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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章 谋求跃进







  1957-1965年
  从1956年9月获得升职一直到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的整整十年间,邓小平一直是众多事件的核心人物。他所担任的政治局常委和党的总书记——隶属于中央委员会——的职务,把他置于了这祥一个位置,这也是他的个性使然。他的一个最大特点是,总是精神炮满地投入工作,发现问题,立即解决。他不是一个等待时机来临的人周恩来有时是这样;他也不像陈云那样,在自己的提议遭到批评或拒绝时就撤回。当他通过说服的方法不能达到自己的目的,或断定说服不能奏效时,他就会先斩后奏,甚至是斩而不奏。“文化大革命”期间,毛泽东除了批评邓小平的政治观点之外中,也严厉批评了他这种办事作风。
  作为总书记,邓是共产党的行政长官同时通过党管辖着其他一切国家机构(不过党对军队的领导权主要是由毛泽东一个人来行使的)。邓运作的机构是书记处。书记处的成员一开始就配备得很强。到1958年5月,它的实力就更强了,当时,除邓本人和他的副手彭真之外,还有三位政治局委员加盟书记处。而且,随着时间的推移,它又接管了党内外其他一些机构的权力。在“大跃进’期间,它从政府的最高机构国务院接管了制定和实施经济计划的主要职责,这是因为,在某种意义上,它能够组织动员群众运动,而国务院却不能;而且当国家需要采取应急行动以摆脱“大跃进”的不良影响时,它仍沿用了这一权限。后来,当毛越过除林彪之外的其他政治局常委而擅自制定各种政策时,书记处作出了许多自己的决定。它接管了通常应该由政治局及其常委会做的许多工作,因为这些机构只能以中央委员会的名义发布文件,而且只有在得到毛个人的认可之后才能发布。在彭真强有力的支持下,邓掌握了大部分权限与工作;毛后来批评说邓小平建立起了一个“独立王国”,并非言过其实。(原文如此。——译注)
  从1958年到1962年,中国政治一直笼罩在大混乱和“大跃进”所带来的灾难性的后果之中,而毛泽东的意图原本是想让中国走上经济迅速发展的道路。在毛发动的历次大的运动中,“大跃进”是独一无二的。毛并没有打算让这场运动剥夺任何阶层的社会财产或地位,也没有打算通过这场运动来清党或整党。然而它造成的死亡和带来的灾难却比其他任何一场运动都要惨重。
  “大跃进”是继1957年12月第一个五年计划完成后而开始的。从某种程度上讲,这个五年国民经济计划确实得到了顺利的发展。中国的工业基础得到了发展,工业产量的增长率大大提高(并超过了既定目标),每年平均增长近20%。全国铁路网增加了几千英里铁路线。然而,其他方面的发展则令人失望。尤其是农业产量的增长率一直很低(并低于既定目标),只有4%。这影响了轻工业的发展,并使党面临着两种选择:或者控制农村人口的增长以满足迅速增长的城市人口的需求;或者控制城市人口的增长以保证农村人口的正常生活。其结果是,两者都要加以控制。
  1956年春,党的领导人一致决定,第二个五年计划在农轻重的顺序和方法上应当与第一个五年计划有所不同。毛本人在一次政治局扩大会议上的长篇讲话中表明了这个意见。他提出,农业和轻工业的投资比例要加重一点;要给省和地方政府以更大的权力,让他们来作投资和其他的经济上的决定;要减少在远离市场和原材料供应的偏远地区建立新工厂。他说,事实证明苏联的发展模式并不适合中国的国情和需要,他甚至批评了苏联在运用这一模式时出现的“缺点和错误”。但他并没有说这个模式是错误的,或这个模式中的计划体制存在着根本的错误。然而他在此后的十八个月内却作出决定:中国应该彻底摈弃苏联模式,采用一种新的发展战略,这个战略完全是以对人性的不同看法为依据制定的,并运用完全不同的方法来利用资源和制定目标。
  这个变化背后的原因是什么?仅仅是毛的情绪发生了某些变化,还是他的性情变了?毛在1957年末和1958年初的冬季前后的行为方式让人们感到,他这时已完全变了,他几乎完全陷于急于求成和浮夸的冲动之中,完全不顾“客观条件”的制约。但并没有确切的证据来证明这一点,既然如此,我们只能指出确实对他产生过影响的几个因素。
  一个因素是提前几年完成了1955年以前所有的既定目标和远景规划,实现了农业集体化和工商业的国有化。在毛看来,这充分证明(而且是再一次证明),一切都能够通过群众运动和勇敢精神得以实现。这也为他要充分利用以前被封建主义和资本主义“剥削”所束缚着的人民群众的力量的设想打通了一条道路。因而在1955-1956年的冬春,他提出,中国工业化的规模和速度,科学、文化、教育、卫生等事业的规模和速度,应当加大和加快,不能再按照以往所设想的那个样子去做了。从而引发了一场轰轰烈烈的群众运动。但它也产生了一些阻碍发展的因素,引发了通货膨胀以及大规模的混乱和破坏。1956年4月,周恩来向毛提议,应当立即停止这场运动。毛同意了,但对此很不情愿,也很不满;此后,在周恩来的授意下,《人民日报》连续发表了一系列社论,批评了这种急躁情绪,并把这种情绪说成是一种“冒进”。这也使毛更加坚定了要证明他比他周围那些怯懦胆小的人更为正确的决心。
