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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一章 早期的危机——猪湾事件







约翰·肯尼迪有一次诙谐地谈起在科德角的日子。当时他因背部伤痛,不得不坐在那里,眼看着屋外刮着的一场新英格兰飓风。房子里仅有的另外两个人,一个是喝醉了酒的仆人,另一个是被这个仆人激怒了的汽车司机。当他们彼此追逐,威胁要杀害对方时,这位当时的参议员却扶着拐杖,独自坐在那片沉寂的气氛中,注视着在他周围翻腾盘旋的大自然的怒吼,默想着自己是否会生存下去。
  1961年,肯尼迪发觉自己又一次面对着一场风暴。那种不自然的寂静笼罩着最高权力机关,经济上和军事上的不利形势以及自由世界内部的争吵困扰着他,他独自坐在那里观看着四周国际地平线上卷起来的一场接一场的风暴。约翰·费希尔在《哈泼斯杂志》上写道,“每位总统大概需要十二个月的时间组成他的行政班子,摸索着进入这个庞大而危险的官僚机构。……当[肯尼迪]还在想把家具搬进去时,他发觉实际上屋顶已在塌下来,房门也被风刮走了。”
  肯尼迪事先受到了警告。他在棕榈滩从艾伦·杜勒斯及其助手那里获得的中央情报局简报所提供的情况,远比他当总统候选人时所知的要多。如同他乐于承认的,这些情况以及随着掌权而对世界动向所获得的更为全面的了解,使他“惊愕”不已。但是他从未抱有回避或延缓这些危机的任何幻想。当他在棕榈滩时,据说他的政府中有人传出消息说,他曾要求苏联部长会议主席赫鲁晓夫让世界紧张局势暂时缓和六个月,以便让新政府有时间寻找解决问题的新的答案。他听到这话后曾对我说,“这真是愚蠢的,”又说,苏联的国家利益象美国的国家利益一样,不可能因为任何人或任何时期而予以放弃和搁置起来,而凡是这两种利益冲突的地方就会出现麻烦。
  在他就职的头一周内,我们就开始断断续续地撰写他的第一篇国情咨文。他接连审阅了几份讲稿,每一次总试图就前途的种种危机向全国发出更加阻郁的警告。虽然我当时全神贯注在他的立法计划上,他关于外交事务的原稿中的那段话已经使我感到颇为不祥:

     我们面临的问题是紧急的。趋势是不利的。情况在好转
   之前将会更坏。我们一面抱着莫大的希望并争取最好的结果,
   一面应为自己作好最坏的打算。

  可是,1月28日星期六,在发表国情咨文前两天,他在审阅一次通宵会议所拟就的接近定稿的文本时,竟然认定这些警告的措辞还不够有力。他又插进了另一段话:

     危机在日益增多。它们的解决变得日益困难。我们每天
   都更接近极度危险的时刻。……我觉得我必须告诉国会……
   在每一个存在有危机的主要地区,事态都在恶化,而时间已不
   是我们的朋友了。

  接着在星期日,他做完礼拜在官邸润色拟就的文稿时,又加了最后一句预言:“在形势扭转之前,还会有更多的挫折。”
  星期一,咨文发表了,许多报刊立即把这些段落说成是不必要地阴郁、可怕。没有一个人能预见到,在随后八个月里,世界危机的发展速度竟会如此迅速地超过了咨文所说的情况,以至在该年春季前所未有地需要提出第二篇国情咨文,而且夏季竟会出现更为可怕的危险。
  2月13日,即在他的咨文发表两周后,随着刚果前总理卢蒙巴的遇害,苏联人威胁要对那里进行新的干涉。
  3月9日,共产党领导的部队差一点要接管整个老挝了,因此有必要向总统提出使用美国武装部队的详细计划。
  3月18日,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的盟国葡萄牙不得不急调部队去安哥拉,以镇压由美国的非洲朋友支持的一场民族主义的起义。
  3月21日,参加日内瓦禁止核试验谈判的苏联代表团宣布,它提出了一项关于“三驾马车”对一切视察拥有否决权的新要求,这使任何核裁军都成为可疑的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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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苏联主张由东西方和中立国各出一人组成三人行政委员会以监督和视察停止核试验问题。——译者

  4月12日,苏联人通过把第一个人送入太空轨道而引人注目地显示了他们的高超的火箭推进器。
  4月19日,菲德尔·卡斯特罗彻底打垮了一支古巴流亡分子入侵猪湾的队伍。这批流亡分子希望解放他们的祖国,并得到美国的支持。
  5月1日,共产党人赞助的南越民族解放阵线和北越的共产党报纸宣称,游击战进展的速度将使他们能够在那年年底接管全国。
  5月15日,一次内部的军事政变推翻了受美国保护的南朝鲜的政府。
  5月30日,独裁者特鲁希略遭到暗杀,这使动乱不安的气氛笼罩了多米尼加共和国,到我写本书的时候,情况依然未变。
  6月4日,赫鲁晓夫在维也纳向肯尼迪发出警告说,同东德的和约将在年底以前签署,这个协定将中止西方人进入西柏林通道的权利。
  7月19日,两个都对美国友好的国家法国和突尼斯,为了突尼斯领土上比塞大的一个法国基地问题而爆发了战斗。
  8月13日,共产党人用栅栏、带刺的铁丝网和一座石墙把东柏林同西方隔绝。
  8月25日,我们最大的拉丁美洲邻国巴西,由于夸德罗斯总统的辞职而陷入了一场宪政危机。
  8月30日,苏联宣布它正进行一系列百万吨级以上的核爆炸,表明它冲破了暂停三年核试验的禁令。
  9月18日,联合国秘书长达格·哈马舍尔德在飞往再次爆发战斗的刚果去视察的途中,因飞机失事而死亡,致使联合国不得不屈从苏联坚持的“三驾马车”的要求。
  在这头八个月期间,国外还有些其他危机。随后的几个月里也有些其他危机,其中发生在1962年10月的一次危机,是我国历史上最为危急的一次。但是这八个月对总统个人以及对自由来说,都是最黑暗的时期。在这八个月里,他绞尽脑汁以求使我们的力量适应于我们所承担的义务,并且重新制定我们的目标和方针。他的计划往往甚至在执行前,就被迅速发展的事态所改变。他有点恼怒地议论说,“坐在地图边,谈论应该做些什么事,比起认真处理这些事要容易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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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指古巴导弹危机。——译者

