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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四章 反通货膨胀——钢铁价格的争端







1960年,理查德·尼克松向俄亥俄州克利夫兰的群众大声疾呼道:“记住,如果你们希望通货膨胀,希望物价上涨,你们就投我们对手的票。”1961年,许多专家认为,副总统的推论是错误的,不过他的预测倒是正确的,因为他们设想随着经济的恢复,通货膨胀是肯定无疑的。然而约翰·肯尼迪竟然表明,尼克松的预测也同样是错误的。
  专家们对肯尼迪并非缺乏信心。他们只不过知道,在经济迅速发展时期,物价通常总是上涨——肯尼迪增加国防、空间和反衰退等开支,就会造成据信将引起通货膨胀的那种庞大的预算赤字——民主党人对工农一贯的同情通常会导致较高的工资和粮食价格——民主党人对高利率和紧缩通货的一贯反对也会招致通货膨胀——而且总统无权阻止强有力的工业界和工会采取提高物价和增加工资的措施。他们估计在致力于制止通货膨胀的共和党政府的连续任期内,物价上升了近百分之十,那末又怎么能希望致力于更大的经济增长的民主党人肯尼迪做得更好些呢?
  但是约翰·肯尼迪却决心要做得更好些。党和历史上的种种先例没有能阻挡他这样做,因为他面临着一场世界性的对美元地位的威胁和经济上的长期萧条,而这种情况在现代也是没有先例的。国际收支的不平衡产生了一种明显而现实的危险,如果美国商品在世界市场上价格太高,这种危险就决不能避免。如果物价上升得象收入一样快,那末他的整个经济增长的概念就没有什么意义了。如果社会保险、法定最低工资和福利津贴等的领受人用较多的钱购买到的东西不比过去为多,那末这些钱的增加也并不代表什么进展了。如果国防部和其他采购机构不得不多付钱少买东西,那末他想使预算案显得精明节俭的努力,也就注定要失败的了。如果通货膨胀开始螺旋形地上升,他想说服联邦储备委员会长期保持低利息率的努力也就注定是白费的了。而他要帮助那些靠固定收入生活的人——领养老金的人、领年金者和其他显然贫困的人——所作的努力将会象他的经济咨文所说的,由于“对这些软弱无力者的冷酷压力”而受到最大的挫折。总之,除非打破这种惯常的通货膨胀,否则他的整个经济计划都会受到损害。
  他并没有被通货膨胀问题缠住而置其他问题于不顾。他并不重视有些人所说的,通货膨胀对我们的经济比失业问题危害更大;也不重视另一些人的看法,即认为由于无法控制的通货膨胀迫在眉睫,所以他们要反对增加开支和减税的一切提议。但是他也不听从人们轻易作出的诱惑人的辩解,甚至包括象。时代》杂志这种保守主义的堡垒的说法在内。这个刊物在1962年6月1日曾经断言,经济增长与物价稳定是不能并存的,“通货膨胀长期以来就是经济繁荣的同路人”,“一个繁荣的、日益增长的经济的代价是,每年‘正常’地或有控制地通货膨胀百分之二到百分之三”,“而‘正常’通货膨胀的替代物……是经济停滞或明显的衰退。”
  他不赞同使经济继续萧条,以便推迟反通货膨胀的斗争。他也不愿意紧缩长期信贷或回避必要的开支,来对付通货膨胀。同时,他也不赞成在和平时期实行管制或者实行管得很紧的经济制度。挑战是明显的,答案却不明确。但挑战一定得予以答复。正如伍德罗·威尔逊倡议建立起一个现代的货币和银行制度,正如富兰克林·罗斯福倡议采用了一套比较现实的预算政策,约翰·肯尼迪也认识到,新的国际收支问题已不允许使通货膨胀的状况继续存在,于是断定,对于在一个自由的、日益发展的经济体制中物价仍不断上涨这个甚至更令人困惑的问题,已经到了必须予以正视的时候了。
  一旦他承担下了义务,他就不会回避。他同钢铁工业巨头的这场战斗就是同这场通货膨胀作斗争的主要标志和主要转折点。就象他在谈到这场战斗时所说的,“大喊大闹之后不能取得成功是没有意义的。拿总统职务去孤注一掷,然后败下阵来,那也是没有意义的”。
  他成功了。在肯尼迪政府期间,物价一直是稳定的,其稳定程度在其前任的任期内,或者在同一时期世界任何其他工业国家内都是无与伦比的。在战后从衰退走向复苏的过程中,生产和收入在增加,而工业品的批发价格实际上却下降了,这种情况还是第一次。在肯尼迪就职后三年,批发物价的指数比他就职时要低,而消费物价的指数则比较稳定,比每年2%一3%的正常通货膨胀要低很多。国民产值、企业利润和劳工收入都确实有了创记录的提高,而且也没有因为物价的任何引人注意的上升而有所减少。
  这一成就虽然部分是由于自1958年以后物价一直都很稳定,部分是由于人力和物力持续有所剩余,加上国外的竞争日益增长,但多少也由于总统的坚强领导。有一个观察家写道,“自从格罗弗·克利夫兰时期以来,一个民主党总统成功地稳定了国内美元的价格,这还是第一次。”
  这些成就不是通过强加上任何直接控制的办法来取得的,不是通过由政府代企业或劳工来规定物价和工资的办法来取得的,也不是在没有给肯尼迪总统同企业界和劳工界的政治关系上造成某种冷淡的情况下取得的。而这就是本章实际所要报道的事情。
  正如大多数国会议员都赞同通过一些经济措施,只要这些措施是针对着别人的州的,大多数企业界领袖和劳工领袖都反对为了对方的利益使通货膨胀,而不反对为了自身的利益使通货膨胀。总统运用自己职务上的威信和舆论的力量对劳资双方所作的决定施加了压力——他颁布了一些经济方针,使他们只能在这些方针所允许的范围内制订价格和集体议价——而且象肯尼迪1960年在全国新闻俱乐部发表的一篇讲话中所说的,他认为他的职责应是一个“全国利益的积极维护者,而不是充当互相冲突的私人利益的消极的中间人”。因此,劳资双方不时都对他表示怨恨,这是不足为奇的。
  沃尔特·赫勒把总统控制工资和物价的办法称作“利用职权施加压力的”办法。肯尼迪的办法不是以任何法令为根据,也没有任何制裁手段予以支持。有一天,他几乎用忌妒的口气评论戴高乐在法国所使用的同上涨的物价作斗争的各种武器和控制办法——一系列给人深刻印象的权力。这种权力使得那种认为欧洲的通货膨胀最终会使我们的国际收支相等的论点变成了问题。但是他试图用更高的智慧和更大的努力去弥补他所缺少的法律授予的权力。
  肯尼迪所作的努力一部分集中于拟出各种不同的立法提案和行政措施,其中包括向国会提出的有关消费者利益和建立一个消费者特别委员会的第一个总统咨文。政府提出的法案企图降低住房、运输、教育、保健、药物、信贷和其他项目的价格,并且通过加强反托拉斯法、降低关税和刺激小企业等办法来增强竞争能力。司法部反托拉斯事务司以创记录次数的检举起诉特别成功地打击了定价的人,这不仅粉碎了他们的阴谋,而且也制止了其他的不轨行为。有利于“公平交易”或维持转卖价格的法律遭到了强烈的反对。至于刺激购买新机器的赋税规定,其目的在于促进较高的生产率,因为这样能够增加利润和工资,而不致抬高物价。
  但是大部分努力并不是花在立法方面,而是花在运用没有先例的、始终不断的、孜孜不倦的“施加压力的”办法方面——这体现在对劳资双方发出的一般的或特殊的警告中,在总统咨文中、在记者招待会上和发表的演说中,还体现在对劳资双方召开的会议所发表的讲话中、致劳资双方的谈判代表的信件内以及同他们的领袖私下举行的会议上。
  肯尼迪的智慧大部分表现在两种新的手法上:
  第一是借助于总统的劳资政策咨询委员会,它的成员来自工会、企业界和公众。过去,这种三方组成的机构在和平时期一贯总是失败的。这一次却成功了,它保持下来,成为在协调劳资关系和维持工资一物价稳定方面,通向总统和为总统利用的一个有用的渠道。
  第二是阐明全国的工资一物价指导方针,它是经总统批准在总统的经济顾问委员会拟定的第一个年度报告中宣布的。这些指导方针是联邦政府提出一项总的标准的第一次尝试,公众可以根据这个标准来衡量工资和物价的增加是否符合国家的利益。这些指导方针强调,不可能制订出十分严格的规章来,它们的基本原则是承认这一事实:即劳资双方应从较大的生产率中获得较大的利益;由于新的技术和机器使每一工人在每一工时内能为雇主生产吏多的产品,这项节约将使利润和工资都可以增加而不至于提高物价,甚至有可能降低物价;另一方面,用提高物价来支付高工资这种办法,只会将负担转嫁到国民经济的其他方面,结果造成了对每个人的利益都有害的通货膨胀。这些方针当具体应用到个别工业部门或公司时,引起的争议比解决的问题还多,不过它们是把公众利益的观念勇敢地注入了过去长期被忽略了的一个领域。
  1963年,总统在对报刊编辑的谈话中驳斥了这样的见解,即认为有关私人工资一物价问题的决定根本与他无关。他说,如果这些决定导致了一场全国性的突然罢工,那末根据法律,这就成了他的事情。如果这些决定破坏了国际收支的平衡,那末维持我们海外的驻军也就成为他的事情。他说,“等到事情搞糟了……如果我们再发生一次经济衰退,美国总统就要受到责备,所以我认为这是我们的事情。”