  另一个因素是,知识分子在百花齐放期间的行为表现。他们的行为已受到了抑制。但毛并不这么看,他断言,他们当中的许多人对社会主义、对党的领导和他本人是怀有敌意的。这就加重了他(已经相当严重)对他们的偏见。他经过思索以后重又认为,任何一项重大事业的成功应具有三个因素:领导者的激励,彼领导者的悟性和二者在思想上的共识。他开始以一种蛮横的、轻蔑的口气来谈论知识分子,并说,没有知识分子,中国就不能取得经济迅速发展的说法是毫无道理的。早在1957年7月,当争鸣时期刚刚结束时,他就宣称: 知识分子是工人阶级、劳动者请的先生,你给他们的子弟教书,又不听主人的话,你要教你那一套,要教八股文,教孔夫子,或教教资本主义那一套……工人阶级……就要辞退你。①第三个因素是,苏联在1957年成功地把人造地球卫星送上了天和发射了一枚远程弹道导弹。这使毛认为,世界社会主义已经赶上了资本主义,是社会主义中国开始大发展的时候了。自相矛盾的是,促使毛同苏联模式决裂的也是苏联的成就,到1957年秋,毛的这一愿望就已经十分强烈了。
  “大跃进”的主要口号是“政治挂帅”和“两条腿走路”。
  “政治挂帅’,表达了毛的一个信念,即精神的或者说非物质的刺激在经济领域同样能产生出在政治运动中那么显著的效果。经济领域的事实证明,他错了。但这个口号能够用来反对那些过于追求物质繁荣的行为。简单地说,如果运用非物质刺激的手段不能实现繁荣的话,那么这种繁荣也就没有存在的价值。再进一步讲,繁荣的成就也许会削弱社会主义的价值,即使在实现繁荣的进程中人们一直呼吁要实现社会主义的价值。不能认为物质繁荣就是绝对的好,或者是完全的好。这最终势必导致认为:财富和美德是互不相容的,贫穷才是光荣的。
  毛本人从没有赞同过这种观点。但到“文化大革命”后期,这种观点却被一些同他的妻子江青关系密切的激进分子所利用,也许是江青本人要利用它。有关这种观点的一句最著名的名言是:晚点的社会主义火车,也比正点的资本主义火车好。这是邓小平非常痛恨的一种观点。
  “两条腿走路”,是指城市的资本密集型的高技术工业部门和农村的劳动密集型的低技术部门(包括工业和农业)共同发展。这并不是毫无道理的。在农村确有大量的未被利用和正在被利用的资源,其中包括一些比较简单的工业技术,如果能够合理地利用,一定会发挥这些地区的特长。然而后来的事实却证明,对这些资源的利用非常缺乏理性。错误之一是,让农民及其家庭成员在农忙的时候从事非农业性劳动。另一个错误是,创办了一些农民的技术能力所不及的工业项目。两者都令农民付出了惨重的代价。
  “大跃进”的章程是一个文件,这个文件由一整套信条和若干决议组成,是1958年1-2月间在北京以外的地方举行的党的代表会议上共同商议作出的。该文件统称《工作方法六十条》。它包括许多不同的问题,如毛关于革命性质的新理论、管理国民经济的责任从政府转到了党、资源的分配权力从中央下放到各省、采用新的计划方法和先进的农业生产方法。有关革命的段落表明了毛己离开正统的马克思主义甚远,他认为,完成了社会主义改造——消灭了土地和资本的私有制——也就完成了社会主义革命。这也反映了他在1956年和1957年的事件中的急躁冒进情绪,正如他所说的: 我们的革命是一个接一个的。从1949年在全国范围内夺取政权开始,接着就是反封建的土地改革,土地改革一完成就开始农业合作化,……社会主义三大改造(农业、工业和商业)……在1956年基本完成。接着又在去年进行政治战线上和思想战线上的社会主义革命……现在要来一个技术革命。②关于经济计划的段落表明,它已彻底打破了过去的计划。经济发展计划被中央和地方各级机构制订的两套主要产品生产指标的计划所取代。中央在制订计划时有两本帐,一本是必成的计划,一本是期成的计划。地方也有两本帐。地方的第一本就是中央的第二本,这在地方是必成的。按照这种方法,工厂、矿山和农业合作社最后要完成的生产指标要比中央为它们那个行业制订的全国的生产指标增加了几倍。新的计划试行不久,便带来了种种弊端。在最基层,它驱使当地的干部向工人和农民提出过多的要求,致使他们变得日益疲倦和沮丧。在中层,它助长了浮夸风,干部们所报的产量与实际的完成情况之间存在着很大的缺口。在中央,它使领导层对国家的经济状况形成了完全错误的印象。在政治上,新的方法的目的是想加强“领导与群众的联系”。然而,在实施的过程中,它却恰恰起了相反的作用;它在位居中央的毛和他的同事同辛勤劳作在工厂和田间的工人和农民之间制造了几个不学无术、胆小怕事的干部阶层。
  “大跃进”在制度上的一个最大的创新是人民公社。1957年到1958年冬,农业生产合作社曾集中起来以便共同为大规模的修建运河、水坝和其他水利工程提供充足的劳动力,人民公社就起源于此。集中导致了合并;合并导致了新一级行政机构的产生;这一级机构的产生使在此之前一直分散在合作社和地方政府部门之中的职责转到了它的身上。这时,那些在两年半前农业集体化运动期间的积极分子又立即开始行动——到1958年底,99%以上的农户都入了社。
  公社一共存在了二十五年。在这段时间内,它们发生了几次实质性的变化。从公社最初的形式来看,其实只不过持续了不到三年,它们是毛喜欢的组织形式。人民公社之所以最大限度地迎合毛的心意,与其说是因为他喜欢行政上地方分权,不如说他更喜欢这一级组织能够动员基层最广大的群众。公社的职权范围很广,涉及政治、经济、文化和军事活动。这也迎合了毛不喜欢专业化的思想。公社倾向于组织集体生活和集体劳作,鼓励全体社员在公社食堂吃饭,鼓励妻子们在外出到田间干活时把孩子送进托儿所。公社通过各种活动和通过生产大队和生产小队,平均分配社员收入。这也非常合毛的意,因为他把平均看成是消灭热心追逐个人利益行为的一个途径,也因为他坚信,这祥做还为“按需分配”的共产主义分配原则开辟了道路。
