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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剑桥


  当查理进入爱丁堡大学两年后,父亲清楚地看到,要儿子在医学上有所作为的希望已经无法实现。
  查理对医学根本不感兴趣,他不去上课,不参加考试,也不进行外科实习。查理的姐姐们也都告诉父亲,说弟弟厌恶医学。达尔文医生知道查理对体育运动入了迷,但他激烈反对查理成为一个“游手好闲的运动员”。罗伯特·达尔文严肃地同儿子谈了一次话,并建议他将来成为一个牧师。查理请求允许他“考虑”一些时候。诚然,他当时已是一个虔诚的基督教徒,甚至他也喜欢将来做一名乡村牧师,但是他决定要重新审查英国教堂的教义,以便确认他是否能把所有的教义都当作真理。他开始阅读一些神学方面的书籍,并“确信”英国教会的教义是可以完全接受的。于是,他同意了父亲的建议。后来他自己承认,要是注意到他的理论受到教徒们的猛烈攻击的话,那么这是一个他自己“一想起来就觉得可笑”的决定。
  要成为一名牧师,就得毕业于大学神学系。可是查理已把他在别特列尔学校所学到的那些古典语忘得一干二净。因此在入学之前,他不得不温习一下这方面的知识。
  根据剑桥学院注册的记载,他于一八二七年十月十五日被录取为低年级寄宿生,受绍乌老师的指导。不过根据他本人的回忆,他只是在第二年初才最终进入剑桥。
  这位被查理称之为“人们当中最聪明的人”的达尔文医生有一点是不理解的,这就是自然科学本身仍是儿子生活中最感兴趣的东西,实际上查理没有能够使自己认真地去学习神学,正如他未能认真地学习医学一样。在爱丁堡如此,在剑桥还是如此。不过这时的查理岁数大了一些,他能够约束住自己,不想让父亲生气。他不是循序渐进地进行学习,而是长期不上神学课、语文课和数学课。但是一到考期临近,他就迫不得已地把自己的甲虫放到一边,着手准备功课,参加考试。考试完后他感到很轻松,便又暂时扔下必修课,转到他那些心驰神往的兴趣上来。
  例如,他在一八二九年七月十八日写给堂兄福克司的信中叙述了一系列关于向昆虫学进军的计划,谈到了所谓小规模学位考试问题。信的语气发生急剧的变化,他告诉福克司,传说在即将到来的考试中要对六个人(他是其中之一)特别严格,谈完这一点后,他大声疾呼:“鬼才知道等待我们这些懒人和昆虫学家的会是什么!”不难断定,这些“昆虫学家”(当然暗指他自己)对于应该考试的那些科目是特别懒的。但是,当他顺利考完试后,他又是感到多么高兴啊!他于一八三○年三月还是给这位福克司写信说道:“我考试及格了,及格了、及格了!我可以把整张的纸都写满这个令人愉快的字眼。……那些主考人是够严格的,他们提了很多的问题”。接着谈到他将在何地如何蒐集昆虫的计划,他要在伦敦听一出歌剧,将和朋友们消遣一番。看来他考试完后就再也不去关心神学了。另一方面,他对他所选择的前途是否正确越来越感到怀疑。他的一位剑桥同学赫伯特在回忆他时写道:“我们曾经严肃地谈论过成为一名牧师的计划。达尔文问我,我能否肯定地回答出主教向牧师提出的问题:您是否相信,您的内心受到了圣灵的激励,等等。我回答说我不能,他说:‘我也不能,所以我不能当牧师’”。
  但是,当达尔文在剑桥的最后一年准备学士学位的考试时,他开始稍微学习了一下数学(他仍象以前一样对几何感兴趣,代数学得很差)和古典作品,并高兴地熟悉了柏利的《基督教教义证验论》、《伦理学》和《自然神学》。那时他并没有钻研柏利所根据的前提,就信以为真。但他喜欢那一长串的结论和从这些前提中借以引出后果的逻辑。根据剑桥地方报的报道,达尔文在一八三一年五月通过了学士学位的考试。