劳工关系

  在他任职期间,这种“施加压力的”办法一直加以使用,并且取得了成功。在肯尼迪的任期内,平均的工资增长率同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美国任何可比时期相比是最低的。这种增长率通常控制在“指导方针”规定的限度之内,并比我们的欧洲贸易竞争对象的工厂中当时的增长率要低。但这并不意味着劳工在肯尼迪执政时期日子很不好过。生产率的提高使非通货膨胀性的增加工资成为可能的了,同时随着衰退的结束,每周的工作时间又恢复了正常。因此,工厂工人的平均工资第一次提高到每周一百美元,另外美国又增加了二百七十五万以上的男女工人,所以劳工的总收入上升到了创记录的水平。
  然而,事实仍然表明,大多数工会领袖是听从肯尼迪的劝告的,他们的工资要求都比较适度。在一次对美国汽车工人工会讲话以后,总统对我说,“这部分是出于政治上和感情上的因素。上周我到商会去,谈起我们为企业和营利正采取的各项措施——他们并不鼓掌。我到美国汽车工人工会去,告诫他们必须有所节制,要遵循指导方针,不要提出不合理的工资要求,他们却为每句话喝彩。”
  这部分是出于政治上和感情上的因素。劳工领袖对于一位认为在和平时期可以大幅度增加工资的民主党总统是不太习惯的。他们认识到劳工部长戈德堡有一句话是实在的,即“如果劳资双方都认为肯尼迪政府是偏袒劳工的,那他们就错了”。他们认识到,肯尼迪在竞选运动期间曾强调指出,他的政府将“不是一个企业主的政府,不是一个劳工的政府,也不是一个农场主的政府,而是一个代表全体美国人、并力图为他们服务的政府”,这句话他是说了算数的。但是除了少数显著的例外(以被控告的卡车司机工会头子吉米·霍法为首),大多数劳工领袖都把肯尼迪看作一个朋友——不是偏袒他们,而是庄严地、平等地对待他们的一个朋友。
  在立法过程中,他们与总统和总统班子的合作比以往任何时期都要密切。总统在方针政策方面征求他们的意见,还邀请他们到白宫去参加各种会议和典礼。他们的姓名出现在参加国宴的宾客的名单上,并被提名担任劳工部内外委任的职务。一位工会领袖奉派做了大使。另一位被提名为通讯卫星管理局成员,还有一位是住房管理署副署长。一位前劳工事务的律师被任命为国家最高法院法官。巴里·戈德华特曾加以引用的一份商会出版物对下列的情况表示愤慨:肯尼迪政府任用“工会干部及其追随者当政府高级官员在历史上是人数最多的”,该文并列举了商务部、国务院和内政部以及上文所列举过的部门任用工会干部的情况(可是没有提起也被任命为高级官员的企业主的人数)。
  1963年,总统访问欧洲时曾应劳联一产联主席乔治·米尼的邀请去出席在柏林召开的工会代表大会。随后,他在访问柏林期间便带着米尼一起,接着又带他访问爱尔兰,并把他介绍给爱尔兰各地的朋友。米尼回华盛顿后,始终没有忘记总统的这一姿态。
  而在总统那方面也总感到同劳工听众相处更为自在一点。1961年12月在寒冷的纽约向全国制造商协会讲话后的第二天,他到阳光明媚的迈阿密去向劳联一产联代表大会发表了演说,在讲话中,他不十分隐讳地评论说,“今天这里的气候比昨天要暖和。”次年5月,在受到美国汽车工人工会极为热烈的欢迎后,他说,“上星期在同商会和美国医学协会主席谈话之后,我开始怀疑我是怎样当选的。现在,我记起来了。”
  但是劳工和肯尼迪也有他们的分歧。劳工不喜欢工资一物价指导方针,经常抱怨政府在劳工争议中坚持“国家利益”,感到总统过分强调以国际收支作为一种限制,并且仍然要求一个三十五小时的工作周。
  与此相关的一个问题是,劳工长期以来一直要求修改塔夫脱一哈特莱劳资关系法。总统也希望修改它。他坚信,在全国发生突然罢工时,除了一道禁令以外,行政部问的武库里应掌握更多的武器,虽然在必要时,他对于行使禁令的权力却是毫不踌躇的。不过他也同样认为,根据他在参议院的经验——劳工慢慢地也会接受他的意见的——因此,在第八十七届或第八十八届国会上提出这个问题来只会通过一个更坏的法律。他宁愿利用现行的法律,他固有的权力,以及他自己职务的和劳工部长的积极性和创造力使有害的罢工次数减少并防止有害的立法。
  戈德堡部长在这方面的活动——“代表总统”从通用汽车公司的厕所问题到大都会歌剧院的乐师这些劳工争端中提出调解建议——所受到的宣扬,引起人们更多的指责,说政府作了过多的干涉。实际上,劳工部长和总统都不希望劳资双方在所有争端中全向华盛顿要求帮助。他们的原则是,只有在所有其他办法都已用尽,而一个主要工业部门的劳资双方仍然距离很远时,他们才采取行动。他们鼓励双方采取新的办法来使劳资和好,更多地利用局外仲裁人和调解人,更多地安排经常的接触和研究(而不是仅仅在订立合同的时候),以及更为自觉地认识到公众的利益(和公众的焦虑)。
  可是当所有别的办法都已失败时,总统便认为,在任何一场具有全国性影响的劳资纠纷中,联邦政府积极地发挥作用是正当的。大都会歌剧院是唯一的例外。当总统接到歌剧院主要演员象蕾茜·史蒂文斯和利昂泰恩·普赖斯的电报后,他要求戈德堡予以干预,他在答复这位部长关于会受到批评的警告时说,“我们一定要冒这个险,美国的资产不仅仅是砖瓦和泥灰。”戈德堡法官后来回想起来说,“我经常被赞扬或批评为一个非常活跃的劳工部长。可是实际上我只是一个非常活跃的总统的劳工部长。”
  这种活跃的精神起了作用。它再一次得到行政部门采取某种创新和主动措施的帮助,这些措施中包括:通过行政命令成立一个导弹发射场劳工委员会来避免限制性的立法;总统通过电报或亲自向劳资双方代表发出呼吁俩任劳工部长戈德堡和沃茨以及各种特别部门、委员会和专门小组进行仲裁和调解等等。在肯尼迪执政的年代里,因罢工而损失的工作时数是战后任何三个和平年头中最低的,不到过去比率的一半。当然,公众是知道有纠纷的地区的。但是尽管有几件罢工事件成为头条新闻,和平解决的次数却创造了历史记录。
  这并不是说,劳工关系到处都是乐观的。在海运业方面,劳工关系继续很混乱;在建筑业方面,则很不安定。总统在记者招待会上公开斥责了纽约一个印刷工人工会和飞机机修人员工会的无理要求。一个总统委员会在后一事件中终于成功地取消了某些不讲效率的工作条例——有时称为“雇用超过工作需要的人员”——因为他们查明商用喷气机的座舱里用不着四个雇员,只要三个就足够了。
  当以机器代替人的自动化浪潮席卷全国时,有关工作条例的争端和关于“雇用超过工作需要的人员”的叫喊,势将把劳资谈判中经常出现的经济争端淹没掉。它们还以对劳工和平最严重的破坏行为和来自劳工运动的最难对付的挑战——铁路劳工纠纷——威胁着肯尼迪政府。
  在肯尼迪总统任期的大部分时间里,一场全国性的铁路罢工的阴影始终笼罩着其他各行业的劳工和平。这个问题主要是一个工作条例和劳工使用问题,因为在这一行业中,严格的管辖权限和就业保证是从内燃机时代以前的岁月中就沿袭下来的。
  代表全国铁路工人的五个工会,在就业人数与会员人数日见减少而内部关系又不断紧张的情况下感到心烦意乱,将近四年来,它们已形成了一道牢固的抵抗阵线,反对自动化所造成的对工作条例的必要修改。这种修改是铁路当局提出的,并且由总统委员会、专门小组和劳工部长等一系列机构予以全部或部分批准。劳资谈判完全失败了,双方都指责对方毫不妥协。全国铁路当局准备并渴望使它们修改的条例生效,这包括减少内燃机的司炉工,改变司间手的任务以及其他一些类似的措施。而如果条例修改的话,在工会这方面则准备停止所有的铁路运输。
  有人说,“让他们罢工吧。”工会谴责政府,说它明确宣布不准罢工,就助长了资方的抵抗。资方则警告说,政府进一步延搁他们行使解雇工人的权利的做法是不能接受的。双方起逐步走向最后的摊牌和罢工。
  但是肯尼迪总统不肯抽手旁观让罢工发生。有些人说一次罢工会使双方迅速头脑清醒过来,他对这种说法却感到怀疑。他说,“这不是一个可以折衷处理的纯经济问题。这对双方来讲,是一个生死攸关的问题。他们会长期坚持下去,达到国家不能容忍的地步。”二十万工会会员罢工,立即会使五十万其他的铁路雇员无事可做。他的经济顾问估计,三十天后,受到波及的工业部门的瘫痪将使大约六百万非铁路工人闲着无事,这将是1930年以后最糟的失业情况。
  因此,1963年6月,随着“最后”条例的最终修改和罢工限期的接近,总统仍然没有采取任何行动,而是要求双方再次探索解决办法。劳工部长沃茨几个月来一直与副部长詹姆斯·雷诺兹一起,日日夜夜致力于解决这个问题。这时,他提出了自己的建议。象过去每一个公正无私的建议的实际结果那样,铁路当局接受了,但铁路的兄弟工会却不肯接受。
  新的限期只剩下最后一天了。总统与当时的最高法院法官阿瑟·戈德堡就可以代替立法措施的各项办法进行磋商后,建议双方接受司法部门的仲裁。这是法律上的一个极端的行动。我同在雅典出席世界律师协会大会的首席法官沃伦取得联系,他表示他一向不愿看到最高法院法官卷入其他事务中去。总统也赞同这种见解,但感到在这一紧急时刻不得不干预。铁路资方接受了这项建议,而工会却愚蠢地没有接受。没有几星期后,一个工会领袖向我吐露,他们拒绝戈德堡的建议是错误的。
  不过这个惹人注目的建议至少达到了一个目的,它使全国和国会注意到了行将把他们卷入的这场危机。在内阁会议室同民主党国会领袖举行的一次争论激烈的会议使总统确信,他们完全不愿大胆地提出任何阻止罢工的法案,而且那天显然也不可能通过什么法案。那天下午,离开限期只有几小时,总统在与铁路的主要谈判负责人的私下会晤中取得了再一次的延期,使他的劳资问题咨询委员会所属的特别小组委员会能就这些问题提出报告。他希望在此期间有新的突破,主要的根据是,他任命了两个人参加该小组委员会,一个是没有卷入这次罢工的可以信赖的铁路工会领袖,一个是为某些同事怀疑为“软弱”的开明的铁路公司总经理。在接下去的日子里,有好几次都似乎即将达成协议,但每次都没有成功。
  最后,所有的延期办法,现有的程序和个人的呼吁都已用尽,对付灾难性罢工的唯一抉择就是采取立法措施了。但是可供选择的立法措施看来都成问题。有些立法仍然允许罢工,有些仅仅是维持现状。有些要求对劳工进行惩罚,有些要求使他们受惠。还有些人建议总统接管铁路,这个解决办法既不解决工作条例问题,也不对资方的合作态度予以肯定。铁路工会的一个代理人要求由参议院劳工委员会予以仲裁,因为他曾给予该委员会的成员很多的竞选捐款。有些资方代表要求对铁路劳工法作出永久性的修改,把强制性的仲裁写进去。
  总统希望避免在铁路或其他任何工业部门中出现一个纯强制性仲裁的先例,所以最后决定通过了一个临时决议,要求州际商务委员会通过争议中的就业保障条例,并权衡这些条例对劳资双方以及对公共服务的影响。州际商务委员会已被授权对铁路合并后的就业保障安排作出判断。这是一个合乎逻辑的、有条不紊的解决办法,它满足了国会领袖们的要求,即我们不要把一个“纯”强制性的仲裁法案提交给他们。但是,深信对州际商务委员会抱有成见的铁路工会,竭力展开院外活动反对这项建议。最后,州际商务委员会的特点被丢弃了,通过了一个完全强制性的仲裁法案,并由总统予以签署。这是我国和平时期历史上的第一部这种法律。没有一方感到满意,铁路工会也谴责总统——然而罢工却避免了,而经济则继续增长。