  “大跃进”是在1958年5月党的八大二次会议上正式发动起来的。同二十个月前召开的八大一次会议一样,这次会议也是由刘少奇作主要报告。他较早的报告是相当谨慎的;而现在他的这个报告是急躁和不现实的。在八大一次会议上,毛本人只讲了一次,而且十分简短。而在这次会议上,毛发言不少于五次,而且异常兴奋,也使他的听众们兴奋不已。他批评了斯大林对发展所持的冷漠的和官僚主义的态度,并宣称,全党目前的任务是“揭盖子,破除迷信(是指克服困难的可能性),让劳动人民的积极性和创造性都爆发出来”。这次会议最后还通过了一条“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会后,几千名代表信心十足地返回到了他们的工作岗位,坚信他们事业成败的关键要看他们以多么大的热情和有效手段使这条总路线付诸实施。
  在随后的六个月中,全国七亿人民都处于极度的狂热之中。一个运动接着一个运动。先是人民公社成立了,紧接着就流传开了这祥一句话:共产主义已近在咫尺。在这股“共产风”之中,许多公社实行了免费供给制——社员吃饭不要钱,敞开肚子吃。为了响应毛在1958年1月发出的在近几年内农村要力争做到工业产值同农业产值相当的号召,公社新建或扩建了数以千计的小工厂和小作坊,并以重新改装或以自行设计的机器设备尽可能地来装配它们。最后,当农村出现钢铁短缺,无法供给这些工厂足够的钢铁时,公社便开始自己生产钢铁。(此处有误。大炼钢铁是为了追求钢铁产量。——译注)
  大炼钢铁运动是“大跃进”的最高潮,到1958年底,中国农村地区已建起了数十万个小铁炉和小高炉。有些公社多达数十个。据估计,大约有六千万人参加了这场运动,他们或者到矿山开矿,或者去煤矿运煤,或者去操作小铁炉和小高炉。迫于上级领导的巨大压力,好多社员被迫拿出他们的水壶和铁锅,并拆下他们家里其他一切金属类的用具。然而,由于这场运动是在华北的秋收季节进行的,从而导致了农忙时节田间劳动力的短缺,结果,一些农作物没有来得及收割,荒在了田里。这祥做并没有炼出有用的钢铁;因为要炼出经久耐用的铁——至于钢就更不必说了——所必需的技术在农村并不具备,所以耗费数百万个小时生产出来的只不过是数百万吨毫无利用价值的废铁。
  尽管如此,1958年的粮食产量仍达到了两亿吨,是中国历史上收成最好的年份。但是,毛和他的同事们根据各省关于粮食产量大幅度提高的报告,断定粮食产量还要更多。8月,党的农村工作部部长谭震林在一次工作会议上说,粮食产量可能达到了三亿多吨,12月,中央委员会宣布,粮食产量已达三亿七千五百万吨,这个数字几乎是1957年的两倍。
  在1958年末-1959年初的冬天,毛和他的同事们已经觉察到了农村中存在着强烈的不满情绪,他们也觉察到了“大跃进”使生产出来的许多商品不能运送到消费者手中,或者毫无用处,因而他们开始调整他们前些时候推行的一些政策。在1959年2月和3月召开的一次工作会议上,毛本人批评了农民收入过于平均、许多公社无偿占有别人劳动和国家银行系统过早收回给公社的贷款等现象。他还请教了陈云,陈云早就想对发展战略作重大的改变,并且也表明了他的这一信念,即组织动员的手段并不能成为经济增长的动力。陈云提出,1959年钢产量的目标应当从三千万吨降至一干三百万吨,并主张应当把国民经济看成“一盘棋”。他指出,鼓励地方或省在各类产品上都做到自给自足,那只能限制而不是扩大整个国民经济的发展。
  虽然如此,毛和其他人并没有改变他们在1958年虚报丰收的情况下而采取的几个决定。最主要的一个决定是,规定在1958年巨大的粮良总产量的基础上,1959年国家的粮食总产量还应当提高;总的播种面积应该减少。而且在这些已经减少的播种面积中,种植谷物的土地面积的比例也应该相应地减少。正是这些决定使“大跃进”变成了一场灾难。到1958年底,农民已连续劳动了两个夏季和一个多冬季而没有得到过休息,肥沃的土地也因不合理地密植和深耕遭到大面积的毁坏。而这时应当做的是,减轻农民的负担,合理地利用土地,这两项毛都赞成,但这些要求并没有得到满足。从现已公布的正式文献上,看不出邓在1958年说过什么,或做过什么(他的文选中没有收入他在这一时期的任何一篇讲话)。然而这些文献又充分表明,他是站在毛的一边的,他也赞成“大跃进”的方法。
  然而,邓的调子并不完全与毛一样。他不使用毛(或刘)夸张式的语言,也很少说政治挂帅或重振意识形态和社会影响一类的话,而毛把它视为这次跃进的一个重要目标。他也对农村小铁炉和土高炉的效能表示怀疑。他在10月份视察农村期间曾经说,他们应当引进技术。在1958年底按照毛的指示召集的一个讨论劳动报酬和物质刺激问题的特别会议上,他明确表示反对免费供应。
  1959年,邓的作用发生了变化。他成为周恩来和陈云的合作者,此时周和陈都致力于按照工农业的实际情况来制定钢产量指标(这已经是众所周知的无法实现的高指标)。书记处举行了一次会议,听取有关公社的作用的报告之后,又召集了一次会议重新研究钢产量的指标。第二次会议向中央财经小组发出了一个指示,财经小组是毛决定重新起用陈云时成立的,它是由资深的党员所组成的一个小型的特别委员会。由于它的一些成员比邓资格老,所以看起来似乎书记处本身的职能也相应地发生了变化,它成了中央财经小组中资历最深的成员——周恩来非正式地管辖下的一个委员会。不管这个委员会的性质是什么,当时中央已经开始着手控制大跃进所带来的严重后果,而且邓本人又开始同周和陈有了密切的工作关系。1959年这一年,党的领导层重新团结起来,努力工作,阻止农村危机的日益扩大,以避免整个国民经济陷入不景气。一开始进行得很顺利。但是,随后毛和自1954年以来一直担任国防部长的彭德怀之间的冲突,打破了党内的统一和团结,并造成了一种谁提出忠告谁就会遭到迫害的气氛。
