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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肯尼迪的为人







有人曾写道:“真正不寻常的人实在就是平凡的人。”我第一次同约翰·肯尼迪会晤时,他的“平凡的”举止立即给了我深刻的印象——那种品质本身在政治家中就是非凡的。1953年1月初的那天早上,我们简单地谈了关于我向这位新参议员的办事处申请工作一事。这次,我是怀着希望但又没有多少把握的心情去会见他的。早在一个月前,当我同一位有见识的华盛顿律师一起查阅我可以为之工作的新参议员的名单时,他对肯尼迪的姓名曾经嗤之以鼻。他说,“杰克·肯尼迪不会雇用任何一个不是乔·肯尼迪叫他雇用的人。而且除了吉姆·兰迪斯外,乔·肯尼迪五十年来从未启用过一个非天主教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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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杰克是约翰的昵称。——译者  ②指肯尼迪总统的父亲约瑟夫·P·肯尼迪,乔是约瑟夫的昵称。——译者
  ③即詹姆斯·兰迪斯,肯尼迪总统的特别助理。——译者


  结果,这两项揣测都是错误的。不过有一点倒是确实的,即肯尼迪议员一连三次被选入众议院以后,再由马萨诸塞州选入参议院一事,并没有在全国性的报刊上或者在民主党内部各派引起关于他将要出人头地的任何预言。有见解的学术性杂志对他作为一个自由派人士的资格、对他的宗教信仰、尤其是对他的父亲都抱有怀疑。一些比较通俗的报刊竭力渲染他在竞选中所花的钱,他的家族的参与,他利用茶话会来帮助竞选的新技巧,以及他那蓬松的头发和孩子气的外表在妇女心中所激起的同情。
  但没有一个人停下来想想,面对着艾森豪威尔的势力席卷马萨诸塞州这一事实,肯尼迪要把艾森豪威尔的竞选经理、知名的亨利·卡伯特·洛奇赶走,这光靠茶话会和同情心是办不到的。洛奇第一次被选进参议院时,肯尼迪还是个大学一年级学生。事实上,在马萨诸塞州的历史中肯尼迪仅仅是被选进参议院的第三个民主党人。但是他当选后那种煊赫的气势,却掩盖了他仅以微弱多数获胜(获得投票总数的51.5%)这个事实。
  马萨诸塞州的纺织业城市和其他萧条地区既没有对其他地区和其他纤维织造业的日益强大的竞争作出反应,也没有尽量利用战后的工业发展所提供的条件。肯尼迪在1952年的竞选口号是:“他能为马萨诸塞州做更多的工作。”他希望有一个人帮助他把这个口号、这些问题和对这些问题的反复研究写成法案——他说他希望这个人能够就在那个月会见哈佛大学的西摩·哈里斯教授、波士顿《环球晚报》的约翰·哈里曼、波士顿联邦储备银行的艾尔弗雷德·尼尔以及其他一些专家去讨论繁荣新英格兰经济的问题。我从来没有到过新英格兰,也没有研究过多少经济学,不过对失业工人我却和他一样感到关切,所以我就开始工作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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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这一口号后来由民主党参议院竞选委员会应用到许多州的竞选运动中去。爱德华·肯尼迪在1962年竞选同一个参议员席位时,也一字不改地使用了这一口号,不过这次它受到了很多的批评。