1962年的钢铁价格争端

  一个强有力的私人利益集团对总统反通货膨胀的努力——以及对总统的职权和责任的最直接、最危险的挑战,是来自1962年的钢铁工业方面。
  虽然约翰·肯尼迪和美国钢铁公司之间的戏剧性对抗在那年4月份才达到了高潮,总统本人早在一年多以前就对此感到关切了。在他就职之初与戈德堡部长(他以前是钢铁工人工会的法律顾问)进行的一次谈话中,就对钢铁价格的任何提高会影响到国际收支和反通货膨胀的努力的问题表示关切。
  总统的关切是很有根据的。钢铁工业不仅是我们最大的工业部门之一,而且它的价格几乎对所有其他商品的成本都有直接或间接的影响。它在美国经济中起着如此重大的作用,它的产品又是如此之多的其他资本商品和消费品的重要组成部分,以致它的价格的高低长期来就是所有工业产品价格的前导。“钢铁价格上涨,通货膨胀也就随之而来”,这是长期以来正确地总结起这个国家价格动向的一句精辟的话。
  1948年在参议院的听证会上,俄亥俄州参议员罗伯特·塔夫脱曾责骂该工业部门提高价格,他预言这种增长会迫使其他物价上升,并鼓励劳工提出进一步的工资要求来。他的责骂虽属徒劳,但他的预言却不幸而言中了。在1947年到1958年间,钢铁价格提高了一倍多,比其他工业品价格的增长速度要快三倍多。经济学家估计,1958年以前,批发价格指数上升的最大一个因素就是钢铁价格的提高。
  这一方面应责备劳工。由于少数公司的支配性影响,参加钢铁劳资谈判的双方私下都认为,资方对谈判达成的任何工资调整,只要调整钢铁价格就可以支付。结果,钢铁工业工资的增长在1947年和1958年间比生产率的增长还要快,而钢铁价格的上升甚至比劳动力成本的上升还要快。
  从1958年以后,钢铁价格一直是稳定的,而批发价格总的说来也是如此。但是,正如上文所指出的,我们的国际收支和黄金储备则远远不是稳定的。在以往几年中,美国钢铁价格上涨的速度远比我们海外的竞争者要快,我国在世界钢铁出口市场上所占的份额于是不断下降,而外国输入我国的产品则增加了三倍多,这在1957年到1961年间几乎占我们国际收支逆差增长数的四分之一。构成美国出口耐久商品极大部分的美制机器、机床、设备和车辆,也有赖于钢铁产品及其价格——正如我们出口的大部分其他重要商品一样。1961年,肯尼迪总统看得很清楚,钢铁价格的另一次较大的上升很可能不仅会引起一次新的通货膨胀,而且会带来灾难性的国际收支逆差和黄金的外流。
  那年,他眼前最关心的是,钢铁工人的工资预定在1O月1日将自动增加,而正如报刊上所报道的,钢铁工业界越来越多地谈论着届时钢铁价格将上涨的事。10月1日增加工资一事是根据1960年的一项协议所允许的第三次,也即最后一次的增加。那个协议结束了历史上时间最长的一次钢铁工人罢工。在副总统尼克松赞助下达成的这个解决办法还带来了一个颇有根据的传说,说各钢铁公司已同意在选举之前不提高价格。肯尼迪同协助拟订那份合同的戈德堡商量,是否应该请求钢铁工会为了国家的利益放弃在10月1日提高工资。但是这将给劳资谈判达成的合同的稳定性造成一个不可信的先例。而经济顾问委员会的分析表明,10月1日增加工资这一步骤是在日益增长的生产率所能达到的范围之内的,能够在不提高价格的情况下办到。经济顾问委员会指出,每吨钢铁的劳动力成本并不比1958年为高,但钢铁界后来对这些数字表示了异议。戈德堡部长告诫说,真正的问题将在于1962年一个新合同的谈判上。
  9月6日,总统写了一封公开信给十二家最大的钢铁公司的总经理,敦促他们不要在10月1日或其后提高价格,详细阐明了更高的钢铁价格一般会对国家的国际收支和物价的稳定带来的危害,特别是对钢铁出口将会造成的损害,指出了这些公司的股东已经获得的高额利润和收入的情况,同时提醒他们,政府为阻止他们所引起的任何通货膨胀而不得不采取的一些限制性的货币与金融措施将会推迟我们国家从衰退中恢复过来,也将妨碍钢铁工业实现生产能力更大利用率的希望。接着,他提出了这一关键性的论点:

     钢铁工业提高工资就会加剧通货膨胀,我不想低估制止
   这种情况的迫切性……钢铁工业界人士曾经表示愿意制止价
   格-工资的螺旋形上升。如果他们现在放弃涨价,那末到明
   年春天劳资谈判时,就保持了三年半价格稳定的记录。到那
   时,劳工代表很明显地也应当把他们的工资要求限制在同价
   格持续稳定相一致的水平上。明年春天,钢铁工业道义上的
   地位——以及它要求舆论给予的支持——将会由于它目前在
   价格方面的克制而得到加强。

