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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三章 毛泽东的崛起







长征是一篇史诗,岁月的更替,意识形态的差异,都不能使之失色。
  毛泽东给了农民最想要的东西:“土地和同多年来压迫他们的地主们算帐的机会。”
  1934年间,蒋介石把共产党赶出了他们在南方的根据地,发动了一场“民族复兴”运动。
  他认为他已经彻底并永远地打败了共产党。他希望他的“新生活运动”能够像他赢得战争一样“赢得和平”。
  但是,他没有赢得战争,他只是把共产党赶跑了;而他的“民族复兴”政策也由于没有引起普遍的注意而石沉大海。
  到1933年中期,蒋介石已经同共产党打了6年的仗。作为一个军人,他不断遇到挫折。他已经对共产党苏区发动了四次“围剿”——每次取得的胜利都是区域性的。
  他的决心不断增长,这一点可以用数量来衡量。在1930年12到1931年1月的第一次“围剿”中,他动用了10万部队;在1931年5月至6月第二次“围剿”中,动用了20万作战兵力;第三次战役是从1931年7月到10月,出动的军队达30万;第四次“围剿”从1933年4月到10月,这一次出动了差不多50万的军人;第五次“围剿”从1933年10月开始——几乎是第四次“围剿”一结束就开始了——蒋介石动员了90万军队,其中40万立即开始了行动。
  与此相比,红军的兵力比估计的要多一点,但双方在武器上相差悬殊。
  受到正面进攻的江西红军动员了大约18万人,还可以加上20万游击队和赤卫队。但是这38万人只有不足10万支枪,手榴弹和装备的供应也不足,而且没有重型大炮。
  蒋介石的40万作战部队拥有重型武器并有一支装备有近400架飞机的现代化空军。红军设法缴获了几架飞机、甚至俘虏了几个有经验的飞行员,但他们无法供应汽油,也没有维修人员,因此,共产党没有轰炸机。
  蒋介石的作战部署是根据他求胜的需要及迫切的心情制定的。蒋发动第五次“围剿”不只是因为六年来的失败让他难以容忍,还有一个新的紧迫性——因为这时蒋介石认为中日之间的决战已不可避免。
  蒋介石有几年是依赖德国军事顾问的。
  1933年当希特勒取得权力时,蒋介石邀请了一个著名的德国战略家塞克特将军来华。
  就是这个塞克特设计了第五次“围剿”的战略。为了帮助蒋介石,他接替了原常驻中国的德国顾问的职务。希特勒显然认为他在中国工作是有好处的,因为1934年初,在他回德国不久,希特勒就派他到中国担任德国军事顾问团的团长。
  值得注意的是,在这早期的岁月里——大约在柏林——罗马轴心延伸到东京以前的七年——纳粹就明显地支持蒋介石的首先消灭国内共产党,而任日本人畅行无阻的政策。
  塞克特的战略听起来不错,但代价昂贵。
  在他的指导下,蒋介石修筑了几百英里的公路。在苏区外围用混凝土修建的包围圈上,到处都是小型的防御工事。埃德加·斯诺称它为“一种长城……它逐渐地向里伸”。掴民党军队乘坐坦克和装甲车,在飞机和炮火的掩护下,在江西、福建、湖南、广州和广西等地的外围一次向内前进几百码。然后,他们就去修建新的工事。牢固的包围圈不断收紧。
  最初战争打得很艰苦,也很残酷,国民党在闽赣边境取得了两次胜利,击退了红军的抵抗。在炮火的猛烈轰击下,共产党损失了7至10万人,军队分散进入山里。后来十九路军开始在福建起义,出现了几个星期的平静。毛泽东失去了同福建军队联合行动的机会,只好带着他的人撤到赣南一个新的临时根据地。随着“围剿”的进行,国民党杀掉了所有被俘的红军领导人。残酷的经济封锁阻断了苏区和邻近各省的贸易。不知道有多少人死于饥荒,埃德加·斯诺引用“国民党自己”承认的数字说:“在对江西苏区发动的战争中,大约有100万人死于饥荒和战火。”他还引用了周恩来的话说:“红军伤亡超过6万人。”