  我逐渐惊异地看到这个人能以极端超然的态度对待自己的优缺点,他对国家大事总能作出正直、客观的反应,而且他还能坚持冲破流行的偏见和神话去抓住问题的核心。他有一个受过训练的、善于分析的头脑。甚至他稳重的本性也是讲理性,而不是凭直觉的。他不憎恨他的敌人,也不为灾难哭泣。他既不愿意也不善于搞浮夸的言行。
  在他那看来是幸运而欢乐的外表下面,存在着对于最为重大的悲剧性事物的一种敏锐的体验。他生前一直怀念着在大战中阵亡的他极为钦佩的哥哥和在海外因飞机失事而殒命的一个妹妹。此外,从童年起他就多病多愁,而且另一个妹妹又因为神经迟钝被禁闭在一家疗养院。从这些事中,我们就可以了解他对人情的敏感了。参议员本人从来没有提过这些事中的任何一件。但是由于他熟悉悲剧,所以他同时具有享受这个世界和改善这个世界这两种愿望。这两种愿望,特别是在1953年以前的那几年里,有时候是互相冲突的。
  他在谈话时如此直接干脆,这也说明他的脑力活动不是很简单的。当时,马萨诸塞州的大多数政治家都相当轻蔑地把他看作一个知识分子;而马萨诸塞州的大多数知识分子又同样轻蔑地把他看作一个政客。他在哈佛大学求学时,特别是在入学的头两年,他的辅导教师之一(后来出任大使的加尔布雷恩教授)曾认为他是一个性格开朗、讨人喜欢、傲慢不羁、面貌漂亮但一点也不用功的学生。然而他以优异的成绩毕了业。他的政治学教授阿瑟·霍尔库姆发现他是“一个很有前途的学生。他的天性爱好思索,并喜欢把他的思想付诸行动”。
  在二十三岁时,他把受人高度重视的大学四年级论文扩大篇幅,写成了一本出色的书。英国何以沉睡,就那个国家对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缺乏准备,作了条理分明、很受重视的分析。他写信给父亲说他在那篇论文上所花的工夫“比我有生以来在任何工作上所花的都多”。在三十五岁时,他继续广泛地阅读历史、传记和政治学著作。但他对抽象的理论没有多少兴趣。他主要探索可以作为依据来采取行动的真理和可以在其职务上使用的一些观念。
  他投身政治有着错综复杂的原因。在往后的年代里,他常嘲笑那些杂志撰稿人,因为他们总根据某一个心理上的动机来解释他的经历——例如为了在父亲面前表现自己一下,为了能胜过去世的哥哥,为了维护家里的一个老传统,或者为了成为爱尔兰人的复仇工具。事实上,他在青年时代曾经认为,只要他哥哥乔渴望踏入政界,政治就没有他的份,因为乔身体比较强健、性格比较外倾,更符合于马萨诸塞州政界人物的传统形象。(也许,年轻的杰克预见到了他和他的两个弟弟往后会听到的指责,即指责“肯尼迪家人太多了”。)在我认识他后不久,他就告诉我,他曾考虑当律师、新闻记者、历史学或政治学教授,或者当个外交官员。(他就读于斯坦福大学商学院的短暂时期,显然促使他去寻求更有兴趣的领域,)但在乔死后,他进入了政治舞台。
  杰克·肯尼迪知道,他要参加竞选,而不仅是做一个旁观者。他在许多方面都是一个老式的爱国主义者——不是一个狭隘的民族主义者,而是一个忠于国家利益的爱国主义者。他对几大洲许多国家的政治和经济制度作了第一手的比较,认为我们自己的制度比其他国家的要好得多。他和巴肯抱有同样的信念,即“民主政治……基本上是思想的态度问题,是一种精神上的信条”,同时“政治仍然是最伟大、最光荣的冒险事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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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约翰·巴肯(1875一1940),苏格兰政治家、小说家和历史学家。——译者

  虽然在1953年我们会晤时,他作为一个政治家已经取得了相当成就,但他并未妄自尊大地把自己描绘成上帝选定了来拯救人类脱离什么特定的罪恶的救世主。但是他以撇开谦逊和自负的那种一贯的客观精神,确实认识到自己具有才能、理想和对公众的吸引力,而这三者结合到一起就能帮助这个国家解决其面临的任何问题。在此后的所有年代里,尽管国家面临的问题和他在公众面前的形象可能会发生变化,他私下对自己和自己所扮演的角色的看法却始终没有改变过。

异和同

  当我开始替他工作对,我们两人似乎没有什么共同之处。
  他是一个估计拥有千万美元私产的人。这主要来自他父亲多年以前就为肯尼迪一家的九个子女每人设置的大笔信托基金。他习惯周旋于棕榈滩、纽约以及法国里维埃拉的社交界。而我自己则出身于中西部的内布拉斯加州林肯市一个典型的中等收入的家庭。
  我从未出过美国国境,也难得离开中西部。但是这位参议员,以学生、旅游者、驻外大使父亲的助手(1938年)、海军军官(1941—1945年)、新闻记者(1941年及1945年)以及众议员(1947—1953年)等身份,曾游历过世界上每一个主要的大洲,并同大约三十七个国家的总统、总理、店主和学者谈过话。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时,我只有十七岁。他则已经是大战中一位名副其实的战斗英雄了。他背部的情况本可以使他完全免役的,可是他通过幕后关系终于成为现役军人。当他指挥的PT-109鱼雷艇在所罗门群岛附近的一次夜战中被敌军的驱逐舰打成两截时,他鼓舞并帮助同船的水兵脱离了险境。他在科德角以及后来在哈佛大学游泳队时本是一个游泳健将。这次他拖着一个受伤的水兵,用牙齿咬住他的救生带,在黑暗而寒冷的海洋中游了三英里。尽管他自己的背部和健康都已因此受到了伤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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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指1939年肯尼迪在哈佛大学打橄榄球时背部所受的伤。——译者