  年青的达尔文是一伙十分快乐的年青人中的一个,他们组成了一个俱乐部,俱乐部的成员每周聚餐一次。达尔文在回忆这些聚餐的情形时说:“我们时常饮酒过度,随后还兴高彩烈地唱歌和玩牌……我知道我应当对这样地消磨光阴感到惭愧,但是,因为我的一些朋友们都是些非常可爱的小伙子,所以我们大家也就尽情地玩乐,直到现在一想起这段时光就感到高兴。”这些朋友中有许多人都是体育爱好者,所以对射击、打猎和骑马旅行的爱好,便使达尔文和他们更加接近起来。
  约翰·毛里斯·赫伯特是这伙人中一个,后来他在威尔士当了一名法官,在他年事已高的时候,他还十分亲切地把查理称为同学。他说:“这是一位极其亲切、热情和宽宏大量的朋友,人们都用最亲热的态度对待他。他同情一切美好和公正的行为;他从内心里憎恨一切虚假的、卑鄙的、残酷的、庸俗的和不诚实的行为。”
  达尔文性格开朗,象在爱丁堡时一样,在这里他也结交了许多同年朋友。例如,他同自己同学中的一位优秀的数学家维特莱非常要好。剑桥有个习惯,就是把数学考试的优等生造出一份专门的花名册。花名册叫作“荣誉学位考试”名单,列入花名册者被叫作“数学学位考试一等及格者”,而花名册中的第一名,即优等生,则被叫作“优等数学学位考试一等及格者”。维特莱荣获了这个荣誉称号。
  他使达尔文对精美的版画和油画产生了爱好,因此达尔文常去伦敦绘画陈列馆参观。兹茨威廉博物馆中,替善画的维纳斯、拉菲尔、莫尔根、缪勒的蚀刻画,以及伦敦国立美术馆中谢巴斯季安·德尔·皮奥姆波的彩色画,都使他赞叹不已。一般来说,他最喜欢写生画,他甚至还购买了一些彩色画。他同维特莱常在一起长时间的散步。
  维特莱居住在圣约翰学院(施鲁斯伯里来的学生通常都住在这里),达尔文在他那里认识了他的表兄赫伯特(这在上面已经提到),他是一位“心地十分善良”的人。他介绍达尔文参加了一个音乐小组,在那里查理可以进一步发展他从前就十分热爱的音乐爱好。他常说,他一听到美好的音乐就心旷神怡。但他的乐感很差,所以他的朋友们用另一种拍子演奏英国国歌,达尔文就辨别不出这首人所共知的旋律了。
  他在假期中同赫伯特特别接近,他们偶尔一起到巴尔穆特去度假。在这里达尔文马上吸引赫伯特“为科学服务”(当时他把收集甲虫称之为“为科学服务”)。他们每天不是乘船去旅行,就是到巴尔穆特前面的山里去游玩。在那里,在坡度不太陡的山上,达尔文经常收集昆虫,特别是甲虫。他交给赫伯特一个装有酒精的瓶子,要赫伯特给他收集各种他认为是罕见的甲虫。热心肠的赫伯特就极其认真地往瓶子里塞甲虫。可是收集来的他本人认为是罕见的甲虫,在达尔文这位甲虫行家看来,却并不特别重要。所以每当查理看完瓶子以后,总是感叹地说:“喂,老切尔比尤里(达尔文常这样称呼他),这些全没用!”不过达尔文对昆虫学孜孜不倦的钻研精神,显然感染了赫伯特。他离开巴尔穆特后,常在信中委托赫伯特给他收集昆虫。在巴尔穆特所收集的捕获物中发现了一些特别罕见的昆虫类型。达尔文对这些昆虫作了极其详细的记述,并指出在什么地方、用什么方法可以给他找到这些昆虫。他在信中还常问候巴尔穆特的另一位居民,即他深信一定是同赫伯特一起去旅行的别特列尔。达尔文使别特列尔对植物学产生了爱好,而这种爱好别特列尔毕生都保持着。
  但是,看来查理在剑桥时期同他的堂兄威廉·福克司·达尔文更加亲近。据他在《自传》中说,他是多亏了堂兄才得以熟悉昆虫学的。由于他们俩同过学①,由于他们俩都对自然科学非常爱好(直到福克司已成为乡村牧师的时候还保持着这种爱好)这就在很大程度上促使他们俩后来更加亲密。达尔文于一八二九年一月在剑桥时期给福克司的一封信中,怀着愉快的心情希望剑桥时期的生活能够恢复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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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福克司比查理大,比他早几年毕业于剑桥。福克司是查理的爷爷伊拉司马斯的哥哥威廉·阿利温·达尔文的孙子。福克司和查理在剑桥同学的时间只有一年。——作者注

