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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自立门户







★  走出困境

  1726年10月11日早晨,一艘从伦敦来的船在微风中驶过了纽卡斯尔。富兰克林在他旅途日记的最后一篇中这样写道:“……天气异常晴朗,太阳用它温暖明亮的光辉活动了我们僵硬的四肢。天空看上去是灰色的,点缀着一些银色的云。林中吹来的清新的风使我们精神振奋。在如此之长、令人厌烦的禁锢之后,近在眼前的自由,让我们狂喜着迷。简而言之,所有的一切加在一起,使这一天成为我有生以来最愉悦的日子。……”看得出来,富兰克林是欢天喜地地扑向久违了的美洲故乡,兴高采烈地投入他一心向往的新生活。
  回到费城后的最初四五个月,富兰克林忙于他的新活计。德纳姆先生在水街租下一家店面,在那里出售从伦敦购回的货物。富兰克林照料生意,跟德纳姆学习记账,不久就知道了如何做买卖。两人如同父子一般地在一处膳宿。不料好景不长。1727年2月,德纳姆和富兰克林两人同时病倒了。富兰克林是得了肋膜炎,病情一度恶化,濒于死亡的边缘,但他年轻的生命力终于战胜了病魔,把他从死神那里拉回人生。但德纳姆却一病不起。在他的身后,留给富兰克林的是免去了他欠自己的债款和10英镑返回美洲的旅费,而铺子由遗嘱执行人接管,富兰克林失去了在德纳姆铺子里的工作。他那从英国归来前夕憧憬的跟着德纳姆学做生意而后发家致富的人生远景也像海市蜃楼一样消失不见。刚刚年满21岁的富兰克林得重新开始。
  正在费城的姐夫霍尔莫斯劝他仍从印刷业谋出路,原来的雇主凯梅尔也以高薪为条件,希望富兰克林回他的印刷所,替他管理印刷方面的生意,以便他腾出空来照料新开不久的文具店。由于一时找不到其他适当的工作,富兰克林接受了凯梅尔店里的职务,成了一名工头。
  在凯梅尔的印刷所里,富兰克林除了教给徒工们印刷技术,负责印刷业务的正常进行,还凭借自己在伦敦两家印刷所工作中得来的经验,设法替印刷所铸造铅字,制造油墨,还兼任仓库保管员。尽管他明白,他把徒工教会之时,也就是自己不得不离开印刷所之日,但他还是尽自己所能地工作,赢得了店里徒工们的尊敬。凯梅尔对富兰克林也十分殷勤。
  在这段时间里,富兰克林和以前的诗友们继续往来,他还认识了城里一些有发明天才的人,并在礼拜六和礼拜日两天——礼拜六是凯梅尔自定的安息日,全店人员均不上工——读书。
  半年以后,凯梅尔对富兰克林的态度变了。他经常摆起老板的面孔,对富兰克林的工作吹毛求疵。真正的原因是印刷所其他工人的业务已逐渐改进,他渐渐感到这位工头在印刷所里已不是那么重要,而拿的工资却太高。对此,富兰克林都体谅他是因为经济状况欠佳而加以容忍,继续照常工作,直到有一天,他终于忍无可忍。
  那一天,富兰克林同往常一样在二楼的印刷间干活,忽然从城里法院的方向传来一阵巨大的喧嚣声。富兰克林不由得把头伸出窗外,看看发生了什么事情。正在外面街上的凯梅尔见了,立即气势汹汹地指责他不应管闲事,引得街坊四邻纷纷走拢过来看热闹,使富兰克林怒不可遏。凯梅尔还不罢休,又冲上楼来对富兰克林叫嚷不止,双方便破口怒骂起来。争吵的结果是,凯梅尔依照合同给了他的工头限期三个月离开的解雇通知,并说悔不该当初规定这么长的预告时期;而富兰克林则回敬他的老板说他大可不必后悔,因为自己已决定立即离开此地。说完,富兰克林拿起自己的帽子,下楼去了。出大门前,他吩咐工人梅莱迪斯替他将留在那里的个人物品送到他的住处来。
  当天晚上,梅莱迪斯把富兰克林的东西送过去了。休·梅莱迪斯是一位威尔士籍的宾夕法尼亚人,来费城以前是个庄稼汉,已经30岁了。他诚实,有敏锐的观察力,也喜欢读一点书,可是爱喝酒。在印刷所做工期间,他对富兰克林十分敬佩。当晚,他告诉富兰克林说,既然工头离开了凯梅尔的印刷所,他也不想在那里干下去了。他又提醒富兰克林说,凯梅尔的债务已和他的资产等额,而且他不善经营,将来难免倒闭,到那时候必有可乘之机。再度失业的富兰克林本已有返回波士顿老家之意,听了这话以后,自己开业的念头又一次在脑际闪现。但是自己开业的最大困难是没有资金。对此,梅莱迪斯说:“我和凯梅尔的合同在明年春天期满,到那时候我们在伦敦买的印刷机和铅字就会到了。我知道我的技术不好。假如你愿意,你出业务方面的技术,我出资本,所获利润,我们平分。”因为梅莱迪斯知道自己的父亲很信任富兰克林,并透露过愿意资助他和儿子合伙开业。
  富兰克林欣然接受了梅莱迪斯的建议。在这计划得到老梅莱迪斯的同意后,富兰克林将需要购买的设备开了一张清单交给老梅莱迪斯,由他交给一名商人去订货。大家约定,在机器运到之前严守秘密,富兰克林则设法在别的印刷所找些活干。
  正当富兰克林找不到别的工作时,他收到了凯梅尔的一封信,信中措辞十分谦恭,说多年的老朋友不应该为了一时的气话就分道扬镳,希望富兰克林能回到他的印刷所继续工作。原来,凯梅尔希望揽到新泽西印纸币的生意,需要富兰克林为他铸造所需的铅字,制造雕版,他也担心城中的印刷业对手布拉福德会雇用富兰克林而对自己不利。
  富兰克林在梅莱迪斯的劝说下回到了凯梅尔的店里,凯梅尔得到了那笔生意。富兰克林还和凯梅尔一同到伯林顿跑了一趟,完成了生意方面的事务。凯梅尔从这笔生意赚得巨款,大大改善了他的经济状况。
  在伯林顿的近三个月中,由于富兰克林更高的文化修养,新泽西监管纸币发行印刷的委员会成员更喜欢和他打交道。富兰克林结识了该州法官爱伦、州议会秘书萨穆尔·布士特尔、议员爱瑟·皮尔逊、约瑟·库柏和测量局长爱瑟·迪科。
  这些人成了富兰克林终生的朋友,对他大有帮助。
  1728年年初,新的印刷设备从英国运到了费城,富兰克林和梅莱迪斯辞去了在凯梅尔的印刷所的工作。他们在市场街租到一所房屋,年租24镑。为了减轻租金负担,他们招了爱好数学的釉工汤麦斯·戈德弗雷一家同住,并在他们家里包伙。待到拆开铅字,安装好印刷机,一家新的印刷所便在费城开张了。
  从此,富兰克林进入北美殖民地资产阶级的行列,开始了他作为一名手工工匠和商人的生涯。

★  不忘读书

  就在富兰克林负气离开凯梅尔的印刷所的前后,1727年秋天,他和几个朋友组织了一个交流和切磋知识的团体“共读社”。其中除了富兰克林和梅莱迪斯外,还有两名成员也是凯梅尔印刷所的工人,一个是史蒂芬·波茨,一个成年的农家青年,习农活,聪明,有幽默感,善于谐谑,但有些散漫习气,另一个名叫乔治·韦伯,原是牛津大学学生,因欠债沦为凯梅尔的契约奴,他活泼幽默,性格温厚,谈吐风趣,但生性懒惰,处世轻率不审慎。另一些最早的共读社社员有:一个放债人的抄写员约瑟夫·布伦特纳尔,是个好脾气、重情义的中年人,爱好诗歌;自学的数学家托马斯·哥德弗雷,但除数学外别无所知,发言爱走极端,使谈话无法进行,没过多久就离社而去;测量员尼古拉·斯科尔,爱读书,偶尔写写诗,后来当了测量局长;鞋匠威廉·帕尔逊,喜欢读书,懂得不少数学知识,后来也成为测量局长;木匠威廉·毛格里奇,稳重,有主见,做事一丝不苟;青年绅士罗伯特·格雷斯,慷慨、活泼、聪明,喜欢开玩笑,善交朋友;最后是威廉·科尔曼,给一个商人当文书,头脑极为冷静清醒,心地最善良,为人也极为正直。后来成为有名的商人,宾州检察官之一,是富兰克林终生的朋友。