  在这八个月期间,他有时会私下对他曾犯过的错误、曾接受过的劝告和他所继承的“混乱局面”感到难过。可是他一面接受教训,一面却始终没有失去信心。雷德·费伊说过,当年的鱼雷快艇艇长肯尼迪在形势变得对日本人不利之前,他在南太平洋作战时就是精神抖擞的,这只是因为他乐于处在战斗之中,而且他断定到一定时候就会获得成功。在这困难的八个月期间,肯尼迪总统每日忙于在他的办公室里或内阁会议室里召开各种名目的大大小小的应付危机的会议。在这个时期,肯尼迪总统通常表现出了当年同样的品质。一天中午,在从办公室去官邸的途中,他对我说,“去年,就当时情况来说,也是一个相当棘手的年份,我认为,我们能够对付打击我们的任何事情。”
  他也没有失去他的幽默感。在一次令人烦恼的国家安全委员会会议上。他以这句话作为开场白:“这些问题是我们继承下的,还是它们本来就是我们自己的?”他讥讽地对一位记者说,“当我们上任的时候,使我们唯一感到惊讶的事恰恰就是,情况竟然正象我们曾说过的那样坏。”当麦乔治·邦迪或者其他助手把一份紧急电报送到他的办公桌上的时候,他就会用一种惯听坏消息但又不能完全漠然视之的语调问道,“现在发生了什么事?”他喜欢引用麦克阿瑟将军4月底提醒他的一句话:“鸡群正回窝栖息,而你恰好钻进鸡棚。”他在另一次国家安全委员会会议上说,“唉!算啦!试想一下我们将把什么东西传给继承我的可怜的人。”

猪湾事件

  那个灾难重重时期的最大灾难,那个使约翰·肯尼迪看清楚他的运气和判断力都有人类局限性的事件,以及那次使他对于未来工作获得非常宝贵的教益的经历,于4月17日在古巴猪湾一萨帕塔沼泽地上发生了。一支由美国中央情报局组织、训练、武装、运送和指挥的一千四百人左右的反卡斯特罗古巴流亡分于的登陆部队,在不到三天的时间便被古巴独裁者菲德尔·卡斯特罗的人数占绝对优势的部队击溃了。美国的强大军事力量是无能为力的,但是美国卷入在内却是无可否认的。总统无论在公开的或私下的场合都声称此事由他单独负责。可是许多人仍然不知道他怎么会批准这样一个计划。他后来对一个记者说,猪湾事件全部结束后,他自己头脑里最难解的问题的确是:“参与其事的人怎么全会认为这样一个计划会成功呢?”1962年年底,有个著名的作家请求准许他查看猪湾事件的档案材料。当我把他的请求呈交总统时,总统作了否定的答复。他说,“这还不是时候,而且——我们想由我们自己去谈这件事。”
  现在是谈这件事的时候了——至少可以谈我有把握谈的那些部分。但是,猪湾行动结束之前,我对此事一无所知,这就使我的叙述有了局限性。在惨败后的那几天,总统在官邸、在办公室以及同我在白宫草坪上散步的时候,详细地对我谈了这一事件。他被自己的愚蠢行动吓呆了,对某些人的笨拙建议和另一些人的拆台感到愤怒。他说,他迫切希望我能开始在对外事务方面花点时间,又说,“这方面是这些日子里真正重要的事情。”
  猪湾事件中真正重要的问题,正是他在第一篇国情咨文中所痛心地谈到的“决定和执行、计划和现实之间存在着的很大的脱节”。约翰·肯尼迪有可能选择一个错误的方针,但决不会选择一个愚蠢的方针。要了解他怎样作出这个决定,不仅需要回顾情况,而且还要回顾提供给他的事实和设想。
  1960年年初,艾森豪威尔政府批准在中央情报局的指导下,训练和武装一支由古巴流亡分子组成的解放部队。1960年总统选举前不久,又决定(尽管这个决定显然没有告诉过艾森豪威尔)它应该是一支常规的战斗部队,而不是一支游击队,并且急剧地增加了它的人数。
  1961年1月20日,约翰·肯尼迪接下了这项计划、这项计划的制定人员以及最最烦人的、古巴流亡分子的这支突击队。这是一支挂着另一国旗子、在危地马拉秘密基地接受高度训练的部队,它只热衷于完成唯一的一项任务。这同接过一项政策声明或行政命令不一样,这件事不能由总统简单地废除或撤销了事。当肯尼迪作为当选总统在棕榈滩听取中央情报局汇报这一行动计划时,他对这个计划的庞大和大胆感到惊讶。他后来告诉我,从那时起他就对此抱有重大的疑虑。
  然而,制订这项登陆计划的中央情报局人员,不仅把它提交给新总统,而且加以鼓吹,这也许是很自然的。实际上,曾有人问他,他是否愿意象共和党人那样允许并帮助这些流亡分子从独裁政权下解放他们自己的岛屿,或者他是否要取消业已就绪的准备工作,听任古巴随意在西半球搞颠覆,他是否要解散一支在艰苦条件下训练了将近一年并渴望出击的部队,而听任他们散布流言说肯尼迪已出卖了他们推翻卡斯特罗的打算。艾伦·杜勒斯后来就公开提出了这个问题,你是不是想告诉“这批优秀的青年人,他们不会得到美国的同情、支持和帮助,这批青年人……全准备冒生命的危险……他们只求能有机会在自己的国家中恢复一个自由的政府,而别无他求”。他是否愿意让他们在两者之间作出抉择:是在美国找个安全的避难所,还是要打回自己的国家去;或者他会不会迫使他们违心地解散掉,从此不再集合起来?
  此外,总统还被告知,执行这个计划机不可失,理由有三:第一,因为这支突击队已受过充分的训练,急切地想作战,很难加以拦阻;第二,由于危地马拉政府受到压力,要它关闭这个日益公开的、政治上引起争议的训练营,因此他唯一的选择就是,要么把这批人送回他们希望去的古巴,要么把他们带回美国,而在这里他们将会散播愤懑情绪;第三,因为俄国武器不久就将装备卡斯特罗的军队,在铁幕后面受训成为米格飞机驾驶员的古巴飞行员不久就将返回古巴,大量箱装的米格飞机已经到达该岛,因而1961年春天在卡斯特罗拥有一支强大的喷气式空军之前,在流亡分子的部队心怀不满地散开之前,是古巴人能够单独解放古巴的最后时刻。(登陆前一周,总统在一次电视谈话中过分坦率地透露了他思想中的这个因素的重要性。他宣称,“如果我们现在不采取行动,卡斯特罗先生对我们可能变得比今天更加危险得多。”)
  最后,总统还被告知,使用这支流亡分子突击队有可能推翻卡斯特罗而不需要美国实际的入侵,这使局外人看来似乎也没有违背我们的不干涉原则,我们没有被卷入的危险,而失败的风险也很小。杜勒斯对肯尼迪说(如同肯尼迪后来告诉我的),“当时我就站在这儿艾克的办公桌旁边告诉他,我确信我们的危地马拉行动将会成功。总统先生,这个计划的前景甚至比那个计划的还要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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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1954年6月的行动,使危地马拉恢复了非共产主义的政府。