  彭是一个豪爽、直率的人,在军内和党内他的同事中颇孚众望。“文化大革命”期间,他在狱中所写的自述表明,他不是一个理论家,但他却深深地关心着改善中国五亿农民的生活状况的问题。他很重视党和军队的纪律,同时也认为,党的高级干部彼此间应当担诚相处,对待毛,一向持平等基础上的尊敬。他自己同毛的关系经常出问题。1959年,他与毛在高层政策即武装部队的性质问题上也发生了争执。毛想加强核攻击力量,并以小型的适合进行“人民战争”的地面武装部队作后盾;彭则想按照苏联的模式建立武装部队,使它拥有先进的武器和装备,既能够进行常规战争,也能够进行核战争。
  彭在1958年夏和1959年春期间视察了中国的一部分农村地区,并坚持同农民和当地的干部谈心。他断定,这场跃进正在导致经济上的一场大灾难;并断定,地方干部向党的上级领导(或者像他这祥的来视察的国家领导人)报告情况时并没有说真话。但他并没有向其他的领导人或在党的会议上过多地谈到他的这个推断。5月,他到东欧几个国家出访,并在6月中旬返回北京之前在莫斯科同赫鲁晓夫进行了会晤。
  7月初,彭登上了位于江西的疗养胜地——庐山,参加在那里举行的政治局扩大会议。14日,他就“大跃进”的问题给毛写了一封长信。他当然希望毛会亲自复信;或把他叫去谈话。然而事与愿违,毛并没有这么做,而是以《彭德怀的意见书》为正式标题将他的信印发给参加庐山会议的每一个人,并在随后的一个篇幅很长并带有讥讽口气的讲话中把这封信说成是向他本人和党中央领导机关的一次无原则的进攻。他向他的听众们强凋,他们都参加过彭所批评的政策的制定过程;他本人也亲自提出要对其中的大部分政策进行批评;但彭在春天召开的党的会议上允许他发言的时候却一言不发。他暗示,彭已同赫鲁晓夫勾结起来了,并要求与会的全体成员都要考虑一下面对彭的“机会主义”进攻,自己应该站在哪一边。
  彭有几个积极的支持者,他们在预备会上都作了发言另外还有不少同情者。但是,一旦毛提出了忠诚的问题,那么只有二、三个资格最老的党员愿意并能够追使毛收回成命,他才能免遭批判。然而他们没有这祥做。因而使得毛在随后召开的中央委员会的会议上能够随心所欲地改弦易辙,向彭发起了总攻,并使中央委员会通过了一个决议,这个决议把彭和其他三个人(包括毛在江西时期的老对手洛甫)说成是“反党集团”的成员。除了二十五年来一直任军事领袖的朱德之外,发言的人当中没有一个人为彭辩护。四个月前刚刚接替毛担任国家主席的刘少奇,以往曾热心致力于阻止毛的“家长制”行为,但(邓小平在1980年同意大利记者奥琳埃娜·法拉奇的谈话中,用“家长制”一词来说明毛对他的同事们的态度。——原注)现在他对彭的攻击尤为激烈。
  在9月召开的党的军事委员会的会议上结束了对彭的批判。他受到了林彪和其他人的猛烈攻击,他们说彭是“军事俱乐部”头头,并解除了他国防部长的职务。虽然保留了他政治局委员的职务,但不久后便不让他出席政治局和中央委员会的会议了。他在中南海的房子被收回了,改而分配一栋在荒郊野外的空房子给他。
  林彪取代彭当上了国防部长,并很快开始了把军队变成他用来实现他自己政治野心的工具。他按照他所了解到的能够投毛所好的方针改组了军队,然后便开始着手把军队变成为具有革命品德的一个堡垒。196O年秋,他说服军委并一致同意,毛的思想(单独地)应成为军队进行政治教育的课程;1962年,他出版并普及了毛的讲话和著作的语录,这就是后来闻名于世的“小红书”。毛对此的反应和林所期望的完全一样。1963年12月,他号召全国“向中国人民解放军学习”;1964年,他指示,全军政治部应按政府部门和党的机构的建制组成。从而颠倒了党和军队以党指挥“枪”为基础的传统关系。军队开始插足党(和政府)并远离各级党的监督。
  在经济上,庐山会议给了“大跃进”一次新生。这是因为毛坚持要开展一场全国性的反“右倾机会主义”的运动。这场运动很快就变成了一场清洗运动,清洗的对象是:所有对“跃进”一直持消极态度或带头响应毛自己早些时候发出的慎重、节制号召的党的干部。结果,造成所有的干部不能再提应当停止无偿占有劳动,不能再提应当根据农民的工作数量和质量支付给他们报酬。1960年初,又发动了一场建立城市人民公社的运动。产量指标不是降低而是提高,毛并且明确宣布,他支持政抬挂帅式的工业管理体制。
  196O年,苏联决定停止对中国一切形式的援助,这才使毛泽东从大跃进的美梦中惊醒过来。同意实行一条新的总路线即“调整、巩固、充实、提高”,并允许批判那些强行无偿占用农民劳动的地方干部。直到196O年11月,那些长期以来一直认为“跃进”导致了一场灾难的中共领导人终于能够从根本上纠正大跃进的错误了,周恩来发出了十二条紧急指示,这个指示规定允许农民恢复“跃进”前的生活和劳动方式。
  然而这时,农村却遭受着严重的饥荒。1959年,农村人口还一直能够保有一亿二千二百万吨粮食。到1960年,这个数字已减少到一亿一干三百万吨,每人每年平均只有一百五十公斤粮食。1960年国家城市人口远远少于1959年,但收入也大大减少——实际上是1949年以来最少的年份。农村人口的死亡率从1958年的12.5‰上升到了1959年的14‰多和1960年的近29‰。在死亡率上升的同时,出生率也明显下降。196O年,全国的死亡率大大高于出生率,而在1950年至1958年间,全国的出生率一直是死亡率的两倍半和三倍之多。这场饥荒一直持续到1961年。