  富兰克林是共读社的灵魂。是他组织了这个团体,并指导它的活动,是他提出多数在该社进行讨论的题目。富兰克林筹划这么一个团体,很大程度上是借鉴了“邻里互助会”的活动。“邻里互助会”是彼士顿的一所教堂的一个会社组织。当“邻里互助会”活动时,它有制订好的10个一套的问题在每一次会上读出来,作为进行讨论的指南,每一个问题和下一个问题之间留有足够的时间。富兰克林为共读社拟定的会章在1728年开始实行,它就仿效了“邻里互助会”的这一做法,但问题的内容不同。例如:
  “一、在你新近读到的书中,你遇到什么知识,特别是关于历史、道德、诗歌、医学、旅行、机械技术或其他知识,值得评论或适于向共读社传达吗?……最近有什么你知道的市民经商失败及你知道那是什么原因吗?……七、最近你观察到或听说了什么由酗酒、轻率、冲动或其他什么恶行或蠢行引起的不幸吗?……九、你或你的熟人最近生过病或受过伤吗?如果是这样,用了什么治疗方法,效果如何?……十二、自上次开会以来,你听说了什么值得帮助的外地人来到城里吗?据你听到或看到的,他的品行或事迹如何?你认为共读社能否按他所应得的那样去帮助他或鼓励他?……十六、最近有人对你的名誉进行攻讦吗?共读社能做些什么来保护它?十七、你想得到什么人的友谊而共读社或它的哪一名成员能帮助你得到吗?……十九、有什么人伤害了你而共读社有力量为你向他索得补偿吗?二十、以什么样的方式,共读社或它的任何成员能对你的任何光明正大的计划进行援助?……”
  回答这些问题成为共读社每个星期五聚会活动时的仪式。社贝们先是在一家酒馆,后来在一所属于格雷斯的房屋里租下的一个房间里聚首。会章还要求每名社员轮流提出一两个研讨道德、政治或自然哲学的问题,供大家讨论;每隔3个月要提出并宣读本人的一篇习作,题目自定。讨论由一位主席主持,并以探求真理为目的,而不是以为了争辩而争辩或一味求胜的态度来进行。为了防止社员有过激的情绪扰乱讨论问题,后来还规定,凡正面提出意见或直接反驳他人意见的均为犯规,须缴付一小笔罚款。
  共读社的年轻人在宜人的季节里,每月一次到河对岸的野外举行聚会、讨论问题;每年一次,在歌声和祝酒声中聚餐。可以说,共读社的活动在探讨知识之余,又具有联谊的性质。这一点,加上富兰克林始终如一的兴趣和毅力,共读社这个小团体得以活跃了30年之久。
  共读社的活动既有益于增长知识,又适合于年轻人的趣味,一些社员便想介绍自己的朋友入会。但富兰克林为首的部分社员反对打破从一开始就决定下来的12人的限额,因为他们的这一团体一直处于秘密状态,以免有不便拒绝的不良分子申请入社。因此,富兰克林提议每名社员分头设法组织一个公社,采用相同的活动方式,但不公开它们同共读社的联系。富兰克林认为,这样做可以使“更多的青年公民可以通过我们的社团得到提高;又由于共读社的社员可以在分社中提议讨论我们讨论研究的题目,并向共读社报告各分社讨论的经过,我们就可以在特定的时机更好地了解一般居民的看法;还可以通过更广泛的推荐和介绍,增进我们各人业务上的利益;由于把共读社的主张和看法传播给各分社而加强我们的政治影响力和为社会服务的力量。”
  富兰克林的计划通过后,组织分社的活动展开了,但成功的只有五六个分社。这些分社的建立正如富兰克林所言,在后来的一些特殊事件中发挥了影响公众舆论的作用。
  在和同伴们共同探讨各类问题的过程中,富兰克林的脑海中常常浮现着这样的问题:人在社会历史发展中起着什么样的作用?如何起作用?如何保证人们在社会生活和人际关系中有正当的表现以有利于社会进步?为了探求答案,他苦苦地思考。
  1731年5月19日,富兰克林在阅读历史时,得出了以下的感想:“政党推进和影响着世界大事、战争、革命等等;这些政党的观点代表着他们当时的利益或他们认为是的当前利益;这些不同政党的不同观点引起了一切混乱;当一个政党在制定政纲时,党内每一成员都怀有他个人的私利;在政党达到它的大目标后,其每一成员就一心一意争取自己的私利,这些错综复杂的个人利益相互矛盾,造成政党的分裂,引起更大的混乱;无论其口头如何宣称,政界中人之所为很少是纯粹为了国家利益。即使他们的作为确实对国家有益,他们仍然是从个人利益和国家利益分不开这一角度出发的,而并非出于为国尽忠的热忱;在政界中为人类利益服务的人就更少见了。”
  因此,他提出“目前很有必要把各国有道德的善良的人组成一个正规的团体,称之为‘联合道德党’,党员要服从妥善、适当而明智的党章。和普通人服从法律相比,这些善良、贤明的人定当更为自觉一致地遵守这个党章”。
  “假如一个有声望和资历的人来试办这样的党,他必能得到上帝的保佑而有所成功”。
  实际上,富兰克林打算自己“在有必要的空闲时,来从事这一工作”。并在当时为这一团体草拟了一份类似于教义要旨的文件,其中包含了当时他认为的“各种教派的精髓,它摒弃了一切足以引起任何教派信徒反对的东西”,它这样写道:
  “天地间有一个创造万物的上帝。
  “他用天道统治着世界。
  “他应受到包括崇拜、祈祷和感恩的尊奉。
  “但上帝最看重的礼拜是对人行善。
  “灵魂不灭。
  “不论是在今世或来世,上帝必赏善罚恶。”这里短短数语的字里行间,反映了富兰克林的宗教观和伦理观。
  在宗教方面,富兰克林从小受的是长老会的教养。长老会的一些教条如上帝的永恒判决、上帝的选拔、上帝的定罪等等,都使他不能理解。还有其他一些教义在他看来也是疑点甚多。但是他并不否定宗教,他从不怀疑上帝的存在、灵魂不朽,他认为“即使是最坏的教派也有一些好的效果。”虽然从早在波士顿的时候起他就不去教堂做礼拜了,但他对于本城本州各派教堂的修建,总是慷慨捐助,并定期缴付年捐,以维持费城唯一的长老会牧师或教堂。
  然而他决不使自己陷入宗教的某派特有教条或教派间的神学争论。他把宗教的作用和劝善惩恶联系起来,这就是他所提出的上帝最看重的礼拜莫过于对人行善,善恶皆有报应,或在今生,或在来世。他曾被长老会牧师劝去教堂做公共礼拜,有时候一连去了五个礼拜天。但讲道的主题无不使他厌烦。最后一次,那牧师用圣经中的这样一段作主题:“最后,弟兄们,凡是真实的、正直的、公正的、纯洁的、可爱的、有美名的,你们都要加以赞美,若是有什么德行或是什么可称道之处,你们都要加以思考”,富兰克林以为这次总该讲一些道德了,于是凝神静听。不料牧师所讲的仍只限于虔守安息日、勤读圣经、按时做礼拜、参加圣典、尊敬本教牧师这样几点。富兰克林失望了,以后也再不去听那位牧师布道了。他重又在家里使用自己1728年编的祈祷书做礼拜,不再到教堂去了。
  那是一本小小的自编自用的祈祷文的集子,名为“信条和宗教条例”。富兰克林对上帝,“因他的慈悲而热爱他,因他的智慧而崇拜他”,他向上帝祷告时,用的就是小册子中的祈祷词:
  “主啊!帮助我摆脱不敬神、不信神、不诚、不敬吧!我确实请求您,帮助我远离不恭、夸张、拘于礼仪和可憎的虚伪吧!”