  在该计划付诸实施前一周多,它既获得了代表参谋长联席会议的兰尼兹尔将军和伯克海军上将的书面赞同,又获得了国务卿腊斯克和国防部长麦克纳马拉的口头同意,肯尼迪总统虽怀着重重疑虑,终于又发出了最后干的信号。他没有把卡斯特罗视为对美国的直接威胁,但是他也不认为他应该“保护”卡斯特罗,使他不致受到古巴人的攻击。这些古巴人由于古巴革命被出卖给了共产党人而感到怨恨。他担心,在这个阶段取消该项计划,会被解释为承认卡斯特罗的统治获得人民的支持,卡斯特罗便会在今后许多年里闹得拉丁美洲到处不得安宁。正如某些人所猜测的,他竞选时所作的帮助反卡斯特罗叛乱分子的诺言,并没有迫使他采取行动,但是他确实感到,如果他不批准这个计划,那就会是一种与他总的态度前后不一致的软弱的表示。他后来告诉我,“我的确以为他们有一个很好的机会”,他还作了如下的解释:如果卡斯特罗自己的一批同胞,在没有美国明显参与的情况下,能够成功地在岛上立足,宣布成立一个新政府,把人民团结到他们的事业上来,并推翻卡斯特罗的话,整个拉丁美洲就会感到更为安全。如果不然,他们被迫逃往山区,在那里进行游击战,那也仍然会有收获。
  在批准这项计划之前,他提出要坚持的主要条件是,必须排除美国武装部队在古巴的任何直接的、明显的参与。虽然还搞不清楚这是否表示政策上有任何变化,但这个决定,在一种意义上许可发生这场灾难,但在另一种意义上也有助于防止一场更大的灾难。因为要是美国海军和空军公开地承担了义务;那就不能允许失败,最终就会要求美国发动全面的攻击,那末——假定同苏联人的一场全面战争能避免的话——首先用一支古巴突击队开始是毫无意义的。一旦在空中和海上进行公开的干涉,约翰·肯尼迪就决不允许古巴流亡分子在地面上被打败。他后来说,“显然,如果你们要求美国提供空中掩护,你们也可能会要求美国全面承担义务,这势必意味着将由美国进行正式入侵。”
  正如总统所说,这种明显的单方面的干涉“与我们的传统和国际义务相违背”,其结果对整个西半球的自由事业所造成的损失甚至比卡斯特罗继续存在这件事还要重大。况且,美国的常规部队仍然没有满员。假如我们可动用的陆军战斗师有半数要被牵制在古巴山区去抵抗游击队,那末共产党人就可能会在柏林或世界其他地区采取行动。即便这种干涉似乎是十分需要的,肯尼迪也决不会批准这个行动。
  不把美国武装部队投入战斗的决定,突出了一个论点(它是制订这项计划的人员要求实行这项计划的根据),即古巴人凭他们自己的力量就可以获胜。这一决定还导致了其他一些限制,它们使行动计划更加秘密,使我们的卷入更为隐蔽,这些限制实际上也损害了这项计划的军事前景。
  然而,中央情报局、五角大楼和古巴流亡运动中,都没有人对总统的基本条件提出任何异议。相反,他们全如此热衷于行动,以致他们或许是看不见危险,或许是一厢情愿地假定:一旦情况需要,总统会被迫改变他的决定的。结果是,他们所制订的计划几乎好象美国肯定会公开进行干涉似的,可是他们对总统提出的具体问题的答复却并非如此。总统问道,如果没有我们的军队参加,流亡分子的突击队能达到他们的目标吗?他们向总统书面保证说,能达到——这是一种轻率的错误判断,至多也不过是一项表达希望的声明。总统又问道,如果没有我们的军队参加,流亡分子突击队的成员是不是愿意冒这种艰难尝试的风险,并且在认识到如果他们失败了,我们也不会干涉的情况下,他们是不是愿意干下去?他得到保证说,他们愿意冒风险干下去——这是严重的谎报军情,这种说法至少是由于中央情报局的联络官通讯失灵而造成的。但是由于得到了这些保证,总统在4月12日的记者招待会上公开提出保证说:

   ……在任何情况下,美国武装部队将不会对古巴进行任何干
   涉,而且本政府将尽一切努力——我认为它能够履行其职责
   ——以确保没有美国人卷入古巴境内的任何行动……古巴的
   基本问题不是美国和古巴之间的问题,而是古巴人自己的问
   题。我打算设法使我们坚守这项原则……本政府的态度是在
   我国境内的古巴反卡斯特罗流亡分子所充分谅解和共同采取
   的。

  这项保证有助于在随后的那星期里使美国避免发动任何直接的攻击,从而限制了我们对国际法的破坏——尽管中央情报局和军方施加了种种压力,总统也始终没有改变这项保证或为此感到后悔。但是他很快就认识到他本应把整个行动计划撤销掉的。
  1961年4月17日星期一的清晨,古巴流亡分子组成的第2506突击队的队员——大约有一千四百名到一千五百名不同种族、职业、阶级和党派的古巴人,他们受过充分的训练、有着老练的领导,并配备着精良的武器——在他们登陆的地方成功地发动了战术性的突然袭击。在弹药能够维持时,他们勇敢善战,并使人数很快增加到两万名的卡斯特罗部队遭到了重大损失。根据马克斯韦尔·泰勒将军后来主持的全面调查,他们失败的近因是缺乏弹药,而缺乏弹药的原因正说明了这一行动计划的全部缺点。
  泰勒将宰说,士兵们携有充足的补给,但是象第一次参加战斗的大部分军队那样,他们由于射击过度而把这些弹药浪费掉了,特别是因为他们遭到了比预料更为迅速的抵抗。一批够十天用的弹药补给,连同所有的通讯设备以及必要的食品和医药补给品均储存在“里奥·埃斯孔迪多号”货轮上;但是那艘货轮连同另一艘装载补给品的货轮“休斯敦号”,在登陆那天清晨都被卡斯特罗的小小的空军部队击沉于近海。这支空军小部队是由二、三架配备有火箭装置的喷气教练机(T-33型)有力地领导着的。
  增补的补给品和弹药由另外两艘货轮“阿特兰蒂科号”和“卡里贝号”运送。然而尽管在别的场合下,总统关于禁止美国人呆在战斗地区的规定曾受到破坏,但这些船上却没有一个美国人,也没有美国人可以控制这些船只的行动。当它们的姊妹船被击沉后,这两条船无视要它们在海岸外五十英里处重新集结的命令,迅速地向南远逃,以致当美国海军拦阻它们时,“卡里贝号”货船已跑得太远,无法及时返回给予帮助了。“阿特兰蒂科号”于星期二夜间返航,把船上的弹药补给品转移到五条小艇上,准备要它们赶五十英里到海滩去,但时间已经太迟,它们已无法在夜幕掩护下完成这一航程了。天一破晓,他们肯定不能幸免于卡斯特罗空军的再次攻击,古巴船员威胁说要进行反抗,除非提供一艘美国海军驱逐舰和喷气飞机来护航。由于海滩上处境极为困难的流亡分子呼吁提供补给品,护航司令官要求华盛顿的中央情报局去取得海军帮助,但是中央情报局总部由于未能充分掌握当时海滩上的战局情况,尤其是他们显然不知道迫切需要弹药这一点,所以他们未与总统磋商就取消了这次护航。
  这是该地区正式呼吁给予空中掩护的唯一请求,可是这项请求始终就未送达总统那里。然而就在那天夜里,在内阁会议室举行的一次忧郁的、持续到午夜后的会议上,中央情报局和参谋长联席会议请求他改变他公开作出的保证,公然使用美国的海空力量去支持海滩上的那支突击队。总统仍然不愿意使美国突然对古巴发动全面进攻,他没有忘记他的那项不干涉的公开保证和他的全球性责任,所以最后只同意让没有标志的海军喷气机,于第二天早晨对实施空中掩护的反卡斯特罗部队的B—26型飞机进行护航。就象下文所指出的,这些B—26型飞机只能提供不超过一小时的空中掩护。但是从中央情报局那里接受指令的B—26型飞机比从海军方面接受指令的喷气机早一小时就到达了登陆地点上空。不管这次悲剧性的错误是由于时区的差别还是由于命令有出人所造成,那些B—26型飞机不久就被击落或者失踪,因此喷气式飞机的使命在出动之前就已经无法完成了。流亡分子由于弹尽,很快就被围歼了。
  战斗开始之前,两次空袭都未能摧毁停在地面上的卡斯特罗的飞机,这就影响了对空中和海滩的控制。4月15日星期六清晨,第一次打击按照计划进行了。但是这次打击的有效性却受到了限制,因为他们企图把它伪装成是当天决定背叛卡斯特罗的飞行员所干的。他们只使用了B-26型飞机,也没有使用美国凝固汽油弹,除了一架飞机飞往佛罗里达以掩盖事实真相外,其他的飞机必须从尼加拉瓜起飞并返回那里。
  但掩盖真相的工作甚至比空袭更不成功。它不仅很快便被卡斯特罗的代表所揭穿,而且也被一家敏锐的报纸所揭穿——总统这时认识到,他本应了解这种情况在一个开放的社会里是不可避免的。那个星期六下午,艾德莱·史蒂文森在联合国虽一再否认,但在二十四小时内就被种种照片和编出来的故事情节的许多内在矛盾驳斥掉了。整个行动成了一项比预料更为轰动的新闻。全世界都为美国的蓄意欺骗而激动起来。没有人真会相信,定于星期一黎明在登陆部队上岸后所进行的第二次攻击,不是美国对一个小得可怜的邻国进行的公开的无端的进攻。苏联说美国的干涉不会不遭到反击,同时我们的拉丁美洲朋友则全激怒起来了。