  他曾进过贵族化的、专收男生的乔特预备学校,并以优异成绩毕业于哈佛大学,又在普林斯顿大学、斯坦福大学和伦敦经济学院就读过一个短时期。我在内布拉斯加大学就读六年,获得了法学学位,我六年的全部学费还抵不了哈佛一年的费用。
  由于家庭传统、习惯和信仰,他是一个天主教徒,又是许多红衣主教的朋友。我是一个唯一神教派的教徒。由于这个教派没有教条和宗教仪式,它就处于宗教派别的另一个极端。
  他的祖父和外祖父都是爱尔兰移民的儿子,在波士顿本乡都是知名的、成功的政治家。我的祖父和外祖父则是贫苦的丹麦和俄罗斯移民。(有一次,他从哥本哈根寄了一张明信片来给我,赞美那里的秀丽景色,不明白“丹麦人为什么要移居国外”。)
  然而所有这差别在他对我的态度方面并没造成什么影响。他不仅仅是他的出身与经历的总和一出身于波士顿的一个豪富家庭、毕业于哈佛大学,他是一个天主教徒和退伍军人。他的最重要的品质是他自己培养起来的。那些试图根据他的个人有记载的材料来对他进行归类的人未免是大错特错了。
  显然,他对自己服过兵役,并获得“紫心”勋章以及海军和海军陆战队奖章,感到十分自豪。他的办公桌上放着一枚用塑料包装着的椰子壳。在那枚椰子壳上面,遗留着战时他在一个遥远的太平洋岛屿上涂写的一封求救信的手迹。他保存着这件纪念品,以示他对自己险些丧生的这件往事永志不忘。当他是一个年轻的众议员时,他曾为一些比较进步的退伍军人组织争取通过一项退伍军人住房法案。在战后进行的那些工作中他是一个头头。但他既不是一个职业军人,也不是一个职业退伍军人。他从不讲自夸的话,甚至对他的战时经历也提都不提。他从不嘟哝自己受伤的事。1959年,当我们在威斯康星州阿希兰的一条街上行走时,一个轻率的中学生问他,他是怎样成为一个英雄的。他笑呵呵地回答说:“这很容易——他们把我的船打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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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紫心”勋章系美国的军事勋章,授予作战中受伤的战士。——译者

  他毫不畏惧陆海军将领(他当了总统后,更是如此),而且对于军事教育抱有重大的怀疑。1944年,当他还住在海军医院时,他曾写信给一个朋友,谈论“海军有一种把他们所接触的一切事情都搞得一团糟的超人本领”。
  他对自己接受的高等教育很自负,但并不认为所有的智慧都集中在哈佛或东部的其他学校。他以总统的身份接受耶鲁大学的名誉学位时曾经说:“现在我已获得教育领域内两个最好的东西——耶鲁的学位和哈佛的教育。”同时,他对被选入哈佛大学校董会感到很光荣,因为没有几个天主教徒曾被选入。1955年他未被选入校董会,对一个习惯于胜利的人来说是一个令人失望的新经历。不过他在选择他的参议院和白宫的助手时,并不考虑他们是在哪里接受的教育。他认识到自己的名牌大学出身并不总是一笔政治资本。我在为他的伺学会刊物撰写的一篇文章的初稿中写道:

     马萨诸塞州的大多数选民把哈佛的一纸文凭看作是献身
   于公众事业的证据。

  参议员把它改成:

     马萨诸塞州的许多选民,尽管我连忙要补充说,并不是全
   体选民,把哈佛的一纸文凭看作是有些才干和能力的证据。

  他并不认为所有的美德都集中在天主教教会,也不认为所有非天主教教徒都要(或都应该)下地狱。他对自己的宗教既不感到尴尬,也不感到了不起,只是把它当做生活的一部分来看待罢了。他对早些时候的一个传记作者试图把他说成“不是虔诚地信奉宗教的人”感到不愉快。他每个星期日虔诚地参加弥撒,甚至在疲劳的外州旅途中,没有一个选民知道他是否去做弥撒时,他也去。但在十一年中,他从未透露过他个人对于人类同上帝的关系的看法——尽管我们曾讨论过政教关系问题。
  他的工作班子里并不需要、也不优先录用天主教徒。他既不了解、也不在意我们这些人员的宗教信仰。他的许多亲密朋友并非天主教徒。他虽然是一个天主教徒又是一个学者,但并不能被称为一个天主教学者。他对神学毫无兴趣,演说稿中到处点缀着新教版本《圣经》的引文。有一次,他使他的妻子又吃惊又好笑,因为在他读了。传道书。中自己爱好的一段文字(“……哭有时,笑有时;哀恸有时,跳舞有时……”)之后,他竟然大不敬地自己添了几句政界常说的话:“全力以赴有时,干脆不干有时。”在我认识他的十一年里,我从未听见他在人前高声祈祷,从未看到他吻一个主教的戒指,也从未听说他曾为了政治上的方便而改变其宗教习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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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见《旧约·传道书》,第三章。——译者