  “主啊!读帮助我忠于我王,忠于祖国,注意它的利益、英勇保卫它,服从它的法律,并憎恶卖国者和暴君吧!”
  “主啊!请帮助我对高位者尽责、恭顺、服从,避免傲慢、不敬、不从。”
  “主啊!请帮助我对位卑者温和、纡尊降贵、宽容、慈悲为怀,保护无辜者不受痛苦,避开残酷、苛刻,和压迫、侮辱、无理的严厉吧!”
  “主啊!请帮助我抑制非难、进谗和诽谤;让我避开并憎恶欺骗和妒忌、诈骗、谄谀、仇恨、怨忿、撒谎和恩将仇报吧!”
  “主啊!请帮助我对友情真挚、受人之托时守信、判断时公正,警惕骄傲自大和愤怒(那种一下子出现的狂暴)吧!”
  “主啊!请帮助我在为人处事中公正,在享乐时有节制,满怀坦白、真诚、人道和仁慈吧!”
  “主啊!请帮助我知恩图报,对朋友慷慨,对穷人行善,对受苦者同情吧!”
  “主啊!请帮助我避开贪婪和野心,嫉妒和放纵,虚伪、奢侈和好色吧!”
  凡此种种,富兰克林之向上帝祷告祈福几乎全是指向一个目标——提高自己的个人道德修养,趋善抑恶。他确信,“在人与人之间的相互关系中对人生幸福最重要的莫过于真实、诚挚、和廉洁”,而“圣经本身对我并没有重要性”。
  为了完善人们自身的品德,他提出了13种应该遵守的德行,它们是:
  一、节制。食不过饱;饮酒不醉。
  一、沉默寡言。言则于人于己有益,不作无益闲聊。
  三、生活有秩序。各样东西放在一定地方;各项日常事务应有一定的处理时间。
  四、决断。事情当做必做;既做则坚持到底。
  五、俭朴。花钱须于人于己有益,即不浪费。
  六、勤劳。不浪费时间;每时每刻做有用之事,戒除一切不必要的行动。
  七、诚恳。不欺骗人;思想纯洁公正;说话也应诚实。
  八、正直。不做不利他人之事,切勿忘记履行对人有益的义务而伤害他人。
  九、中庸。勿走极端;受到应有的处罚,应当加以容忍。
  十、清洁。身体、衣服和住所应力求清洁。
  十一、宁静。勿因琐事或普通而不可避免的事件而烦恼。
  十二、贞节。切戒房事过度,勿伤害身体或有损自己或他人的安宁或名誉。
  十三、谦虚。效法耶稣和苏格拉底。
  富兰克林打算在此基础上写一部《道德的艺术》来作为他未来的“道德党”的基本信条,但其他的事务占据了他的时间,他始终未能将这一写作计划付诸实施,也无暇组建他的关于道德的团体,然而他本人却实实在在地照此实行过。他制作了一本小册子,每一页写上一种美德的名称。每一页上用红墨水划成7直行,一星期的每一天占一行,每一行上端注明代表星期几的一个字母。再用红线将直行划成13条横格,在每一条横格的左首注明代表每一种美德的第一个字母。每天他检查出自己在哪一方面有过失,便在那一天该项德行的横格内打上一个小黑点。富兰克林决定每一个星期对于某一种德行给予特别密切的注意,预防有关方面的极其微小的过失。这样,“在几个循环之后,在13个星期的逐日检查后,我会愉快地看到一本干净的册子了”。富兰克林很满意他这种修身养性的办法。他在79岁回忆此事时,写道:“我的后代应当知道他们的祖先一生中持久不变的幸运,直到他79岁写本文时为止,全靠这一小小的方法和上帝的祝福。……他们他长期的健康和他那至今仍强健结实的体格归功于节制;他早年境遇之安适和他之获得财产及一切使他成为有用的公民并使他在学术界得到一定声誉的知识,应当归功于勤劳和俭朴;国家对他的信任和国家授予他的光荣职位应归功于诚恳和正直;他的和气和他谈话时的愉快率直应归功于这些品德的综合影响,尽管他未能达到尽善尽美的境地。由于他谈话时的愉快率直,使他直到晚年还颇受人们的欢迎,包括年轻人也喜欢同他交往。因此,我希望我的子孙中有人会步我的后尘,取得有益的效果。”
  很清楚,富兰克林之所以重视道德修养的培养,是出于实际生活中公私利益的需要,而不是虚无瞟渺地追求精神完善。正如他明白写下的,“我们不能因为圣经禁止某些行为,就说这些行为是坏的,或是因为圣经叫我们去做,就认为是好的。但是当我们考虑了事物的各种情况以后,也许正因为它们对我们不利,所以我们要禁止这些行为,或是正因为这种行为本身对我们有益,所以我们要去做。”在他看来,人们之所以应当注意个人的道德品行,是因为有德行的人才能事业成功,诸事顺遂;有德行的人去服务于公众,报效国家,才能保证公众福祉、国家利益不受损害。这样,他实际上回答了个人与推进社会进步的关系问题。
  就在富兰克林为自己制订了培养美好品德的计划,并为了个人利益,也为了公共利益准备实施的前后,他也提出了他第一项公益事业的计划。那是在1730年。当时,共读社已经改在格雷斯家中的一个小房间里开会了。起初,在一次会上,富兰克林提议把大家的书籍集中起来放在聚会的地方,既便于在讨论论文时引证书中的内容,而且每个人还可有机会利用其他成员的书籍,几乎像各人拥有全部书籍一样。大家听了都很赞同,便照这样办了。但是,那些书放在房间的一角,缺乏应有的保管,给借阅带来一些麻烦和不便。因此一年以后,各人又把自己的书拿回家去。
  这时,富兰克林提出了建立一个订阅图书馆的计划,请公证人查理·布劳克顿将它写成订阅合同条款。按照合同,每一订阅户第一年付40先令作为第一批购书费用,以后每年出10先令用作添购图书,合同期限50年。1731年7月1日,合同签订了,共有50个订阅户。富兰克林的姓名排在图书馆董事会名单的头一个。1732年三四月之交,45英镑和一份书名清单被寄往伦敦的一位布商彼得·柯林森。柯林森是一位费城人的朋友,他对美洲的事务有兴趣。他将负责购买这批图书。
  同年10月,图书运到了,被安放于共读社在普特·普莱特巷的几间房子里。每星期三下午2点到3点和每星期六的上午10点到下午4点有一名图书管理员照管。任何一位“文明绅士”皆可借阅图书,但能够把书借出馆去的只有订阅户和曾帮助他们选择、拟定第一批购买书目的詹姆斯·洛根。12月1日,富兰克林把书目印出,发给每一订阅户。第二年,他当了三个月的图书管理员。图书馆的总部设在格雷斯家中,后来又迁到威廉·帕森斯家中,直到1740年4月,由于州议会文书富兰克林写的请愿书起了作用,图书馆迁入了州政府的一间屋子。1769年,它吸收了费城的其他几家图书馆。
  这家图书馆是北美所有订阅图书馆的鼻祖。是由一伙年轻好学的手工工匠和商人办起来的。它的发起人富兰克林在当时还有很多其他的事要办。1732年是他一生中最忙碌的年份之一。

★  在竞争中求生存

  1728年的费城,文化气氛远比波士顿淡薄。书籍很少卖得出去,除了神学小册子和宣传品,几乎没有印刷品。这年春天富兰克林和梅莱迪斯离开的时候,凯梅尔的印刷生意已是摇摇欲坠。他的对手布拉福德借助其费城邮政局长的位置,可以通过邮差传送他的报纸,借助其官方印刷所的条件得到为官方印刷法律、公文、宣言、讲话等有利可图的业务,一直立于不败之地。就是在这种情况下,第三家印刷所——富兰克林和梅莱迪斯印刷所——开张了。但是,它能生存下去吗?