  因此,总统的外交政策顾问在星期日敦促他——但没有举行一次可以听取一下军方和中央情报局意见的正式会议——按照以前商定的美国避免公开卷入的原则,取消星期一清晨的袭击。总统同意了这个结论。第二次攻击被取消了。中央情报局极力反对,但是他们虽然有机会,却决意不把问题直接提交给总统。大家全希望第一次打击会使卡斯特罗的空军受到足够的损失,正如最初报道的那样。星期一的事态表明这些希望已落空之后,那天夜里又准备重新进行第二次打击,但是云层密布使得这一次拖延成了致命的事。打算通过消灭T-33型飞机和其他飞机以消除海滩上空的威胁的最后机会幻灭了。事实上,原定为关键性的第一次打击,后来证明是非常无效的,没有理由认为,第一次打击后幸存下来并被分散隐蔽起来的卡斯特罗的空军,会在第二次打击中被歼灭掉。
  因此,总统推迟星期一清晨的空袭一事,对于星期三下午如此不光彩地结束的这场冒险行动,只起了较小的作用。总统后来告诉我,早在星期一清晨之前,败局就已经定了。当这项计划的基本前提已遭到破坏,如果他撤销整个行动计划,而不仅仅是第二次空袭,那他就明智多了。因为他那时已经明白,他实际上批准了一个和他以为自己所批准的东西毫无相似之处的计划。猪湾事件的关键就在这里。
  事后看来十分清楚,他实际上批准的东西在外交上是不明智的,而在军事上则从一开始就是注定要失败的。他认为自己所批准的东西在当时看来外交上是可以接受的,而且彻底失败的可能性也很小。设想和现实之间如此大的差距,竟然在一个这么危险的问题上出现在这么高的领导层里,这反映出了整个决策过程中存在着惊人多的错误——这些错误使官僚主义的势力可以代替政策领导者来决定问题。
  1.总统认为他所批准的是一千四百名古巴流亡分子静悄悄地尽管是大规模地重行潜返其祖国的行动。他得到保证说,按照他的标准修改过的计划是一次基本上似乎全由古巴爱国者所进行的不引人注目的、悄悄的登陆,其中空袭是保留下来的唯一真正发出喧闹声的行动。事实上,古巴流亡分子的登陆事先已被大加宣扬并被蓄意鼓吹为一次“入侵”,而且对他们的人数也故意大加夸张——这一方面由于流亡团体和官员希望鼓动古巴人民加入他们的队伍;一方面也由于卡斯特罗初则想要夸大他面临的危险,随后又要宣扬他的胜利;一方面还由于拟标题的记者觉得“入侵”听起来要比一千四百人登陆的提法更加耸人听闻。中央情报局甚至向麦迪逊大街代表流亡分子政治阵线的一家公共关系公司口述了战报。为了掩盖美国扮演的角色,我们接受了军事上的种种限制,可是结果我们扮演的这个角色不仅十分明显而且被过分夸大了。
  2.总统认为他批准的计划是,万一流亡分子未能守住并扩大一个滩头堡的话,他们就可以根据计划与山区的其他叛乱分子一起展开游击战。事实上,他们接到的却是相反的指示,即万一失败,就退到海滩上。他们曾使总统相信,附近地区是不适宜于展开游击战的,而且绝大多数突击队成员全没有受过游击战训练;他们原来使他确信流亡分子可以逃往埃斯坎布雷山区,但从海滩通往该山区有八十英里,道路如此漫长,而且到处是沼泽地带还布满了卡斯特罗的军队,所以这根本不是一个现实的可供选择的办法。负责这项行动计划的中央情报局官员甚至从未计划这样做,而且他们既未告诉总统他们认为这种选择是不可取的,也没有告诉流亡分子这是总统的计划。
  3.总统认为,他正在让古巴流亡分子——以其革命委员会和突击队领导人为代表——去作决定,他们是否愿意在没有美国明显的支持下为了解放他们的国家而使自己冒生命和失去自由的风险。事实上,大部分突击队员都有一种错觉,即认为在必要时,美国武装部队会公开和直接地援助他们,以消除空中威胁(估计会用喷气式飞机),保证他们的弹药供应并使他们免于失败。这一错觉显然是在他们同中央情报局的接触中产生的。他们也错误地推测,一支更大的流亡分子部队会和他们一起登陆,古巴的地下组织或游击队会同他们会合,而且在岛上另一处的登陆也会牵制住卡斯特罗的部队。(实际上,一种小规模的牵制性的登陆是列入了计划,但是在两次尝试后被取消了。)总统并未获悉他们的设想,正象他们也不知道总统的设想一样。同样地,革命委员会基本上未被告知登陆情况,而且基本上和突击队失去了联络。革命委员会主席何塞·米罗·卡多纳博士认为只有美国武装力量可以推翻卡斯特罗,但他也没有把肯尼迪的密使送来的信件传达下去,这封信说美国不愿给他们军事援助。
  4.肯尼迪总统认为他批准的这项计划,预计将在古巴地下组织、叛逃军人,以及到一定时候还有叛变的人民的一场起义运动等配合之下,来取得成功。事实上,卡斯特罗的名望和他的警察国家所采取的手段,辅以轰炸和登陆行动后立即进行的大逮捕,其作用竟然远比行动计划的制定人所声称的更为有力。而且,计划制定人不惊动卡斯特罗的部队就无法使地下组织警觉起来。正如古巴地下组织不信任流亡分子中的某些右翼领导人和突击队成员一样,中央情报局也不信任他们中的某些左翼领导人,这种情况进一步损害了合作。结果,虽然突击队在登陆后也受到某些叛变军人和村民的帮助,但是他们事实上并没有策划过、也不可能开展配合性的起义活动或是地下活动,特别是在突击队进行战斗的短暂时间内更是不可能的事。总之,总统在批准这项计划时认为只可能有两种结果——或者发生一场全国性的起义,或者是逃亡到山区去,可是实际上这两者都是极不可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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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这些右翼领导人和突击队成员的参加是与总统的指示相违背的。总统指示,应把一切亲巴蒂斯塔的嫌疑分子从行动计划中清除出去。