  有几个人的答复是经过深思熟虑的,有几个人的答复则是粗鲁的,没有人作出任何诺言——但是价格并没有调高。一周以后,总统写了一封信给他的老朋友,钢铁工人工会主席戴维·麦克唐纳,强调指出在1962年“为了全体美国人的利益……需要在提高生产率和稳定价格的范围内”签订一项劳资协议。共和党人抗议说,总统应该关心“通货膨胀”问题,而不应该关心某些工业部门的涨价问题。但是没有人误解总统的愿望:即他认为1962年谋求达成协议一事既没有必要,也不会导致价格上涨。
  为了减少顾客由于认为罢工或大幅度的涨价不可避免而进行的破坏性钢铁囤积,总统通过戈德堡部长并在一次记者招待会上要求劳资双方加快他们之间的谈判。在总统同意之下,戈德堡部长先同钢铁工业的主要谈判代表R·康拉德·库珀进行会谈,然后同钢铁工人工会主席麦克唐纳会谈,接着又同双方的其他人士会谈,其中包括同美国钢铁公司董事长罗杰·布劳的一次电话会谈。1962年1月23日,肯尼迪在白宫同戈德堡、布劳和麦克唐纳作了私人会晤,而早在前一年9月他也已经接见过布劳。
  在所有这些会谈中,总统和戈德堡都强调指出,他们所关心的不仅是要早日签订一项协议——协议本身并不重要——而是关心能签订一项能使涨价成为不必要的协议。说得更具体一点,肯尼迪总统对工会的巨大影响和劳工部长的斡旋都被运用来促成这样一项协议,如果劳资双方都同意的话。假如总统取得了成功,就不再要求钢铁工业作出维持价格稳定的正式保证,而且也不会立即作出保证。总统说,由政府出面要求作出这样的保证,那就“变得很不得体”。虽然布劳和钢铁工业的其他发言人每次都抱怨成本增高和利润减少(这被认为是劳资谈判的开场白中惯甩的“叹苦经”),然而钢铁工业还是接受了政府的帮助,但他们对总统的唯一目的没有任何幻想,也没有做出不论达成什么协议,他们都要提高价格的这种表示。
  罗杰·布劳后来声称,虽然舆论界曾作出种种暗示,说价格即将上涨——钢铁工业和报界中的其他人似乎没有一个注意到这些暗示的意义——但是他和钢铁工业的其他高级人员在同政府的直接接触中都无意利用这些机会通知总统要采取这一行动。相反,钢铁工业界人士自愿参加了一项事实上是三方面的协议,这项协议显然是以总统的这一前提为根据的,即钢铁涨价是不可取的,除非工资的增加超过了生产率的增长,否则就不应涨价。
  但这也不是消极地接受最小限度的帮助。库珀在同他的钢铁界同事们讨论后,通知戈德堡说,他们同意不涨价。直到这时,戈德堡才同麦克唐纳进行了商谈。劳工部长代表总统打了一系列的电报、电话,并进行了一连串的访问,协助使谈判早几个月在2月便开始,等3月间谈判破裂以后,又协助使它们重新恢复,而最重要的是,他协助说服麦克唐纳接受战后历史上钢铁工业中最有节制的这一项协议。总统后来总结说,“他们同意这样做,部分是因为我说过,我们经不起另一次恶性的通货膨胀,这将影响到我们在海外的竞争地位——所以他们签订了协议。”这项协议根本没有规定全面提高工资率,只规定每小时增加一角或百分之二点五的小额津贴。
  这个全面解决的数目远比工会原来要求的一角七分为低,远比1960年的协议所规定的为低,也比二十年来钢铁工业协议中的平均成本的三分之一还低,并且是根据经济顾问委员会较早的分析拟定的。戈德堡在3月6日与布劳私下会谈时提出了这一数目,认为这是钢铁工业在不涨价的情况下能够承担的费用。布劳和钢铁工业的其他领袖对这一结论都没有异议。后来,戈德堡在3月12日与麦克唐纳私下会谈时,也提出了同样的数目,认为对于稳定价格是适当的。谈判在3月14日重新恢复,并在3月31日签订了协议。
  1962年钢铁工业的协议,是1954年以后第一次没有发生罢工而达成的协议,是人们记忆中第一次明确地、完全地在生产率增长的范围内达成的协议。它得到了全国的欢迎。总统在给资方代表和工会总部的同一份电话声明中,赞扬这项协议是“负责的……有着高度的工业政治家风度……显然不会造成通货膨胀……为继续保持价格稳定提供了坚实的基础。我……代表美国人民向你们致谢”。当他打完第二个电话之后,他对我说,工会会员为他们自己的牺牲欢呼喝彩,而资方代表却是“冷冰冰的”。
  但是劳资双方对于肯尼迪就稳定价格所作的结论都没有任何异议。代表各种不同意见的报纸和杂志都松了一口气,认为钢铁涨价不再是一种危险了。下一周,当个别公司履行它们同工会签订的正式合同时,总统打电话给戈德堡说,查利·巴特利特从钢铁工业界中得到了秘密消息,钢铁涨价迫在眉睫。戈德堡部长对这一消息付之一笑。因为过去几个月里没有发生任何事情来改变钢铁工业的成本情况。相反,同外国低成本的生产者的竞争,同金属和其他原材料的竞争,以及由于更大的销售量和生产能力的利用都可能获得的较高的利润,这一切在正常情况下会使有竞争能力的任何工业部门在这个时候考虑降低价格。
  废钢铁、铁矿砂和煤炭,钢铁工业使用的这三种主要原料的价格全比1958年为低。根据7月1日才生效的新的劳资合同,每吨钢的雇工成本将继续下降。在1958年开始的全面经济萧条的年代里,有几家公司的利润状况改善了,有几家则恶化了,这就不可能定出一个合理的一致同意的统一价格。据说,伯利恒钢铁公司总经理埃德蒙·马丁在4月10日的年会上曾说,“如果有可能的话,我们应设法降低钢价,因为我们的竞争对手比以前多了,特别是国外的竞争对手。”
  4月10日星期二,最后一个主要合同签字了,总统惊讶地注意到,他的约会时间表上安排着下午五点三刻同罗杰·布劳的一次约会。奥唐奈说,布劳那天下午提出了这项要求。戈德堡说,他一点也不知道布劳想谈点什么,但他同意在他的办公室里等着。
  布劳想谈点什么很快就明白了。他坐在靠近总统摇椅的沙发上,交给总统一份美国钢铁公司油印的向报界发表的声明,宣布每吨钢铁涨价六美元,即四倍于新的劳资协议中规定的成本价格。总统大吃一惊。他感到他的反通货膨胀的全部计划,他的保护我们黄金储备的全部努力,都将化为泡影。钢铁工业是他作出了最大努力使价格稳定的工业,是受到外国竞争与生产能力未充分利用的折磨的工业。如果该工业可以对他发出的、为了国家利益而自我克制的呼吁进行愚弄,那末国内所有的工业部门和所有的工会此后都会感到可以毫无约束地来向他挑战了。
  最重要的是,他感到受愚弄了。坐在他对面的这个人曾亲自会意地接受他的帮助,同工人订立了一项不会导致涨价的合同。总统的威信和权力被利用来帮助说服了钢铁工人工会,要他们为了稳定价格而接受公司提出的较低的工资。如今签合同的墨迹未干,钢铁工业的资方却宣布所有产品大幅度的、全面的涨价。正如总统后来说的,“这牵涉到信用问题。工会方面很有理由觉得,他们被引入了歧途。”——其他工会没有一个会再听从他发出的自我克制的呼吁了。他很冷淡地对布劳说,“我认为你犯了一个错误。”布劳直到后来才认识到他犯了一个多么重大的错误。
  总统很恼火,但克制住了。他把阿瑟·戈德堡请来了,戈德堡却没有他那样有克制。当这位部长知道布劳已将他对报界的声明发给各通讯社和新闻广播网,准备在晚上七时公布时,他严厉地驳斥了这位美国钢铁公司董事长的辩解——即作为一种“礼节性”的行为,已向美国总统递交了有关这一既成事实的油印新闻发布稿。戈德堡把这一行为称为“耍两面派手法”,是背信弃义的,违背了参加谈判各方所明白理解的原则,违背了国家和钢铁工业的最大利益,违背了戈德堡向总统作出的保证(说布劳和麦克唐纳两人都是信得过的)。布劳表示遗憾,试图把他的行动说成是对股东很有必要的,随后就离开了。后来,他相当软弱无力地说:“他们不愿意接受我的解释。”
  总统下一个安排好的事项是为第二天的记者招待会——是一次额外的招待会,定于早餐之前举行——检讨一些问题。这是塞林格不在的时候由助理新闻秘书安德鲁·哈彻安排的。哈彻、沃尔特·赫勒、麦乔治·邦迪和我在总统办公室隔壁肯·奥唐奈的办公室里等待举行这次会议。等布劳离开后,总统叫我们进去,把这一消息告诉了我们。他的怒火上升了。他的职责遭到践踏,他的职权也被利用了。他是得到钢铁工业界人士的同意才进行干预的,其目的明白无误,是为了保持价格稳定,现在这样一来,这种干预在工人和美国人民眼里至多也是一种软弱的表现,而从最坏方面来说则是愚蠢的。他回忆起他那位当过大使的父亲在钢铁工业界的短暂服务期间以及他在海运委员会同钢铁工业界领袖们进行的斗争时说:“我的父亲一直对我说,钢铁界的人都是畜生,但是我直到现在才认识到他这句话多么正确。”
  我们没有花多少时间去互相责任,在这时和在那种情况下提高价格,不仅使经济受到挫折,而且是对总统职位和总统本人的公开侮辱。他后来说,“如果我不能使他们撤销的话,那将是美国总统蒙受的一个严重挫折。”没有一位总统会不进行一场斗争便接受这种做法的,也没有一个人竟会认为约翰·肯尼迪会接受得了。当时在场的一个人后来说:“美国钢铁公司对总统耍两面派手法是看错了人啦。”
  然而,钢铁工业在半个多世纪里一直成功地公然蔑视总统,他们对肯尼迪的挑战是在他没有什么回击的武器和毫无可资借鉴的先例的领域里进行的。钢铁工业接受了总统的斡旋一随后又辜负了他的信任。要不是因为除了在经济方面的挑衅外,还有这一事实,那末历史也许会是完全不同的。但是总统在宣布这一消息后,向我们提出的第一个问题是:“我们对此有什么办法?”
  我们主要的希望是要造成一种气氛,阻止其他公司跟着一同涨价,并且促使美国钢铁公司撤销涨价的决定。我们认为,只要有一两家主要的公司拒绝一起涨价,那末市场上的压力就会迫使领先抬高价格的人改变态度。我们主要的职责是要查明一家实力雄厚的公司自信能够不顾一切明显的经济压力悍然宣布不合理的涨价并坚持下去,我们主要的职责是要判断它的这种作为是否违背禁止垄断的法律。总统心中考虑好这两种途径后,立即打电话询问司法部长和参众两院反托拉斯小组委员会主席向报界发表声明的情况,同时又同财政部长和国防部长讨论政府准备如何应付美国钢铁公司,接着便指示戈德堡、赫勒和我为星期三下午的记者招待会准备一份声明。他遗憾地说,那天晚上他不再同我们会商;因为白宫要举行一年一度的全体国会议员招待会。他回忆起前一年的招待会也因猪湾事件而遭到了破坏,不禁苦笑着说,“我决不再举行另一次国会议员招待会了。”
  戈德堡、赫勒和他的经济顾问委员会同事克米特·戈登全到我的办公室来,和我一起讨论了第二天发表声明所需要的材料。经济顾问委员会和劳工统计局通宵搞出了必要的数据,说明钢铁工业何以不需要涨价,以及涨价会如何危害到全国。在国会议员招待会上,总统同来宾谈笑风生,握手言欢,在应酬的间隙中,他又同副总统、参议员戈尔以及随后到达的戈德堡和我商谈了行动步骤。在这以前,他还通过电话几乎是道歉地告诉了戴维·麦克唐纳。麦克唐纳向他保证,钢铁工会会员不会认为总统是故意欺骗了他们。
  第二天,星期三上午的早餐记者招待会,几乎完全集中在钢铁涨价的问题上。阿瑟·戈德堡也出席了招待会并告诉总统他打算辞职,他无法再对任何工会宣传工资要求应有所克制了,而且他希望公开承认自己失职,以致使总统遭到这样的侮辱。总统压下了这个请求,他最后还同意延缓自己向国会提出采取立法措施的紧急咨文,而集中力量利用记者招待会开始时发表的那篇声明来动员舆论。
  阿瑟·克罗克写道,总统“一定要到他的职责、国民以及他本人受到根本性的触犯这种罕有的时刻,才会勃然震怒”。这一次就是这种罕有的时刻。由于我面前摆了许多经济数据,由于其他钢铁公司把价格提高同样数目的消息不断传来,还由于总统和司法部长两人都作了大量的修改,那次记者招待会开始时发表的那篇声明是写了又写的。每一份新的修订稿却更强烈地反映出总统那种完全铁面无情的决心,即要使钢铁工业界和公众认识到局势的严重性。这篇声明直到我们乘他的轿车前往国务院礼堂去时才完稿。
  当他宣读这份声明时,他的声音是冰冷而镇定的,听起来很象当年罗斯福指控日本人偷袭珍珠港那样冷静,而不象某些不在场的人事后所说的那样,是“怒不可遏”的样子。

