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景山坐像”是怎么一回事?

  1987年1 月,在“北京地区航空遥感成果展览会”上,国家测绘局测绘科学研究所向外界郑重宣布:用遥感拍摄的北京景山公园园林平面图像,酷似一尊闭目盘腿打坐的人像,被人们称为“景山坐像”,从国家测绘局1983年拍摄的景山公园平面图来看,园林北部寿皇殿建筑群(今北京市少年宫)
  是“坐像”的头部,大殿和宫门组成眼、鼻、口,眼眯着,带笑容,胡须是松柏,肩、胸、手、腿是南部那座山。这个发现一经公布,立即轰动了国内甚至是国外舆论界,不少报刊报道了这一消息。“景山坐像”究竟是怎么回事?它是如何形成的呢?如果是人为的安排,它表达了一种什么意念呢?它是不是象有些人说的纯粹是一种偶然的巧合?对这些问题;学者们展开了热烈的讨论,其说法大相径庭,分歧颇多。
  有的学者指出:“景山坐像”是人为的,它代表了古人的一种永恒的意愿。景山公园在北京西城区,故宫神武门对面。元代本为大都城内的一座土丘,名曰青山,明永乐十四年(1416年)为营建宫殿,将拆除的元代旧城和挖掘紫禁城护城河的渣土加堆其上,取名万岁山。清顺治十二年(1655年)
  改名景山。景山公园有五峰,东西排列,古柏参天,风景宜人,身临中峰,可俯瞰北京城秀丽景色。从种种迹象来看,明人之所以别出心裁地塑造出“景山坐像”,以象征明朝的江山永固长存。
  有的学者则持相反意见,认为“景山坐像”并非人为所致,只不过是一种偶然的历史巧合而已。从哲学的角度来看,在自然界、人类社会,这种偶然性是经常在发生着的,我们不能把它和必然性联系在一起。
  “‘景山坐像’或许和明成祖朱棣崇尚道教有关”,有的学者则如是说。在他们看来,“景山坐像”肯定是道教之神,因为坐像颈上戴冠,有胡须,手合于腹前,是道教之神的貌态,与道教的真武大帝像相似,是道家养生图示。“景山坐像”建于明朝永乐年间,成祖朱棣夺取了皇位,解释是得到了真武帝神的显助,于是在即位初期就想建宫观来报答真武神,并让建筑设计者巧妙安排。据史书记载,朱棣特别推崇道教,进行道教建筑设计,但这必须尊重道家意见,得有道士参与。如唐以来,宫廷乐府为道教编撰《玄教乐
  章》,就是这种情况。道教秉承朱棣旨意,别具匠心地设计建造出了“景山坐像”这一建筑奇迹。
  还有的学者认为,“景山坐像”和朱棣信奉道教有关,但朱棣未必知道真相,即不知道道教设计建造了“景山坐像”。道教在某种程度上不受政治的限制,具有理论意义上的相对独立性,有时还受到统治者的仰慕。这使他们拥有在设计中的主动决策权及特殊寓意的保密权。“景山坐像”不排除个中奥妙,连朱棣也未必知晓。那末,道教、道家为什么要设计为养生图示却又让人不易发觉呢?这就涉及到了道教的精华,精髓。道教的经典道藏,所包含的内容十分复杂,但始终贯彻一个意欲——“长生不老”。按“天人合一”的哲学观念,道教的最高境界就在于修性炼真,以得道成仙。他们在长时期的修炼中领悟了这种真谛,并力图把这种奥妙告知世人。然而,在“神”的限制中,在清高脱尘的心理和观念的支配下,道家们认为要得到这种境界是极为不易的,所以他们不愿将这些“天机”廉价地送给“俗人”,便绞尽脑汁地设计、建造了这一独一无二的“景山坐像”。这也就是“景山坐像”五百多年后的今天才会引起人们的惊奇的原因。
  对于这种观点,有人持有异议,认为证据不足:(1 )明朝营建景山宫殿,在当时无疑是一件大事,更何况此事是明成祖朱棣亲自命令所建,如果确系为道家设计、建造,则必定会在史书中留有相关的记载,可我们在史书中却始终找不到道家的建造活动。我们不能因为朱棣信奉道教,就把“景山坐佛”说成是道家的人为所致。(2 )建造这一构思独特的“坐佛”,是极有难度的,似不可能。说是道家所建,那他们又是通过什么方法加以修造的呢?如果说道家不想将其真谛、“天机”廉价地告诉给“俗人”,本可以采取别的办法召示“凡界”,何必如此难为自己和“俗人”呢?因此,所谓的“景山坐像”是不存在的。
  到目前为止,有关“景山坐像”的一系列问题还在进一步的探讨、研究之中,我们坚信:在不远的将来。这个“历史之谜”将彻底大白于天下。
  (俞奭勋)
  泰山无字碑是何人所立?
  泰山极顶玉皇殿门外,有一方高6 米、宽1.2 米、厚0.9 米的长方形石表,白中透黄,形制古朴,石上无字,因此人们称之为泰山“无字碑”。对这方巨碑古人曾有吟咏,“东海长流石未枯,山灵爱宝隐元符。纵教烈焰焚经史,致使秦碑字也无”(明王在晋)。“荒碑无篆迹,山亦解亡秦”(清王乘笑)。“本意欲焚书,立碑故无字。虽云以身先,大是不经事”(清乾隆皇帝)。从这些诗句看来,泰山无字碑是秦始皇所立,且立碑意在焚书。
  泰山无字碑果真是秦始皇所立吗?