  富兰克林暗自下的决心是不仅要生存下去,而且要打败对手。他的优势在于:他不仅仅是一名印刷工匠,他还是美洲最好的写作者;他有共读社那帮生死之交和支持者;他有一副坚强有力而又雄心勃勃的生意人头脑,与凯梅尔的处世乖僻和布拉福德的因循守旧不可同日而语。
  开张后不久,共读杜的布伦特纳尔为富兰克林揽到一笔生意:印刷教友会的四开本历史书中的40印张,其余的由凯梅尔承印。尽管利润微薄,富兰克林和他的同伴还是尽可能完成得又好又快。他自己一天排好一个印张的字,梅莱迪斯则将它印出来。每天当富兰克林将印毕的版面拆开放回字盘留待次日再用时,往往已是夜里11点甚至更晚。有一夜,富兰克林排好版,正要下班时,其中有一版因不小心而碰坏了,有两页的活字全弄乱了。富兰克林见了,马上拆了版,重新排好后才上床睡觉。这样的勤劳使得他们的活完成得既快又好;这样的勤劳既在街坊四邻中渐有口碑,也在费城人中间赢来了信誉。
  当时的费城只有一家报纸,那就是布拉福德的《美洲信使周报》,内容枯燥无味,但因独此一家,仍能获利。曾为波士顿第一家生气勃勃的报纸工作过的富兰克林计划着办一份自己的报纸。这时,共读社的社友乔治·韦伯得到他女朋友的帮助,从凯梅尔那里赎回了人身自由,要求到富兰克林的店里工作。富兰克林告诉他说,当时还没法雇用他,但不久要办一份报纸,那时,韦伯便可得到一份工作了。不料,生性轻率的韦伯将这一消息透露给了凯梅尔。凯梅尔马上抢先一步,于1728年10月宣布他要办报的消息。
  得知此事后,富兰克林十分愤慨,而自己一时还无力办报,便以《好事者》为总题目,从二月份起在布拉福德的《美洲信使周报》上发表了几篇有趣的文章。受到读者的欢迎。
  其中有一篇是一名虚构的佩兴斯①写于2月25日的信。佩兴斯是一位单身妇女,开着一家店铺,但因一位朋友来访的次数太勤、时间过长而苦恼。她写道:“她有两个孩子,正是可以到处跑、调皮捣蛋的年龄。如果我一直在招呼许多顺客或其他生意方面的来人,他们总是跟他们的母亲一道,不管是在我的房间还是店里。有时候他们把我书架上的书拉到地上来,而那儿正好被其中一个刚刚撒了一泡尿。我的朋友阻止了这场混乱,她嚷道:‘唉,你们这两个顽皮的小捣蛋鬼!不过还好,还没造成多大的破坏;这本书只湿了一点儿。’然后把那本书就这样又放上了书架。有时候他们跑到柜台后面的钉子桶那儿打转,把我的10便士、8便上和4便士的钉子全都搅混了,令我十分烦恼。我尽力掩饰自己的不快,用一副严厉的面孔去让他们出去。她叫起来了:‘邻居,你不用管他们,让他们玩一会儿。离开之前我会把一切复原的。’但是东西从来没有恢复原样,而在他们走了之后我得干一大堆活儿。这样,先生,我拥有孩子带来的一切苦恼和烦扰,唯独没有把他们称作自己孩子的那种快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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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佩兴斯”是英文单词patience的译音,意为“忍耐”。

  另一篇刊登于3月27日,说的是,“在我们中间,有数量不少的诚实的能工巧匠和劳动人民,被教养成怀着一种骤然致富的空洞希望,荒废了他们的本行,几乎毁了他们自己和家庭,甘心忍受巨大的疲劳去寻找想象中的被藏起来的的宝物而徒劳无功。他们白天在树林和灌木丛中游荡,想发现那些记号和迹象:半夜里,他们带着锹镐赶往有希望的地点,满怀希望地用力干着。同时,他们的每个关节由于害怕那些传说中出没于并守卫这些地点的厉鬼恶魔而簌簌发抖。最后,一个大坑被刨出来了,也许有几车土被挖了出去;但是天哪,并没找到什么匣子或铁罐!也没有盛着西班牙古金币或沉甸甸的钱币的水手的箱子!这时,他们认为,由于在行动过程中出了些差错、说了些轻率的话或者忽略了些人为的规矩,使夺宝的精灵得以有力量使它沉入到更深的地下,使他们取不到它。
  “让诚实的彼得·柏克兰①——他徒劳地寻找这种藏起来的钱财已经很长时间了——想想吧……去纠正这种不可理喻的蠢举。让他想想看,他在他的作坊里挣得的一毫一厘正在积少成多,几天过去就可有一块金币那么多;也让费伯②同样地去看待他钉进去的每颗钉子和每一次推动刨子所干的活吧。这类的想法会使他们勤勉,结果是他们可能在一定时间内富裕起来。而为了这么一种可笑的胡思乱想,就一天天地泡在乔治③酒店里,和一个无所事事的星相预言家一道制定计划去找那些从来就没有被埋藏的东西,忘却了当他们不在时,家里的生意是如何胡乱应付的;就在深更半夜离开妻子和温暖的床(假定是在所谓关键时刻,那就无论是下雨、下雹、下雪还是刮着飓风),不顾劳累地去拼命刨挖那永远找不到的东西,也许会着了凉而可能送命,至少也会使他们自己衰弱不堪,好些日子不能工作。这是多么荒唐啊!的确,这是真正无与伦比的傻瓜和疯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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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彼得·柏克兰”为虚构的人名。
  ②“费伯”为虚构的人名。
  ③虚构的酒店名。


  “我将用这样的话来结尾,这些话是我的一位谨慎的朋友,切斯特县的亚格里科拉,在把一座大好庄园交给儿子时说的。‘我的孩子,’他说,‘现在我把一大块宝贵的大地交给你。我向你保证,我靠挖掘它而找到了一大堆金子。你不妨也这样做。但是你得小心,决不要掘过了一犁头深。’”
  这类文章富兰克林写了好几篇后,又由布伦特纳尔接着写了好几个月。结果是费城读者的注意力大都被这些轻松幽默又富有讽喻意味的文章吸引到布拉福德的《美洲信使周报》上来了。1728年12月凯梅尔的报纸《一切艺术和科学的大众指导书:宾夕法尼亚报》第1期问世时,订户本来不多,凯梅尔又写不出富兰克林那样的文章,加上管理不善,报纸办得越来越不景气,订户最多时不超过九十。在9个月以后,凯梅尔终于因债务缠身,把报纸贱价卖给了富兰克林,而将印刷所卖给了自己以前的学徒大卫·哈里。