  他说:“波士顿有句老话,‘我们的宗教来自罗马,我们的政见则出自本土。’”他对天主教统治集团并不敬畏,对政教分离的明智性也是完全同意的。1959年,他写信给我说:“赞成政教分离和做一个虔诚的天主教徒,两者之间一点也不矛盾——恰恰相反……我并不认为……做一个天主教徒和履行你的宪法义务两者之间有(任何)矛盾。”他在一所天主教女子学校答复人家询问时曾说,“承认赤色中国不是一个道德上的问题。”有个神父听到他这句话感到很恼火,就问他道:“肯尼迪参议员,你不相信所有的法律都是上帝制订的吗?”参议员立刻顶住他说:“我是一个天主教徒,我当然相信——不过这同国际法没有什么关系。”
  虽然他生来富有,而且花钱毫不在意,但他对积累更多的金钱却没有特别的兴趣。他同那些对旁人的需要漠不关心的富翁们没有共同之处。他投票时有一贯的主张,不顾自己的(以及他父亲的)经济利益——例如在石油和煤气问题上。他的父亲也从不强制他或是他们弟兄中的任何一个继承自己的金融事业。
  这位参议员除了使用一般的表和领带别针外,从不戴戒指,或佩上钻石的领带别针以及任何其他珠宝饰物。所有他的政府薪金——作为国会议员、参议员和总统——都捐献给慈善事业,约计五十万美元。他的竞选运动虽然花钱很多,却总避免那种可能被指责为炫耀金钱的铺张浪费(诸如广告牌、报刊上的整版广告或者电视广告节目等)。但他对于父亲的财富使他能担任公职而不需要在经济上依靠一些有势力的压力集团这一点,并不感到羞愧。相反,他把自己的幸运当作是一种义务:“被上帝赏赐了很多东西的人。就有必要做很多的事情。”他还请他的妻子把艾伯特·爱因斯坦的这段话保存在他的文件夹里:

     我每天一再提醒自己,我的精神生活和物质生活都依赖
   别人——活着的人和死去的人——的辛勤劳动,因此我必须
   竭尽全力,以便给予别人以等量的东西。

  杰克·肯尼迪喜欢波士顿,波士顿也喜欢杰克·肯尼迪,但是他一向总不止是一个波士顿人。就象许多对情侣那样,他们很少生活在一起。他诞生在波士顿郊区的布鲁克莱因。在他的个性逐渐形成的时期,他是生活在纽约的布朗克思维尔。他父亲将全家搬到那里去,因为他认为一个爱尔兰天主教徒商人及其子女在波士顿是没有多大发展机会的。1946年,肯尼迪初次参加竞选时,还是一个羞怯的、瘦弱的、二十八岁的众议员候选人。他在波士顿那个难弄的第十一选区竞选,因为众议员詹姆斯·迈克尔·柯利就要退休了。
  作为马萨诸塞州的参议员,他并不坚持他工作班子的成员一定要来自他们为之服务和研究的那个州。事实上,他倒宁愿不要马萨诸塞人。他告诉我:“这样,如果他们工作不得力,我可以不受任何政治上的压力或义务来留用他们。”然而他的新英格兰经济问题的助手是来自内布拉斯加州的,这一点他也觉得好笑。有一次,当我将代表他去出席马萨诸塞州商人的一次宴会时,他向我建议,如果有人问我是什么地方的人,就告诉他们,我是“来自西海恩尼斯港的,因为宴会上不会有一个那地方的人”。
  我们具有不同的思想背景,多数职业自由派对他缺乏好感。但是我发现他是真实的、最老的那种自由派;具有无拘束的思考的自由人。他随便地就承认,他进入国会,只具有很少的或者根本没有什么政治哲学。许多“职业自由派”的放肆态度使他感到“不愉快”。正如他在1959年秋季曾写信给我所说的那样,他并不反对,

     一般人认为的那种自由派的信条。你肯定被看作是自由
   派,而我希望,我在一般意义上也属于自由派,但我们两人对
   那些教条主义的自由派都有意见。……这些人是如此地反对
   我……“保守派”这个字眼有许多含义,是我不希望同它划等
   号的。对我更为确切的字眼是“克制”。我认识许多政治上的
   保守派,我同他们是无共同之处的。

  肯尼迪曾看到许多左派和右派的献身政治生涯的人,他们的观点都可能是僵硬的和固执的;他们对各自的政治思想上的领袖们的主张如鹦鹉学舌一样毫不加以思考或者重行检查。适成对照的是,他则自行投票,并不受任何其他参议员或参议员集团,或任何个别的私人和集团意愿的约束。

  1960年他在对纽约自由党的演说中,对自己的政治信条作了最正式的陈述:
     我相信,作为国家目的的根源在于人类的尊严;作为国家
   行动的根源在于人类的自由;作为国家同情心的根源在于人
   类的感情;作为我们的发明和思想的根源在于人类的思考。
  ……自由主义……对人的才能的信心……理智和判断……是今天世界上我们最良好的,也是唯一的希望。他谈这些话,也相信这些活。但他并没有写下来,当然也没有用这样的夸大的措辞谈论哲学上的观点。他通常总用较为简单的方式来概括他在政治分野中的立场:

     一个具有几分克制感的北方民主党人。
     一个凭自己的良心来为国家谋求利益的温和的民主党人。
    一个讲求实际的自由派……一个实用主义的自由派。

  当有人问到他希望成为哪一种类型的总统,自由派还是保守派时,他回答说:“我希望做一个负责任的总统。”或许他的妻子对他作了最好的概括:“一个没有幻想的理想主义者。”
  作为参议员、总统候选人和总统,他处事的衡量标准是:行得通吗?于事有补吗?同时,他虽然经常地,但并不总是这样说:通得过吗?他能以惊人的速度来掌握一个复杂问题的本质。同时,他的天性永远站在问题的进步的一面;但他天生的小心谨慎,要求他以证据和经验来检验他那些直觉。这种对于有成功可能性的事物强调现实主义的态度,使得许多批评他的人和评论家把他描绘成实用主义者。他确实基本上是个实用主义者。但他也兼具唯心主义和乐观主义的强烈气息。每一天发生的令人失望的事提醒他——他生活在一个不完美的世界里,但这并不使他惊异或沮丧。他是如此关心世界的未来,以致永远不会对现状感到满足。的确,他在竞选时期和在白宫的岁月里,他对这个国家和这个星球的情况的分析一贯是以这几个字开始的:“我不满足于……。”

他的成长

  以上的描绘大部分既适用于他在1953年的情况,也适用于他在1963年的情况。不过在这两个时期他已是不同的人了。1953年,他所具备的品质没有比下列这些更为显著、更为重要的:他的成长潜力、好学精神,以及钻研和调查问题并坚持亲自取得经验的决心。他总对新的挑战和竞争感觉兴趣,他几乎对一切事物都有无限的好奇心——人物、地方、过去、未来。对那些没有什么话可讲的人他感到很不耐烦。他不愿使别人感到厌烦,也不愿别人使他感到厌烦。但他乐于仔细倾听掌握新情况或具有新思想的人所谈论的几乎任何话题,而且他从不遗忘他所听到的东西。他经常阅读书刊,而且读得很快——杂志、报纸、传记和历史(也阅读小说,不论好坏)。有时,他常在飞机上或游泳池旁为我高声朗诵一段他认为特别有力的文章。
  如果说,他对手下工作人员并不放松要求的话,那末他在打乱他们的生活和工作时间表时,至少却显得比以前更为抱歉。他对一般公众也是这样。1953年,他把汽车停放在华盛顿闹市区一个“不许停车”的牌子前面时,曾微笑地对我说:“这就是哈姆雷特所说的‘官员们的蛮横无礼’。”但是十年以后,他于1963年11月在纽约坐车从飞机场到市区去时,却坚持不要总统通常具有的警卫车队,情愿接受车辆往来和红绿灯所造成的耽搁,因为不这样,他在车辆高峰时刻到达就会给纽约市民造成很大的不便。
  他对自己的计划遭到挫折和对他的一些书面批评也越来越习惯了。1954年,当波士顿《邮报》的社论指控他“牺牲了他的选民的最大利益”时,他感到十分烦恼。可是1963年,当右翼作家维克托·拉斯基在其《约翰·F·肯尼迪:这个人及其神话》一书中把他从别人文章里断章取义地搜集到的关于肯尼迪一家的一切不利的谣言和传说全部刊印出来时,肯尼迪对此书及其作者都置之不理,并认为与其说他是危险的,不如说他可笑到了可怜的地步。
  拉斯基和其他批评他的人能揭露他在当众议员、参议员和总统时所采取的立场前后有矛盾,这件事并不使他感到意外或是沮丧。他在1960年说过:“我们从出生到死亡的整个过程中都在学习,……事情在变……情况在变……如果你还去执行那些失败了的政策,……那你就太不聪明了……”
  例如,他并不认为,在他当波士顿众议员时发表的关于提高农场收入或扩大世界贸易的意见要使他终身都受到约束。1961年,一个共和党众议员引用了众议员肯尼迪在1949年批评杜鲁门对华政策的一篇激烈的演说来攻击肯尼迪。肯尼迪总统虽然没有在对他早期政策观点的讥刺面前退却,却毫不迟疑地对向他提问的新闻记者们说:“我在1949年的演说比今天更强调了对人身的批评……我要说,我今天的观点比1949年的观点更符合于事实。”
  显然,在后来的岁月中,他比当一个年轻的众议员时更为开明,用他自己的话来说:那时,“我还刚刚走出父亲的家门”。他仍然不愿根据公认的陈规滥套去思考问题,或者笼统地泛泛而谈,或根据教条的办法去解决问题。他仍然不愿为了变革而去搞变革,或者在需要妥协的时候去反对妥协。但是他更为关心的是思想和理想,而不象过去那样主要关心的是赢得胜利。在我们第一次会面时,他曾关切而冷静地向我谈到马萨诸塞州劳伦斯地方的失业统计数字。可是1960年在我们驾车穿过西佛吉尼亚州时,他去访问了一所失业矿工的棚屋,回进汽车时,看来显然有所触动。他沮丧地摇摇头,什么也没说。不象那些开口尽是答复人家问题的自由派那样,他一开始总是询问。而且他还胜过大多数“自己奋斗出来的人”,因为他所养成的深刻信念不是从父母那里承袭来的,也不是由环境强加给他的,而是他自己论证和学习的结果。
  在他从政的初期,他的外交政策演说有着一种好战的调子。在他看来,国防是外交的主体,裁军只不过是空想。但是随着他的观察能力和责任的加深,在他身上重新树起了致力于和平的责任感。他在白宫任职期间,没有一件事比签署禁止核试验条约使他得到更大的满足了。
  1954年,这位参议员并不太重视最高法院关于取消种族隔离的那项历史性决定,可是不到十年,他竟成为历史上因维护平等权利而行使总统的一切行政、立法和道义上的权力的第一位总统。
  这位年轻的众议员曾投票赞成《麦卡伦国内安全法》,并对麦卡锡主义破坏别人名誉的问题不够敏感——这一点是他自己承认的。当他成为总统以后,他把恩里科·弗米奖金授给了备受攻讦的J·罗伯特·奥本海默,赦免了共产党领袖朱尼厄斯·斯凯尔斯,制止了邮局对共产党宣传品的拦截,还在白宫欢迎过引起争议的莱纳斯·波林,并且任命了麦卡锡最喜欢攻击的几个人为政府官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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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恩里科·弗米奖金,是以意裔美国物理学家恩里科·弗米(1901—1954)的名字命名的。弗米对氢弹发展颇有贡献。——译者
  ②J·罗伯特·奥本海默(1904—1967),美国物理学家,1946—1952年任美国原子能委员会总顾问委员会主席,在麦卡锡进行迫害时期,被指控为“亲共”,后被清洗出该委员会,但最后恢复了名誉。——译者
  ③莱纳斯·卡尔·波林(1901—),美国化学家,曾直言不讳地批评核试验,著有《不再要战争了》。——译者