     美国钢铁公司和其他一些主要钢铁公司同时采取了相同
   的行动,把每吨钢的价格提高了六美元左右,这是一种毫无理
   由的、不负责任的无视公众利益的行为。
     正当在我国历史上的这个严重时刻——我们在柏林和东
   南亚面临着严重的危机,我们在致力于经济复兴和稳定,一连
   几个月我们都在要求后备人员离开家乡和家庭,要求军人
   冒生命的危险,在过去两天内就有四个人在越南牺牲了,同时
   我们还请求工会会员压低工资的要求——在我们正要求全体
   公民有所克制和作出牺牲的时刻,一小撮把追求个人势力和
   利润放在公共责任感之上的钢铁公司经济人员,竟然如此蔑
   视一亿八千五百万美国人民的利益,对此情况美国人民同我
   一样,是很难予以接受的。

  我坐在听众席上,当总统继续讲下去时,我听到周围一些新闻记者倒抽了一口气。

     如果钢铁工业的其他公司也效法它们提高价格,而不是
   撤销这一涨价,那末所有的美国家庭……企业主和农场主的
   ……大多数项目……的费用都将提高。这将严重地妨碍我们
   为了防止通货膨胀螺旋形上升而作的努力,……使美国商品
   更难在国外市场上竞争,更难抵挡外国进口货的竞争,从而更
   难改善我们的国际收支情况和制止黄金外流。……
     在我们国家中,价格和工资的决定,除了在出现垄断和全
   国紧急罢工的情况下进行非常有限的限制以外,一向是而且
   也应该是自由地私下作出的。但是美国人民有权期望,作为享
   受这种自由的交换条件,大企业对它们国家的福利应表现出
   比过去两天所表现的更大的责任感。前些时候,我要求每个
   美国人考虑,他将为他的国家做些什么,我也要求钢铁公司考
   虑这一问题。在过去二十四小时内,我们得到了他们的答复。

  上文中加着重点的话是总统在举行记者招待会前加到声明中去的,或者是在发表声明时自行插入的。他坚信,不那么尖锐的话只会为人们注意到、作出答复,随后便被忘却。
  声明还列举了一些令人信服的、详细的事实,说明钢铁工业不涨价仍具有强有力的经济地位,涨价将会造成广泛的损害,以及政府各部门全已经在调查这一事件。接着,他用同样严厉的语言回答了所有的问题。例如:

   ……在过去几小时内所有的公司都搞突然袭击……几乎一致
   地提高了价格……这并不是我们希望竞争性的私人企业制度
   经常采取的做法。

  总统甚至在回答有关军人家属和越南等与涨价无关的问题时,也把它们与钢铁公司的涨价行动联系起来。从这次记者招待会以后,他在这场斗争中掌握了主动权。
  但是当我们回到他的办公室讨论局势时,一些公司接连不断地匆匆忙忙仿效美国钢铁公司的涨价,使撤销涨价的希望又蒙上了一层阴影。然而,他决心斗争到底。他要我在第二天一早为他在内阁会议室召集一次会议,以协调需要采取的或已经采取的各种行动,其中有一些行动是在前一天晚上着手的。
  若干天后,当这场斗争已全部过去,几个共和党人——他们在这场斗争期间一直谨慎地保持沉默,既不表示赞同涨价,也不表示赞同总统的反对涨价——把政府的这些努力称之为“过分的反应”,“专横”和“行政上篡权”的实例。罗杰·布劳说到“报复性的攻击”,还说,“在美国历史上,过去从未调动过这么许多联邦政府的力量去反对个别工业部门。”显然,当时是有一种动员和危机的气氛,但大都是表面的而不是真实的,它是以言论而不是以行动为基础的,是有意识地希望促使他们撤销涨价的决定。但是一旦战火平息下去,大家应该全明白——正如星期四早晨在内阁会议室开会的那批人早已明白的那样——政府可以采取的具体行动只是两个相当温和的步骤,既不是“非法的强制”,也不是“无节制的报复”。
  首先,国防部谋求履行它对纳税人的职责,按当时最低的价格购买钢铁。国防部长麦克纳马拉向总统报告说,钢铁工业的行动可能会使国防费用增加十亿美元。这并不如广泛报道所说的,仅仅是由于钢铁价格的上升——这在总数中只占一小部分——而是由于紧跟着钢铁涨价,所有其他经济部门也将提高成本。麦克纳马拉曾作出指示,“为了使钢铁涨价对国防费用的影响减少到最低限度”,要研究利用代用材料,并且“在可能的情况下,改向没有涨价的钢铁公司去购买国防生产所需要的钢铁”。
  任何一位谨慎的钢铁消费者都会采取同样的做法。在布劳晋见总统以后,总统召见了麦克纳马拉讨论这个办法。国防部长强调了自己的这种意图,宣布同没有涨价的很小的卢肯斯钢铁公司订立北极星装甲钢板合同。他注意到,美国钢铁公司和卢肯斯钢铁公司是这种高强度钢材的仅有的生产者。总务行政管理局、国际开发署和其他机构也打算作出类似的声明。但这不是一个强大的武器。就其本身来说,并不足以说服少数没有参加集体行动的公司不去加入涨价的行列,而且等他们一宣布涨价以后,这个武器就完全无用了。事实上,给予卢肯斯钢铁公司的奖励是在这一斗争行将结束时才宣布的。
  其次,司法部谋求履行它的执行法律的职责,要着手调查许多公司在完全不同的财务情况下,同时宣布作出一系列同样的涨价——这既非由于成本增加,又非由于需求增加——这是否反映出正常的自由市场的活动、还是偶然的巧合、还是一种共谋或垄断。不论答复是什么,我很怀疑在钢铁工业长期密谋操纵价格的情况下,任何一届政府的任何有自尊心的反托拉斯司竟会袖手旁观。在一个竞争性很强的行业里,没有一家公司能够在提高价格时深信所有其他公司实际上都会紧紧跟上。联邦贸易委员会曾于1951年命令钢铁工业停止某些垄断行为,这次它也宣布要重新开始对钢铁工业进行调查。一位著名的学者称赞总统的行动说:“钢铁工业并非真正是个竞争性的市场,而是一家大公司。”反托拉斯法的一位主要教授写信给我们说:

     在严密的垄断组织里,领头定价是不可避免的,虽然不是
   露骨的。它们习惯于共同行动,担心遭受歧视,同时又不存在
   潜在的新竞争者。……法院行使谢尔曼法的潜在权力……有
   足够权限……改组钢铁工业的领导成分。

  我们并没有试图进行这样的改组。在随后的两年中,当反托拉斯部门控告钢铁工业密谋操纵价格的七份重大的控诉状都成立以后,对肯尼迪兄弟马上召集大陪审团进行调查一事进行攻击的那些人,就没有什么可说的了。一个大陪审团于1964年4月就最大的一份控诉状作出了判决。该陪审团是从肯尼迪兄弟组织的上一个陪审团那里取得情报的。
  1962年4月,使反托拉斯官员特别感兴趣的一件事就是,伯利恒钢铁公司总经理马丁在布劳宣布涨价前不久发表的一项声明——说这时不是涨价的时刻。但是伯利恒钢铁公司是首先加入美国钢铁公司一起涨价的。这是一种玩弄阴谋、实施垄断、蓄意欺骗的证据呢,还是象他们自称的那样,是对他们的讲话引用得不正确呢?反托拉斯司有责任予以查明。联邦调查局人员的正常工作是为政府各个部门调查事实,他们不仅访问了所有公司的高级行政人员(美国钢铁公司的总顾问告诉他们,他和他的同事“太忙了”,当时无暇与他们交谈),而且也访问了采访过伯利恒钢铁公司会议的三个新闻记者(他们都支持自己的报道)。
  我为星期四在内阁会议室举行的会议所草拟的文件中仅包括两个明确的项目:反托拉斯和国防部采购行动。虽然这两个行动都助长了事情的重要性的总的气氛,但两者都没有提供撤销钢铁涨价的措施。出席那天早晨八时五十分的会议的,除总统和我之外,还有罗伯特·肯尼迪先生,戈德堡先生,麦克纳马拉先生,霍奇斯先生,财政部副部长福勒先生,联邦贸易委员会主席狄克逊先生,沃尔特·赫勒先生,拉里·奥布赖恩先生以及几个次一级的内阁成员和助理。大体上就是这一批人组成的战略小组在第二天又举行了会议。
  看来唯一的其他切实可行的行动将是采取新的立法措施。尽管国会中的民主党人很早就支持总统的立场,但总统认为这是一个困难的途径。他回忆起杜鲁门强制铁路工人复工的倒运的行动,又回顾了一下他前一天早晨的处境,不想仓促行动。钢铁工人工会已履行了他们的义务,总统不想采取同钢铁工业界对抗的行动——例如,对钢铁工业征收关税和国内赋税的建议——因为这将减少钢铁工业的就业人员。正在佛罗里达州休假的财政部长狄龙,则反对目前对拟议中的投资纳税优惠办法和折旧提成改革作任何变动。总统说,如果短期内不能撤销涨价,他将向国会提出立法建议。他在记者招待会上的声明并不是一项法令。
  政府中的所有经济学家将合编一份《钢铁实况》或《钢铁白皮书》,广为分发。我们还通过民主党全国委员会要求各民主党州长对钢铁涨价表示遗憾,并要求地方钢铁界人士不要加入涨价行列。政府发言人奉命参加各种电视访问节目。
  在国会上,参议员凯弗维尔已对总统准备战斗的号召表示欢迎,并安排好由他的反托拉斯小组委员会进行一次调查。众议院的反托拉斯小组委员会,两院的小企业委员会,以及其他委员会和个别成员都对总统表示支持。宾夕法尼亚州的共和党参议员候选人和州长候选人,众议员范·赞特和斯克兰顿电告罗杰·布劳,钢铁涨价“对宾夕法尼亚州,对美国,对自由世界来说,都是错误的”。除了少数可以预料到的例外,全国的社评作者和专栏作家都拒绝支持涨价,而且绝大部分是支持总统的。
  那天下午,布劳在记者招待会上的声明是温和的、采取守势的。霍奇斯在答复中进行了猛烈的回击,他斥责有“一小撮人实际上是把美国钢铁公司的利益放在第一位,而把美利坚合众国放在第二位的”。他嘲笑了布劳的一种论点,即国外的竞争使涨价成为必要的事,他还驳斥了公司的一种托词,即提高别人的机器成本是美国钢铁公司可以获得足够资金来使其本身机器现代化的唯一办法。
  可是当公众继续猛烈抨击时,总统却也在探索私下劝说的途径。在这场战斗初期,他就曾要求他的政府中与企业界有联系的人员——包括霍奇斯、古德曼、赫勒、麦克纳马拉、吉尔帕特里克、福勒、狄龙、戈德堡、鲁萨等人——同那些仍然保持不涨价的钢铁公司、有可能考虑撤销涨价的钢铁公司、与钢铁工业有联系的银行家、钢铁买主和钢铁业的律师等上述几方面人士中他们原有的熟人进行接触。他们不用进行威胁,也不用提出什么引诱办法,而是向他们指明物价稳定和较好的国际收支状况是符合国家利益的,并且要在政府和钢铁公司之间建立起可靠的联系渠道。
  这一分化瓦解策略的不少希望都寄托在芝加哥的内陆钢铁公司身上。该公司的总经理约瑟夫·布洛克被认为是一个“工业政治家”,在总统的劳资问题咨询委员会任职。布洛克虽在日本,但政府还是连续不断地打电话给内陆钢铁公司的其他行政人员。内陆钢铁公司认识到,制止国际收支和通货膨胀的恶化是关系到国家利益的,认识到政府在帮助获得一个反通货膨胀的劳资协议中应起到作用,于是也认为1962年4月不是提高价格的时候,并于星期五早晨宣布它不涨价。总统立即打电话给另一位朋友,凯泽钢铁公司的埃德加·凯泽,而这个小得多的公司也作了同样的宣布。还有另一家公司,科罗拉多燃料和钢铁公司也宣布,它将来至多仅考虑对某些品种有选择地涨价。
  星期五在内阁会议室举行的会议上,出现了一种乐观的调子。宣布不涨价的公司,加上直到那时还摇摆不定的阿姆科钢铁公司,大概拥有不到百分之十五的钢铁生产力,如果它们坚持不涨价,还可能使其拥有的生产能力增加到百分之二十五弱。罗伯特·麦克纳马拉根据他在福特汽车公司工作的经验说:“没有一家公司愿意放弃那额外的百分之十里边的任何一宗生意。他们就不得不都把价格降低下来。”我们于是一致同意,主要的努力应该是对阿姆科钢铁公司施加影响。
  阿瑟·戈德堡没有参加星期五的会议,他到纽约去参加与美国钢铁公司行政人员举行的三次秘密会谈的最后一次。总统在开头的怒火消失后,对向他挑战的公司和钢铁工业都并不记恨。他所寻求的不是报复,而是撤销涨价的问题。那些以比较简单化的阶级冲突观点来看待大企业的人认为,钢铁业故意欺骗了他,应当予以惩罚,而不应当与之谈判。但我自己的信念是,钢铁工业的错误行动——这种错误行动使美国总统误解了钢铁工业的意图,他很迟才知道他们将要采取的行动,而且他们挑选的时间也使总统显得很不好——是缺乏考虑的结果,而不是恶意的产物。要是理查德·尼克松在白宫掌权的话,钢铁工业的大多数总经理可能多少会审慎一些,因为在1960年他们花了比这一次大得多的代价取得协议后才没有作出让步的。虽然这样,我还是认为,他们的动机主要是基于狭隘的、目光短浅的经济原因,而不是政治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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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在1951年的竞选运动中,他们给予尼克松的捐款比给予约翰·肯尼迪的要多二十五倍。