  1729年10月2日,富兰克林的报纸《宾夕法尼亚报》开始印行。在很长一段时期中,他既是报纸的印刷者,又是报纸的撰稿人。他给作为编辑的自己写信,然后回信。他撰写幽默的讽刺小品、写广告。他小心翼翼地不去评论市政当局和宗教事务,以免重蹈当年哥哥詹姆士和自己在波士顿的覆辙。但他却一直坚持出版自由。1731年6月10日,他在题为《为出版者辩护》的文章中写道:人们有许多的见解,出版者把它们印出来作为他们的一部分生意。他们被“教育相信,当人们有不同看法时,双方都应有同等权利让公众知道他们的看法;相信当真理和谬误公平较量时,前者总会压倒后者……如果所有的印刷商决定只印那些被确认为不会触犯任何人的东西,那就不会有多少印刷品了。”但他拒绝刊登诽谤性和带有人身攻击意味的文章。
  富兰克林在他的报纸上登载或转载国内外的新闻,他还摘要转登《旁观者》或其他有关伦理道德的文章,他自己有时候也发表一些短文,多是原先为了在共读社中讨论而撰写的。其中一篇是采用苏格拉底的对话体写的,文中论证一个坏人,无论其资质才智如何,都不能称之为真正明达的人;另一篇文章指出,在培养某种品德时,一直要自我克制,直到这种美德已形成习惯,不再受相反癖性影响时才算巩固。这些文章写于1735年。
  凯梅尔在竞争中败北并离开费城后,富兰克林面对的是更为强大的对手布拉福德。布拉福德利用手中邮政局长的职权,命令邮差不得邮递《宾夕法尼亚报》。富兰克林只得暗中贿赂邮差,请他们帮助自己将报纸送到订户家中。富兰克林的报纸一印出来,它之字体清晰、印刷精美就超过了当地曾有过的报纸,给费城读者留下了深刻印象。当时,麻萨诸塞州的州长和议会之间正在发生争执,《宾夕法尼亚报》上登出的富兰克林的评论文章引起了一些领袖人物的注意,由于他们经常谈到这家报纸和它的发行人,等着读它下一期的评论文章,这些头面人物在几个星期后都成了新报纸的订户,不少其他的人也效法他们订阅这家报纸。富兰克林的写作才能又一次帮助了他的商业事务,并使他本人受到本地要人的注目。当时,布拉福德还是政府部门各种公文、选票、法律条文的承印人。有一次,他把州议会向州长的请愿书印得粗劣不堪,错字连篇。富兰克林抓住机会,主动将它重新印过,然后给每一名议员寄去一份。精美准确的印刷质量具有最大的说服力,在议会中富兰克林的朋友——其中包括已从英国返美的律师汉密尔顿——的提议下,议会通过决议,把下一年度1730年宾夕法尼亚州的政府文件交由富兰克林和梅莱迪斯印刷所承印。
  从独立开业办印刷所时起,事实上业务经营全部由富兰克林负责。梅莱迪斯不会排字,印刷技术也不精通,特别是又重新喝起酒来(曾在富兰克林劝说下戒掉),常被人看见醉醺醺地在街上走或在酒馆里赌博。富兰克林的朋友都认为富兰克林不应和这样的人合伙。但是富兰克林不愿意就这样和在困难时帮助过自己的朋友分手。然而,不久后发生的事导致了合伙关系的解除。
  按照当初富兰克林和梅莱迪斯合伙时达成的谅解,梅莱迪斯的父亲应付印刷设备的费用。但老梅莱迪斯付了100英镑后便付不出了,而且还欠了一个商人100镑。商人向法院提出起诉,使印刷所面临倒闭的危险。这时,共读社社友科尔曼和格雷斯分别都向富兰克林提出愿意垫付所需款项,条件是富兰克林单独经营。富兰克林不忍向曾经帮助自己的梅莱迪斯提出散伙,事情便又拖了一段时间。直到无法筹措资金偿付那商人的债款时,富兰克林才对梅莱迪斯说,若是其父只愿为他一人垫付钱款,自己愿退出合伙,离开此地。梅莱迪斯告诉富兰克林,他父亲确实无力垫付这笔钱款,他本人也不胜任印刷工作,打算到北卡罗来纳去务农。只要富兰克林愿意承担印刷所的债务,归还其父垫付的100英镑,替他还清他个人的零星欠款,再付给他30镑和一副新马鞍,便可得到全部股权和印刷所的全部产权。富兰克林同意了。办完了手续后,梅莱迪斯便去了北卡罗来纳。两个朋友好聚好散了。富兰克林借助于另两位朋友科尔曼和格雷斯,成了印刷所的独立业主。1732年5月11日,富兰克林印出了他独自经营后的第一期《宾夕法尼亚报》。
  此后,富兰克林开始逐步还清为了创办印刷所而欠下的债款。同时,他也注意在公众心目中建立自己的一个勤谨商人的形象。在这方面,他有着他人的前车之鉴,那就是从凯梅尔手中买去了印刷所的大卫·哈里。大卫·哈里曾向富兰克林学过手艺。买下凯梅尔的印刷所以后自己开业当了老板。起初,富兰克林还担心哈里会成为自己强有力的对手,因为哈里的亲友有势力也有能力,因此曾提出合伙经营,遭到哈里的轻蔑拒绝。不料哈里一当上业主便骄傲自大起来,穿着讲究,生活奢侈,常在外面玩乐,不仅负了债,还失去了原有的主顾。最后只得像凯梅尔一样,到巴巴多斯去了,在那里经营印刷业,并雇用凯梅尔当他的工人。但在日益增多的债务负担下,他卖掉了设备,回到宾夕法尼亚务农。购买了印刷设备的人仍雇用凯梅尔为工人。几年以后,凯梅尔死在了巴巴多斯。和大卫·哈里完全不同,富兰克林为了获得商人的名誉和声望,他不仅克勤克俭,而且也注意自己的言谈举止。他衣着朴素,从不去无益的娱乐场所,从不出去钓鱼打猎,只是偶然因读书而误了工作,但这种情况极少,他也注意不使人发觉而说闲话。他自己回忆说,“为了表示我不以我的行业为耻,我有时把从纸店购得的纸张装在独轮车上自己经由街道推回家。这样一来,人们认为我是一个勤劳上进的青年,守信用,不拖欠,所以进口文具用品的商人巴不得我惠顾,别的商人也想托我代销书籍”。勤劳、谨慎的经营使富兰克林的生意蒸蒸日上。在此前后,弗农来信提到了他的欠款。富兰克林在回信中坦白承认了自己挪用这笔钱的过错,请求延期偿还。弗农答应了。富兰克林不久之后一有了偿还能力,便寄还了这笔钱的本息。在他心目中,“这个过失在某种程度上总算得到了改正”。
  1728—1729年之交,在宾夕法尼亚出现了关于发行纸币的争论。在争论中,包括债务人、商人、工匠的广大人民要求增发纸币,有钱人反对,怕纸币贬值,使自己的利益受到损害。共读社的成员也讨论了这个问题。富兰克林兼有债务人、商人、工匠的三重身份,自然而然地站在赞同发行纸币的一边,撰写并匿名发表了一本小册子,名为《试论纸币的性质和必要性》,大大助长了要求发行纸币一方的声势。1730年,州议会通过了发行纸币的议案,并因富兰克林对通过这一议案作出的贡献,由他在议会中的朋友提议,交由他来承印纸币。不久,汉密尔顿又帮助他揽到了承印纽卡斯尔的纸币、政府法律和选票的生意。这宗生意到富兰克林离开印刷业之前一直在他手中。这是两笔利润丰厚的业务,正值创业初期的富兰克林从中获益非浅。
  这时,富兰克林开了一家小文具店,出售空白单据、纸张、羊皮纸和商贩用的帐簿等等。他还雇了一名排字工人,收了一名学徒。
  至此,在同布拉福德的竞争中,富兰克林在不少方面占了上风。但布拉福德资金雄厚,生活优裕,在印刷业方面只是雇用零工偶一为之,他的大量收入来自报纸的广告费。由于身任邮政局长,人们以为他拥有优先获得新闻的机会,在他的报纸上登广台,效果也会更好。因此,布拉福德报纸的广告远远多于富兰克林的报纸。