  1953年,他对农业、资源保护和自然资源方面的情况知道得很少,关心得更少。他对基本经济、财政和货币政策的看法或者尚未成熟,或者十分肤浅。他对自己的国家及其土地和居民看到的也不多。他从未到过一个采矿城市,从未视察过一片棉花田,也未访问过一座国有森林。象他后来在贝尔特农场发表的一篇演说里所承认的,他从未“用犁耕过田,不论是直的犁沟,还是弯的犁沟”。
  但是,到了1961年,我们可以说没有一位总统曾经象他那么时常察访和那么深入了解这个国家各个地区的人民和问题的。在民主党召开全国代表大会前的竞选期间,他在一个阴雨天对内布拉斯加州哥伦布附近的一个农场视察后,对午餐招待会上的听众说,这个市里的银行家曾告诉他这里银行有一条基本规则:对于脸上从未沾过泥土和鞋子上从未沾过肥料的人一概不予贷款。这位波士顿参议员接着说:“今天我有资格借款了。”
  他对自己的成长和演变很清楚。伯恩斯1959年为他写的传记中,没有着重写出在他身上发生的“远为深刻的变化”,他对此确实感到失望。“他本可以把我在学校里表现的马虎作风和我现在表现为热情认真的态度对比一下的。”这位参议员坦率地把他在政治上的发展同他在学校里的成绩进行了比较。他对我说:“实际情况是,我在乔特一直鬼混,直到我在哈佛大学读完二年级时,才对学习真正发生了兴趣。”
  有些人会说,他当众议员时一直鬼混,直到他进入参议院的第二年,才真正对工作发生了兴趣。我觉得为争夺约翰·肯尼迪灵魂的一场内心的战斗,似乎是在1953年展开的——这场斗争关系到肯尼迪将当一个政治爱好者,还是当一个政治家,他将屈服于奢侈享受的诱惑,还是将从事立法工作。大多数观察家全认为他在众议院的工作基本上是不出色的——只有一份经常缺席的记录。由于他健康不佳和漫不经心,再加上因公和不因公的外出旅行,缺席的情况就更为严重了。
  在他获得参议员席位并取得令人满意的荣誉以后,他证明在自己所选定的政治这一行里有相当的才能。当时距离改选还有六年,在共和党控制的国会和共和党政府之下,一个当选不到一年的民主党参议员的职责既不卞分繁重,也不令人兴奋。由于他所忍受的痛苦和优愁超过他愿意回忆的地步,所以在单身汉的日子里,他便喜欢在大西洋两岸举行一些无忧无虑的宴会和结交上许多志同道合的朋友。在这有限的日子里,他可以指望享有非常健康的生活,既可以寻欢作乐,又可以履行公职。这对他具有一种自然的诱惑力。
  但是随着他的信念有所加深、他关心事物的面有所扩大,而华盛顿和世界事务又占去他越来越多的时间,他那政治家的一面逐渐占了上风。显而易见,约翰·肯尼迪的不同凡响的成长是由许多因素促成的:他所阅读的书刊,他的旅行,以及从他的伙伴、经历和责任所带来的日益扩大的视野。
  1952年,他被选入美国参议院,赞助他的选民扩大了,他所关心的事物的范围也扩大了。
  1953年,他结了婚,结束了单身汉的毫无牵挂的生活,并建立了自己的家庭。
  1954年,一次脊骨手术几乎使他送了命,他把好几个月不能走动的复原期消磨在冷静的思索之中。
  1955年,他在进行研究和撰写一本书时,懂得了民主的精髓,以及担任公职的人同公众之间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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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指《勇敢人物的画像》。——译者

