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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的话


  当有人提出要达尔文写一份自传时,达尔文作了一个著名的答复,他说:“我先是学习,尔后是环球旅行,然后又是学习,这就是我的自传。”查理·达尔文这本传记内容的安排就没有超出这样一个非常简略的纲要范围。所以,在传记中叙述到达尔文乘“贝格尔”号旅行前生活的那一部分,就是要特别着重表现那些培养达尔文能去最有效地利用环球旅行的性格特点。
  乘“贝格尔”号作环球旅行(达尔文本人认为,这是达尔文传的核心)应当予以特别详细的反映。苏联读者能从屡次翻译过来的以及用通俗读物形式写出来的达尔文的《考察日记》中了解这次旅行,但在传记中这次旅行不应只是《日记》的简单的缩写或复述。这本书的有关章节,首先向读者表明达尔文在长期的旅行中,孤身奋斗,进行了艰苦卓绝的紧张劳动,而这种劳动同时又深深地满足了他本人的志愿。所以,对旅行不应从(象《日记》所提出的那样)地理方面,而应从年代顺序方面来加以描写,并追溯他是如何从一个猎人,一个大自然的爱好者以及甲虫和其他标本的收集者,逐渐培养成为一个世界闻名的学者和深刻的观察家的,旅行中有哪些观察和印象对于他的著名理论的创立起到了巨大的作用。这个任务就应确定:究竟从“贝格尔”号旅行中选择哪些事实来作为写传记的材料。
  至于谈到旅行后这段时期,那么在传记的这一部分中占主要地位的是他的科学著作,即达尔文本人认为的“他一生中主要的乐趣和唯一的事业”。为此,本书作者当然应尽可能亲自来分析达尔文的主要著作,以便把这些主要著作的基本内容和特点表达出来,哪怕是扼要地表达也好。
  首先,这是一些在旅行中直接考察得到的最重要的科学成果:达尔文本人所写的著名的《考察日记》和《贝格尔号地质学》;然后就是《贝格尔号的动物学》,因为他参加了组织专家们对旅行材料进行整理的工作,并且对专家们的著作增补了一些动物学和生态学的注释;最后就是他的关于蔓足目的专题巨著。
  当然,在他的著作中,具有特别重大历史意义的是《物种起源》。所以应当表明达尔文的进化论思想和自然选择理论的逐步发展过程。本文作者在专门著作中,力求用最好的表达形式提供达尔文研究有关《物种起源》和他的有关进化论思想的成长过程的重要事实与结论。如果在传记中一定用另外某种形式表述这些事实和结论的话,那么就意味着时常要舍弃最好的东西:把从自己的著作中引来的话加上引号是不合适的。所以不得不写相应的章节,部分引文要大加压缩,而且常常还要增补一些新的资料,因为这些新的资料在达尔文的详细传记中是很适宜的。
  《物种起源》的出版是一件具有世界意义的大事,因为《物种起源》的出版标志着十九世纪绝大多数有学问的人对生物界和人类在生物界中的地位的看法发生了深刻的变化。《物种起源》一出版,立即引起造化论者和具有目的论情绪的科学家们(而这些人却是占绝大多数)对达尔文学说的猛烈攻击,也引起维护达尔文主义的相应斗争,积极参加这一斗争的除达尔文本人外还有进步的博物学家;他们到处都成为达尔文学说的热烈拥护者。我也为这一斗争专门写了一本篇幅不大的通俗小册子《为捍卫达尔文主义而斗争》。而且在这本书中把以上谈到的关于在该传记中利用自己旧作的一切东西都附上了。不过在这里应当补充的是,我在所提到的达尔文传中稍微改变了自己的立场,因为对伟大的自然科学家的书信进行更为深刻的研究之后,我明白了我以前低估了达尔文作为这场斗争的积极领导者和组织者的作用。我乐意认为,作为一个为达尔文主义而积极奋斗的战士的达尔文,所起的作用是巨大的,关于这一想法斯·尔·索博利在科学院出版的《达尔文全集》第三卷发表的那篇文章里已经作了扼要的表达。而这一想法列·什·达维塔施维里在引人入胜的弗·奥·科瓦列夫斯基传中也说出来了。我在这本传记中力图表明,达尔文对斗争的某些突变是如何反应的,又是如何密切注视它们的,他怎样对待他的学说的新拥护者,他采取了哪些措施来竭力挽回由自己的拥护者的错误行为所造成的影响,他的新的著作的选题是由什么来决定的,他的最初计划怎样发生变化,他的新作(特别是《人类的起源》)具有怎样的性质和意义,以及达尔文的学说在他在世时是怎样得到传播和取得胜利,并且获得公认的。
  我用了专门一章来论述查理的祖父伊拉司马斯·达尔文。鉴于达尔文只是在晚年才关心祖父的传记,并在克劳斯的《伊拉司马斯·达尔文》一文发表后而为该文的英文译本写了前言。我就把这一章作为倒数第二章收在书尾。我觉得,这样读者在祖孙二人的思想和著作的基础上了解了一些具体材料之后,就会比较容易地作出判断:祖父的思想和著作可能影响孙子。
  在编写这部达尔文传时,我很少利用现有的俄文和外文
  的达尔文传。除了达尔文本人的著作和篇幅较短的《达尔文自传》外,我利用来写传记的最主要材料无疑是达尔文书信集,这本书信集是由他本人的回忆来加以注释、阐明和补充,并由他的儿子弗朗西斯·达尔文出版的。最初,弗朗西斯·达尔文出版了《达尔文生平及其书信集》三卷本,然后又增补了两卷《书信续集》。所有这五卷为详细了解伟大的博物学家的生平打下了基础,而弗朗西斯所写的评述的语气十分平静而又令人喜爱,这种语气就使这些《生平及其书信集》的读物成为达尔文一生的生动的编年史。他的遗孀埃玛·达尔文满意地重复了她的哥哥弗朗西斯·韦季武德的话:“好象听到了查理的声音和又看到他的面部表情”,她认为这是对这本书的高度的赞扬。当然,任何传记都代替不了这些卷次,而特别珍视达尔文这个名字的苏联读者,在盼望已久的包括书信在内的《达尔文全集》终于出版的时候,有可能看到达尔文的有血有肉的令人喜爱的形象,好象听到他的声音和看到他的面部表情。从另一方面来看,我当然注意到,达尔文的书信集出版者本人,即弗朗西斯·达尔文的见解和信念,有时不知不觉地损害了达尔文在学术上的形象。我确信,这种“分出莠草和麦子”的工作将由科学院出版的《达尔文生平及其书信集》评述者来完成。
  其他史料的意义就并不那么大了。例如,达尔文的女儿亨里埃塔出版的两卷对达尔文的妻子、家庭和亲属的生平的叙述要比直接论及达尔文本人多得多。我之所以利用这本书,仅仅是为了研究有关他结婚、患病和逝世的情况。
  当然,我还利用了达尔文在“贝格尔”号上所写的、并由他的孙女诺拉·巴尔劳在一九三三年发表的《航海日记》,同时也利用了由诺拉·巴尔劳在一九三五年发表的达尔文出色的笔记(关于加拉帕戈斯群岛的动物学)。
                         阿·德·涅克拉索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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