  这场饥荒造成的死亡——完全因饥饿和疾病——比20世纪中国或其他任何国家和地区发生的任何一次饥荒要严重的多,它造成的死亡人数也远远超过了苏联农业合作化后的饥荒所造成的死亡人数。60年代初,外部世界从难民的报告中了解到,在中国的一部分地区,食物严重短缺。但直到80年代初,中共才最终公布了有关这一时期出生和死亡率以及粮食产量和收成的数字,让外人了解了当时饥荒的真相。即使现在,官方的文件,甚至小说和短篇故事中都很少提及“大跃进”及这场饥荒。“文化大革命”产生了一大批伤痕文学作品;“大跃进”却没有类似作品。
  邓小平由于腿部受伤,*没有出席在庐山召开的政(邓在1958年一次打台球时折断了右腿,从照片上可以看出。直到1961年4月,他一直是靠一根手杖行走。可见他的伤恢复得很慢。——原注)治局会议和中央委员会会议。但他很可能出席了最后为彭德怀定罪的军委会议(在军委中除了毛之外,他是唯一的文人)。尽管他同彭从来没有过特别密切的交往,但他也一定为彭的命运——以及毛的行为——而深深地担忧。据公布的一些材料记载,他对毛的看法是:他是一位杰出的领袖,但他并不是绝对不犯错误。这时,他又勇敢地准备再次重申这个观点。1960年3月,他在天津对党员的一次讲话中,一针见血地批评了党员当中日益滋长的一种倾向,即把他们所取得的一切成绩都归功于运用了毛的思想。他说,不要把毛泽东思想同马克思列宁主义割裂开来,也一定不要忘记了马克思列宁主义。作为党的领袖,毛同“一般的集体领导成员”是不同的。但他仍然是这个集体领导中的一个成员,切不可把他同这个集体领导分开。至于庐山会议的后果,他后来认为是十分有害的:“这场斗争(反对彭及其同伙)在政治上使党内从中央到基层的民主生活遭到严重损害,在经济上打断了纠正‘左’倾错误的进程,使错误延续了更长时间。”③
  作为总书记,邓也一定发觉,要想避开毛所发动的反对“右倾机会主义”的斗争或第二次跃进,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但他并不是对这两项运动发表主要讲话的领导人之一,从他在天津的讲话中可以看出,1960年春,他的大部分时间是在外地度过的。很可能中苏关系也占用了他大量的时间,也许这也为他把大部分国内事务留给其他人提供了一个借口。毛在1960年1、2、3月召集的几次会议,讨论应如何应付中苏关系所发生的危机,邓一定出席了这几次会议。
  50年代和60年代中苏之间的大论战,是共产主义世界内部及外部始料未及的,它的影响不断扩大并遍及全世界。它使1950年签订的两国同盟条约变成了一纸空文,它摧毁了“社会主义阵营”,分裂了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打破了当时的世界均势。它促使毛泽东作出了断绝同苏联社会一切来往的决定,这与他后来作出的使中国陷入“文化大革命”的决定有很大的关系。
  这场论战始于1958年,是在两国两党关系度过了历史上较好的一段时期后不久发生的,中国人从1956年波兰和匈牙利的暴乱中得出了两个重要结论:俄国人已经认识到了非斯大林化的危险,对那些极力想摆脱莫斯科以获得更加独立地位的共产党,莫斯科方面在表示同情的同时又显得十分的谨慎;因为他们开始认识到,过分表示这种同情有可能助长“修正主义”,而通过修正主义可通向彻底的反革命,其后果与赫鲁晓夫最初所持的有关斯大林问题和议会夺取政权的道路的论题是相同的。因此,1957年,毛在莫斯科召开的各国党的领导人庆祝十月革命四十周年的会议上指出,社会主义阵营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都需要有个“头”,而这两个“头”就是苏联和苏联党。
  毛还说,苏联成功地把两颗地球卫星——苏联最早的人造地球卫星——送入轨道和成功地发射了一枚洲际弹道导弹,表明“东风”已经压倒了“西风”。他主张,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应当以中国共产党人在反对蒋介石的战争中所运用的在战略上藐视敌人,在战术上重视敌人的战略战术为榜样,决不向敌人屈服。他还谈到了核战争可能带来的后果。他宣称,人不会在这场战争中死绝的,一个勇敢的、新的共产主义世界将会在“帝国主义的废墟上”崛起。但他并没有预见到当中国面临苏联不友好的政治或军事态度时所应采取的行动。
  俄国人一定感到毛有关核战争的观点使人感到不安。但他们已经决定,他们要满足中国人所提出的有关帮助他们建立制造和试验核武器设施的一切要求。10月中旬,在毛到达莫斯科之前,两国已在这里签署了一项秘密协定。这个协定按说一定会作出两国之间是信任和合作的关系这祥的承诺。但事实并非如此,它标志着两国两党之间的关系已经到了顶点,随后是走下坡路了。
  不久,影响两国两党关系的台湾问题、印度问题和“大跃进”便出现了。在台湾问题上,中国的立场是十分鲜明的:台湾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中国有权用任何手段收复台湾。苏联无论是在公开场合还是在私下里都并没有反驳中国的这一立场。但赫鲁晓夫认为,假如存在着美国帮助国民党保卫台湾这样一个正式承诺,而对苏联来说,它与美国之间的关系又是至关重要的,那么中国至少应该事先告知俄国人他们在台湾海峡使用武力的意图。而这正是中国人所不愿意做的。他们并不想进一步扩大台湾问题在国际社会的影响。因而当中国人在1958年8月底对离大陆仅有几公里之遥的国民党驻守的岛屿金门展开猛烈的炮击,并进而攻击国民党的补给船只时,便出现了中苏关系以及中美关系的危机。不久,赫鲁晓夫在写给艾森豪威尔总统的信中说,对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进攻就是进攻苏联,苏联将“忠于职责”,采取一切必要的手段来保卫中国。但他对毛的做法非常生气,因为他8月初曾在北京同毛有过一次长谈,当时毛对他即将开始的这场炮击只字未提。