  1956年,他成了一个颇孚众望的全国性人物,以接近的票数几乎被提名为本党的副总统候选人。
  1957—1959年,他经常在国内来回奔走,到完全不同于他自己选区的地区去展开竞选活动,既演说又观察,既教导又学习。
  1960年,他接连成为总统候选人、被提名的总统候选人和当选总统,每一种身份都扩大了他的眼界和责任,也提高了他的洞察力的广度和深度。
  1961年,总统的职务甚至更为深入地改变了他的看法和洞察力。

他的家族

  不过他生活中最重要的人仍然是他家庭里的成员,尤其是他的父亲、他的弟弟鲍勃和妻子杰奎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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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鲍勃是罗伯特的昵称。——译者

  鲍勃和杰奎琳的作用在本书以下各节中将经常可以看到。约瑟夫·P·肯尼迪在他儿子的事业中所起的作用既不象这位父亲有时喜欢自吹的那么大,也不象他有时自称的那么小。作为父亲通常产生的影响,却往往被那些诋毁他们父子俩的人夸大成为二种斯文加利与傀儡的关系。那些熟悉杰克·肯尼迪的人,知道他为人刚强自信,在青年时期就颇有魄力、热望和独立性。他们都同意杰奎琳·肯尼迪对一位在1959年替他写传记的人所表达的看法,因为这个人既夸大了老乔的愿望对肯尼迪的影响,也夸大了小乔的夭折对他的影响。杰奎琳说:“不管我丈夫有多少位父老兄长,他总归是他今大这样的一个人——再不然就是另外一个领域里的这样一个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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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英国小说家乔治杜莫里埃所著小说《特赖尔拜》中的一个人物,他专为人出坏主意。——译者

  甚至在竞选时,父亲关心的几乎也完全是策略方面的事,几乎从不过问实质性问题,他知道杰克在大多数政策问题上同他有着尖锐的分歧,他们是代表不同的两代人在说话。虽然大使难得忍住不说自己的观点,但是他很少试图改变杰克的观点,而且从未设法影响他的投票。在杰克方面,根据我的经历,他也从不同他父亲争辩。他说:“我不打算改变他的主张,他也不打算改变我的主张。”父子俩都同意他们可以愉快地保持不同意见。1953年秋天,我第一次在海恩尼斯港同约瑟夫·肯尼迪会面时,他对我说:“你不能替我起草演说稿。你的自由派观点太强了。但是替杰克起草稿子,那是另一回事。”——我后来才知道这是友好的口吻。
  父子俩几乎不可能再不相同了。总统微笑着对全国制造商协会1961年的大会说,在选举中支持他的“没有几个”该会会员,必然是“认为,我是我父亲的儿于”。父子俩都有一种自然的魅力——但是父亲虽然内心富于感情,却经常显得执拗和粗暴,而儿子则在外表上总显得很平静。两人都有一种讨人喜欢的爱尔兰式微笑,但是父亲却比他这无限耐心的儿子容易动怒发作。两人都具有坚强的意志,能够作出果断的决定,并坚持到底,但是同儿子的一贯从容镇静相比,父亲的外表要急躁些。父亲平常的谈话往往喜欢夸张,儿子的讲话无论在私下或在公共场合常常总具有平静而含蓄的特点。
  两人都憎恨战争,但是父亲比较倾向于建立一个美利坚堡垒的观念,而儿子则觉得我们应关心的事情必须是全球性的。在内政问题上,父亲虽然喜欢早些年代的较为简单的机构和较低的赋税,但是更强调人物和问题的因素。1953年,他的儿子对我说:“你知道吗,去年大选的时候,他对总统的第一个选择是罗伯特·A·塔夫脱参议员,第二个选择是威廉·O·道格拉斯大法官?”
  父子俩也有很多共同之处:使人欣喜的幽默感、强烈的家庭观念、对国家情况的关怀、无穷的活力,以及不论形势多么不利或压力多么大时也始终保持着的自信神情。(这位总统候选人在尼克松一肯尼迪第二次辩论后听了父亲在电话中通常给他的鼓励后说:

   其他的因素。
  杰克在写给一位朋友的信中说:
     乔的牺牲对我们大家是一次很大的震动。他件件事都干
   得很出色,而且以极大的热情去干。就连在一个象我们这样弟
   兄姊妹很多的家庭里,他的地位仍然是无法填补起来的。