  据《史记。秦始皇本纪》记载,始皇二十八年(公元前219 年),秦始皇开始第二次出巡,当他进入今山东省邹县后,“上邹峄山,立石,与鲁诸儒生议,刻石颂秦德。议封禅望祭山川之事。乃遂上泰山,立石封祠祀。……刻所立石,其辞曰:皇帝临位,作制明法,臣下修饬。二十有六年,初并天下,罔不宾服。亲巡远方黎民,登兹泰山,周览东极……“这段记载提供的证据确凿,说明秦始皇在泰山上立碑是刻有文字的,绝不是无字之碑。焚书事发生在三十四年(公元前213 年)。秦始皇不可能在6 年前就有焚书的计划,可见,无字碑与焚书之举风马牛不相及。
  秦始皇的泰山碑早已不存。现存岱庙的秦碑,是二世元年(公元前209 年)胡亥诏书,丞相李斯篆书镌刻的。该碑原立于玉女池旁,高不过四五尺,有222字。宋代刘跂曾摹其文,当时尚可辨认146 字。明嘉靖年间将碑移至碧霞祠时,仅剩29字。这方石碑是我国现存最早的文字石刻之一,也是保存李斯手迹的珍品。元代郝经在《太平顶读秦碑》诗中盛赞李斯的书法“拳如钗股直如箸,屈铁碾玉秀且奇。千年瘦劲益飞动,回视诸家肥更痴。”可见其艺术价值之高。顾炎武在《山东考古志补录。辨无字碑为汉碑》文中,将秦始皇碑与秦二世碑混为一谈,显然属考证中的失误。
  泰山无字碑不是秦始皇所立,这是毫无疑义的。那么,这方石碑究竟为何人所立呢?看来立于汉武帝时是有可能的。
  汉武帝即位不久,就有封禅泰山的念头。据《西汉会要。封禅》记载,“武帝初即位,尤敬鬼神之祀。汉兴已六十余岁矣,天下艾安,缙绅之属皆望天子封禅改正度也,而上乡儒术,招贤良。赵绾、王臧等以文学为公卿,欲议古立明堂城南,以朝诸侯,草巡狩封禅改历服色事未就。窦太后不好儒术,使人微词赵绾等奸利事,按绾、臧,绾、臧自杀,诸所立皆为废。”这段记载说明汉武帝即位之初其所以未能如愿封掸,一是巡狩、封禅的仪式未制定好,二是窦太后暗中所阻,迫使鼓吹封禅的儒生赵绾、王臧自杀,以惩一儆百。这样,封掸之事便暂时搁下了。
  司马相如的死,使汉武帝有了旧话重提的机会。司马相如死后留有一封遗书,力劝武帝上泰山封禅。于是,汉武帝召集五十余名儒生,讨论、起草封禅仪式。竟然数年拿不出方案来,因此,封禅之事又暂搁下。
  武帝自公元前141 年即位,30余年后,即元封元年(公元前110 年),终于走出皇宫,踏上登泰山封禅的旅程。武帝到泰山是在公元前109 年初,当时“泰山之草木叶未生,乃令人上石立之泰山颠。上遂东巡海上,四月还至奉高,上泰山封”(《封禅书》)。这说明武帝确是在泰山顶竖过碑的,但史籍上只载“立石之泰山颠”,却没有“刻所立石”的记载,这又证明武帝所立的是一方无字碑,这方无字碑与现存的无字碑位置相似,是在泰山极顶,极有可能泰山无字碑就是汉武帝所立。
  顾炎武力主泰山无字碑是汉武帝所立。他说:“始皇刻石之处凡六,《史记》书之甚明……无不先言立,后言刻者。惟于碣石则云刻石碣门。门自是石,不须立也。古人作史,立字之密如此。使秦皇别立此石(指无字碑),秦碑焉得不记?使汉武有文刻石,汉史又安敢不录乎?”
  顾炎武的设问是很有力的,但仍有令人疑惑之处。《泰山志》载《阮氏封泰山论》称“秦始皇、晋武帝、隋文帝、唐太宗议封禅或行或不行,非也。此皆易姓一天下之君,当刻石纪号也。汉武帝、魏明帝、北齐文宣王、唐高宗、玄宗、宋真宗、明成袒封禅或行或不行,亦非也。此非易姓一天下之君,不当刻石纪号也。“意即不是开国皇帝,是没有资格在泰山刻石纪号的。因此,汉武帝只能立石而不能刻字。但是,汉武帝可以援引秦二世的方式大颂他的文治武功,不致于仅是为封禅而封禅,而放弃在泰山碑上留下文字的机会的。封禅是封建帝王祭天地的大典,“自古受命帝王局尝不封禅”(《封禅书》),传说从上古至周成王时,有72王到泰山封禅,《封禅书》只记下无怀氏、尧、舜、周成王等十二君王。可以断言,泰山无字碑绝不是72王中的
  某王所立。也有人认为,泰山无字碑原是有字碑,只是饱经风雨,字被风化剥蚀殆尽,以致无迹可寻。风化说未必可信。现存无字碑石的风化并不严重,且在宋朝时才被称之为无字碑。假设是秦碑,二世碑在宋代时尚可辨认出146 字,这方石碑不可能剥蚀得一字无存。若是汉碑,更不会剥蚀得那么严重。笔者虽倾向泰山无字碑为汉武帝所立,但还没有更充分的证据,所以提出来让更多的专家学者去进一步探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