  1934年5月,战争已经持续了七个月,蒋介石决心孤注一掷。当时,中国卓越的战略家、保定陆军学校前校长蒋百里对蒋的影响很大,他使蒋介石相信中日战争的爆发已迫在眉睫。
  他和蒋介石都认为,战争一旦爆发,他们所面临的必然是一场持久的战争。
  在蒋介石的授意下,蒋百里制订了一个全国防御计划,准备把多山的湖南省作为备战的中心地区,而云南省府昆明将成为主要的空军基地。接着,蒋介石继续对共产党进行“围剿”。
  最后蒋介石认为他已经取得了“全面胜利”。战争进行近一年时,共产党领导人在江西苏区腹地的瑞金召开紧急会议。
  曾身患疾病发着高烧的毛泽东此时已恢复健康,参加了10月2日召开的会议。参加会议的还有周恩来、朱德和彭德怀。
  会议做出了重大决定:红军将放弃江西。
  会议结束后,红军以难以置信的速度行动起来。1934年10月16日,经过不到两个星期的准备,长征开始了。
  大约10万人参加了长征,其中包括男女老幼。红军的工厂都被拆毁,机器由骡子和驴运走。红军携带的东西包括银币、步枪、机枪和弹药。在参加长征的妇女中有毛泽东正在怀孕的妻子和朱德的夫人。
  国民党根本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红军的先头部队发动进攻,占领了湖南和广东的国民党防御工事。随着国民党地方军的溃退,西面和南面的道路被打通了。
  长征是一篇史诗,岁月的更替,意识形态的差异,都不能使之失色。
  的确,它不是历史上唯一的一次“远征”,甚至在中国历史上也不乏这种先例。研究中共问题的法国历史学家吉约姆曾列举了现代中国历史上的其他类似事件。
  尽管如此,长征仍然是激动人心的。它使红军在经过严重的创伤之后恢复了元气,使毛泽东在多年以后同蒋介石的较量中反败为胜。
  关于1934年的长征也不乏优秀的宣传家,埃德加·斯诺在树立毛泽东和共产党人的土地改革者和英雄主义的形象方面比任何人都热心,他这样写道:
  长征的过程中充满了冒险、追求和发现,人类的勇气和怯懦,狂想和胜利,苦难、牺牲和忠诚,数千个青年不灭的热情和希望以及令人惊讶的革命乐观主义像一团火一样燃烧着。他们不承认人类和自然带来的任何失败——所有这些和更多的品质只有奥德赛的远征故事里才会有,而在现代社会却是无与伦比的。
  毛泽东用诗记载了这一英雄的历程:
  红军不怕远征难,万水千山只等闲。
  五岭逶迤腾细浪,乌蒙磅礴走泥丸。
  金沙水拍云崖暖,大渡桥横铁索寒。
  更喜岷山千里雪,三军过后尽开颜。
  长征的红军一路作战,损失很大。他们把枪支弹药和银子埋在了途中。横在他们面前的是亚洲最宽的河和最高的山峰,但是,他们一往无前。一年后,毛泽东率领2万多名战士和随从到达了中国西北的陕西省。在陕西,他们和1万名共产党游击队会合了。这些游击队在陕西已建立了他们自己的独立的苏维埃政权。江西红军长征的全程为六千英里。
  虽然毛泽东和红军保存了实力,但是对蒋介石来说,第五次“围剿”不能不说是一个胜利——尽管不是彻底的胜利,它使共产党在几年内不再是一支有强大战斗力的武装力量。
  蒋坚定地执行了德国顾问制定的战略计划。在1934年10月红军出人意料地突围之前,国民党进行了有效的经济封锁,共产党无法获得枪支弹药。经济封锁加重了红军的困难,而国民党军的安全系数则相对提高了,而且红军对敌人的活动也缺乏了解。
  蒋介石的国民党领袖地位第一次确立起来了,结果地方军阀们不得不比过去更卖力地对付共产党。
  不仅如此,两个最重要的军阀李宗仁和白崇禧正忙于重建战乱后的广西,这样蒋在战争中就不再有后顾之忧了。蒋认为他对一切都了如指掌,但他没有预见到共产党会突然决定放弃苏区进行转移。