  但是,对杰克和他的父亲来讲,兄弟鲍勃在某种程度上是接近于填补起这个位置。鲍勃比杰克小九岁,青年时代同哥哥并不那么亲密。哥哥说:“我记得第一次遇见鲍勃是一年夏天在科德角,那时他才三岁半。”我记得1953年我第一次遇见鲍勃的时候,他还没有显现出后来使他成为如此重要的一个内阁成员的那份耐心和观察力。他应友人人事处处长弗朗西斯·弗拉纳根的邀请,接受了参议院常设调查小组委员会一个工作人员的位置。当时在狂热的委员会主席约瑟夫·麦卡锡参议员的主持下,该委员会即将横行一时。肯尼迪参议员告诉我,他反对他的弟弟接受这个位置,但是又不愿意阻碍他。没有多久,鲍勃就离开了麦卡锡和他的总顾问罗伊·科恩,鲍勃说,他们不太注重事实。
  在那些日子里,当鲍勃受到挫折时,他可以象他的体格那样粗野(就象以前他的哥哥乔外表看来那样)。当时,他也倾向于比较好斗的观点,这使他父亲很喜爱他。但是他的绝对的忠诚和冷静的判断力,使得他成为不那么爱好争论的哥哥的一个难能可贵的知心人。在1952年杰克竞选参议员的时候,正象在1960年他竞选总统时那样,鲍勃理所当然地被挑选为竞选经理。比起任何一个职业政客来,可以毫无保留地信任他,他可以把“不”字说得更有力点,还可以以更大的权威代表候选人讲话。参议员在接见一个记者时说:“如果明天我遭到什么意外,我的弟弟鲍勃将竞选我的席位,正如乔死了以后我就进入政界一样。”鲍勃的独一无二的作用几乎在以下的每章里,都体现出来了。
  另一个弟弟特迪日益表现出来具有杰克那种热情洋溢和受人爱戴的吸引力和天生的政治本能的迹象。1957年9月,《星期六晚邮报》的一篇文章里概括说:

     肯尼迪弟兄的热情的钦佩者……满怀信心地盼望着有一
   天杰克会进入白宫,鲍勃在内阁里当上司法部长,而特迪则成
   为马萨诸塞州的参议员。但是就连热情的钦佩者也认为,那一
   天就算真会到来的话,也还是很遥远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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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特迪是爱德华的昵称。——译者

  杰克代替哥哥乔成了肯尼迪家族的领袖,他成了提出忠告和帮助的源泉和肯尼迪家族热爱的对象。反过来他对父母和弟妹们的赞许也比对任何别人(除了他的妻子外)的赞许更为在意。他对他们的旅行、配偶、教育、事业、仪表、古怪行为和意见都真诚地感兴趣。例如,他在白宫时甚至还抽空同他妹妹帕特的丈夫彼得·劳福德谈论他的演戏工作,并为彼得尽了些力而不让他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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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即帕特里夏。——译者
  ②彼得·劳福德,美国电影演员。——译者


  尽管肯尼迪家的人有许多相似之处,但每一个人都同这位参议员有所不同,而他们彼此之间也有所不同。不过他们全被真诚的父母子女和兄弟姊妹的感情联系在一起。这种感情由于家庭的悲剧和自豪感而得到加强。他们全非常好强,在家里相互竞争。可是到了同外界竞争时,他们团结一致的热忱使杰克增添了力量,并使他的对手感到畏惧。
  杰奎琳·布维尔·肯尼迪不是一个天生的政治家——但她生得异常俏丽、极其聪明,而且具有无比的魅力,因此她是一笔天生的政治资产。当她同肯尼迪在他们的朋友查尔斯,巴特利特家中会面时,她是一个不关心政治的女记者。据她说,“巴特利特老脸厚皮地做了一年的媒。”1953年夏天,她第一次到参议员的办公室参观时(作为他的未婚妻),似乎为他的工作的复杂性吓倒了。同年9月21日,他们在纽波特结婚后,她使肯尼迪对艺术稍微发生了一些兴趣,肯尼迪也使她对政治稍微发生了一些兴趣。
  她是在远离政治斗争喧嚣的优雅的社交界里长大的。最初,她在政界和参加政治工作的人中找不到什么吸引她的东西。政治占去她丈夫的时间太多了。从事政治活动的人们过于频繁地侵犯他们俩的私生活。有位记者引用她谈到他们新婚生活的话说:“就好象是同旋风结了婚一样。就我同杰克见面这件事来说,政治多少是我的一个敌人。”她并不想撰写演讲稿或是去纠正错误,虽然她对丈夫事业的兴趣逐渐增长了。她在1960年一次简短的谈话中承认,她“从小到大受的是共和党人的教养。但是你得先做一个共和党人,才能认识到做一个民主党人多么好。”
  她迟迟不愿接受竞选运动和四下握手这种辛苦生活,肯尼迪也不愿强加给她,这是可以理解的。每当她能陪他一起旅行时,她那羞怯的妩媚和微笑总加强了群众对候选人的兴趣。但是在他们婚后的初期,她宁愿寻找一些较为文静的方式来帮助比她大十二岁的丈夫:把关于印度支那问题的法文著作翻译出来,为了跟上他的阅读而学习历史(她说:“他比我同他结婚前所想象的要严肃得多。”),尤其重要的是,要为他提供一个轻松愉快的家庭生活,使他可以抛开对世界事务的烦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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