  美国钢铁公司与仿效其行动的大多数公司不同,它虽然维持了正常的股息,事实上它的利润却下降了。罗杰·布劳每年的薪金比美国人民付给他们总统的薪金要多好几倍。肯尼迪对他的印象是,他是个诚挚的人,即便多少有些呆板。布劳在钢铁工业界的某些同事很可能抱着“让我们给白宫那个人看看谁是主人”的态度,而总统的反映似乎使布劳和另外一些人真正感到惊讶和关切。
  当总统在星期三深夜通过查利·巴特利特渠道获悉也许可以取得一致意见时,他指示他的劳工部长同美国钢铁公司财务委员会主席罗伯特·泰森进行商谈。后来,考虑到戈德堡过去曾经是钢铁工业的对头这一点似乎会妨碍该公司屈从,肯尼迪便要求克拉克·克利福德作为一个不在政府任职的公司律师,也代表他参加。在这以前,我们还要求同布劳友好的两个银行家向他指出他的错误行为。受到钢铁工业界尊重的筹款委员会主席威尔伯·米尔斯,打电报给布劳,要他撤销涨价的决定。当泰森通过中间人提出他同沃尔特·赫勒的一场电视辩论只会使双方更加强硬时,总统便不要赫勒去参加辩论了。
  星期四下午。泰森分别会见了戈德堡和克利福德,与克利福德的会见地点是在华盛顿机场美国钢铁公司的私人飞机上。两次会谈都没有取得任何进展。可是总统得到口信说,布劳希望谈判继续下去。星期五预定举行一次有戈德堡、克利福德、泰森、布劳和美国钢铁公司总经理沃辛顿参加的午餐会。
  同布劳后来所说的完全相反,戈德堡并没有发动这次谈判,不过他在两天里都强烈地敦促对方撤销涨价的决定和同意任命一个高级的总统审查委员会。戈德堡和克利福德都强调指出,布劳并没有利用很多可以利用的机会把他的意图预先通知总统,因此,这一涨价时间的选择,不管是真是假,看来总象是在要两面派。根据总统的指示,他们提出警告说,钢铁工业与政府之间的气氛有日见阴暗的趋势,对肯尼迪能否制止较为急躁的国会议员采取严厉的立法措施表示怀疑,他们还坚持说,总统可以接受的一项行动,也是唯一的一项行动,就是完全撤销涨价。
  可是到星期五举行午餐会时,他们的争论基本上变得没有必要了,钢铁工业中坚持不涨价的公司已经取得了优势,在午餐时,布劳和戈德堡都接到电话,得到了同样的消息:全国第二家最大的钢铁生产者伯利恒钢铁公司——它是内陆钢铁公司在中西部市场上和凯泽钢铁公司在西海岸市场上的竞争对手,也是国防部的一家主要承包商——已经撤销了涨价的决定。
  回到白宫后,伯利恒钢铁公司的通告带来了欢腾。总统当时已经踏上了到卡罗来纳州海岸外检阅大西洋舰队的旅程。他要我首先准备一个简短的声明,代表所有的消费者和企业主,对那些坚持不涨价的公司表示感谢。其次,他要我同其他合作者确定一下,总统是否有必要发表一项声明。那个星期五下午较晚的时候,当我在弗吉尼亚州诺福克海军基地通过安迪·哈彻向总统汇报情况时,新闻办公室的一位秘书从收报机上撕下一张纸片放到了我的面前:

     新闻简报——美联社纽约电——美国钢铁公司今天撤销
   了它星期二提出的钢铁涨价。

  自从罗杰·布劳到白宫晋见总统以后,大约过了七十二小时。在这七十二小时中,总统不管是为来访的伊朗国王和王后祝酒,为他的记者招待会和视察作准备,还是在国会议员招待会上作主人和履行十多项其他的职责,他把睡觉以外的全部时间几乎都花费在深思熟虑或采取行动上,力求在这一斗争中,最有效地维护他的目的和政策。甚至芝加哥。论坛报。也不能不称赞“行政当局的果断”。国外报纸几乎一致赞扬他的胜利,不过共产党报纸却感到无法解释被垄断资本家控制的政府怎么会制裁了它的一个主子。罗伯特·弗罗斯特高呼道,“哦!他不是个好样儿的吗?他不是显露出爱尔兰人的精神来了吗?”但是他所显示的主要不是他的爱尔兰脾气,不是。华尔街日报。所说的“赤裸裸的强权”,而是有能力动员和集中他所掌握的和可以借重的一切人才与工具,来使他的纲领、他的威望和他的职位不受一次严重的打击。虽然1962年的钢铁事件是约翰·肯尼迪反通货膨胀战斗中的一次关键性战役,但是他的胜利与其说是同大钢铁公司较量的一次胜利,还不如说是维护美国总统职权的一次胜利。

