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06年留日孝生人数知多少?

  近代中国留学日本运动,始于1896年。是年,清政府派出了13名留日学生。自此以后,东渡人数逐年上升,到1906年已达8000以上,以后几年稍减,但每年也数以千计,父送子,兄勉弟,别妻离子,舍家离乡负芨东渡的青年学子,始终络绎于东洋道上,形成了世界留学运动史上的空前壮观,所造就的中国一大批知识分子,对中国的政治、军事,文化、教育等方面,都发生了巨大且又深远的影响。其中人们熟知的就有黄兴、宋教仁、廖仲恺夫妇、秋瑾、蔡锷和陈独秀、李大钊、周恩来、鲁迅、郭沫若,还有蒋介石、胡汉民、戴季陶、阎锡山以及曹汝霖、汪精卫、周佛海等等。但是近代中国留日学生究竟有多少?尤其是达到高峰的1906年人数,却始终没有人能搞清楚。
  1913年2 月22日,孙中山先生在东京出席日华学生团欢迎会上演讲中谈到:留日学生最盛之时,“在日留学者达20000 余人,其十之七八皆持革命主义者”。1906年11月青柳笃恒教授在《早稻田学报》有关中国留学生的专门论文中也说:“清国留学生人数将达2 万。”包括许多当时及后来的报刊、论文、传记中,也都谈到了,留日学生最盛的1906年,达到2 万之数。
  此为一说。
  1928年2 月24日的《时事新报》发表的《留日中国学生之现状》一文认为:“自清末派遣留日学生以来,东渡人数,岌岌有加,至日俄战争时而达于极点,一时每年留日人数至一万五千人以上。”这是第二种说法。
  但在国民党教育部编的《第一次中国教育年鉴。丁编》中又有另一种说法:“据考光绪三十二年(1906年)停送赴日速成生原因,系当时留东学生已达一万三千余人”。1906年8 月的日本《每日电报》上也说:“据本年年初之统计,居留我邦之清国留学生竟达一万二三千人之多。”同时清政府公布在1906年第六期《学部官报》上的数字也是1.2 万人。以上是第三种数字。
  第四种意见是解放前出版的舒新城著《近代中国留学史》,谈到留日学生的高峰数字:“光绪三十二年已八千,三十三年达万余”。曹亚伯的《武昌革命真史》也谈到“中国各省之留学日本者,几及万人”。
  最具有代表性的是1905年底,陈天华烈士蹈海时留下的“绝命词”中,号召留日学生“八千余人”,共起反对日本政府《取缔清韩留学生规则》。当时在追悼陈天华烈士的活动中,一般也都称“八千”。1906年初,总管中国留日学生的杨枢上奏清政府也提到留日人数“迄于今日,已至八千余人”。早稻田大学教授青柳笃恒在当时经仔细分析,又认为中国留学生“实有人数应为八千左右”,因为中国学生中不少人是“得多种证书而一身拥有几种学籍者”。日本研究中日文化史权威实藤惠秀教授,在他37万字的《中国人留学日本史》专著中,曾就这个问题进行详尽的考证,认为1905年底的中国留日人数已在8000以上,而1906年也是这个数字,并未超出,准确数字他提出是8600人。我们国内一些学者也认为“八千”的数字比较可靠。
  还有其他一些说法。例如:日本文部省编《学制五十年》一书的附录《中日间之教育设施》中提到:“中国留学生最多数时,为明治三十五年顷起,至四十一年顷止,在明治三十九年(1906年)时,其数实超过七千人。”再如解放前出版陈青之的《中国教育史》中考证,1906年留日学生数约为6000
  人。总之,说法很多,但一般都在6000至20000 之间。
  综上所引的许多材料,国内外许多学者比较赞成1906年中国留日学生数在“八千人以上”的说法。但是,令人难以理解的是,在权威的东京《朝日新闻》1905年12月7 日的报道中说,中国留日学生抗议日本政府颁布的《取缔清韩留学生规则》,“在东京市内各校学习的清国留学生八千六百多人举行总罢课”。也就是说,在东京一地的中国学生就已达“八千六百多人”,那么在日本全国各地的中国留学人数肯定超过这个数字,由此推论,陈天华烈士所说的“八千余人”,可能仅仅指在东京的全体中国留日学生,实藤教授研究认为准确数字8600人也有同样局限。可见,1906年中国留日学生总数,依然无法明确,还有待于研究的深入进行。
  (张劲)