  达尔文经常把自己在昆虫学方面的最新发现告诉福克司。他告诉福克司说,在伦敦,他在牛津大学的第一个动物学教授霍普先生那里整整呆了两天,其目的完全是为了“同他谈论和观察昆虫”。达尔文特别喜欢霍普的昆虫蒐集品。此外,霍普给了他将近一百六十个新品种,并且还十分慷慨地要把自己最稀有的昆虫标本(这种标本每种只有两个)送给他。看来,霍普对达尔文很感兴趣,对达尔文拿给他看的那些达尔文和福克司的蒐集品赞扬了一番,达尔文接着告诉福克司说,他还认识一位研究甲虫的大专家斯捷芬斯,他把斯捷芬斯的蒐集品捧上了天,并说他常在斯捷芬斯那里喝茶。总之,达尔文充分利用了他这次到伦敦去的机会。他结识了许多博物学家,参观了各种自然史机构,访问了皇家学院、林纳学会和动物园,参观了其它许多“博物学家集聚”的地方。
  他还告诉福克司,他读了哪些书(关于长臂猿的书),猎获了什么鸟,他曾为甲虫问题而同一位昆虫学家发生了争吵,并威协说要把这位昆虫学家从楼梯上推下去;他也把自己不顺利的事告诉福克司。例如,他曾同霍普到北威尔士去作了一次采集昆虫的旅行;头两天还顺利,可是后来却突然病倒了,以至于不得不返回施鲁斯伯里。他把他对剑桥音乐会的印象也告诉了福克司。他还写信把考试的情况告诉福克司,说在准备考试期间他发过牢骚,为了准备考试他没有抓过一只昆虫。
  总之,他当时对收集甲虫的兴趣大得很。例如,达尔文在最后所写的一封信中谈到了下面一件事(他在《自传》中也扼要地提到了这件事):“有一次我剥开了一块树皮,看到两只罕见的甲虫,于是我两手各捉了一只;就在这时我又瞧见了第三只新品种的甲虫,腹部带有大十字花纹,我不忍把它放走,于是我把右手里的那只用牙齿轻轻咬住,好腾出手来。可是狡猾的甲虫排出了一种极辛辣的液体,使我感到非常恶心,我不得不把这只甲虫吐出,这样一来,捉到的两只跑了,而第三只也没有捉到。”
  大概,查理·达尔文不止一次地向剑桥的同学们讲述了这次捉第三只新品种甲虫的故事。因为在后来同他们的通信中他时常提到“大十字”的事。看来,这是他对昆虫学的爱好一次清晰的回忆。
  当时达尔文想出了(正如他自己所说的)一些收集昆虫的新方法:专门雇用一个人给他从老树上刮藓苔,然后把刮下来的藓苔装进一只口袋里,或者是把运芦苇的驳船船底上的垃圾扫在一起,这样达尔文便找到了一些罕见的新品种。当他在斯捷芬斯写的关于不列颠甲虫的书中看到“查理·达尔文捕获”这几个字时,他感到无比荣幸。
  剑桥大学除了必修课外,还开设公共课。例如,塞治威克教授就讲授很有兴趣的地质课。可是由于以前爱丁堡大学的地质课使达尔文大失所望,所以他根本不去听塞治威克的讲课。然而他却去听汉斯罗的植物学课;他对汉斯罗在讲课中清楚的叙述和美妙的图解尤其喜欢。早在剑桥大学之前,达尔文的哥哥就评论过当时才三十二岁的汉斯岁,说他是一位知识渊博的博物学家,而另一位年青人在向达尔文评论汉斯罗时说得很简单:“他什么都知道”。汉斯罗有时带着学生和同事们一块去徒步旅行。如果确定的旅行目的地距离远的话,他们就乘车或坐船顺流而下。达尔文认为这样的旅行是令人神往的。汉斯罗象孩子一样常同他们逗乐,他对那些怎么也扑捉不住金凤蝶的人,或对那些陷进沼泽地的泥泞里的人由衷地感到好笑。有时候他会停下来,就一些比较罕见的植物或动物接连讲好几节课。看来他对于任何一种植物、动物或化石都能够做到这一点。不久,达尔文通过福克司接到汉斯罗的邀请。
  大学里一些年青的学生和年长的职员每周要在汉斯罗那里聚会一次。团结博物学家的这种聚会,在剑桥起了伦敦的那些科学协会所起的作用,这些集会的特点是无拘无束,它们真正成了后来在剑桥建立雷耶夫协会的核心。