  截至1934年初,在近七年的时间里,蒋介石一直试图完全用军事手段来对付共产党。他的办法是“封锁”和“围剿”,看来他并不懂得,毛泽东不是完全靠组织和铁的手腕来争取群众的。事实上,他从来不会承认毛泽东在江西时给了农民最想要的东西:“土地和同多年来压迫他们的地主们算帐的机会”。
  1934年,当蒋介石开始“新生活运动”的时候,他没有那样做,甚至没有有意识地同共产党在争取农民这方面决一雌雄。
  他的观点是简单而原始的:通过恢复儒家思想来改造全体人民。
  但他同时还吸收了基督教的思想和法西斯主义。
  经过批准的传记作家们把蒋的这一主张归同于一件相对来说不太重要的偶然事件。
  福建战役期间,他在把司令部迁回南昌时,看到一个不到十岁的男孩正在街上抽烟,蒋介石大为震惊,他从车上下来,要求见小孩父母,并批评他们放纵自己的孩子。
  霍灵顿·唐说,不久“一场引人注目的禁止青少年吸烟运动”开始了,蒋介石认为,这种有害身心的习惯使中国人不断落后。他们需要的是一种新的行为规范。
  不管那个吸烟的男孩是否愿意提供照亮“新生活运动”的火炬,大约在这件事情发生的时候——1933年底或1934年初——蒋介石在蓝衣社领导人的一次会议上就此发表了讲话。
  他说,中国人很弱,他们自私,不守纪律,不讲道德。他告诉蓝衣社领导人们:“必须把我们的革命精神灌输给全国人民,使他们相信我们”。
  1934年2月19日,在南昌举行的一次5万人的群众大会上,蒋介石正式发起了“新生活运动”。在会上,他讲述了那个抽烟男孩的故事。他请大家注意一下德国。德国虽然在大战中失败了,但他们很快就恢复了。他们不再偿付战胜的协约国强加给他们的战争赔款,现在他们正在努力废除列强加给他们的不平等条约。
  而中国呢?同德国人相比,中国人还在忍受着不平等条约所带来的耻辱。德国并不是中国人的唯一榜样,具有斯巴达式纪律的日本人也为中国人树立了一个学习的榜样。
  蒋热衷于他的道德主张,提倡许多世纪以前的儒家思想和其他中国先哲们所制定的行为规范,他建议人们要待别注意其中的四点:礼,思维的标准方式;义,正确的处世原则,廉,辨别事物的清醒认识,特别是指在个人的和政治的生活申要诚实无欺;耻,道德荣誉感。“新生活运动”的口号实际上是把这些儒教的价值标准合为一体:礼义廉耻一被译成英语就是“礼貌、公正、诚实和自尊感”。尽管蒋正在进行一场军事战争,但他还是以其一贯的速度和精力召集了20O批学生,让他们接受训练,然后派他们向公众进行“新生活”的演讲。仅南京一地就建立了13个演讲站,“新生活运动”的领导人每天在那里对大量观众进行演说。他们还印刷了许多小册于,民间团体或宗教团体也被动员起来以便尽可能广泛地散发这些印刷品。为了补充这几项价值标准,还制定了指导人民的八项原则:
  1、把昨天看作死亡,把今天看作新生,让我们抛弃昨天的耻辱,建设一个新的民族。
  2、让我们承担起民族复兴的重任。
  3、我们必须遵守纪律,保持信义、诚实和廉耻。
  4、我们的吃穿住行要简单、规矩、朴素和整洁。
  5、我们要有意识地面对困难,为勤俭节约而努力。
  6、我们要有作为市民的适当的知识和正直诚实的道德。
  7、我们的行动耍勇往直前,迅速果断。
  8、我们必须按照我们的诺言去做,即使在未许诺言的情况下也要有所作为。
  蒋并不满足于上述四条价值标准和八个原则,他又宣布了日常行为的95条准则。他“教导”中国人说,穿衣要快,站立要直,吃饭时不要说话。
  蒋声称:“如果我们想有一个根植于礼义廉耻的新生活,我们就必须从不随地吐痰开始。”他还说:“如果我们要复兴民族。
  报仇雪耻,那么我们不需要谈论枪炮,而是首先必须从用冷水洗脸谈起。”
  把经过许可出版的有关“新生活运动”的国民党的著作拿来和现在所知道的发生过的事情作一番比较,是很有意义的。
  例如,霍灵顿·唐等人都没有提到“蓝衣社”,因为承认这个法西斯组织存在的任何说法都会损害精心树立的蒋的形象,他们力图把蒋说成是一个“民主”的卫士和一个当之无愧的美国援助的接受者。