  后来在1740年,富兰克林和布拉福德还在开办杂志方面作过一番较量。当时,富兰克林打算仿效1731年创办于伦敦的《绅士杂志》,在费城首创一份杂志。布拉福德闻听此讯后,抢先于1740年11月6日在其《信使周报》上宣布,他将于次年三月开始出版《美洲杂志》。富兰克林则于11月13日的《宾夕法尼亚报》上宣布,他的《大众杂志:美洲不列颠种植园历史年鉴》将于次年1月问世。此后便是一场争办美洲首家杂志的赛跑,最后以《美洲杂志》比《大众杂志》领先三天出版而结束。《大众杂志》创刊号于1741年2月16日出版,标的日期是1月。但这场竞争的结局是以双双失败而告终:布拉福德出了三期月刊、富兰克林出了六期便停刊了。
  对这份杂志,富兰克林自己没有谈到。从它的内容来看,富兰克林转载了新闻、来自书籍小册子的各式各样的文摘和论文、对话、诗歌、人物素描等,使《大众杂志》成为一种奇特的1741年美洲文学早期作品的文选。而其中的《历史年鉴》那一部分则成为半年中逐月发生的事件的有用的概览。
  富兰克林在当地办杂志失败后,将目光转向纽约。1742年2月20日,他和他的一个帮工詹姆士·帕克尔签订了合伙经营的合同,他提供设备运至纽约,并对在那里的业务出1/3资金,分享1/3利润,由帕克尔在那里发展业务。帕克尔在威廉·布拉福德退休后,接办了他的《纽约杂志》,并于1743年成为那一州政府的承印商、耶鲁学院的印刷商,并于1755年4月12日,在设于纽黑文的印刷所创办了《康涅狄格杂志》。当时,富兰克林已没有从事活跃的商务活动,但仍是帕克尔生意的合伙人。
  早在1742年以前,富兰克林就开始在外地开办合伙业务。1733年,他派了他店里的一名工人到南卡罗来纳的查理斯敦去办起一家印刷所。富兰克林提供给他一台印刷机和一些铅字,并签订了一份合伙合同,按照合同规定,他负担在那里营业的1/3的费用,也获得1/3的盈利。但这名工人不懂会计,尽管有时他汇款给富兰克林,但从来不曾向富兰克林报告其收支帐目。这人死后,由他的寡妻继续经营那家印刷所。她不但将以往的收支情况加以清理,制出一份帐目,向富兰克林作了汇报,而且以后的每季度按时寄去十分准确的报告。她管理业务也很成功。她将子女抚育成人,并在合伙合同期满后。她将印刷所从富兰克林手中买去,由她的儿子去经营,富兰克林由此想到,年轻妇女应该学习一些类似会计、簿记之类的实用学科,以便在需要时独力支撑家庭生计,不致于完全依赖丈夫生活。
  在南卡罗来纳合伙经营的成功,鼓励了富兰克林在其他地区开办分店。在他的合伙人中,两个是他的侄子。一个是他哥哥詹姆士的儿子。詹姆士后来将他的印刷店从波士顿迁到了新港,1736年,当富兰克林离乡十年后返回波士顿探亲并顺路看望他时,弟兄俩之间的嫌隙早已冰释。詹姆士还托弟弟在自己身后照料儿子和家庭。富兰克林将侄儿詹姆士接到费城,送他上学,并在自己的店里学徒。1740年詹姆士之世,富兰克林帮助嫂嫂经营印刷所。詹姆士7年学徒期满,带着一批新铅字回到新港,接替他母亲经营印刷所,成为叔叔的合伙人。另一个是富兰克林姐妹的儿子,1732年出生的本杰明·麦科姆,在纽约帕克尔那里做学徒。1748年,富兰克林派他的帮工托马斯·史密斯到中美洲安提瓜的圣约翰开办了当地的第一所印刷店,并在那年9月办起《安提瓜报》。但1752年夏天,史密斯死去。8月,富兰克林便派本杰明·麦科姆接管了那里的印刷和出版业务,成为自己的合伙人。麦科姆把《安提瓜报》办到1757年,然后离开了安提瓜。买下了印刷所后,他辗转于波士顿(1758年在那里出版过《穷理查历书》修订本中的《亚伯拉罕老者的讲活》的首版)、新港、纽黑文、费城和伯林顿,其间曾将自己的设备闲置起来,租下了帕克尔的设备(也是他舅舅富兰克林的)。然而在各地都不成功。到1776年,他疯了。
  富兰克林还在多米尼加(他在那里办了《自由港报》)、牙买加的金斯顿、北卡罗来纳、乔治亚、费城附近的兰卡斯特有合伙人。但他在1748年以后的合伙经营业务量都不大,与其说是从中赚钱,不如说是起了鼓励当地印刷业和印刷商的作用。他最主要的合伙人是纽约(也在纽泽西和康涅狄格)的詹姆士·帕克尔和在费城的大卫·霍尔。对大卫·霍尔,富兰克林在他1748年1月29日给朋友的信中这样写道:“我也采取了适当的措施以得到闲暇来享受人生和我朋友的友谊——我已把我的印刷所交由我的合伙人大卫·霍尔经管,因而完全脱离了销书,迁到了城中较为安静的地区。”是大卫·霍尔成为他的工头后,他的《穷理查历书》才成了《穷理查历书修订本》。在18年的合伙经营中,富兰克林平均每年得到467英镑的进项,而直到1766年,富兰克林的商号被称为“富兰克林和霍尔”商号。
  作为出版商和读书人,富兰克林不仅办报,还出版印行书籍。他出版了伊萨克·瓦茨的赞美诗(1730年),乔治·韦伯的《巴切勒斯—霍尔》(1731年),托马斯·哥德弗雷的单页年历(1729、1730、1731年),詹姆士·洛根翻译的两本德文书(1735、1744年)被富兰克林视作他印刷技术的代表作,《共济会宪章》(1734年),《每个人是自己的医生》(1734年),《绅士的铁匠》(1735年),狄福的《家庭指导书》(1740年)和理查德·森的《帕米拉》(1744年)——美洲出版的第一部长篇小说。富兰克林或是为了获利,或是为了友谊印出的出版物中,除了《宾夕法尼亚报》以外,十有八九是逻辑的,也是短命的。现在看来,由他出版的印刷品中最有纪念意义的是对开本的《印第安人条约集》,其中保存了有关消失了的该民族各国家的丰富的文件。
  富兰克林的印刷业和出版业由于他所具有的特有的优势,在白手起家的基础上兴旺发达起来。一个生意人和手工工匠,是他踏入人生旅途时和他在前半生扮演的重要角色。他在经商方面取得的成功为他一生中其他重大成就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  《穷理查历书》

  1732年,富兰克林不仅创办了美洲第一所订阅图书馆,出版了他独资经营出版印刷业以后的第一期报纸,还开始出版了他的风行一时的历书。
  在任何一个国家里,历书恐伯都是发行最为广泛的出版物。一个家庭可以没有一本书、没有订阅报纸,可是一般都有一本历书。从一部大小刚好可以放进衣袋、有纸封面的历书中,人们可以查到潮汐的涨落、月亮的圆缺、季节的变换;历书上还记录有食谱、笑话、诗歌、谚语和各种各样奇闻怪事;在每页日历不大的边空上,人们可以写日记;孩子们可以用历书来识字。一部好的历书可以为出版者带来厚利,使编纂者声名远播。