  5.总统批准这项计划并仓促予以实施,是由于他认为卡斯特罗往后将获得挫败这个行动的军事能力。事实上,卡斯特罗当时已经具备这种能力。肯尼迪被告知,卡斯特罗只有一支过时的、不起作用的、不处于战斗状况的空军,猪湾一萨帕塔沼泽地区既没有通讯系统,附近也没有部队。但是,所有这些报告都是错误的:预期的大规模的军事叛变并没有出现;卡斯特罗的T-33型喷气教练机比预料的要有效得多;而且卡斯特罗的部队开往滩头阵地打垮流亡分子队伍所用的兵力、装备和速度,全远比各种估计所预料的为强。实际上,计划制定人员大都忽视了那些喷气教练机,而这些飞机在很大程度上造成了弹药的损失和其他的失败。
  总统批准这项计划之前得到保证说,它将既是秘密的又是成功的。但是事实上他发现这项计划的规模既太大,以致于不可能保守秘密,又太小,以致于不可能获得成功。如果有一万或两万名流亡分子象他们那样勇敢和出色地战斗,也许能完成这项计划,但这决不是一千四百人所能做到的。泰勒将军后来检讨这件事时,发觉整个计划在军事上是很勉强的:突击队人数太少,空军飞行员太少,替换疲劳的领导者的副指挥人员太少,补充战斗伤亡人员的后备兵太少,而遇到的意料不到的障碍则太多。例如,突击队指望用外装马达的小船穿过海图上没有标明的暗礁实施夜间登陆。即使有充足的弹药并控制住了天空,即使再有两次比先前规模大两倍的空袭,如果没有美国军队或古巴人民的大力协助,突击队还是不可能从滩头堡突围出去或者支持得更长久的。但两者都不可能实现,因此突击队在猪湾的胜利也决不可能实现。
  总统实际上批准的计划和他认为自己所批准的计划,这两者之间存在的上述五个根本差距,至少是由于三个原因造成的:
  1.这些差距的出现部分是由于总统和他的政府不熟悉情况。他并不完全了解他的各个顾问的能力和弱点。他还没有感到他能凭自己的直觉而不尽信公认的专家的判断。他还没有使决策过程去适应他自己的要求,也没有从中把难题拎出来,或者确保决策通过之前,他能充分了解情况,以及防止一些未定方案过迟提交给他,以致难以更改。他的顾问们也不象后来那样对他那么坦率,那么随便地批评彼此的工作。
  2.这些差距的出现部分是由于认为时间紧迫和需要保密,以致除了计划制订人员和赞助人员外,任何别人全无法仔细考虑这项计划和它的是非曲直。只有中央情报局和参谋长联席会议有机会研究和考虑计划的细节。甚至只有少数官员和顾问知道有这项计划。在总统和这少数人员举行的会议上,行动计划的备忘录总在每次会议开始时才分发,而到会议结束时则又被收回,这样与会者实际上不可能进行任何有系统的评论和提出可供选择的办法。整个这项计划似乎在神秘地、毫不动摇地进行着,直到付诸实施。而总统则既不能牢牢地掌握它,也不能推翻它。在艾森豪威尔和肯尼迪两届总统的任期内,这项计划的形成、修改并强制作出决定的过程中,并没有对政策和程序作出任何明确的说明。在任何关键性的会议上都没有出现强有力的反对意见,也没有提出切实的可供选择的办法来(有一种考虑认为要组成一个真正的流亡政府,使这项计划具有比较名副其实的“内战”色彩,而在此之前,暂不采取行动)。政府对成功的可能性和失败的后果都没有进行现实的估量。既然假设美国并不公开卷入,那么撤回一项先入为主的计划看来比听任它进行下去所产生的问题要困难得多。
  3。最后,这些差距的出现部分是由于新政府本身尚未完全组织起来以适应紧急计划,这使中央情报局和参谋长联席会议内那些先前负责制订这项计划和赞助这项计划的人能够发挥决定性的影响。尽管并不是所有的同僚都同意,肯尼迪自己却觉得——因为他在“决定性”的会议上亲自征求过每个出席人的意见——国家安全委员会、行动协调委员会或者内阁举行的不论多少次正式会议,也不会作出任何不同的计划(事实上,这种行动计划决不会在大型的正式的会议上予以考虑)。一年半后,他讽刺而幽默地评论说,“被邀请来提意见的行政部门的每一成员的意见是一致的——然而这种意见竟是错误的。”实际上,这种意见似乎并不那么一致,也不是经过深思熟虑的。参谋长们认为该项计划军事上是可行的这件事,特别使他愤怒。可是他们作为一个整体来说,只对计划作了有限的、局部的研究;而就每个个人来说,他们对计划的情况的理解也各不相同。由于这项计划是由另一个机构负责制订的,并且也不直接使用他们的部队,因此他们在审查时便不象他们本来会做的那样严密,那样爱挑剔毛病,而且他们考虑问题的依据是中央情报局对卡斯特罗的军事和政治力量所作的估计。此外,他们本来批准的计划是要求在埃斯坎布雷山麓的特立尼达城登陆。当特立尼达由于太引人注目而被排除时,他们挑选了猪湾作为最好的替代地点;而他们却没有告诉肯尼迪和麦克纳马拉这个改变,他们两人仍然认为特立尼达比猪湾合适。
  另一方面,中央情报局虽然有许多能干的军官为之服务,却并没有这种作战行动所要求的那类全面的军事参谋人员。它的建立和人员配备本来不是为了组织不能保密的大规模行动的。无论是中央情报局还是总统都到太晚的时候才发觉,从远离事件发生地点一千多英里外的华盛顿,而且又没有更为适当的直接可靠的通讯工具,是不可能一步一步地指挥这样一次作战行动的。然而,中央情报局对这项行动计划的严密控制,使总统和古巴流亡分子部队大都不了解彼此的想法,并且它的狂热性使它无视关于卡斯特罗也拥有政治和军事力量这一明确的事实。虽然这些材料是由英国和美国国务院的情报机构提供的,甚至是由报纸报道的。
  中央情报局和参谋长联席会议与其说是受到力求谨慎和成功的想法所驱使,倒不如说是受一种要对卡斯特罗迅速采取行动的迫切心理所驱使。总统对军事和情报的估计提出过一些疑问,可是答案都是由那些最支持该项计划的专家提供的。总统在白宫又没有他自己的军事情报专家。原来应由总统告诉官僚们:必需采取行动,并要求他们制定出某些措施;实际却倒过来由官僚们告诉总统:必需采取行动,而且办法也早已制定好了——而总统的批准与否似乎是对他的勇气的一种考验。
  然而我们指望中央情报局和军方对他们自己的计划持有必要的客观性和怀疑态度,这种想法不但在现在,而且在当时也是错误的。不幸的是,国务院和白宫那些参与这项计划的人中有些是对此有疑虑的,但是他们始终没有坚持己见。这部分是由于他们害怕在同事的心目中被视为“软弱”或胆怯的表现,部分则由于他们对新总统和他们自己的任务不够熟悉,部分也由于他们对美国的参与已受到一定的限制而感到满足。另一方面,中央情报局和参谋长联席会议对那些限制是否会使计划受到致命的削弱也曾有所怀疑,但是他们也没有坚持己见。
  然而,我在上面所述的一切,全不应被看作要想更改约翰·肯尼迪自己所下的论断——即责任是在他身上。虽然他并没有购买枪炮,装上弹药,亲自开枪,但是他表示了同意开火。根据他自己坚守的要担负行政责任的原则,他只能“认罪”。
  此外,他自己的错误很多、很严重。他决不应该认为,他新上任就取消有声望的专家和勇敢的流亡分子的计划会是自高自大和专横放肆的表现。他决不应该在他就职头一年这么早的时候就允许执行这个计划,因为他对那些向自己提供意见的人并不了解,而且他对计划本身也还抱有极大的怀疑。他决不应该让他自己反对卡斯特罗的激烈情绪(对他说来是不寻常的)和对舆论的考虑(他尤其担心由于取消一项除掉卡斯特罗的计划而会受到攻击)去压倒他内在的怀疑。鉴于不可能让突击队留驻在危地马拉,他应该设法让突击队转移到某一别的营地去,同时更仔细地考虑它的前途。即使他解散了突击队,其后果比之他这次所作的选择也显然要和缓些。
  由于他不愿通过国防部进行一次公开的军事行动,他本应该完全放弃这个行动,因为这是中央情报局力所不及的。他应该坚持要求他的参谋人员发表更多的怀疑意见,并且对赞成这项计划的人说明对他们的勇气不应有什么疑问。
  他应该认识到,在没有战时新闻检查的条件下,在一个开放的社会里,他希望使这样庞大的准军事行动保持秘密是不可能的。等到说有一次重大入侵的传闻四下传开时,他就应该重新审查整个计划。实际上,在迈阿密的古巴难民、美国报刊和卡斯特罗政府早在这些计划确定之前,就都在谈论“秘密”训练营和入侵计划了。
  最后,他应该更多地重视自己的政治上良好的才能,并对那些具有政治见解、对古巴和拉丁美洲政治以及未来古巴政府的组成问题等确曾直截了当地讲出不同意见的人(如富布赖特和施莱辛格)予以更多的注意,而不应仅仅听从拉丁美洲专家小阿道夫·伯利和托马斯·曼的意见。当他和迪安·腊斯克权衡这项计划悄悄地和成功地实行后在国际上产生的后果时——他们断定这种后果是可以接受的——他也应该权衡一下如果这项计划既不能保密又不成功所产生的后果——因为那种后果是不能为人们所接受的。可是约翰·肯尼迪这一次听任他的主观愿望压倒了他的疑虑,因而他对于失败的可能性始终就没有充分予以考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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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施莱辛格确实起草了一份关于卡斯特罗背叛革命的极好的白皮书,但是那个文件内包含的理解同登陆计划内包含的前提,两者之间有着过大的差距。

