做到这一点,必须取得众议院共和党人支持折衷方案的一项保证,而且这项保证要持续到程序委员会和议会全体会议召开为止。
  同时,在参议院,司法部长耐心地花了一天又一天的时间答复参议员欧文关于宪法方面的质询,一场真正的考验在全院会议的辩论中等待着。总统希望——不过从未抱有多大的信心——南方参议员中会出现一个“范登堡”式的人物,一个愿意同过去决裂并把国家利益放在第一位的政治家。尽管大家痴心推测阿肯色州的富布赖特可能会起这样的作用,但是没有一个南方议员挺身而出,把历史的评价放在他的要长期从事的议员生涯之上。
  总统知道,要便他的法案通过,不止是需要向国会呼吁。一场和平革命所需要的条件还不止是通过这个法案。他的咨文讲得很明白,通过这个法案:

     不会解决我们种族关系的所有问题。这个法案必须由联
   邦、州和地方各级政府部门采取行动加以补充。它还必须由
   开明的公民、私人企业、非官方的劳工组织和市民组织采取行
   动加以补充。

  为了启发和鼓励这种公民,总统在副总统和司法部长的陪同下,在白宫召开了一系列前所未有的私人会议——争取一千六百多位全国性领导人物的合作和理解,其中包括教育家、律师、黑人领袖、南方领袖、妇女组织、企业团体、州长、市长、编辑以及其他人士,有民主党人,也有共和党人,有种族融合主义者,也有种族隔离主义者。他不仅向他们简单介绍了这项法案的内容,还谈到了法案以外他们的责任。他既没有用金钱,也没有靠制裁的办法来赢得他们的援助,但是他起到了总统的领导作用。
  他敦促美国劳工运动的领袖们采取行动。他们中有些人长期来口头上一直维护民权,可是却把黑人排除在许多行业工会之外,或者迫使他们加入实施种族隔离的地方分会或年资制度,或者不给予他们必要的学徒训练。他敦促各种宗教的教士采取行动,深信他们会“认识到种族偏见和《圣经》之间的冲突”。有个教士问,种族通婚怎么样?总统排斥了这个通常令人头痛的问题,回答道,“我现在讲的不是私人生活,而是关于公共服务行业、公共教育和民众选举。”他敦促最负声誉的企业理事会采取行动(后来在一次闲谈中挖苦说,这个理事会的人员是美国总统来到时唯一不站起来的听众)。
  这次全面的响应使肯尼迪为自己的祖国感到自豪。支持这项法案的公民“院外集团”——特别是由宗教团体所领导,由通常抱极端不同观点的社论作者所支持的——是规模巨大的、十分有力的。更惹人注目的是连锁商店、剧院和餐馆自动取消了实施种族隔离的标记和做法。南方的市长和商会开始同黑人领袖们商谈。北方和南方的雇主和工会开始减少种族限制。全国的教士都受到鼓励,要他们对早在肯尼迪担任领导之前就存在的一项重大的道义争端采取有效行动。进步是缓慢的、不充分的,但同以往数百年相比,则是迅速可喜的。
  联邦发起的学徒训练计划使营造业向更多的黑人开门。詹姆斯·梅雷迪斯取得了学位。在弗吉尼亚州爱德华王子县,学校在自愿的基础上重新开学。总统说:“我们这个国家,……经受了极其严酷的考验,情况很好。”不过并不是每一个人都经得起考验。亚拉巴马州的华莱士州长希望在校门口再制造一次高潮,他先用州警察,后用他的国民警卫队把黑人小孩从伯明翰和其他两个城市里新设立的黑白人同校的学校里赶出来。当肯尼迪再次把警卫队置于联邦管辖之下,直截了当地命令他们返回营地时,华莱士同以前一样又退却了。
  但州长蔑视法律、压制黑人儿童的榜样在他的亚拉巴马同乡中不无影响。许多白人学生抵制这些学校。一个白人向正在上学的两个黑人女孩扔了块大石头。在华莱士的表演后四天,放在伯明翰一个黑人教堂里的一颗炸弹,炸死了主日学校的四个小女孩,另一个黑人青年被伯明翰一个警察开枪打死,还有一个黑人青年被两个白人小伙子打死。1963年关于禁止使用暴力的警告几乎都是针对黑人的,然而牺牲者几乎也都是黑人。“我对暴力感到遗憾,”乔治·华莱士说。
  夏末的一次记者招待会上,有人问到黑人示威减少的情况时,总统强调指出,应该利用一段平静的时期促成进步,而不能把这一时期看成运动已经结束。他十分坦率地解释说,示威之所以平静下来,部分是因为正在取得进展,“部分是因为……重要的黑人领袖们……认识到,这是一个长期的任务……在街头上进行一次短促的示威并不能马上奏效。……在某些情况下……尤其是极端主义的形式……(或)极端行动……他们等于是作茧自缚。”他在另一次记者招待会上说:“有些人老是讲示威的事,却从不提到解除疾苦的问题。……你们不能只是叫人家‘不要抗议’,而仍旧不允他们走进你们的店门。”以前提到过的黑人要向华盛顿大规模进军的打算已经改变了。他们也不在立法机构的旁听席上举行威胁性的静坐示威——总统强烈反对这种做法——而打算在华盛顿纪念碑草坪上举行一次和平的集会,并从那里再游行到林肯纪念碑。肯尼迪通过司法部、私人调解人员,以及象沃尔特·鲁瑟那样友好的支持者做了不少工作,使这次游行的计划尽可能不越轨并有实效。虽然他也怀有几分预料大难会临头的官员们的那种恐惧感,可是在支持游行计划,并承认游行有必要取得成功而不必由联邦出面干预这一点上,他却走在他的班子的前面。华盛顿和公园警察人员以及联邦提供经费的机构都对此行动给予一切便利。但这项计划仍然遭到攻击,说它是一次高压的、爆炸性的示威。但总统却把这次示威称作是“要求解除疾苦的一次和平集会……这是合乎我们伟大传统的。”