  印度之所以成为影响两国关系的一个问题,是因为当中印两国军队在靠近尼泊尔、锡金和不丹的东西段边界上发生冲突时,苏联却开始谋求加强同印度的密切联系。在东段边界,冲突是由1959年春西藏叛乱(和随后不久达赖喇嘛逃亡印度)后,难民和游击队在西藏和印度之间的活动引起的。在西段边界,发生冲突的原因是:中国在印度已宣布为己有并不时有印度的巡逻队出没的领土上修建了一条公路。中国在公开的声明中对苏联不(中印边界冲突的实际情况是,1959年,印度总理尼赫鲁向中国提出领土要求,同年8月25日,印度武装部队向我边防军开火,挑起武装冲突,并不断升级。三年后,挑起全面冲突。中国政府对印度的无理要求和军事侵犯,进行了有理有节的斗争,1962年10月22日,中国军队被迫进行自卫还击。11月22日,主动停火、后撤。此后,中印在边界问题上没有再发生冲突,——译注)站在中国一边的行为提出了抗议,并指出,苏联宣布中立事实上是为了取悦印度。赫鲁晓夫在1959年10月为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十周年访问北京时,他和他的东道主中国人为这个问题发生了争吵。四个月后,苏联党(不是苏联政府)在给中国党的一封信中说,中国的行为是“狭隘的民族主义态度”的表现。在这封信中,俄国人想让中国人做到,要使民族的利益服从于他们把自己视为监护人的国际利益。
  这两个问题是任何两个主权国家都有可能提出的问题。而第三个问题——“大跃进“,则只有在具有共同的意识形态的两个国家间才可能提出来。无论是在意识形态上还是在政治上,俄国人都有充分的理由对“跃进”表示反感。因为它否定了苏联的发展模式,并进而声称,中国,这个只有三年社会主义建设史的国家要比苏联更快地进入共产主义,并很可能比苏联更快地实现共产主义。实际上,它给负责向中国运送商品的苏联经销商造成了巨大的压力,并且给正在中国工作的一千五百名苏联顾问和技术人员带来了几乎难以忍受的工作条件。
  同样,俄国人,尤其是赫鲁晓夫的行为也十分粗暴和过火。从1958年秋起,赫鲁晓夫开始以轻蔑的口吻向到莫斯科访问的人、包括西方的来访者谈论“跃进”。1959年夏,他首先中止了1957年10月签署的军事技术协议,接着便开始公开批评“跃进”。所有这一切都是为了向中国人暗示,就像20年代和30年代的共产国际那样,赫鲁晓夫要惩罚中国党在政治上和思想上一意孤行的行为。更为重要的是,赫鲁晓夫第一次公开攻击“跃进”几乎与彭德怀在庐山写给毛的那封有关公社的信发生在同一天。毛由此断定,赫鲁晓夫和彭已串通起来,而且他已就中国的事务同资深的中国党的成员达成了一致行动。实际上,并没有这些阴谋串通的确切的证据,而且与一个外国人串通,这也不符合彭的性格。根据彭的回忆,他最初并没有想上庐山,他只是到庐山呆了一段时间以后才决定给毛写信。然而,毛这位这方面的老手必然会看出其他的问题;不久,官方的决议称,彭的干扰有力地支持了“赫鲁晓夫的修正主义集团”。
  这些问题一出现,便再次引发了一场有关赫著晓夫在1956年“二十大”的讲话中就已经提出的一些原则问题的争论,中国人率先开始了争论。1960年4月,他们在列宁诞辰的那一天同时在《人民日报》和中央委员会的理论刊物《红旗》杂志上发表了四篇长篇评论文章,它们的中心思想暗含在第一篇文章的标题《列宁主义万岁》中,这就是:他们比俄国人更信仰列宁主义。他们谴责俄国人提出的关于和平共处、战争是可以避免的、非共产党国家的共产党有可能通过和平道路夺取政权的新主张,认为俄国人已完全背弃了列宁主义。这使俄国人处于了守势;他们不得不辩解说,自列宁的时代以来,世界已发生了变化,因而有必要对他的一些学说进行修正,但他们在精神上并没有放弃列宁主义。所以,事实是,中国人已经展开了进攻;苏联人在开始反攻前要为自己的行为作出解释。
  1960年夏,在北京召开的工会会议和在布加勒斯特召开的罗马尼亚党的代表大会上,中国人和俄国人发生了冲突。在布加勒斯特,赫鲁晓夫对毛本人进行攻击,称他为“极左分子”和“左倾修正主义分子”,并把他同斯大林的自我中心主义相提并论,从而引起了中国代表团团长彭真的反击。这次交锋在第三国的代表当中引起了极大的恐慌,他们纷纷以各自党的名义向双方施加压力,敦促他们达成一个一致的协议。这一做法果然奏效,并最终确定,同年秋天在莫斯科召开三个会议:俄国人和中国人之间的双边会议,二十六国党代表会议和八十一国党的领导人的首脑会议。