  宣传“新生活运动”的工作表面上是交给了“青年基督教联合会”——这是一个不大合理的选择,因为这意味着要叫一个基督教组织去传播儒家的思想。但事实上,礼义廉耻同基督教没有什么不相容的地方,蒋本人就是一个接受了基督教思想的儒家传统主义者。从哲学意义上讲,这个混合没有任何地方是非中国式的。而“蓝衣社”确实在运动中起了重要作用。
  根据路德·E·伊斯曼收集的证据,这一做法现在看来似乎并不是矛盾的。蒋强调古代道德标准,“八五原则”和“九十五条准则”这是一回事,而在他的头脑中还隐藏着另外一个确切的最终目标。
  有一次,他提出了一个反问,然后自己回答道:
  什么是我所倡导的“新生活运动”呢?简单他说,它就是使全国的居民生活全面军事化,这样他们就能产生勇气和速度、忍受痛苦和艰苦工作的耐力、特别是一致行动的习惯和能力,这样他们在任何时候都能为国家作出牺牲。1933年12月,在“新生活运动”开始前五个月,蒋曾解释道:社会军事化是法西斯主义的三个基本要素之一(另外两个是国家至上原则和忠于领导)。他不可能是无意识地做这番比较的。然而,西方人对这次运动的描述却比较客观。1934年3月11日,“新生活运动”在南昌正式开始。当时举行了广次群众集会,据粗略统计,参加者达10万人,代表142个组织。在江西省省长和教育总长的陪同下,蒋介石衣冠整洁地出现在会场。
  他站在台上正要讲话时,看到一个不修边幅的年青人在以不同的角度拍照、蒋用手指指着这个不幸的摄影师说:“看那个人!他就是典型。对这种人来说,运动的格言——秩序、整洁等等都是毫无意义的。”摄影师赶快离开了会场。南昌是首先从“新生活运动”中获益的城市。那次集会后一个星期,几千人在街上游行,他们高举五颜六色的龙和闪光的宝塔,上面写着振奋人心的标语:“不要随地吐痰。卫生能防止疾病。消灭苍蝇老鼠,它们传播疾病。禁止吃喝嫖赌。”
  在首都南京,行政院长汪精卫在3月17日主持了一个开幕仪式。北平、广州和其它城市也有类似的活动。汪精卫还把8月27日孔子的生日定为中国的国庆日,并举行隆重纪念活动——这时的汪蒋在政治生活中仍然保持着一致。11月30日,他们联合向全国发表讲话,呼吁保护中国的文物和历史遗迹,他们还宣布成立“中央历史文物保护委员会”。这也是“新生活”的一部分。
  关于“新生活运动”,有一件很奇怪但鲜为人知的事情。
  “新生活运动”的第一任秘书长阎宝航是中共地下党员。
  他曾一度担任少帅张学良的英语秘书,表面上他是一个虔诚的基督教徒,但是,当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时,他却担任了外交部部长办公室主任。
  二次大战期间,当国民政府在重庆时,人们经常奚落阎宝航在“新生活运动”中所担任的角色,而他却总是列出如下的失败理由:
  1、中国人讨厌别人指点他们孰是孰非。
  2、“新生活运动”的分会从来没有得到过地方政府的支持。
  3、警察成了人们行动的监督者,因此引起了人们的普遍不满。
  4、“新生活运动”的要旨没有令人信服地被老百姓所接受,他们甚至不明白它到底是怎么一回事。
  5、大多数高级官员对“新生活运动”的意义不以为然,他们只是在口头上拥护蒋介石。
  有人生动地回忆过老百姓当时是怎样钻“新生活运动”的漏洞的。例如,当八个人在餐馆里就餐时,他们要的东西不能超过四菜一汤,但餐馆用大盘子盛菜,这样一来一盘就能装两个菜,饭店禁止喝酒,他们就把酒装在茶壶里。人们用这种办法来欺骗监督员——其中大部分是童子军。
  有一位韩复榘将军做了件当时很有名的趣事。在济南举行的一次群众大会上,他发表讲话说:
  “我衷心地拥护委员长的‘新生活运动”。但是我觉得有一件事很伤脑筋,如果人人都靠左行走,那么谁走在右边呢?再说,这样一来左边就未免太挤了!”