  当游行的日期8月28日接近时,总统对这次集会会怎样和平地进行感到关切。美国纳粹党威胁要举行一次反游行,黑人穆斯林则反对这次游行,同时至少有一个黑人学生领袖准备发表演说,谴责总统法案是“不充分的”。数千名加班的警察集合待命,四千名部队在河对岸作好准备。许多担心出事的华盛顿人说,那天他们将呆在家里。有些国会议员要求为国会大厦提供保护。总统明确表示他将留在办公室里。他知道二十三万人的队伍是会作出多种反应的,这是一个冷酷的政治现实,所以他决定不在游行队伍前露面。他也不想在获得游行领袖们的报告前会见他们,只同意在那天游行结束后接见他们。
  8月28日,一切进行得很顺利。华盛顿举行过的最大的这次公众示威游行所表现出的精神和自我约束使肯尼迪感到惊异,使全世界也感到惊异。来自各州各种族的参加者乘着各种交通工具到来。他们保持着热情的尊严感,唱歌、赞美,耐心地倾听了几小时的文娱节目和告诫性的发言。马丁·路德·金在林肯纪念碑的石级上发表了一篇最激动人心的演说。他一次又一次地高呼,“我有一个美好的梦想”,描述了将来和谐与平等完全实现的日子。
  “我有一个美好的梦想”,总统在白宫欢迎这次游行的领袖们时对金这样说。他的梦想也就是他们的梦想,这次行动使他深受感动,对游行领导人A·菲利普·伦道夫非常钦佩。他说,这一天的动人而有条不紊的事件促进了他们的事业。随后,围绕着摆有咖啡和三明治的桌子,他把他们又引回到立法委员会、相互妥协和选民压力等的严酷世界里。他很怀疑国会的投票情况有任何变化。他很怀疑有任何种族隔离分子已经改变了立场。但他感到这次游行有助于把民权主义者团结得更紧。在如此庞大和焦躁的人群中竟然没有发生暴力行为,单凭这件事就在美国白人中唤起了新的兴趣,赢得了新的支持者。
  民意测验表明,美国白人多数赞同肯尼迪法案,但它同时表明,多数人又感到肯尼迪走得太快了。北方郊区白人“强烈反感”的种种迹象被广泛地议论着。据说,加利福尼亚州的一次民意测验表明,有些直言不讳的自由主义者私下反对在他们居住的地区和学校中实行种族融合。卢贝尔在伯明翰对1960年大选中支持肯尼迪的白人选民进行了一次调查,发现只有一个人愿意再一次支持他。特里。桑福特州长承认,如果在1963年11月举行选举,那末甚至温和的北卡罗来纳州也会失掉。“打倒肯尼迪兄弟”已成为那年秋天密西西比州长选举的一个口号。右翼共和党人在巴里·戈德华特的领导下占了上风。讽刺的信件每天涌向白宫。总统在审阅安德鲁·哈彻向重要黑人听众发表的一篇演说时,看到有一段话把他描绘成“决心要通过一个尽可能好的法案,不管这个法案在政治上对他有何种影响,不管他从全国各地、各阶层会招致何种指责。”他停了一下,微笑着写下了这几个字:“而且他已经招致一些指责了。”
  肯尼迪不是不知道他的立场对他的党、对他自己的政治前途都是严峻的考验。他说,在1964年,这个问题“显然将成为一件大事。它造成了大量反政府的情绪。……我可拿不准今天在南方我是不是最得人心的政治人物,但是这没有关系。”他毫不怀疑民意测验所表明的白人不满情绪是准确的。但是“你必须……经过一个时期以后……才能对一个伟大的历史事件的运动作出一个判断。……变革往往引起动乱。……我感到惊奇的是竟然没有更大的反抗。我认为我们前进的速度是恰当的。”
  私底下,他向一位黑人领袖说“这个争端可能使我落选,但我们决不回头。”在公开的场合,他仍然抱审慎而乐观的态度。他说,人民迟早会大胆地面对真理,而共和党人会继承林肯的党的传统的。他认识到他决不能收集起足够的黑人和自由派人士的选票(加上他已有的选票),以抵消这个争端使他在南方和北方损失的选票。但他仍然认为他会重新当选——地方候选人受的损害将比全国候选人受的为重——这个法案的通过会使群众情绪冷却下去,并让其他问题出现——而且无所作为所造成的爆炸性代价,肯定比他采取任何行动所带来的代价为大。
  虽然他并不反对那些称他的演说和法案为“第二次解放宣言”的人,但是他本人却不热衷于进行比较。象第一次宣言那样,既由于必要,也由于信念,它正视了黑人在白人社会中的自由问题。象第一次宣言那样,由于它立足于说理与和解因而遭到了黑人和白人双方的反对。而且就象第一次宣言那样,它具有深远的影响,并受到疯狂的反对,但它仅仅是一个时代的开端。1963年,在纪念第一次解放宣言一百周年时,约翰·肯尼迪写道。“那个宣言仅仅迈开了第一步——不幸的是,宣言的作者没有活下去推进这一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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