  在费城,布拉福德多年来都在出版泰坦·里兹的《美洲历书》。富兰克林则不仅出版过社友托马斯·哥德弗雷从1729到1731年的历书,还出版了约翰·杰尔曼1731年和1732年的历书。他还想出版自己的历书。
  当1732年12月19日富兰克林宣布并出版了自己的下一年历书《穷理查历书》时,别家的历书已上市出售了一个多月了。但在短短3个星期里,富兰克林的5便士一本的历书就印刷了3次,发行数量远远超过了其他历书。它是出版兼编纂者富兰克林超凡才智的证明。
  富兰克林的历书书名中的“理查”可能得自一位英国编纂人理查·桑德斯,富兰克林正是用“理查·桑德斯”作为他的历书的假想的编纂者。书名《穷理查》恐怕是借鉴了他哥哥詹姆士在新港发行的《穷罗宾历书》。《穷理查》第一本上关于泰坦·利兹将死于1733年10月的预言是仿效25年前伦敦的乔纳森·斯威夫特对约翰·帕特里奇的恶作剧。但《穷理查》的精神及其幽默,则是富兰克林自己的发明创造。在《穷理查历书》的开头语中,富兰克林借那位虚构出来的星相家理查·桑德斯的口说道:“在此,我可以声称我编写历书为的是公众利益而不是其他,以求得到你们大家的欢心;但那样做我是不真诚的,而现今之人都绝顶聪明,不会被浮夸之语所蒙骗。真实的情况是,我太贫穷了,而我妻子——一个好女人——又太骄傲。她说她受不了整天坐在纺车旁纺麻线,可我却无所事事地呆望星空,还不止一次地吓唬我说,如果我不用我那些哗哗乱响的玩意儿(她这样称我的仪器)为家里挣些什么的话,她就要把它们烧掉。印刷商向我提供了可观的一部分利润,于是我就开始依照我太太的愿望来编纂这部历书了。”
  到了第二年,“穷理查”则为他挣到的赢利而致谢,他说:“我妻子得到了她自己的锅,再也用不着找邻居借了。我们也有了自己的东西放进锅里去了……这些都使得我太太的脾气比起以往来平和多了,使我可以睡更多的觉:去年一年比前三年加起来还睡得多。”虚构的“穷理查”夫妇的身影和声音常常出现在富兰克林的历书中,时而争吵,时而相互打趣,又和历书的内容巧妙地结合在一起。“穷理查”甚至还曾对公众中有认为没有这么个人的看法表示不满,他说:“要剥夺我的存在,使我在公众的心目中化为乌有,这不是友善的处世方法。但只要我自己知道我在到处行走,在吃、在喝、在睡觉,我就心满意足了:确确实实有我这么个人存在着。”这种诙谐、生动、平易近人的编写手法在当时独树一帜,使《穷理查历书》赢得了人们的青睐。
  富兰克林编纂这部历书的用意之一还在于认为“这是在普通人民中间进行教育的一种恰当工具”,因此,他把成语、箴言印在历书中重要日子页面的空白上。这些成语箴言主要是教人们把勤俭作为发财致富,并因而获得美德的手段。如“一个今天胜过两个明天”,是提醒人们抓紧现在,及时努力学习和工作;“树不愁大,力不愁小,砍个不停,终能砍倒”;“涓滴不息,可以穿石”是教人做事坚持不懈,最后总能成功;“人不能占有财富,是财富占有人”,“贪婪和幸福从未相见,永不相识”,是告诫人们切勿贪心。还有一些讲述正确地为人处世的经验和哲理,如“善待朋友可以保住朋友,善待敌人可以争取敌人”;“哪里有没有爱情的婚姻,哪里就有不是婚姻的爱情”;“富人不浪费,浪费非富人”;“讨价还价没有朋友和亲戚”;“两个律师中间的农民如同两只猫中间的一条鱼”;“没有丑陋的爱情,也没有漂亮的囚犯”;“吃使自己满足,穿使他人愉悦”。
  《穷理查历书》中的格言还常常提及妇女,如,“没有妇女和火光的房屋犹如没有灵魂和精神的身驱”,“想娶媳妇时就娶,能嫁女儿时才嫁”,“小小的房屋丰盈,小小的田地耕深,小小的妻子称心,是真富人”,“结婚前睁大双眼,结婚后双目半阖”。
  这些风趣、世故的成语格言中,蕴含着浅显朴实的真理和智慧,与人们的日常生活、事务紧密相联,为人们喜闻乐见。《穷理查历书》和1748年以后的《穷理查历书修订本》大受欢迎,在长达25年的时间中每年销售1万册,不但风行于美洲,而且风行欧洲。它给富兰克林带来了利润,也带来了声誉。
  后来,富兰克林把这些包含了来自许多国家各个时代的智慧的成语格言集中到一起,当作一个聪明的老者亚伯拉罕对拍卖场上人们的一席讲话,名之为《致富之路》,放在1757年的《穷理查历书》卷首。这些集中起来的隽语格言对人们产生了更加深刻的印象,《致富之路》受到普遍的赞扬,“所有美洲的报纸都转载了它,在英国,人们用大幅纸张翻印,以便贴在家里。它先后两次被译为法文。传教士和地主们大量订购,免费赠送给贫苦的教友和佃农。”随着时光的流逝,一二十年前的《穷理查历书》原本早已销磨无存,而《致富之路》却以集锦的形式,把其中有用的部分保存了下来。
  对富兰克林个人来说,则是把他对人生思考的结果,用如此巧妙的方式吐露了出来,一位哲学家在他穿着皮围裙,推着手推车的外表下正在成长,初露头角。他心目中的致富之路正是他走过的人生之路,沿途写下的都是“勤勉”、“节俭”,它是北美殖民地有所成就的人所熟悉的道路,它也是仍在涌进费城,涌进宾夕法尼亚乃至于北美殖民地这个广阔但却不平坦的新世界、一时无所适从的移民们需要的道路。

★  重续情缘

  和思想、性格的成熟同时,20几岁的富兰克林的身体发育也臻于成熟。他体格健壮,身体结实得像游泳运动员或角力者。他5英尺9或10英寸高,有一个大大的头和一双灵巧的手。他的头发是金黄或浅棕色的,眼睛灰色,大而坚定,嘴宽,上唇突出,带有幽默感。他穿着朴素整洁。他说话有些迟疑,但行动却迅速敏捷,生气勃勃,充满活力。通过几年的艰苦创业,富兰克林在事业上为自己打开了局面,站稳了脚跟,但在感情生活上却并非一帆风顺。
  从伦敦回到费城,富兰克林听说里德小姐已经结婚,丈夫罗杰斯是一名陶工,手艺很好,但为人卑劣。黛博勒结婚以后心情一直不快乐,不久就和丈夫分居了,而且拒绝使用丈夫的姓,因为有人说他另有妻室,住在伦敦。1727或1728年他因负债跑到西印度群岛去了,传说已死在那里。从那以后,黛博勒一直郁郁寡欢,离群索居。富兰克林十分同情她的处境,而且总认为是自己的负心和失约铸成了她今天的不幸。同时,回想起往日的恋情,内疚之余,又有些怅然若失。