  达尔文身上有着某种特点,不仅使许多同龄人,而且也使那些比他的年龄大好多的人对他产生好感。也许,这就是他热爱自然史的那种特别真诚的心和他那活泼而又反映灵敏的大脑吧。汉斯罗很快就和达尔文亲近起来,以至于达尔文在剑桥的最后几年中,他们几年每天都要一道散步,无怪乎人们都这样来谈论达尔文:“这是常同汉斯罗一道散步的那个人。”这种友谊对达尔文以后的整个生涯起了难以估计的影响,因为它导致了达尔文后来的环球旅行。
  汉斯罗不仅乐意告诉大家那些植物学、昆虫学、地质学、矿物学和化学方面的渊博学识,而且他待人特别亲切①,他性格温和、为人善良,毫不利己,毫无虚荣心,这一切都在精神上给达尔文以良好的影响,而他们那一伙人多次在汉斯罗那儿举行的有趣的聚会对达尔文的成长起了促进作用。在这一伙人之中,达尔文提到的有威韦利,他“在一些重大问题上比任何人都健谈”,还有汉斯罗的一个亲戚詹宁斯,后来他同詹宁斯经常通信,詹宁斯后来曾出版了几部自然史方面的著作和其他一些著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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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达尔文举出下面一件事来说明汉斯罗特别亲切:“有一次我在观察潮湿的地面上的花粉粒。我看到其中有一些伸出了花粉管,于是拚命跑去向他报告我的发现。我相信,任何一位植物学教授看到我这种表现都会忍不住要哈哈大笑的。但是他却完全赞同我的发现,他说,这种现象是极其有趣的,并向我解释了这种现象的意义,而且很亲切地让我知道,这是一种众所周知的现象。我离开他时一点也不感到难堪,反而为自己发现了这样一件非同寻常的事而沾沾自喜,不过我当然要告诫自己以后再有什么发现就不要那样急急忙忙地去报告了”。

  还应该提到的是,在这个时期对达尔文发生了重大影响的有两本书:一本是天文学家约翰·赫瑟尔的《自然哲学的初步研究》,这本书激起了达尔文的一种愿望,就是要“用自己菲薄的力量为建立自然科学的大厦作一点贡献”。另一本书是亚·洪保德的《美洲旅行记》。
  亚历山大·洪保德出生的时间比达尔文早四十年,法国革命开始的那一年,他才二十岁,刚刚进入格廷根大学。他在那里结识了乔治·福尔斯特。乔治·福尔斯特和父亲都是虎克舰长在他最长的第二次环球旅行中的旅伴。乔治·福尔斯特十五岁就同虎克一起旅行,他后来出版了这次旅行的游记。由于他的才能,由于他对旅行各国的大自然和风土人情作了生动的描写,因此他的这部游记远远超过了其它一些游记。他是一个知识渊博、仁慈、爱好自由和富有敏锐美感的人,他善于对旅行(在旅行中他在地理上有不少新的发现)中所遇到的那些难以描述的然而却印象新颖的事物作一系列细腻的艺术描写。
  洪保德从小就向往到遥远的国家去旅行,从小就酷爱植物学和矿物学。他同福尔斯特结识后,便随他沿着莱茵河到荷兰,然后到英国和法国去旅行。福尔斯特对艺术、历史、工业和自然的广泛兴趣,使参加这次旅行的人看到沿途能看到的一切:各种矿场、工厂、科学机构、天文台、植物园、船坞等。无怪乎洪保德在几乎过了十年之后还能实现自己的愿望,在五年之中旅行了拉丁美洲各国。他心目中的理想旅行家就是福尔斯特,时常呈现在他的脑海里的是福尔斯特对旅行所作的那些艺术性的描写,他把这些描写当作某种典范。但是自然科学在这个期间有了突飞猛进的发展,所以洪保德去旅行时与福尔斯特在虎克第二次旅行前的情况大不相同,这时他已经是一位很有造诣和很有学识的博物学家,一位富有学识的植物学家、矿物学家和地质学家了。此外,他还在意大利旅游过不少地方。因此,在他用法文写成的美洲旅行记中,他对各地风景、大自然、人物、事件所进行的艺术性描写,同他对许多科学问题的阐述,同其他许多国家和人民相比较,同对许多事物的阐明和概括等等,紧密地交织在一起。