  在这三个会议上,邓小平一直都是中国的主要发言人。他的(许多)声明和讲话的原文一直没有公开发表。但从一些引文和参考资料中可以得知,他是坚决支持纪念列宁周年的文章中提出的那些观点的。他对和平共处的看法是,这只不过是社会主义和资本帝国主义间的武装停战而已;关于战争,他认为,发生新的世界战争的可能性不大(因为苏联拥有的核武器能够阻止美国发动或引起世界战争),但局部战争是不可避免的;关于社会主义的路线,他指出,资本主义国家和它们的殖民地必然要发生暴力革命。在实际策略上,他主张社会主义阵营一定要提高警惕,加强武装。他认为,对于社会主义阵营和个别的社会主义国家来说,积极支持民族解放运动才是正确的(和安全的),而鼓励阵营以外的共产党减少战斗力则是错误的。目前还不能以充分的书面材料证明,邓曾经在关于全球性的核战争可能会带来的后果问题上采用了毛的观点——即核战争最坏的结果是导致帝国主义的毁灭,而不是全人类的毁灭。从表面上来看,他很可能已经预感到,在为期八周的争论期间,要想回避这个问题是不容易做到的。而如果他真的提及这个问题,他一定会引用毛泽东的这个说法。在其他任何记录中,也没有看到过他曾在这个问题上支持过毛。看来,邓对毛关于核战争的看法是持怀疑态度的。
  第三个会议最终形成了一个涵盖一切有争议的问题并由所有参加者一致同意并签署的宣言。用第一位研究中苏冲突并深刻剖析了这场冲突的西方学者唐纳德·赞格瑞尔教授的话来说,它实际上是俄国人的胜利④。它不但充满了所谓苏联的基本立场和观点,而且还是含糊不清和模棱两可的。只是由于从北京监督着这些活动的毛接受了中国代表团团长刘少奇的建议,才使这篇宣(他和朝鲜的金日成是唯一两个没有出席会议的共产党领袖。——译注)言得以顺利发表。当时摆在中国代表面前的有两种选择:妥协和破裂。然而,正如后来发生的事件所表明的那样,刘在宣言上签名绝没有使毛改变他的以下观点或判断,即赫鲁晓夫和苏联国内外的其他许多人已经变质为“现代修正主义分子”。
  1963年7月,邓又一次,也是最后一次出访莫斯科。他率领一个小型的党的代表团同以苏斯洛夫——意识形态方面的专家——为首的苏联党代表团就莫斯科宣言中包含的一切理论问题再次举行会谈,而且自从1960年前后重新开始会谈以来,在关于态度问题上,一方总是认为另一方的行为是十分恶劣的。中国人特别在两个问题上对俄国人表示了不满:后者在1961年至1962年冬天期间允许五万多人从新疆逃亡到苏联境内,以及在1962年的中印边境战争前后,赫鲁晓夫对中国的态度公开进行批评。至于俄国人,他们对中国人公然把他们在1962年10月古巴导弹危机期间的行为先是说成“冒险主义”,后来又说成是投降主义的说法,也极为愤懑。在会谈开始前,双方各自发表长篇的文件和声明,充分地和有针对性地陈述了各自的立场和观点。这成为一个不祥的预兆。俄国人还明确表示,对于他们来说,同邓的代表团的会谈远没有同时在莫斯科同美国和英国进行的有关部分禁止核试验条约的谈判重要(实际上,这个会议的主题本身就是向中国的挑衅)。虽然赫鲁晓夫亲自为邓和他的代表团举行了宴会,但那是在会谈举行了五天而任何一方都没有改变自己的立场和观点之后。双方没有确定进一步会谈的日期。这就发出了破裂的信号,而且正如其结果所表明的,这标志着两党间长达二十六年的正式交往的结束。
  在“文化大革命”期间,流传着一个故事,说毛否决了邓起草的这份中国人在会议前公布的文件,也许其中有一定的真实性。但即使是有的话,也并不意味着毛已不再信任邓了。毛经常对其他人起草的文件感到不满,而且如果他对给他留下很好印象的邓的能力有什么怀疑的话,他就不可能派邓去同苏斯洛夫或者是同赫鲁晓夫本人较量。无论如何,在这次事件后,他曾表示,对邓的表现感到满意。更为不寻常的是,他亲自到机场迎接返回北京的邓,随后,他又指定邓担任一个写作小组的组长。这个小组是为了准备写作关于这场论战的起因和经过的详细的、公开的报告而成立的。这个报告在1963年和1964年间分九个部分[简称“九评”]发表,而且颇具说服力。
  在国内,从1961年到1965年,邓主要活跃在两个领域:制定经济恢复的计划,组织一场旨在处理在“大跃进”之后普遍存在于党内的腐败、缺乏纪律性和道德败坏等现象的运动。
  恢复经济计划主要由四个人负责:刘少奇、周恩来、陈云和邓小平。它的主要内容是调整“大跃进”在制度上的大部分创新措施,以年度计划代替五年计划,把投资重点从重工业转向轻工业和农业(从而实行毛泽东在1956年春提出的一条最重要的建议)。
  邓对其主要内容,尤其是在农业和工业方面作出了巨大贡献,但他主要扮演的是协调者的角色,似乎是他在安排每一项经济和教育活动的政策文件,这些文件都由党的一位资深的党员监督起草;他还协调为检查各项政策而成立的三个委员会的工作。
  到1961年底,这些人和这三个委员会制定出了八个重要的政策文件和几套法规草案。毛召集了一系列的工作会议来讨论这些文件和草案,它们基本上都得到顺利通过。有一种说法是,毛批评了邓在视察了北京郊区的几个公社后起草的一套文件。还有一种说法是,他反对作为总书记的邓为会议所作的“准备”。不管怎样,反正(一种说法是,在毛还没来得及讨论它们之前,邓便按照会议议程通过了一个或更多的文件。——原注)毛对此非常气愤,且责问是哪个“皇帝”胆敢越过他的权力擅自作出这些安排的?然而,并没有让邓靠边站或让他作自我批评;毛一定对邓在短短几个月内领导几个特别机构制定了一套全面的长期规划所表现出的才能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这个规划几乎废除了“大跃进”的所有政策。在农村,虽然公社作为一级单位仍然存在,但它们的绝大部分权力却被剥夺了。主要的经济单位成为生产队,约有三十个农户组成(而在最初的公社里平均约有四千个农户)。土地所有权归生产队所有,生产队要负责其成员的管理工作,并负责付给他们报酬。以公社为基础的不受人们欢迎的收入上的平均化从此销声匿迹。个体农户又可以拥有一小片自留地。在一种已在全国的一部分地区十分普遍并以农业最终实现集体化道路为指南的政治体制之下,生产队可以同其成员就执行非农业的任务签订合约。到1965年,全国的粮食收成达一亿九干五百万吨,恢复到了发动“大跃进”前的1957年的水平。