  当失败来临时,它的打击是沉重的。星期二在内阁会议室延续到午夜以后的会议是一派忧郁的估量形势的情景。总统参加了一年一度的国会招待会后,仍然穿着夜礼服戴着白领带。这时新暴露出来的种种情况,说明他的预料和设想是多么错误,这使他感到震惊。他不愿同意军方和中央情报局所提出的要求,即要美国武装力量承担起那种公开的义务,因为在他看来,那就将迫使美国武装部队发动全面的进攻。他说,这只会削弱我们在全球同共产主义作长期斗争的力量。他派遣施莱辛格和伯利作为私人使者到佛罗里达州去看望愤怒的流亡分子政治领导人,他们已被中央情报局禁止与外界接触。最后,在清晨四点左右他下令进行那次注定要失败的“为空中掩护所提供的空中掩护”之后,又与那些在所有官员离开后还留下来的助手们半心半意地谈了一些话,便走向白宫的南草坪,独自沉思了一会儿。
  星期三,由于突击队在萨帕塔遭到围歼,他在一整天令人苦恼的会议和汇报中下令美国海军和空军尽可能地多救出一些人来。他还按照施莱辛格的提议,同坐飞机从佛罗里达州飞来的流亡分子政治领导人会谈。他发觉他们对他尽力使这场战斗限于古巴人之间的决心十分谅解,而据他们后来说,他们也发觉他对他们极为关心和谅解,特别是对那些有儿子在突击队里的人。总统告诉他们,“在大战中我失去了一个哥哥和一个妹夫,我多少知道一点你们的心情”。说实在话,仅仅是语言并不能表达他的心情,因为在随后的长时期里,我注意到他觉得他个人应对那些阵亡的人负责(与卡斯特罗的沉重损失相比,这次阵亡的人少得出奇);我也注意到,由于美国政府在导致这1,113人被俘监禁的问题中也有责任,因此他决心首先要阻止卡斯特罗处决他们,并设法使他们获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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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大约一年零八个月后,在1962年圣诞节前夕,由于肯尼迪对卡斯特罗发出的严厉警告而保住了性命的俘虏,在价值五千三百万美元物品的交换下获释了。这一给人以深刻印象的行动是由司法部长指挥,并由代表古巴家属委员会的詹姆斯·多诺万律师去与卡斯特罗谈判的,它并没有使用财政部或中央情报局的任何经费,而完全是用公众捐赠的药品、婴儿食品、医疗设备和类似的非禁运的生活用品来交换的。从1961年6、7月起,各种谈判的尝试断断续续地进行着。虽然这一行动基本上是由私人负责和筹措资金的,总统却为他的政府通过免税、协作、调拨剩余粮食和给予鼓励等方式所提供的帮助感到自豪。在突击队领导人获释后,总统和第一夫人在棕搁滩的家里接见了他们,被他们的仪态和精神深深感动了。两天以后,在奥兰治圆形竞技场对突击队员及其友人发表的一次演说中,总统预言,突击队的旗帜总有一天会在“自由的哈瓦那”上空飘扬。