同企业的关系

  象往常一样,总统在胜利中总是宽宏大量的。他立即把注意力转向和解方面。他不许政府的任何发言人扬扬得意,也不许谈论报复。《白皮书》被束之高阁。狄龙和其他人预定要举行的“强硬谈话”的记者招待会取消了。大陪审团是召集了来进行合法和必要的调查的,不是进行威胁的,所以不能解散,可是在司法部长和我参加的一次简短的会议上,总统决定反对在法庭上谋求解散美国钢铁公司的意图,象某些人士向总统强烈建议的那样。总统也不肯支持凯弗维尔的意图,即以藐视罪传讯钢铁工业中不愿透露成本资料的证人。
  他花了较长的时间考虑是否要建立一个总统专门小组,就钢铁工业应否提高价格,以及提高多少价格的问题主动提出建议,但是最后认为这更可能损害相互的关系,而不是促进相互的关系,于是放弃了这个主意。他对罗杰·布劳特别想显得宽容,因为他对布劳本无丝毫恶感。几天以后,他邀请布劳到日宫去,此后便经常同他商谈企业界的信心的问题。他还要求布劳负责主持企业理事会里为总统研究国际收支问题的一个谘询委员会。
  虽然总统对于自己维护公共利益并没有感到后悔或抱歉,他却利用一切机会来表明:他一般无意干预物价和工资的决定;总的说来,只要考虑到国家利益,自由的劳资谈判和自由竞争就可决定工资和物价,正如在这次事件中最终出现的情况那样;这一工业和这一局势是独特的,它要求作出独特的反应,因为大钢铁公司行动的时机和意义不仅对他的经济政策,而且对他的职务和信用也都提出了挑战;最后,他在第二次记者招待会上说:“他对任何个人、任何工业、任何公司或美国国民经济的任何部门都不抱恶感。既然错误已经纠正了,再进行公开的指责就没有什么好处了。”
  在一些批评者看来,肯尼迪的每一篇和解性的讲话都是口是心非的,肯尼迪的每一项讨人喜欢的行动都是一种威胁。他们笼统地要他反对通货膨胀,但又要他不反对具体项目的涨价。他们要他改善国际收支状况,但不要采取控制海外逃税的办法。他们要他削减津贴,但他们考虑的只是削减教育和福利方面的津贴,而不是削减给予船主,造船商,出版商和食糖进口商的联邦津贴。他们要他降低公司所得税,但不要减少投资的纳税优惠。
  如果股票市场发生跌价时他保持镇静,他们便说,他对经济衰退漠不关心。一如果他寻求新的反衰退措施,他们就说他是权力狂。如果他满足了他们的要求,对劳工也同样强硬,他们又说他对私人企业干预太多。如果他按照公正的联邦调解小组建议的解决办法削减了工会为火车司炉工或喷气机机械人员提出的要求,他们就说这只不过是主持正义。如果协议在航空和宇宙航行空间工业中规定成立一个工会,他们就说这是肯尼迪有偏心。密执安商会的头头说:“不管他干什么,我都表示怀疑。”
  “这些反对意见有不少是感情用事的、不合逻辑的、政治性的和不可避免的。带头反对的主要是一些信念、习惯和交游属于共和党或右翼民主党的人。任何进步的总统所能设想出的一切都不能安抚他们。肯尼迪不仅是一个进步的民主党人,而且他对收支平衡和市场情况都是外行,他是劳工的朋友——最糟糕的是——他是一个出身于哈佛的知识分子。有一种相当流行的而不恰当的评论说:“他攻击赫鲁晓夫、铁托或任何其他敌人,都不象攻击我们自己的钢铁工业界一半这么激烈。”
  这些怨气冲天的企业主大多数对具体的指控或建议并不能意见一致。他们谁也讲不出他们要肯尼迪推行什么经济政策。有些人要求在1962年迅速减税,有些人又不同意。总统不顾商会和州际商务委员会的强烈反对,大胆推行的新的运输计划,要求少管制、多竞争。铁路系统认为这个计划是有利于企业的,而卡车业主则认为是不利于企业的。燃煤和纺织工业赞成投资纳税优惠办法,但反对贸易法案。其他部门则支持贸易法案,而不赞成投资纳税优惠办法。
  在一次记者招待会上引用的对企业界人士的一项民意测验表明,他们中有三分之二的人是赞同上述两个法案的,同时又都认为政府对企业界是敌视的。当人们问到,“这种明显的矛盾说明了什么”时,总统说,它表明:“第一、大部分企业主是共和党人;第二、他们认识到了什么是企业和国家的最大利益。”在所谓“信任危机”的顶峰时进行的一次盖洛普民意测验表明,只有不到五分之一的企业界人士认为肯尼迪是反对企业界的。然而,大部分共和党领袖和报纸却继续认为,企业界是反对肯尼迪的(这一点只有部分是正确的),而肯尼迪则是反对企业界的(这是不真实的)。
  道格拉斯·狄龙说:“我认为,有很长一段时期,没有一个总统曾经为企业做过如此之多的重要工作……〔但〕企业界要经过一个长时期才能认识到这一点。”约翰·肯尼迪对企业界和对劳工界都是同样亲近的。他在一次记者招待会上说:如果讨好企业界需要暂停实行关于食品、药物和计时工资这几项法律,放任通货膨胀和逃税,或者取消他对股票交易的改革和取消他对企业界人士所重视的扣除“旅行和娱乐”费用后计税方法的改革,或者“如果为了使他们不骂我们是反对企业界的,我们就应停止执行反托拉斯法,那末我认为我们的事业就完蛋了”。
  他比本世纪内以往的任何一个民主党领袖都更加客观、更无偏见地看待私人企业,认为私人企业是美国经济的一个重要的、建设性的部分。他反复强调,他所希望的经济增长、设备现代化和政府岁入增加,都取决于丰厚的企业利润。在他的任期内,公司利润提高了约百分之四十三,比以前任何时期都要高些和持久些。在他的任期内,生产增长,设备利用率上升,而企业界的信心也不断有所加强——这些并不是反映在演说和报纸上,而是反映在实际的工厂扩充和投资方面。
  为了使企业成本下降和市场繁荣,肯尼迪推行的政策旨在实现节制性的工资要求、竞争性的运输事业、低息信贷、较低的海外关税壁垒、大量的熟练工人、不断扩大的消费者的购买力,以及低税率等等。企业界人士经过一段时期的猜疑和批评以后,发现鼓励投资的纳税优惠办法使购买新设备所得到的好处比等量地减少公司所得税所得到的要多些。他们发现,肯尼迪并不象他的前任,他乐于颁布他们长期以来所寻求的课税中的新的折旧计算办法,他乐于通过把公司所得税减少到百分之五十的水平以下,把政府在他们企业里的地位从高级合伙人降为低级合伙人,并且还乐于减少高工资人员的个人所得税和运输执照税等。
  肯尼迪政府还有种种其他计划,如提供信贷和其他补助给小企业,给萧条地区或衰退地区的企业主,给银行家、营造商、铁路、出口商、纺织工厂、煤矿、小铅锌矿生产者、木材工业、捕鱼业和许多其他行业。一个致力于“大政府”而不关心私人企业的总统,是不会下令大量削减国家的贮存,出售政府的剩余工厂和设施,也不会允许私人工业对联邦资助的新发明享有专利权,和由私营公司控制新的卫星通讯系统的。关于新的卫星通讯系统法案,尽管它保护政府利益和保证公家参与这个系统而不允许由任何单独一家公司或股东来控制,但是就在企业界许多发言人正攻击肯尼迪是社会主义者的时刻,参议院中的自由派人士却把该法案说成是对大企业的让步而阻挠其通过。
  许多自由派人士劝告总统,对企业界的抱怨应比较不在乎。在为报刊商业版编辑和发行人专门举行的一次记者招待会上,有人问到他的政府是否“对企业界的所谓敌意过分敏感了”,他回答说:“我可以说,我们是——过分敏感的和有所谓敌意的。”但是他也承认,正如凯恩斯在1938年警告过罗斯福那样,企业界和白宫之间保持着极端敌视的气候——在这种情况下,企业主不管多么不正确地认为他们的利润将受到约束,他们的发展将受到干扰——可能会减少他们投资和扩充的愿望,从而对经济、股票市场、国会和选举产生不利的影响。
  1962年6月,当对他的攻击在某些方面差不多达到歇斯底里的程度时,他要我准备一份文件,分析他的政府与企业的关系,并提出改善关系的一切可行的办法。由于反对的意见主要是心理上的而不是实质上的,因而提出的办法也是如此——因为总统既不打算撤换受到攻击的人员,也不打算改变受到攻击的政策。这份备忘录导致总统于下个月提出,要我主持同内阁成员一起召开的一次讨论会,研究政府在改善关系中应起的作用。
  当时发给每个内阁成员的备忘录中,列举了拟提出的一些步骤,其中包括同各部门有来往的企业界人士举行非正式的午餐会和晚餐会,成立正式的企业谘询团体(如国防工业谘询委员会),对企业界组织发表更多的演说,暂时避免发表未经白宫批准的有争议的评论(如霍奇斯关于企业道德的演说和阿奇博尔德·考克斯关于工资-物价机构的演说),同企业界报刊保持较为密切的联系,以及要求执法人员采取一种合理的、不加敌视的态度。政府要派遣高级助理参加企业委员会的所有会议,其他企业组织也同样接待政府的高级发言人,他们所有人都应强调合作的必要性——就象1961年以后他们实际上所做的那样。
  同时还打算在全国各城市举行一系列非公开的讨论会,使政府主要发言人和企业界领袖聚在一起交换意见、增进了解。其中在丹佛举行的第一次讨论会十分成功。但竞选运动和古巴导弹危机使这些讨论会未能坚持到底。到1963年初,随着市场繁荣、经济扩展和不久实行的减税,企业界态度方面的不少自私恶劣的气息减退了。
  。963年4月,上次斗争一周年的时候——总统怀疑这个日期是否是巧合——惠林钢铁公司带头作了一次幅度较小的有选择性的涨价,当时又出现了短暂的紧张气氛。白宫就钢铁工业的经济状况准备了一些新的备忘录。一些自封的调解人建议举行新的秘密会议。政府官员又通过电话同其他公司进行了联系。内阁会议室里举行了新的讨论经济危机的会议。据新闻界报道,总统仅仅“以最大的关心”注视着事态的发展。当钢铁公司正在等待和观望时,他决定推迟一天启程去度复活节假期。
  可是与前一年的情况不一样,这次并没有人故意触犯他的职责,也没有滥用他的信誉。政府内部进行了长时间的、激烈的争辩,总统仅限于发表一个低调的声明,对于象前一年那种普遍的全面涨价表示强烈反对,但他承认:
  由于供求关系变化而引起的有选择性的价格调整,调高或调低,这与总的物价稳定和铜价稳定的结构不是不相容的,这是任何健康的经济都有的特征,它和全面涨价是不一样的。可是这篇声明所讲的道理和所提出的警告,使美国钢铁公司和伯利恒钢铁公司宣布了幅度更小的、更有选择性的涨价,而惠林钢铁公司和所有其他的生产者又把价格调低到接近于它们的水平,结果使价格平均仅上涨了百分之一多一点。这次涨价只涉及全部钢铁产品的三分之一,而几个月以前有选择的减价,在很大程度上抵消了全面的影响。总之,双方的行动防止了另一次大规模的对抗,同时也反映了过去十二个月中政府与企业界之间关系的不断改善。
  自从就职以后,他曾经反复谈论着融洽和合作这一主题:“政府和企业决不是天生的敌人,而是必需的同盟者。”
  总统除了向主要的企业组织发表演说并专门为企业问题的作家举行记者招待会外,还积极主持在白宫为一批批人数不多的企业界领袖举行的会晤、午餐会和招待会,对他们的问题表现出真正的兴趣,并使他们也更为充分地了解他所关心的问题。他同银行家戴维·洛克菲勒就国际收支问题公开交换的信件和1962年12月他就新的赋税和预算计划向经济俱乐部发表的演说,都得到了企业界的好评。但是在所有这些呼吁和露面中,总统只是解释他的政策,而不是改变他的政策。
  在企业和政府之间的冲突达到高潮时,一幅英国漫画描绘了一个发怒的美国经理人员对另一个经理人员说:“肯尼迪这家伙认为是他在管理这个国家!”这个标题是正确的。他的确是在管理这个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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