  蒋借“新生活运动”开展了一场反毒品运动。这场运动始于1928年,但却陷入了官僚主义的散漫拖拉之中。作为军事委员会的委员长,蒋在“剿共”的江西和其它地区开展了禁止鸦片运动。
  他命令处死制造、买卖和运输鸦片者,并授予北京地区警官以类似的权力。吸鸦片的国民党和政府官员被限定在三年内戒烟。另外还成立了戒毒协会。许多戒毒法随之产生。
  到1937年为止,那些仍然进行鸦片运输的人,即使是同谋犯,也都要被枪决,没收其财产,三年之后,被认为有罪的吸毒者将接受强制性治疗,然后服刑五年。在自愿治疗期限内不接受治疗的官员将被处以死刑。
  1935年5月25日,国民政府决定把禁烟的一切权力交给蒋介石,于是蒋又有了一个新官职——“禁烟总监”。至少这是一个能够满足他性格中残暴的一面的工作。
  1935年9月24日,设在日内瓦的国联有关委员会指出了中国反毒品运动的显著成就。
  在同一天里,蒋在成都把1936年1月1日定为吸毒者自愿登记的新的最后期限,并宣布违抗者必将受到严厉惩罚。
  1936年元旦之际,他又宣布禁止江苏、安徽、四川、江西、湖北、湖南、云南等省生产鸦片。2月1日至3日,他在南京召集反毒品会议,宣布要在六年内根除吸毒者和贩毒者。
  然而“六年”是不可能的了,在这个最后期限到来之前,日本人早已决定征服中国了。
  一般说来,产生于“新生活运动”的禁毒运动比前者本身成就更大。当毛泽东承诺要解放农民并扫除一千年来的传统压迫的时候,当年青的知识分子被革命的吸引力所打动的时候,蒋介石却充耳不闻地求助于儒家的价值观和基督教的清教主义。
  在民众的眼里,在知识分子的心目中,这些从过去搬来的说教代表了土豪劣绅和商业中产阶级的利益。这场运动只不过从那些苦难的人民身上一擦而过,对他们没有任何的触动。
  1934年秋,就在共产党从江西突围开始长征的时候,蒋及其夫人乘坐飞机开始了周游全国的旅行。飞机的出现第一次使这种“与人民见面”的活动成为可能。由于时间和空间的限制,中国历代的统治者和名人都不敢指望能访问中华帝国的每一个省份。
  但是,开始时蒋介石并没有这种计划,他只不过是一时冲动,希望坐飞机进行短期旅行。在刚从欧洲旅行回来的少帅张学良的陪同下,蒋氏夫妇飞往洛阳参观了一所新成立的军事学院。为什么不去看看西安呢?张学良建议说。于是,蒋便无意地来到了这个两年之后被扣押的地方。然后就是渴望到更多的地方旅游。旅行结束时,他们已行程5000英里,访问了华北和西北的10个省份。
  对于比较边远地区的人们来说,在那种时候,一位领袖的到来——特别是乘坐飞机而来——打破了他们单调的生活。现代社会的其他领导人——也许首先是戴高乐——早已陶醉在了人们的欢呼声中,并从目睹人们对自己的欢迎中吸取力量。这种事对蒋氏夫妇来说也已经是现实了。
  由于尝到了“名望”的甜头,他们越来越不满足了。这时旅行已不再是一时的冲动,而是一个系统的计划了。他们的下一个目标是西部和南部各省。从政治意义上讲,西部之行在整个行程中是最重要的,因为中国还是一个军阀割据的国家。在西南的贵州、四川和云南等地,尽管人们仍在谈论中国的“统一”,但封建军阀仍不受干扰地统治着这些地区,江西共产党进入这些地区使这一问题更加复杂化。
  例如,在贵州,红军用四个月的时间消灭了当地军阀的五个师,占领了他们在遵义的驻地并补充了2万人的兵力。红军突破蒋的封锁,于1935年5月突然向南进入南部边界省份云南。这时,蒋氏夫妇正住在昆明。据悉,红军距离昆明只有10英里,云南军阀龙云急忙加强对昆明的增援,而蒋这时已在法国人建造的铁路线上撤离了。不久他们便发现那不过是一小股红军的牵制行动。大队红军日夜兼程,每日行程85英里,奔向位于长江上游的周平堡。他们穿着国民党的军装,轻而易举便占领了这个地方,然后,全部红军渡河进入四川。过河后,他们把从国民党军队那儿缴获的船只全部销毁了。
  蒋介石夫妇的旅行已不再是一项公关活动,他和夫人飞到四川,希望能在大渡河拦截红军。
  决战在一个峡谷展开,那里的河水急速奔腾,两岸是悬岩峭壁。
  一位姓刘的工程师建造了一座铁索浮桥,也就是著名的“泸定桥”。红军到达后,发现原来拴在铁索上的木板有一半被拆掉了。尽管如此,红军战士还是赤着脚,在桥上摇晃着快速前进,并向对岸的国民党军队投掷手榴弹。终于他们跨过了泸定桥,打通了通往西部四川的大门。
  这是蒋截住红军的最后一次机会。从此,红军更多的是被高山峻岭和其他自然障碍所困扰,而不是国民党的围追堵截。
  尽管遇到这些挫折,蒋的西部之行还是有作用的,因为这使他能够“清洗”并“训导”四川和其他地区的地方政府。
  他没想到几年后会被迫把国民党的“首都”从南京迁到四川的重庆——如果他没有西部之行的这番“清洗”,这种迁移也许就不可能实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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