  年青的达尔文读了洪保德这部艺术性的旅行记的第一卷之后(他读的是英文版三卷本),感到非常高兴。人们阅读洪保德关于介绍加那利群岛的自然条件的描写,阅读他关于攀登高度超过维苏威火山两倍的火山特纳里夫峰的描写,的确是入迷的。
  关于对特纳里夫峰的初步观感(在这个观感中混杂着幸免于难的念头)的描述是引人入胜的。洪保德乘坐的那艘西班牙船是在早晨的浓雾中驶向加那利群岛的,什么也看不见,即使距离很近。但是雾很快就消散了,于是在浓云上面立即展现出壮观的山峰和它那被第一线曙光照得光怪陆离的山巅。大家都奔向船头,观看现出的景色。这时在离船尾不远的地方出现了四艘游弋的英国军舰,正在追赶西班牙的船只(当时西班牙正同英国作战)。如果洪保德乘坐的船只被俘,并被押送到英国去的话,那他的旅行一开始就可能遭到夭折。但是浓雾很快又遮住了山峰,遮住了很快就置身于港口炮火的保护之下的那只船。下面接着描述了他们登上东海岸那晒得极热的不毛之地,东海岸边圣克鲁斯市的那些白色小房子紧靠在黑色的峭壁边。然后洪保德描述了旅行家们曾经航行到的西海岸的景色,他们之所以航行到这里,是因为只有从这里才能登上山峰。据洪保德说,这个位于“热带入口”附近的特纳里夫岛①的西岸有许许多多植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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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特纳里夫岛在大西洋。——译者注。

  洪保德说:“植物在那里增加了一些热带自然界的种类,如芭蕉和棕榈。对大自然的美最敏感的人在这个岛上能够找到比气候更强的药物。这里的每个地方都使我觉得比特纳里夫和马德拉群岛更能解除烦闷……。这些愉快的感觉绝不仅只是优美的地理位置和清新的空气引起的,之所以产生这种感觉还由于在这里不存在奴隶制度,因为奴隶制度的形式,无论在印度,还是在一切地方(欧洲殖民者在这些地方引进了所谓的光明和工业),都使人感到极其愤慨”。
  我之所以引用这段话是由于达尔文特别喜爱它,因为,正如他的剑桥朋友们一致指出的,他的突出特点之一是仇视奴隶制度。这种高尚的人道主义的特点在他的先驱者洪保德和乔治·福尔斯特的一些记述中也曾表现出来(乔治·福尔斯特在晚年曾参加了法国革命,后来由于同自己的同胞和亲友发生意见分歧而离开了他们,最后过早地逝世于巴黎)。
  但是达尔文这位“对大自然的美最敏感的人”也一定怀着非常高兴的心情来阅读对西岸景色的精采记述的。西岸的岸边长满了海枣树和椰子树;稍微高一些的地方是一些龙血树种。洪保德用了好几页篇幅描写了其中的一株大树。这棵龙血树又高又粗:树干的圆围达十三米。树龄很长。它把它那长着一束束树叶的象烛台一样的树枝往上扬起,它真正“象征着大自然的青春永不消逝”,因为尽管它树龄很长,但它每年都开花结果。
  这里的仙人掌和龙舌兰长得比较高,远处便是栽有北欧果树以及南方橙子树和海枣树的奥罗塔沃市。
  在描述房屋和花园布局很美的西岸美景时,洪保德补充说:“不幸得是,这里居民的富裕程度,无论与他们的勤奋程度,还是与工业情况以及大自然向该地所提供的效益相比,都是不相适应的。农民一般都不是财产所有者。他们的劳动果实都归贵族所有,而那些长期使整个欧洲陷于贫困的封建机构,则阻碍着加那利群岛的人民过富裕的生活。”
  达尔文跳过几行又谈到:“这座山的风景不仅以其巍巍壮观而引人注目,它还很快使人产生一个想法:登上那神秘莫测的火山爆发地。”