  他离开凯梅尔的印刷所、和梅莱迪斯合伙开业以后,一直和釉工戈德弗雷同住一幢房子,并在戈德弗雷家寄膳。日子一长,戈德弗雷太太有意为富兰克林和她一个亲戚的女儿做媒,常常制造机会让他和那姑娘见面。起初,富兰克林只是应付,但见面的次数多了,两人相识的时间久了,富兰克林不觉爱上了那姑娘。戈德弗雷太太和女孩的父母也不断邀请富兰克林登门吃饭,鼓励他向姑娘求婚。在谈婚论嫁的过程中,富兰克林按照一般的做法提到嫁妆,他告诉居间传话的戈德弗雷太太说,希望从姑娘那得到付清自己印刷店债款的余数——不超过一百镑。但女方的父母回答说没有这样一笔钱拿得出来作为女儿的嫁妆。这场婚事就这样告吹了。实际是他们曾向布拉福德打听,而布拉福德告诉他们说印刷业不是一种能赚钱的行业,富兰克林大概不久就要像相继失败的凯梅尔和哈里一样,走上绝路。
  那以后,富兰克林便不再去那一家了,即使后来戈德弗雷太太说他们已回心转意,劝他再与那家人来往时,他仍不去。戈德弗雷一家竟因此事而不快,不久就搬到别处去住了。
  富兰克林此后再也没有招收房客。
  这次失败使富兰克林意识到,由于一般人都认为印刷业不是有利可图的行业,自己要想娶到称心如意而又带来一笔嫁妆的妻子绝非易事。这时,年轻的富兰克林还时而情不自禁地同一些下流女人交往。后来,他常为这种事感到后怕。
  在此期间,富兰克林和里德家继续保持着一种作为邻居和老朋友的关系。由于里德先生已经去世,里德太太常常请他去商量一些家里的事情,征求他的意见。富兰克林因此仍能不时见到里德小姐。每当谈到此事,里德太太总把责任揽到自己方面,后悔当初不该阻拦他们结婚,也后悔在接到富兰克林从伦敦寄来的信后便以为他不再回来,劝女儿和别的男人结婚。而富兰克林满怀内疚和同情,逐渐恢复了对黛博勒的感情。
  这时,阻碍他们结合的是罗杰斯另有妻室和罗杰斯已死在西印度群岛这两件事都难以证实,否则,黛博勒的那段婚姻便已失效了。由于这个原因,当他们于1730年9月1日结婚时,他们没有在教堂举行婚礼,只是按普通法律结了婚,黛博勒搬到了市场附近的那所房子里,成了富兰克林太太。她的母亲也去和他们同住。至此,富兰克林感到自己“总算尽可能地改正了那一大过错”。
  黛博勒·富兰克林是个肤色红润、健壮、漂亮的女人,没受多少教育,有时候还有些固执。她对丈夫的研究和思考并无兴趣,但她忠贞、节俭、理智。对她,富兰克林后来回忆说,“她是一个善良而忠实的伴侣,大力地帮助我照料铺子,我们在一起兴旺起来了,我们一直总是相互安慰体贴。”
  1730年下半年或是1731年年初,富兰克林家有了第一个孩子,是个男孩,取名为威廉。关于这个孩子的母亲,一直众说纷纭。1764年,富兰克林的一个政敌说孩子系富兰克林的女佣所生。但也有人说是黛博勒自己在同富兰克林结婚前后有了这个孩子。无论如何,这个孩子作为富兰克林的儿子被接纳进这个家庭。
  两年后,1732年10月20日,黛博勒生下了一个男孩,取名叫弗朗西斯·福尔吉尔,1736年,富兰克林的侄儿詹姆士从新港被带到这个家里,1743年8月31日,一个女儿萨拉降生了。此外,店里的各种各样的帮工也不时地在这个家里寄宿和寄膳。富兰克林的家成了一个名符其实的大家庭。
  但家庭生活仍很紧密。富兰克林极少在家中接待朋友,而是在酒馆或更多地是在共读社的聚会上同他们会面。富兰克林夫妇和别的商人除了生意上的事,没有别的交道。黛博勒的生活就是丈夫和孩子,家和店;富兰克林在这些年中也不怎么外出。他甚至不用外出上班,只是上楼和下楼就可以到达他的印刷所、他的店铺、他的帐房以及1737年后的他的邮局。他的书房在家里,他的实验室也在家里,他几乎可以在家中从事他所有的活动。
  办报的富兰克林的家庭生活的忧喜悲欢也常常透露于报端。1742年6月17日,富兰克林登了一则启事,为他12岁的儿子威廉寻找一匹走失的小母马;他还在报上风趣地提醒报纸的捐助者说,报纸的纸张该付款了;当他的书被人借去长期不还时,他曾登寻书广告,仿佛忘了谁是借书者;有一次,黛博勒的祈祷书忘在教堂的长凳上被人拿走了,富兰克林便在1737年6月23到30日的报纸上登文曰:“希望拿了它的人打开书读第8段那条圣诫,然后把它放还到同一条长凳上;无人会再注意到它。”同年10月27日的《宾夕法尼亚报》宣布:“费城邮政局现在由市场街的本·富兰克林接管。”该报的1739年的第1期则通知公众说,“印刷商富兰克林从他最近的住所迁往那条街同一侧、朝河的方向去第4家。”
  1736年11月21日,富兰克林4岁的儿子弗朗西斯因患天花而夭折。半个月之后,这位悲痛但又怀有公民的良知的父亲却冷静地一连7天在《宾夕法尼亚报》上登文纠正城里关于儿子死于接种疫苗的讹传,“由于有人因那报告(加上其他这一类同样没有根据的传说)而延误了自己的孩子接种疫苗,我在此真诚宣布,他并非由于接种疫苗,而是由于得了普通感染的疾病。”而这位慈父在很长时间以后都还在痛惜儿子之死,他在给姐姐简的信中说,他的孙子“时常令我清楚地回忆起我的儿子弗朗吉①,虽然他已死去30年了。从那以后,我极少看到什么能与他相比,一直到今天,每思及他,我都不能不叹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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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弗朗吉,弗朗西斯的昵称。

  他的报纸还列举了他店里出售货物的一长串名单,有包括文具、书籍、食品、厨房用具在内的50余种。这些货物除了文具和书籍外,都杂乱地放着,屋里屋外都可闻到它们混杂在一起的气味。富兰克林还为造纸商人收购破布,1735到1741年间就达55476磅之多。
  富兰克林的店里雇用合同佣工,通常都是白人。他家中的佣仆也都是白人,只是在黛博勒年老时有一个她喜欢的黑奴小男孩。富兰克林的报纸上也登过贩奴广告,如,“一名合适的黑人少女,15岁左右,出过天花,到此地已逾一年,讲英语。可询问印刷商”;“一名合适的黑人青年,19或20岁,将出售。很适合劳动,习惯于种植园工作,出过天花”。
  富兰克林夫妇的共同努力使他们的家庭富裕起来,家中的餐具从价值两便士的陶制粥碗和锡制羹匙到黛博勒花23先令为丈夫买的一只磁碗和银羹匙,到后来,他们拥有了价值数百镑的银制餐具。
  家庭兴旺是富兰克林各项事业发达的一个标志。和那些集毕生精力于某一门学问的科学家不同,富兰克林一边思考、研究、写作,一边处理和应付商务的、公众的、家庭的各类事务,他的世界是广大的。他后来成为伟大的思想家、科学家、外交家,他又始终是个伟大的俗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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