  总统在公开的场合以及同他的大部分新同僚在一起时,总表现得满怀希望、镇静自若、精神振奋,他朝前看并避免斥责别人的冲动。他要求马克斯韦尔·泰勒将军负责调查实情,不是要确定是谁犯了错误,应受惩处,而是要弄清楚是什么地方错误不当,须予以纠正。当世界各地的群众和外交官同声怒斥美国的帝国主义行径及其欺骗和侵略行为时,他私下说,有许多本来最急于看到卡斯特罗被干掉的一些领导人,现在却最早在演说中攻击美国把小小的古巴视为威胁。不过,他在公开场合还是保持缄默。
  然而尽管这种表面的平静在那时对国家是如此需要,可是他内心却是十分愤怒和伤心的。在以后的几个月里,他因为自己用了如此小而短暂的代价就学到了这么多重要的教训——它导致人员、政策和办事程序的基本变革——而感到高兴。然而,星期四早晨当我们在白宫南草坪散步时,我看到他似乎是一位沮丧的、孤独的人。为了捍卫国家的团结和士气,他打算那天下午向全国报刊编辑发表一篇坚定的演说、并与所有的共和党领袖进行一系列会谈。猪湾事件曾经是,而且以后还将是他经历中最糟糕的失败,是他所不习惯的那种彻底的失败。他知道他已把一根棍子交给了他的批评者,他们将经常用它来攻击他;他知道他想迅速取得别国信任的步骤已经受到挫折;他知道卡斯特罗自负的叫嚣会严重地增加美国人民在冷战中的失败情绪;他也知道正当恢复禁止核试验会谈的时候,他却不必要地使东西方的关系恶化了。
  后来,他在记者招待会上说:“有一句老话,胜利人人居功,失败无人任咎。……我是政府的负责官员,这一点是很明显的。”可是,在那个星期四早晨我们散步时,他时而带着讽刺的声调向我谈起了某些曾拆他的台并应对这次失败负责的人。由于他自己承担了全部责任,他赢得了职业官员和公众的称赞,避免了党派的调查和攻击,并阻止了有关人员进一步泄露出他们的看法和指责。但是他的承担责任不仅仅是一个政治手段,或者是宪法上的一项义务。他强烈地、真诚地感觉到他的责任,而且在我们散步的时候一再反复地讲到这一点。他大声地问他自己,“我怎么会如此大错特错呢?我一生中很知道不能依赖专家。我怎么会如此傻,让他们搞起来呢?”
  当他知道世界其他地方的人们也提出了同样的问题时,他更感到加倍的苦恼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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