  在工业方面,放弃了毛在1960年所倡导的工业管理体制。薄一波起草了一个六十条的管理规划,邓把它变成了一个详细的法规,重新采用责任制和专门化管理,并重新确定了工资间的差别。削减了工业的投资比例,关闭了许多亏损的工厂。结果,数以百万的工人失业,他们离开城市到农村,或者是返回农村,大大减少政府供给城市的粮食的压力。工业进入不景气的状态比农业晚,最不景气的时候是1961年,但它的恢复却迅速得多。到1965年,绝大多数工业产品的产量是1957年的两倍多,并出现了一大批新的工业企业,由于石油产量的迅速提高,为这些企业提供了充分的原料,因而企业规模迅速扩大。
  邓本人有关发展的观点在1958年和1962年间也发生了变化。最迟在1959年10月,他盛赞群众运动是一种最好的方法: 我们的基本工作方法就是:领导和群众相结合,一切工作走群众路线,放手发动群众,有领导地展开轰轰烈烈的群众运动,把群众的智慧和意见集中起来,依靠群众的力量来贯彻执行党的方针政策……看不见群众的……积极性……总认为,群众的觉悟不够,群众运动是靠不住的……认为,在革命中固然需要群众运动,但是在建设中,那就是另外一回事了。这种看法……是错误的。⑤然而,1962年7月,他在共产主义青年团的一次代表大会上,又提出了一个不同的观点: 生产关系究竟以什么形式为最好,恐怕要采取这样一种态度,就是哪种形式在哪个地方能够比较容易比较快地恢复和发展农业生产,就采取哪种形式;群众愿意采取哪种形式,就应该采取哪种形式,不合法的使它合法起来……刘伯承同志经常讲一句四川话:“白猫、黑猫,只要捉住老鼠就是好猫”。这是说的打仗。我们之所以能够打败蒋介石,就是不讲老规矩,不按老路子打,一切看情况……现在看来,不论工业还是农业,非退一步不能前进。你不承认这个退?农业不是在退?公社不是在退?……第一步恢复粮食,第二步恢复经济作物,同时把农具和牲畜慢慢地恢复起来……过去我也讲过,我们的运动大多,统统是运动,而且统统是全国性的,看来这是搞不通的。⑥
  这个变化导致在他和毛之间产生了隔阂,毛一直认为,除了在社会主义“生产关系”下,“生产力”不会获得最好的发展。而且从1958年起他就主张,社会主义的生产关系已经超出国家和集体所有制的范围,扩展到了管理体制即吸收工人和农民参加管理,和奖赏制度即充分依靠非物质的刺激和平均分配报酬。在这两个问题上,邓同毛出现了分歧。
  在重振党的士气问题上。邓也同毛的意见相左。他们都一致认为,一定要消除“大跃进”带来的消极影响和后果。但他们在关于产生这种消极影响的原因以及解决它的方法问题上却出现了分歧。毛认为,问题的根源在于许多党员严重缺乏社会主义的价值观;邓则认为,根源在于严重的政治和经济所带来的纪律涣散和士气低落。毛想通过让党的干部参加体力劳动和接受农民的批评,来教育他们。邓则认为,只有在地方干部接受了由上面派下来的工作组的调查,而且如果有必要的话还要受到惩处之后,农民才能发挥这一作用。他还认为,乡以上的干部在成为改造者之前,首先要加强自身的改造。
  1963年5月,在农村发动了一场社会主义教育运动,这场运动是根据后来以《前十条》著称的一份文件的指示精神而发动起来的,《前十条》基本上反映了毛的观点。但很快就发现,地方党的干部并不愿意组建农民的组织来监督他们自己。因而书记处在9月间又发出了一个文件(《后十条》),把运动的重点从自下的改造转变为自上的改造。这时,毛似乎并没有抱怨什么。但他仍然把这场运动看成了进行社会主义价值观教育的必由之路,并热切地期待着农民组织将成为其主要机构的那一天的到来。
  正在这时,刘少奇插手了。他的妻子王光美在天津附近的一个公社呆了五个月,刘本人也在河南的一个公社呆上了两周,他们两人都断定,大部分地方干部都已经腐化堕落,农民也好不了多少,所以绝不能依靠农民来纠正地方干部。刘因此便起草了第三个文件《后十条》修正草案,于1964年9月以中央委员会的名义发出。对领导者和被领导者的教育可能产生的结果,文件持悲观的看法,因此文件要求从城市派出大批工作队,对地方干部的恶习进行全面深入的调查,从而导致了对许多农村地区公社干部的详细调查,结果造成了对成千上万的干部的清洗。
  《后十条》修正案仅实施了四个月的时间。经过1964年12月和1965年1月中央工作会议上一场激烈的辩论后,毛坚决主张它们应当由另外一个文件即《二十三条》来取代。这就又回到了《前十条》,增加了几段措词严厉的论述,即这场运动应当被看成是“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的斗争”,它的对象是“公社……甚至省级机关和中央部门中反对社会主义的人”。毛也因此发出了一个信号:他已经开始觉察出在他的同事当中出了修正主义分子和阶级敌人。
  注释:①《毛泽东选集》第5卷,第453页。
  ②《剑桥史》第15卷,第38-39页。
  ③《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
  ④赞格瑞尔:《中苏论战》,第365页。
  ⑤鲍威尔和费尔班克:《共产主义的中国,1955-1959》,第599页。
  ⑥《邓小平文选》第一卷,第323-32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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