  洪保德非常轻松地由发表美感的见解转到政治的和科学的结论,加上他那生动的语言和明确的思想,这一切都吸引住了达尔文。
  洪保德在描述奥罗塔沃港附近的那个植物园时,以不赞成的口吻评论了林纳的植物人为分类法(接两性来分类),因为这个植物园的植物都是按这种方法来分类的。早在林纳时期,巴黎植物园就采用了“自然分类法”,这种分类法的创始人是别尔纳德·求修,他的继承者是他的侄儿安东尼·芬兰·求修。
  达尔文大概是怀着很大的兴趣阅读了洪保德关于登上特纳里夫峰的记述和对那些不断变化的风景的描述(在描述过程中夹杂着各种各样的评语)。
  他们登上海拔一千五百米高的地方时,天已黑了。他们就到山洞里避寒。透过蒸汽可以看见月亮,而山峰的影子却倒映在他们下面的云彩上。特纳里夫峰和其他邻近岛屿的顶峰在晨曦中就象一群岛屿似地突兀在把海洋和岛屿底部遮盖住的毛茸茸的白云之上。
  “特纳里夫峰以其陡峭和地形而集各种高峰之大成。从其山巅之上不仅可以俯瞰比邻近岛屿的最高山还要高的辽阔海面的天际线,而且也能看得见特纳里夫岛的森林和有人烟的地方的景色,它们同附近的形状和颜色形成了极美妙的对比。火山好象要用自己的岩浆把作为自己根基的小岛压平。火山从水面逐渐往上升高,一直升到比夏天白云缭绕的地方还要高上两倍的高度”。
  据达尔文说,无论是单独一本书,或者是几十本书加在一起,都没有象这两本书(即洪保德的《旅行记》和我上面提到的赫瑟尔的那本书)对他产生了如此大的影响。此外,他从洪保德的描写中抄下了关于特纳里夫岛的很长一段话,并且在一次游览时,似乎给汉斯罗、拉姆塞和道兹读过,洪保德之所以对特纳里夫岛的奇迹作了描写,是因为较早的时候“有一些人……曾表示要到那里去一趟”。据达尔文说,他们的这种愿望也不过是说说而已。“而我却是十分认真地一心一意要到那里去的,因此我曾请求介绍我同一位伦敦商人认识,以便向他打听什么船开往那里”。
  达尔文知道了到那里去的代价之后,便专攻西班牙文,用西班牙文称自己的朋友福克司为“最伟大的博物学家”,并写信告诉汉斯罗说他希望很快就能看到洪保德所描述的龙血树了。
  但这次旅行未能实现,先是受地质学参观的干扰,后来则是为一项完全新的和意料不到的提议而改变了一切计划。
  洪保德对巴西热带森林的描述也是使达尔文赞叹不已的。根据他在剑桥大学同一学院的一位同学沃特金斯回忆,达尔文同他就巴西风景和热带植物曾进行过长时间的、非常有趣的谈话。沃特金斯回忆说,达尔文当时是多么激动地摸着下巴,滔滔不绝地谈论藤本植物和兰科植物以及其它植物。
  达尔文在暑假中仍然酷爱在梅尔和武德高兹,有时在埃通的新住处打猎。
  虽然达尔文在一八三一年初就进行了毕业考试,但是由于他是在圣诞节前进入剑桥大学的,所以还必须在那里再呆上两个学期。
  达尔文在汉斯罗的影响下决定研究地质学。他甚至绘制了一张施鲁斯伯里周围涂上各种颜色的各地的地质图,这并非一件轻而易举的事。他研究了英国地质学方面的书籍之后得出了一些很有趣的结论。他在一封信中写道:“使我感到惊讶的是,我们对于我们地球结构的整个认识,很象一只老母鸡对于它在一个地角上用爪子刨的那块一百公顷的田野的认识……”汉斯罗请求地质学家塞治威克到北威尔士去旅行时把达尔文也带上。
  塞治威克也象汉斯罗一样,是一位优秀的“野外”考察家。他同自己的朋友,即后来以俄罗斯地质学方面的著作而出名的麦启孙,一起在英国和欧洲大陆做了大量的研究工作,查明了各个时期沉积物的序列。当时他们正好转到在不列颠群岛研究他们称之为志留纪和寒武纪的古生代的沉积物。塞治威克和麦启孙对英国古生代所作的这些研究,后来(1839年)使他们又划分出了一个体系,即泥盆系。
  塞治威克在带查理去旅行以前,于一八三一年八月三日来到芒特,并住在那里。这天晚上查理同塞治威克进行了一次简短的谈话,给查理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谈话的内容是:根据查理说,当地一个工人在附近一个沙坑里找到了一个古生热带贝壳。塞治威克听了达尔文告诉他的这件事后,想用这种发现使他吃惊,于是不假思索回答说,这个贝壳是有人扔进那个坑里的(这样的贝壳常常用来点缀英国小别墅的壁炉),可是马上又补充说,如果它真是属于冰河时期的表面地层,那将是地质学的真正不幸,因为这会推翻人们当时所不知道的关于中部各州表层沉积物的一切认识。这样的回答使达尔文感到惊讶。他在《自传》中写道:“在这以前,我虽然读了不少书,但我从来还没有这样清楚地认识到科学是由这么多的可以从中得出一般规律或结论的事实构成的”。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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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有趣的是,一些美国和英国的达尔文传的作者对这次谈话作了不同的评价。根尚·华尔德在这里认为年青的达尔文是一位对他所遇到的事实毫无偏见地加以研究的真正科学家,而认为塞治威克则是一位敢于推翻大家都不怀疑的事实的人,因为这样的事实并不真正符合原则。华尔德当然错了。第一,达尔文本人在“自传”中提到,这样的热带贝壳常常用来点缀壁炉,塞治威克的假设可能是对的;第二,达尔文后来在冰川层只是找到过北极地带的贝壳:第三;当时决不指责塞治威克头脑特别保守,因为他是一位优秀的野外考察家,他曾根据亲自观察到的事实作出了自己的结论,其中许多都是新的结论。

  塞治威克在旅行中经常让达尔文去采集岩石标本,并让另一位达尔文传的作者吉夫里·威斯特在驳斥华尔德的见解时却
  走到了另一个极端。他说:“经过这一刹那间,查理从前的整个科学观点完全改变了。在此之前他只不过是一位收集家。现在,即在八月份的这天晚上科学家(着重号是我加的——作者注)查理·达尔文才真正诞生了”。
  这当然是过分夸大的说法。不应把达尔文的一个明确的思想弄到荒谬绝伦的地步。科学家“是不能刹那间诞生的”,而是逐渐造就成的。我所写的达尔文传是试图彻底研究一下,是哪些新的影响、学术著作和思考造就了查理·达尔文这样一位天才的博物学家的。——作者注。他在地图上标出这些岩石标本的层理。这样,达尔文就学会了分析全国的地质情况。后来,他离开了塞治威克,穿过几座山,直接到了巴尔穆特,在那里他有几位剑桥朋友,然后从那里到了施鲁斯伯里,又到梅尔去打猎。他在日记中写道:“七月份我象一只贪婪的老虎似地钻研地质学”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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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正文中所引用《自传》中的话十分明确地说明了这次同塞治威克的谈话对达尔文所起的作用。——作者注。

  总之,我们看到,达尔文在剑桥时期过着双重生活:一方面,他并没有什么特殊兴趣地参加了必修课的考试和学士学位的考试,另一方面,他一心扑在自然科学上和体育运动上。同汉斯罗等人的结识,同昆虫学家们的交往,读书和旅行,同塞治威克一起进行的地质考察旅行,打猎和骑马旅行,这一切都日益把他锻炼成一个被自然科学家们称之为“野外工作者”式的博物学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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